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8年10月2日，正纵横欧洲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约见德国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见面第一句话是：Vous etes un homme（你就是一个人）。[1]拿破仑的直观印象不但极大地提升了歌德的声誉，而且也提前说出了歌德后来的愿景：“让我们希望和期待一百年后我们德国人会是另一个样子，看那时我们是否不再有学者和哲学家而只有人。”[2]事后看来，拿破仑这句话似也预告了歌德接受史的特点：歌德其“人”如果不是比其作品更重要的话，至少也与其作品同样伟大。文学是人学，这句并无深意却很流行的判断在歌德这里到得到最完美的表现。正像中国学者冯至（1905—1993）说的：“一个‘人’字，使我们想到他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一个‘人’字，又使我们他和其他生物一样，有生长，有变化。”[3]在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1880—1931）的《歌德传》刻划了歌德完美的人格、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在《西方的没落》中以浮士德为近代欧洲文化精神的象征之后，歌德更进而成为有关现代性、人文精神、人生观问题讨论的人格典范。

　　 从1878李凤苞（1834—1887）在《使德日记》第一次介绍歌德、1903年马君武（1882—1939）第一次翻译歌德作品开始，歌德其人其作即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最重要的外来养分之一。虽然对中国读者来说，歌德那些写作于18、19世纪之交的作品已经相当古老了，其形式、语言、技术等等很难为现代作家所模仿学习，《浮士德》也很难原本搬上舞台，《威廉·麦斯特》也似乎拖拉疲沓、罗嗦枯燥，非有相当的耐心和学养极难领会其意蕴和美妙，然而，中国读者并没有把他当成荷马或但丁那样的文学史人物，不但其作品的汉译数量为德语作家之最，而且歌德其人也被用来讨论中国新文化的一些重大问题。

　　 1、作为方法和解释的类比：歌德是中国人？

　　 虽然长期生活在肮脏混乱的德意志魏玛公国，但歌德的眼光和思想却经常超越环境的约束。比如他提出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在当代有关全球化的论说中就被追溯为先驱。歌德的历史远见源自其开阔的文化视野。仅就对中国的认识而论，歌德不但读过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的中国游记和一些中国经典、看过中国的皮影、论过中国小说和戏剧、学过中国书法、住过中国式小屋、藏有中国的物品、译过中国古诗，还写过与中国有关的作品：两幕剧《哀兰伯诺》在情节上与《赵氏孤儿》相近，其14首《中德岁时诗》有丰富的中国情趣。中国之于歌德的意义，如其1813年11月10日在一封信中说的：“我这些时与其说是有所工作，毋宁说是消谴，我从事各样的事，特别是我勤勉地研究了中国。我把这重要的国土几乎是保藏好又划分开，以便我在必要时逃亡到那里去。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新的境界，纵使只是在思想里，也是很有裨益的。”[4]由于歌德与中国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联系，“歌德与中国”是歌德研究也是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仅在宗白华（1897—1986）等著、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出版《歌德之认识》中，就有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id Wilhelm，1873—1930）的“歌德与中国文化”、中国学者陈铨（1903—1969）的“歌德与中国小说”、郑寿麟的“歌德与中国”诸文。恰如冯至说的：“歌德是德国的诗人，也是属于全人类的，语言和种族的界限早已限制不住他的光的照射。”[5]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歌德的“全人类性”要等到中国与西方发生交往后才能为我们所认知和领略。中国接受歌德的特点，是不断用“歌德像谁”来寻找歌德与中国文化的相似或相异。

　　 歌德像李白。歌德是诗人，因此开一代诗风的郭沫若（1892—1978）在说明“诗人与泛神论”的关系时，即以李白的“日出行”最后一句“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为例，说明中国诗歌中也有是“Substantia  Sive  deus  deus  natura”（本体即神，神即万汇）的思想。[6]郭沫若的即兴对比具有示范性。诗人梁宗岱（1903—1983）1930年代读歌德时“联想”到的也是李白：“我第一次接触哥德底抒情诗的时候，李白底影像便很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几年来认识他们底诗越深，越证实我这印象底确切”。就歌德诗作与中国古诗对比而言，在以节奏分明、音韵铿锵的短促诗句蕴藏深刻的情感或强烈的思想、“抒情诗应该是即兴诗”两方面，它们有共通点。就歌德与李白“作为富于创造性大诗人”对比而言，他们都善于使用各种诗歌形式并随情感和思想的方式而创造新的诗体。而且“李白与歌德底宇宙意识同样是直接的，完整的：宇宙底大灵常常像两小无猜的游侣般显现给他们，他们常常和他喁喁私语。所以他们底笔下——无论是一首或一行小诗——常常展示出一个旷邈，深宏，而又单纯，亲切的华严宇宙，像一勺水反映出整个星空底天光云影一样。如果他们当中有多少距离，那就是歌德不独是多方面的天才，并渊源于史宾努沙（Baruch Spinoza，1632—1677，通译斯宾诺莎）底完密和谐的系统，而李白则纯粹是诗人底直觉，植根于庄子底瑰丽灿烂的想像底闪光。所以前者底宇宙意识永远是充满了喜悦，信心与乐观的亚波罗式的宁静”，“后者却不免有时渗入多少失望，悲观，与凄惶，和那幻灭底叹息。”[7]梁以“联想”的方式寻找歌德与李白的共性，目的在于以“象征主义”为中心，在打破文艺评论中“中外”、“新旧”、“大小”的短见：“我深信，而且肯定，中国底史之丰富，伟大，璀璨，实不让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国度。”所以“正当中西文化之冲，要把二者尽量吸取，贯通，融化而开辟一个新局面——并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非明白张胆去模仿西洋。”[8]所以但丁、歌德、波德莱尔、瓦雷里与屈原、陶渊明、李杜等中西诗人都融入了其跨时空、跨文化的诗学对话，屈原“酷肖”但丁、马拉美“酷似”姜夔等等。

　　 歌德像杜甫。从比较方式上看，郭、梁均是同类比较。1980年，冯至在以杜甫比歌德时，注意的却首先是双方之异：“两个人，在时间上距离一千多年，在空间上距离八千多公里。他们也不是东方或西方唯一的最伟大的诗人……我为什么把这两个彼此陌生的诗人并列在一起来谈呢？”主观的原因是喜爱：“人在青年时期，对于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或多或少有些‘敬而远之’的思想，作为文艺爱好者，喜爱的往往是那些不那么伟大而对于自己的思想感情能引起共鸣的作家，中年后，经历渐多，阅世日深，才逐渐理解到历史上经过考验的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自有它的理由存在。我个人在年轻时曾喜爱过唐代晚期的诗歌，以及欧洲19世纪浪漫派和20世纪初期里尔克等人的作品。但是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战争的年月，首先是对杜甫，随后是对歌德，我越来越感到和他们接近，从他们那里吸取许多精神的营养。由于接近，也发现他们一些在我们今天不很使人喜欢的、甚至是庸俗的方面可是他们遗产中的精华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因此，杜甫和歌德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歌德与杜甫都经历了青春浪漫期到中年后深入现实、写出“集本民族的诗歌之大成”的作品，虽然歌德成名极早一生显赫而杜甫生前艰难死后萧条，但就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诗歌遭遇”看，两人都深怀寂寞之感且不为同时代人所理解和接受。他们最重大的区别在于：“歌德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他的诗却很少谈到政治，直到他逝世的前几天，他还为他不写政治诗辩解，并为有才华的诗人写政治诗而惋惜。与此相反，杜甫的政治生活非常短促，经常与田夫野老相处，但是他满怀热情地关心政治，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内忧外患，社会上的各种动向，几乎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反映。”他们最重大的相同在于，歌德深入研究自然，概括出蜕变论等自然的辩证规律，杜甫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自然，但也对自然作了无微不至、无广不及的观察。所以“当我起始谈到杜甫与自然的关系时，杜甫与歌德是没有共同之点的，但是写到这里，杜甫与歌德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又遇在一起了，那就是杜诗中也反映出收缩与扩张的规律。”[9]在冯至的比较中，歌德与杜甫没有以谁比谁的主从关系，而且他虽然主要谈他们的不同，但其目的却是“要说明杜甫和歌德怎样对待诗和政治、诗和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的诗无论怎样不同，究竟还有可以相通的地方。”这“相通”之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相同，而是指两位大诗人都深刻地体验了人类的一些基本关怀，因此可以借助一个更好地理解另一个。

　　 在冯至的比较中，杜甫与歌德的“相通”已主要不是诗艺，而是他们对世界、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由诗而人，冯至从中获得的，更多是杜甫与歌德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智慧。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学者以中国人比拟歌德的用心所在。歌德在《诗与真》说：他的作品“仅仅是一篇巨大的自白的一个个片断”。宗白华明白指出：“歌德与其他世界文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只是在他的文艺作品里表现了人生，尤其在他的人格与生活中启示了人性的丰富与伟大。所以人称他的生活比他的创作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他的生活是他最美丽最巍峨的艺术品。”[10]因此现代中国有关歌德的论述，远远没有局限于文学或美学论域，而是与人生观、文化这类更大范围的论题有关。当郭沫若1919年着手翻译《浮士德》时，他正感受着、表达着 “五四”狂飙和西方文学的震憾。在其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中，歌德是一个中心话题。三位诗人一致认为，中国也正酝酿着歌德时代的精神：“歌德底著作，我们宜尽量多多地介绍，研究，因为他处的时代－－‘胁迫时代’（ Sturm und Drang，通译“狂飙突进时代”）——同我们的时代很相近！我们应该受他的教训的地方很多呢！”[11]作为解放时代的诗人，郭的人生追求和文艺理想是个性的“完满发展”。他坦承自己“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惟其如此，才炽热地追求“灵”与“肉”、“感情”与“理智”统一的理想人格。1920年在给《三叶集》作序时，他借《浮士德》的一段话表达自己的心声：“两个心儿，唉！在我胸中居住在，/人心相同道心分开，/人心耽溺在欢乐之中，/固执着这尘浊的世界；/道心猛烈地超脱凡尘，/想飞到个更高的灵之地带。”郭认为，凡是这两个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即是伟大的“天才”，是“人中的至人”。天才有两种，一种是直线的，以特殊的天才为原点向一个方向渐渐展延；另一种是球形的：将他所具有的一切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这类人我只找到两个：一个便是我国底孔子，一个便是德国底哥德。”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从赞美他方面的人说来，他是‘其大则天’；从轻视他方面的人说来，他是‘博学而无所名’。”哥德则在解剖学、理论物理学、政治外交、哲学伦理、教育学等领域卓有建树。“我看孔子同哥德他们真可算是‘人中的至人’了。他们的灵肉两方面都发展到了完满的地位。”尽管等视孔子与歌德，但相对而言，孔子较少突破规范、冲决网罗的破坏性、解放性意义，且“人中的至人”比中国“大成至圣先师”的徽号“更妥当着实些”。所以郭着重发挥的还是歌德。比如《浮士德》中“向真理追求，向梦境寻乐”这句话，“我看是说尽了我们青年人的矛盾心理的。真理要探讨，梦境地也要追寻。理智的扩充，直觉也不忍放弃。……歌德一生只是一些矛盾方面的结晶体，然正不失其所以为‘完满’。我看我们不必偏枯，也不要笼统：宜扩充理智的地方，我们尽力地去扩充，宜运用直觉的地方，我们也尽量地去运用。更学孟子的话来说，便是‘乃所愿则学歌德也’”。[12]郭的《匪徒颂》一诗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天才人物的赞颂，形象地说明了“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就是衡量个性完满的标准。

歌德像孔子。早在1898年，辜鸿铭（1857—1928）就在其《论语》英译本上，特意加上“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释的一种特别的翻译”的附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