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一本好书《潮平岸阔——高锟自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66 次 更新时间:2011-01-25 09: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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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在其本土总也出不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实在很令爱面子的中国人脸上无光。于是中国人——阿Q的子孙们,想出许多挽回面子的话语:“有什么了不起的!当我们发明指南针、纸、火药、活字印刷时,你诺贝尔还没有出世呢!”;“诺贝尔奖有什么好的,明天世界会有孔子奖!”;“不是中国人获不了奖,而是他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有的不这么阿Q,而是用“拉关系”的办法来自我安慰,最常用的就是津津乐道那些获奖者的“华人”身份;如果获奖者根本就不在中国出生,就用中国人惯用的查祖宗十八代的办法,居然查出有一个获奖者是曾经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堂侄——2008年化学奖的获得者钱永健!到去年 ,“关系”就更近了:2009年物理奖的获得者高锟不仅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受早期教育,而且在中国(香港)教过书,创立了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学系,当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还在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还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近了,近了,中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近了……

  可是,在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之后至今,中国本土没有出现过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大师,这的确是事实。1949年解放后,中学的语文课本,曾(用“曾”字,因为这是指我做“教书匠”时的情况,不知现在是否仍然如此)一直把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文字用作语文教材,其用意很清楚,是要激起学生们的发明欲,立志做一个像毕升那样的发明家。可是,事与愿违,这样的发明家,并没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出现。

  据说,在钱学森最后的日子,温家宝总理曾经多次探望过他。他几乎每次都向温家宝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钱学森对这问题是有深刻认识体会的,可他始终只问,不答,他心中有难言之痛吧!

  现在,高锟这本书给了我们答案。这是高锟花了近十年时间,于2001年完成的英文自传,由许迪锵翻译为中文后,2005年7月在香港第一次印刷出版。写书时他还没有获诺贝尔奖,在此书的第14章 “ 富人、伟人与要人”中,他说:“我并不是个自命不凡的人,因此没法把自己归类为富有、伟大,又或者是有权有势的其中任何一类。有的人认为我属于这一类、那一类人……这些帽子,要我戴得舒服才行,否则我将脱之唯恐不及。”(第303页)这很好,我们从此书看到的,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的成长过程。

  高锟,1933年出生于上海附近的村镇金山。他说:“我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下度过童年,喜欢什么便做什么……” 他父母亲的婚姻,是在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完成的,可是却从来没有任何凿枘(音zuo rui,比喻格格不入)。他母亲秀外慧中,他父亲在国内和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学法律),仍然恪守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却又接受了不少西方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家里少了很多“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的束缚。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既传统又现代,高锟和他的弟弟,在这样的家庭里享受着平等和自由,既养成了传统中国式的教养,又有半放任的西方式的独立自主。如,有一次,被他稀奇古怪的问题问倒的父亲,并没有因此大发雷霆,反而说:“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或不了解的,没有人能掌握一切知识。”父亲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使孩子明白:有所不知并不值得羞耻,可耻的是不求学习进步。高锟说:“是他启导我不断寻索,学习。”

  8岁前,由一位老先生教他读古文,一位菲律宾人教他英语和其他科目。这位中国老先生教四书五经时,只要求他背诵,不做解释,也不进行体罚,高锟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去解释那些古文。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认为是说“学以致用,是最令人快乐的一回事”;“温故而知新,不亦说乎!”便是说:“不断研究发掘,是发现新知识的方法”。他还由此推断孔子是在“研究”概念出现之前,为现代的“研究”一词下定义的第一人。这种学习方法,使他热衷于阅读,七岁就迷上了《三国演义》,把那两册厚厚的小说,看了不止十遍。这种学习方法,使他熟练地掌握了语言文字这个思维工具。

  我们知道,只有人类才有语言,语言和文字是人类在千万年的社会劳动和交往中产生并巩固的。词语是客观世界中具体事物(如,铃声、灯光等)的符号,是客观事物的概括和抽象,人们借助词语进行交流,借助词语进行抽象思维,它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基础,是思维的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我们学习间接经验,学习前人或别人积累的知识,就是用语言文字这个工具来进行的(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及下文提到的条件反射等理论,详见我的《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再谈救救孩子!》一文)。高锟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了这些道理。他认为语言的发展是一种不断累积的过程,我们利用语言和引用前人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向接收者传递准确和有启发性的讯息。语言刺激我们的思维,如果接收者本身也具有丰富的知识,便会闻一知十。因此,他认为,背诵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背诵是把有用的知识永远嵌进脑袋的唯一方法,这么一来,日后有需要时便可以立即把知识由脑袋里提取出来。如果学生不事背诵,那才是灾难。背诵的弊端,在于教师认为考试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他说:“ 我不明所以背诵的古文,留给我自行解读其中含义的空间,我喜欢怎么解就怎么解。孔子说:‘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至用也。’我认为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藉文字表达他们的思想,但文字往往不能完全涵盖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我们要完整的掌握作者的意思,必须探索文字的言外之理。孔子的话给我莫大的启发,促使我运用自己的思考,发挥对事物的独特见解。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第51页)听说,现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国学热”,在国内外建立了不少孔子学院,但愿能从高锟的经验中得益。

  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上海法租界里,由一群赴法国留学的大学生创立的实验学校,奉行的是法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学校不止传授知识,更培育人格和文化素养,教师都受过严格训练,都认真负责,对学生既关爱,又严格。小学六年级接触化学课之后,高锟就和志趣相投的同学一起做化学实验,曾经梦想长大后成为出色的化学家……在父母禁止他们做这些危险的实验之后,他们又迷上了无线电,老师和家长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使他萌发了对电机工程的兴趣。

  在划时代的1949年,他随父母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在香港,他入读的是一所由基督教兄弟会主办的圣约瑟中学。像在上海法租界的实验学校一样,老师都受过师资训练,坚守信条,很尽责能干,能用简单的方法教学生认识复杂的概念。宗教虽是必修科目,但又容许并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和自我发展……中学会考时,他成绩在全港头十名之列,顺利升上预科一年级。

  他兴趣很多,最后决定学电机工程,由于当时香港大学的工程学系还没有为电机工程准备好必需的教学人员和设施,唯一的途径是投考英国的大学。于是,1953年夏天,20岁的高锟,独自一人飘洋过海,开始他闯荡世界科技文明的广阔人生。大学里,一面从课本上汲取知识,一面从实验中印证原理,每年暑假都有外出实习的机会,既有趣又有满足感。他说:“大学对我来说简直是个乐园,是我的一种享受。”他1957年获得工程学士学位, 1966年,33岁就发表了他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奖而当时被人们讥为“痴人说梦”甚至被诬为“邪恶的发明”的“光通讯”基础理论,提出以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光纤维代替体积庞大的千百条铜线。这个理论到90 年代被广泛应用,造就了今天互联网的大发展,他也因此被称为“光纤之父”。

  对自己的成长,他是这样总结的:“在我接受小学教育的日子,我学会阅读、写字和计算,与此同时,我有机会通过有趣的方法,探索更广阔的知识,而且常能得到专心致志的教师的指引,以及同学的互相推动。我学会紧记大量资料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各种学习工具,但绝不是硬背死记,而是运用脑筋利用这些资料和工具解决问题。即使在大学里,我学习的也只是如何利用工具令知识的发掘更深更广,并且能触类旁通。我能将思想的羁绊减到最少,从而独立思考……在中学和大学里所受的严格训练,只是令我们学会怎样学习,以及在需要时知道怎样求取新的知识……因此(教师)向学生传授的知识必须有助于启发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掌握追寻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些知识应有针对性,又能引起兴趣。测试学生的能力,不应只是要他们将课堂上所学原原本本的搬出来,而是要考量他们是否能运用学过的新技能。”(第43-44页)

  他说,自己“实在幸运,能够走上一条理想的道路。”自己的成功“并不是命运使然”。

  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青年成熟的标志是“独立”——生活独立,精神独立,经济独立。此书第6章“探索光纤”之前的第5章,标题是“独立自主”,这样的行文,是要说明独立自主是探索光纤的充分必要条件。本书多处谈到“独立自主”、“独立思考”、“独特见解”,除了上文已谈到的,尚有:“在充满热诚的老师教导下、在与同学一起进行的各种课外活动中、在让学生自由探索的学习环境中,我的思想开始形成,自信心开始建立。”(第54页);“在与人的交往中,我慢慢建立了自信、对生活的兴趣,以及对人的观察和了解,我的独立能力在不自觉中日渐增加。”(第88页)“一切事情都只是刚开始。我的经济独立刚起步,算是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还有很多更大的梦想有待一一成真。但当时我其实没有明确的打算,只知道要尽力做好本分,而且要做有意义的事情,也许,要给社会作出一个重大的贡献。”(第93页)但这许多“独立、独特、自由、平等”等等字眼,并没有把他培养成唯我独尊的、自私自利的官僚或市侩;在他的自述中,看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等等教条,可他却成为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那么,他这些品质都是怎么养成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对母校都心怀感激,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和严格的教导,令学校不止于是传授知识之所,而是培育人格,充实文化素养的苗圃。……年轻时能与一群如此善良的人相处,对我有莫大的影响,日后我在履行责任时,也不忘付出爱与关怀。”(第36页)这便是 “潜移默化”的力量!教育学告诉我们,责任、义务、贡献、同情、爱、公民意识等价值观念,主要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的。

   如果1949年高锟没有离开中国(大陆),即使家庭及小学的教育给了他从事发明创造的人品和基础知识,在自我封闭的铁幕后的中国,中学和大学教育也不能给他提供最新的科技资讯,他不可能在前人积累的知识基础上向更高的高峰攀登;即使他有幸获得了这些知识/科技资讯,也会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以祖宗十八代的原因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变成只能用别人的“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巴讲话”的机器人;即使他侥幸地在反右运动中逃过劫难,在1960年的全民“大跃进”运动中,也只能抛开对光纤的研究,而必须像钱学森那样去论证“亩产万斤”的可能性;即使他能躲过“大跃进”的厄运,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的岁月里,在“造反有理”的浩劫中,在全民疯狂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等的折腾中,也不会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专心致志地从事那“痴人说梦”的研究 ;等到改革开放,“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不再是反动言论了,知识和知识分子又开始得到重视了,终于有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天时”了,但要具备研究的“地利、人和”,至少也得等十年;一直蹉跎到思维最活跃的岁月已消逝,才有可能拾起他感兴趣的研究,可是脑袋却已经僵化……这些,便是“命运”,十几亿中国人无法摆脱的宿命!高锟之所以能够摆脱这种命运,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是因为他离开了中国(大陆),使他能够成为他自己。

  “世事的起伏本来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 这是 高锟在书中引用的莎士比亚名剧《裘力斯•凯撒》里的名句。离开了中国,他才有可能发挥他的独立性,趁着生命中的高潮一往直前 。而把他的生命推上高潮的东西是什么?是教育。他说:“我之学习独立、青年时代所受的悉心培育,以及我的学校教育,都有助于把我塑造成今日之我。”(第26页)

  他所说的教育,是广义的。对此他是这样写的:“生活就是一所学校。我们都受身处的社会环境塑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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