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忘掉历史,就是忘掉罪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0 次 更新时间:2009-09-03 22:26:43

雷一宁 (进入专栏)  

  

  看到2007年9 月9日北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之时,宋彬彬 / 宋要武“衣锦还校”荣登“知名校友”榜的许多文章,不禁想到,1966年血腥的“红八月”中在北京被迫害致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当时宋彬彬所在学校的副校长卞仲耘;不禁想到,在同一时期被迫害致死致残的许许多多教育工作者;不禁想到,随着他们生命流逝的,我们民族的正义、良知、尊严和情爱;不禁很想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确数。于是,打开电脑,进入百度和google网站搜索。但是毫无结果,倒是找到了许多“教育50年大事记”,看了1966年的“大事”之后,我瞠目结舌了,难道1966年就这四件大事?这是阜阳师范学院的网站,小小的网站,不足为凭。于是,看另一条,再看另一条……竟然如出一辙,完全一样!也许是没有经历过1966年的年轻人编写的。看另一条,再看另一条……终于在一个网站上看到由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组编写的《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但一看内容,我目更瞠了,舌更结了,与前面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原来这便是那些小小网站的源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我又以“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为关键词去搜索,结果更令我失望了,只找到了极少几条,而且还都打不开。看来又应了一句话:“如果记忆中充满涂抹痕迹、空白或发霉的片断,那这一定说明,不但记忆所对应的历史有羞耻和阴暗之处,而且记忆主体的心理也有阴暗可耻、不可告人的东西。”正在此时,看到一个“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的通栏标题之下,什么大事也没有,只是一大块空白,空白的中央,是两句话:一是“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一是“鲁迅先生说,朝代要是长的话,史官是本朝人,所写的全是好人;朝代短的话,史官是接替者,所写的大多是坏蛋。”

  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跳出:忘掉历史,就是忘掉罪恶;有意掩盖,有意扭曲,就是故意犯罪。要历史悲剧不再重演,难哪!我不是史官,只是个有病的老人,“年过70古来稀”,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必须把我所知道的历史写下来,尽管一个人的记忆,很难达到历史悲剧不再重演的目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尚未忘却的历史纪录下来,汇总起来就是全部历史,就可以粉碎制造遗忘的企图。

  请看,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列出的1966年的四件大事吧(每件事开头的序号是本文作者所加,下同。):

  (1) 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此信简称“五七”指示)

  (2) 6 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攻击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3) 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决定指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4) 8 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进行串联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至1月26日,共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生教师共1100万人。此时全国学校已完全停课,广大学校师生卷入全国大串联,从而造成社会大动乱。

  不了解情况的人,看了第(2),恐怕会把聂元梓和《人民日报》看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在第(3)中,为什么不提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又是什么关系?

  没有经历过1966年的人,看了第(4),当然不会知道那天宋彬彬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可是一定会问:“红卫兵”是什么?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为什么必须接见红卫兵,而且有8次、1100万人之多?学生们怎么会这么自由,可以随便停课,还可以跑到北京和全国去串联?请注意,在1966年,这两个字不是“串联”,而是“串连”,是用一根针、一条线把什么东西串起来,连起来,使成为一个整体的意思。这根针、这条线是什么?被串的东西又是什么?“社会大动乱”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不弄清这些问题,自然不可能从这几件“大事”中归纳出正确的“文革”的经验教训来。为此,必须了解更多的大事,可是连教育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组都“遗忘”了,还能向谁了解这些大事呢?下面,就根据我做了几十年教师的亲身经历,列出我所了解的些许吧:

  5月下旬,清华大学附中、北大附中等校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一些学生 ,成立“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群众组织。8 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于是,在毛泽东8·18首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迅即遍及全国。北京红卫兵的作法,通过大串连,影响全国。

  7月,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有人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观点,通过大串连迅即流传到全国。许多学校出现“红五类”歧视、污辱、斗争“黑七类”的事件。

  8月,各地红卫兵冲向社会扫“四旧”。8月20日,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发通令、倡议。将原有街名、地名、店名、校名改为“反修路”、“红卫商店”、“反帝医院”、“井冈山战校”一类新名……甚至要求修改宪法、废除国歌。干预群众的衣着、发型等等。一切被认为是“旧”的人、事、物都在被扫之列,包括许许多多国宝级的历史文物。许许多多卞仲耘们就是在这期间被殴打致死致残的。对这些,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竟在8 月23日发表社论《好得很》!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高校革命学生、中学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10月5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指出:“要注意保护少数……”据此,出现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的“黑材料”的热潮,加剧了群众的对立。11月,《红旗》第十四期发表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卫兵开始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学校普遍陷于混乱,打、砸、抢、抓等违法现象在发展,一直发展到抢武器,有些学校开始发生武斗。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停止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1967年2月3日、3月19日及以后,中共中央连续多次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

  可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是很难关上的。一直到1968年,火车还是人满为患:椅子的靠背上、椅子间的小桌子上坐着人;行李架上、座位底下躺着人 ;火车门前、过道中、厕所里 站满人 ;火车的窗口变成了上下车的门口,整列火车不见列车员的影儿……由此可见当时乱象之一斑。

  看到这里,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了:列车员是吃干饭的?他们为什么不管? ……这些学生肯定是出生于旧社会的,父母亲是地主、资本家吧?怎么这样无法无天?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很简单了,说句“阶级本能使然也!”就可以把他们打翻在地,就像1957 年对学生“右派”那些大孩子一样,这些乱象就不会持久蔓延了。要回答这些问题,还得回顾这些学生的成长史,回顾他们在社会上、学校里、家庭中所受的教育。

  假定1966年宋彬彬 / 宋要武们16岁,那么他们正好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在新社会出生,在红旗下长大的。记得当年有一幅主题大概是“祖国的花朵”的宣传画,在蓝天白云中许多自由飞翔的和平鸽的背景前,一个三、四岁的胖墩墩的孩子,伸出双手,放飞一只白鸽,红彤彤的脸蛋,现出灿烂的笑容。这幸福的孩子,就代表着宋彬彬这一代人,而宋彬彬还更得天独厚,其父宋任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后来曾任中共东北局书记、接替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被增选为中顾委副主任等等。他们六七岁上小学时,恰恰是1957年。

  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1957年共有五件大事,现在摘三件在下面:

  (1)2月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3)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

  (4)6月,全国开始反右派斗争……1980年中共中央为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全部平反。

  如果是没有经历过1957年的人,看了这几件大事,恐怕会问:当年为什么要开始反右派斗争,后来为什么又要给那几十万(一说一百多万,又一说三百多万)人全部平反?不过,根据官方的说法,并不是“全部”,而是99·99%,尽管这个百分比实质上与“全部”没有质的区别,可官方至今一直不肯承认是“全部”的;官方也不说“平反”,而说“改正”。为什么《大事记》的编写者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

  我们这些曾戴过“右派分子”或“臭老九”帽子的七老八十的老头儿、老太婆,对1957年及毛泽东的这两个讲话太熟悉了,看了这几件“大事”之后,实在没法不瞠目结舌。不过,且收起这目瞪口呆的傻样子,让我们先为宋彬彬这些祖国的花朵们祝福吧,他们一上学就能在毛主席制订的教育方针之下受教育,有福了!

  也许是小学生的事太小,算不上“大事”吧,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从1957-1961年几乎找不到有关小学的大事。但,凡是亲历这段历史的人,知道最少有几件事与小学有关,例如:

  195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用机关下放干部代替中小学和业余学校被清洗及不称职教职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清理教师队伍和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应紧密结合……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及改变教师阵容。这当然好得很了,祖国的花朵们有了没有受过师范教育也没有教学经验的新老师,他们可以不受“规律”约束,自由成长了!

  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学校在此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于是各级各类学校师生员工立即响应号召,投入运动。这当然好得很了,小学生们一定敲锣打鼓、或者敲洋铁桶破脸盆轰过麻雀,至少也看过、听过,他们从小就受到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熏陶”。

  谁都知道,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毫无例外地掀起大跃进和教育大革命热潮,下厂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小学生也不例外,必须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劳动。

  1960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模范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并为此发表社论。此后全国各地中小学广泛开展“学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这当然好得很了,小学生们从小就必须养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觉悟。

  1960年4月9日,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作《教育必须改革》的发言,说:我们的教学还存在少慢差费的现象,因此必须进行教学改革。……初步设想是把现行的十二年中小学年限的学制缩短到十年左右,并把教育程度提高到相当于现在大学一年级的水平。在《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有这一条,但作了修改:“60 年4月9日,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提出在中小学教学改革中应‘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此后,全国各地开始较大规模的学制改革试验。”祖国的花朵们,在身经“过五关,斩六将”的考验以后,终于要上中学了,只是这时间不知是六年,还是五年?

  假定宋彬彬 / 宋要武们11岁左右小学毕业,那么1962-1966年他们是在中学里度过的。12-16 岁,在人生的征途上,是好奇的年龄,幻想的年龄,追求的年龄。心理学上又把这叫做过渡的年龄,关键的年龄,困难的年龄,危险的年龄。这年龄的孩子,从生理到心理都在迅速成长,他们要重新调整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开始产生自我意识,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动员,自我鼓励,自我命令……这些自我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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