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边缘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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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1年,一代大哲黑格尔染霍乱病逝。哲人其萎,似也颇得其时:摧毁了“神圣同盟”和复辟的1830年革命开始了此后德国政治格局的风云激荡;1834年“关税同盟”的建立激活了德国的经济复兴── 一个崭新的世俗世界已确然有力地君临着思维的故乡。旧制度的看守者、 “欧洲宰相”梅特涅公爵(Klemens Metternich,1773—1859)忧心忡忡地说:“经过深刻的考虑,我认识到旧的欧洲在开始走向终结,另一方面,新的欧洲还在酝酿中;在开端和终结之间将会是一片混乱”。[1]

  

   方生方死之间,哲学和哲学家都面临着嬗变和调整。黑格尔生前即在普鲁士官方的支持下有意识地扶持一个黑格尔学派,到30年代初,黑格尔学派已在德国精神生活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它的阵地、俱乐部和刊物。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绝对精神的严整体系不存在可以炸开它的裂缝。对于黑格尔的宗教理论、它的实质及其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影响等等,大师死后便开始出现不同解释;关于黑格尔是否真的是泛神论者,关于上帝的品格和灵魂不死等问题,门徒们在理解中也出现很大的分歧。一些人拥护大师哲学与宗教统一的思想,另一些人则否定这种统一,内部的争论终于在1835年由于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1808—1874)的《耶稣传》出版而分裂。

  

   黑格尔曾认为《新约》中四福音书的真实性问题并不重要,他感兴趣的是其象征性内容。斯特劳斯则认为它表达了人们深切愿望的奇迹,可以在其中找到基督教的本质。直接分歧是对四福音书的不同理解,而其背景和动机,则是对宗教和哲学关系的不同看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宗教是由客观精神和主观精神综合而成的绝对精神的发展形式,在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中,宗教的概念是以特殊和不完全的形式实现的,而在基督教、特别是它的新教形式中,宗教概念则达到了它发展的顶点。基督教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因为它是绝对的完善的宗教。基督教既是启示的真理,也是被启示的宗教,因为它不包含神奇或秘密,而仅仅包含真理。但基督教并不是人的意识的最高阶段,在它之上还有哲学。黑格尔于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即从其内容来看,宗教和哲学并无二致,它们有着共同的对象──“绝对精神”,这种精神既与上帝是一回事,也与永恒真理是一回事。而按照斯特劳斯,则哲学和宗教之间会有永恒和谐的观点只是空中楼阁,如不彻底改变宗教内容,宗教教义就不可能成为哲学范畴。当时的哲学家鲁道夫·海姆这样描述施特劳斯的感染力:“旋特劳斯的《耶稣传》使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接受了黑格尔的见解,使我们从神学的幻想中越来越醒悟过来。该书对一个人的发生的魅力是难以形容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这样从头到尾地读过任何一本书……那就好象从我眼中去掉了几层翳障,一道亮光射在我前进的道路上。”[2]

  

   所以,施特劳斯此论一出,黑格尔的门徒便纷纷站队划线,施特劳斯按照法国国民议会的叫法,把自己视为左派,认对立面加布勒尔(Gabler)、戈舍尔(Goschel)等为右派,而把持温和立场的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等定为中派。但在思想史上,较普遍的划分不是左中右而是青年、老年。黑格尔青年时代经受了法国大革命与启蒙文化的洗礼,晚年又成为普鲁士的官方哲学家。其思想中充满自由与权威、激进与保守、理性与浪漫的紧张,在政治上特别善于调和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老年黑格尔派”希望保持黑格尔调和哲学与宗教的思想。在哲学上,他们相信黑格尔的体系是最后一个体系。因而致力于哲学史研究;在政治上,他们坚持“现实就是合理的”,对政治问题一直采取回避态度,甚至鼓吹强权国家,宣扬德意志民族独得天命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沦为德国思想界反动的一翼,后来又成为纳粹主义的思想仆从。所谓“青年黑格尔派”(Junhegelianer),最初指黑格尔学生中的年青一代,其中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等是在大师死前不久才认识他的,而赫斯、马克思等人从未见过黑格尔、只是通过他的著作才认其为师的人。这个圈子集中了当时德国一批最优秀的青年俊彦:斯特劳斯、卢格(Arnold  Ruge,1802—1880)、切什考夫斯基(August von  Ciezkowski,1814—1894)、鲍威尔兄弟(Bruno Bauer,1809-1882;Edgar Bauer,1820—1886)、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施蒂纳(Max Stirnen,1806—1856)、赫斯(Moses Heß,1812—1875)、马克思等等。在他们看来,大师已经将世界解释完了,留给后学的惟余改造世界一事。他们高扬辩证法理论,把黑格尔抽象的观念推演转换为现实的历史演进,实现了从哲学到社会学的大跨越。比如其领袖布鲁诺·鲍威尔的奋斗目标就是要用一个世俗的政权取代当时德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认为“信仰要成为理性,必须实现在国家中”。

  

   “老年/青年”之争是当时德意志政治文化的反映。尽管德国现代工业的真正发展是在1850年以后,但拿破仑战争之后,德国经济已有巨大增长,农业的改革、人口的激增、被新富有者和失业者搅乱的城镇社会、剧烈的变动和日益增长的阶级对立等等,为现代社会思潮的兴起和传播、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土壤。1848年前,德国的政治思想和知识分子大体有保守主义、政治天主教、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5种,保守主义是势力仍很强大的封建贵族的代表,政治天主教依赖于天主教会,自由主义表达了新生的商业资产阶级的要求,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数极少)则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激进主义本由自由主义分化而来,在“七月革命”后的各种政治示威中首次粉墨登场。1832年,梅特涅向联邦议会提出6项条款,全面压制激进主义。政治压迫的后果是:此后德国激进分子只能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精神文化领域:文学方面是以古茨科夫(Karl Gutzkow,1811—1878)、海涅为首的“青年德意志”,哲学/宗教方面便是“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波兰学者兹维·罗森(Zvi Rosen)指出:“青年黑格尔派”这个术语很快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而愈益用来象征一种同当时的思想、政治,甚至社会状况相对抗的态度。”[3]当20世纪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崛起后,他们又被追根溯源为第一代批判理论家。

  

  

  

   “青年黑格尔派”集中于宗教问题并不仅仅因为黑格尔宗教理论中有许多含混之处。据恩格斯的解释,那时“政治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正统的虔诚派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了政府的宽容、甚至保护。”[4]因为不可能批判政治,所以才批判宗教。根据英国学者麦克莱伦的分析,布鲁诺·鲍威尔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一是把辩证法变成一种纯粹否定的东西,说明较后的事物状态不是在先的片面的事物状态之完满的表现,而是它们的否定,是它们针锋相对的对立面;所以他才大力赞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而他自己则被称为“神学的罗伯斯皮尔”和“科学的恐怖主义”;二是强调批判:“批判是把对象改变为自我意识的活动”。“批判“不是纯粹主观的东西,其进展也不是它自身内在固有的,而是一种存在状态从一个阶段向一个更高阶段的发展。所以他更看重思想立场的重要,认为“思想的王国一旦发生革命,现实就维持不住了”;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的任务就是“清扫地基”,“实行真正理论的恐怖统治”。最后是他发明了“自我异化”这一概念,认为宗教的真正根源即没有获得独立自由的人的自我欺骗,而教会则是“异化了的国家本质”;所以整个世界史被分成两部分,“前一半是异化和缺乏自由的历史,后一半历史则是从现在开始的,是人的完全恢复,先前的历史都只是为此作准备的。”与费尔巴哈用“异化”解释宗教并要求把人的东西归还给人不同,在鲍威尔看来,人的“自我异化”不仅仅扭曲了上帝的观念,更重要的是扭曲了人自身。所以问题也不再“把人的东西归还给人”,而在如何使人自身发生改变。在写给马克思的另一封信中,他说完全解放之迫在眉睫造成了这个时代的“大灾难”的特征:“这场灾难将是可怕的,它必然是一场大灾难,我甚至要说它将是一场比伴随着基督教登上世界舞台而来的灾难更大的灾难”,因此,现时代所经历的乃是“同人类的最后的敌人……同非人状态,同人类的精神枷锁,同人们所犯的反对自己的非人道行为,同一切罪恶中最难以容忍的罪恶”所进行的最后的斗争。[5]布鲁诺·鲍威尔曾随黑格尔学习神学,在黑格尔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康德哲学的原则》,然后一直在柏林、波恩的大学里任教,指导或授意马克思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之比较》,对马克思影响极大。这不只指马克思使用、改造了鲍威尔的某些具体概念和观点,如把鲍威尔的“自我异化”改造为马克思自己的“异化劳动”等等,更重要的是指马克思从鲍威尔那里看到了一个伟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吸取了一种彻底革命的精神。1882年,鲍威尔逝世,恩格斯专文纪念,指出:“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研究“在基督教中形成了一种体系的那些观念和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任何人大得多……既然福音书的全部内容,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是历史真实,世界统治地位的。”[6]   

  

兹维·罗森在此深入研究有关资料后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对普鲁士将变得较为进步和松动,因而有可能允许黑格尔门徒在文化政策上发挥作用这一点,还抱有希望。麦克莱伦也认为他们的政治态度是“忠诚的反对派态度”。究竟是政府的高压使知识分子不能讨论政治还是政府的开明使知识分子安心于宗教文化,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可以肯定的,一是宗教与政治紧紧相联的,所以即使是较为自由的宗教讨论,也须以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为前提。二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活跃与1840年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1840—1861在位)即位而来的新闻检查的放松有直接关系。鲍威尔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希望的晨曦映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使他们露出喜悦的面容;从所有的心胸中似乎都在不断地迸发出巨大的欢乐。”[7]他们抓住机遇,迅速从宗教论争走向文化/政治批判,把黑格尔的理念论哲学转变为批判哲学。比如鲍威尔就确认黑格尔的理论“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普遍化的和毁灭性的实践,它本身就是革命”。黑格尔认为,意识经过一系列的中介而达到对其在思维总体中的地位的认识,“青年黑格尔派”则把自我意识和斯宾诺莎的“实体”结合起来,把它绝对化为一切的源泉。他们认为,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发展,使它认识到了与它自身分离的力量,诸如宗教等,实际上正是它自身的创造物。因此,自我认识的任务就是要揭露与这种人类自我意识的自由发展相对立的所有力量和观念,意识的运动必然包括对现实的批判。批判就是把对象变为自我意识的活动,是达到自我意识的手段。鲍威尔说:“哲学也应该在政治方面起作用,如果现存关系同自我意识对立,就应该向现存关系进攻并动摇它们。奴役和监护同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8]事实上,当鲍威尔使用“哲学”这个词时,他指的是可以指导知识分子致力于彻底改变现实及其所有矛盾、冲突和伪善的理论原则。鲍威尔认为,没有理论,实践是盲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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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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