雷一宁: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3 次 更新时间:2011-10-29 1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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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钱理群先生为我写的书序《向“伟大的中国女性”脱帽致敬》(注:见《往事微痕》第23期〈雷一宁专集〉,本文所引我的文章,均出自此专集),我早已看到。拜读之后,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可是由于疾病和治病,身体和思想都处于半麻木状态,加之这些年的“脱胎换骨”,思想也早已处于僵化状态,始终未能把内心的想法理出个头绪。这些天,翻了翻手头的鲁迅先生和李慎之先生的著作,才渐渐得到一点儿灵感。

  钱先生经历过“整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对鲁迅先生有深入的研究,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孩儿王--教师,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的了解,铁流先生请他为我写书序,再合适不过了。但他称我为“伟大的女性”,我实在不敢当,我只是个平凡的女人,写文章的目的,只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子孙后代不再遭遇我们曾经遭遇过的厄运。保护孩子,是女人的本能。记得在我当学生时,老师讲巴黎公社历史时,讲过一幅名为“巴黎公社社员墙”的浮雕,画面很简单,只是一个(面对反动势力)伸开双臂保护她身后的许多孩子的女人。当时老师未能展示实物,哪怕是一张照片,但他形象的描绘使画面清晰地呈现在我脑际,至今不忘。现在,我要履行的就是这个对女人来说再平凡不过的职责。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母亲,没能把“爱”给予孩子们(包括我的儿女);作为一个“教书匠”,只是身不由己地做了无产阶级政治/“党”的喉舌,我欠了孩子们太多太多。

  作为一个读过几本书的女人,我深深知道几千年来女性的厄运,也耳闻目睹了现当代中国女性的遭遇,还亲自品赏了中国女人的苦难,深知女人要真正解放,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前巴基斯坦女总理碧娜芝·布托,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在事业上不亚于男性,却按传统做法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交由母亲决定和包办,婚后对丈夫又十分顺从,以至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都葬送在这贪腐的夫君手里;日本皇太子德仁的妻子小和田雅子,也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精通六国语言,婚前便是日本外务省的明日之星,可婚后却为能否为皇室传宗接代而受尽委屈,以至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们,地位够高的了,读的新书够多的了,却仍然逃不脱厄运!这典型地表明,女人,尤其是东方女人的命运至今没有改变,用李慎之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五四那点启蒙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我之所以忍着往伤口上撒把盐的疼痛回忆这些往事,只是为了做一块漫漫长路上的踏脚石,使后人少走些弯路。为了写得更典型集中,我曾想把我自己、沈巧珍和另外几个女右派融会贯通写到同一篇文章中,但在快要成文时,有关的人严正地提出,这会给她的家庭带来伤害,不同意我写,而且文章也显得冗长。于是我把有关的内容删除,并把一篇文章分成几篇,不过所表达的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思想,即马克思的这句话:“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天赋使命,有句俗话,“孩子是女人身上掉下来的肉”,写女人,不可避免要牵涉到孩子。试想,“爱”这个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最原始最具体的人性,是在家庭里,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在父母亲主要是母亲的“爱”的熏陶下形成的。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引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人的十个等级之后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认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男孩子尚有跳出这奴隶地位的日子,女人是永无出头之日的(除非她甘心扭曲自己做丈夫/男人的附庸/奴隶),一个正常的女人所剩下的只有造物主赋予的他人难以剥夺的“母爱”了。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连“母爱”都被打翻在地(详见第224-226和233-235页《抢救历史刻不容缓》一文,及《魂系,归来!》),中国的孩子连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母爱都不能得到了,多么可怜!

  早年的鲁迅曾把改变中国社会的“吃人”本质,改造中国国民的奴隶性格的希望,寄托在孩子/青年人身上。1918年,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1919年又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明确地对父亲们提出:“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就以做一块“踏脚石”为己任。可是,后来,事实教育了他,他对孩子的明天有了更深的忧虑。于是,在他去世前的1933和1934年起,又接连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在《上海的儿童》和《立此存照(七)》中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呐喊。

  1949年,在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我们这些当时的孩子,无不欢呼雀跃,以为中国再不会发生“吃人”的事,中国人不再是奴隶了。谁知,

  吃人的事却在变本加厉地重演,“救救孩子”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去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我听到了许多类似于“救救孩子”的呼喊,看到了许多对“爱”的呼唤。那许多被压在废墟下的鲜花般的生命,一下间唤醒了人们与生俱来的共同人性,唤醒了人们沉睡了几十年的社会良知。我十分高兴,似乎看到中国人从鲁迅所谴责的思维习惯“瞒和骗”中摆脱了出来;似乎看到鲁迅最希望的中国人所最缺乏的“诚和爱”终于回来了。岂知,不久后揭露出来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又把我打入失望的深渊,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许多劣根性已经凝固为国人的血液,很难删除了。要改革中国,要改造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何其难哉!于是,我在《魂兮,归来!》一文开头引用了另一句话:“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恨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于人类心灵的专政。(Ihaveswornuponthealtarofgodeternalhostilityagainsteveryformoftyrannyoverthemindofman。)”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ThomasJefferson)的话……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狂人日记》的结尾是两句话和一个省略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还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很明显,他不是指没饭吃没衣穿的孩子,而是指在“吃人”的重压下挣扎的孩子,是指在“心灵专政”下痛苦呻吟的孩子。“心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不正是91年来“救救孩子”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原因吗?因此,要完成“救救孩子”的使命,必须首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心灵”?“心灵专政”是怎样进行的?这“任何形式”都有哪些?……如果人脑像电脑一样,能用灌满专制独裁者的思想观念的软件来代替原有的软件,事情就简单了。可是,不能!

  我翻查了手头能找到的工具书,发现“mind”一词有多种意思和用法,作为名词,第一位的意思是头脑,精神,心(神);接下来是:意向,愿望,心理,心情,理智,智力,感觉,情绪,记忆等等。《美国传统辞典(双解)》中说:“头脑、心(神),人类产生于大脑的意识,尤以思想、知觉、情感、愿望、记忆和想象力体现出来”;还说它是“精神、智力的本源”。这么说,“对人类心灵的专政”,也就是“对(人类思维的物质)头脑的专政”,便是对头脑所产生的一切,如精神、智力、思想、感情、记忆等等的专政,换个形象具体的说法,不就是“洗脑”吗?

  现代科学证明,人来到这世界时,其头脑的神经,虽然部分已在母体里由受精卵的基因连接成通路,如,控制呼吸或心跳等,但还有数以兆计的神经未理出头绪,就像工厂里尚未装入软体的电脑晶片。它们像一张白纸,有无限的可能;它们在等待刺激和经验(即被使用),才会连接成脑部的通路。如,抱着孩子,让他看颜色鲜明的画图,孩子眼睛的视网膜神经便与脑部的视觉神经发生联系;触碰孩子的手掌,他用手抓你的手,然后放掉,你再碰他,他再抓,再放掉……反复多次后,他手部的神经加强了和大脑皮层感觉运动神经的联系。如果不给孩子以刺激和经验,不去使用这些神经,这些神经便会逐渐死亡,永远连接不上了。这些神经连接的最佳的时机是6个月,最多是三年。所以有“6个月,定一生”的说法;中国也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也就是说,人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塑造的最佳时期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时间越早越好。“洗脑”正是抓住人脑的这一特点来进行的,请看《往事微痕》第一期中纪增善的《小学生的呐喊》一文吧,刚解放时,孩子的头脑就是这样被洗的!经过八年的洗脑,到1957年,这些小孩变成大孩子后,他们已经不会发出和老师不同的呼喊,于是,当领袖、导师发出“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就相信那是伟大的正确的,谁会想到那是“引蛇出洞”的“诱饵”呢?当伟大的“号召”变成了卑劣的“诱饵”时,孩子就由“好人”变成了“坏人”。名副其实的“语言游戏”!

  据说,1921年1月,列宁签发了一道命令:《科学家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意义》,要求对巴甫洛夫和他的实验提供物质保障,包括狗食(巴甫洛夫是以狗来进行条件反射实验的)。为什么在这个新政权刚诞生不久,在人们都缺衣少食的“大饥荒”日子里,在强调人的先天因素的遗传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时期,要签发这样一道命令?后来,在独裁专制的斯大林统治的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更公开采取政府行为,强行推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用以改造教育学心理学,尽管巴甫洛夫早就坚决否认自己是个心理学家,他之获诺贝尔奖也是由于他在生理学或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教育学心理学无关。这都是为什么?因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重塑人性/扭曲人性的可能,说直了,就是为了对心灵实行专政,为了洗脑。

  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说明了大脑皮层的神经活动规律,他通过实验证明,学习是条件反射的建立,记忆是条件反射的巩固,一切复杂的习惯、行为都是通过很长系列的条件作用逐渐形成的。条件反射有两种,一种是非条件反射,即人和动物先天具有的本能,如,吮奶、吞咽等;另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条件反射,它是个体后天形成的一种心理反射,它是以“非条件反射”为基础形成的、在头脑里建立的暂时联系,既不是先天具有的,也不能永远保存。它可以随着刺激的反复出现而强化;也可以随着刺激的消失而逐渐消失。如,狗吃肉会分泌唾液,这是非条件反射,这反射反复多次之后,这部分神经通路渐渐加强,得以巩固,以致后来只要肉的形状和气味等一出现在它面前(并没有让它吃到嘴里),它就会分泌唾液,这就是条件反射。如果把狗换成人,只要这非条件反射的神经通路已经形成,只对他说“肉”,他便会分泌唾液,“语言”这个第二信号系统,可以像真实的“肉”一样,刺激人的神经。只有人类才有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们是在人类千万年的社会劳动和交往中产生并巩固的。词语是客观世界中具体信号(如,铃声、灯光等)的信号,是现实的概括和抽象,人类借助词语进行抽象思维,并表达思想,它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基础;词语可以成为刺激物,用来刺激人类的神经,形成条件反射。……2007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林培瑞(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么‘关键’?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我觉得从‘百花齐放’的揭露真相过渡到‘大跃进’的谎言就是这么个过程……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这些假话,刺激着13亿中国人的神经,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形成通路,人,大写的“人”都变成了重复谎言的机器人,根本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便是中国人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根本原因--写到这里,我又糊涂了,难怪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说始终在神州大地流行。按理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可在现实生活中又像是有阶级性的,如:大陆说“49年解放了”,台湾说“沦陷了”;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解放后大陆说“出身不好”,解放前和在台湾却说“出身好”;现在,有人说1957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是北大的光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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