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有为、梁启超到1930年代的“独裁派”和1940年代的“战国策派”，他们的政治/文化论述在现代政治格局中多属“右翼”，但现代中国对德国政治文化的更广泛的认同与实践，还是德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左翼”，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从“五四”时代部分中国人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到49年后的举国“一边倒”，中国共产党人引入的苏俄式社会主义运动以暴力革命和思想论争两种方式开辟道路。在非苏俄传统的社会主义中，从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互补论”（mutuellisme）、托尔斯泰（Lev Tolstoy）的“泛劳动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等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都有其同情者与探索者，其中又以源自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最为重要。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苏俄的列宁主义，缺乏社会民主主义立足和发展的空间。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倒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了滋长和影响。其理论中坚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脉，最主要的代表是‘二张’：张君劢和张东荪。以后还有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萧乾等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流思潮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当属无疑。”[1]社会民主主义既承诺自由民主又批判资本主义，兼具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重性质。虽然在壁垒分明、对抗激烈的现代政治文化中，具有折衷调和性质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上限于理论探索而没有成为政治实践，但在告别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之后，社会民主主义协调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政治/经济主张，尊重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又立足中国社会状况的稳健立场，以及综合圆通、不走偏锋的中庸作风等等，都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理论资源。代表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二张”之中，张东荪的思想主要源自英国“费边社”（ Fabian Socialism)，真正与德意志政治文化血脉相连的是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张君劢。

　　 1、革命与宪政：在德国与俄国之间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政党多以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工人党为名。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各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典范和理论导师，在国际共运史上长期发挥“盟主”的作用。从《时务报》1896年9月27日介绍国际社会党的活动，到江亢虎（1883—1954）1911年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和“中国社会党”，再到五四时期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来华向中国推荐过社会民主主义，中国人对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不陌生。“十月革命”惊人成功后，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左派与中、右派决裂，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组建共产国际（第三同际）。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和专政方式才能实现，坚持改良主义、议会道路和合法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与此同时，德国社民党则谴责以暴力、恐怖等非民主方式实现的苏俄社会主义，其领袖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在回忆1919年11月9日宣布德意志共和国诞生的情形时说：“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李卜克内西的口号──最高权力归工人委员会。这样，德国成了俄国的一个省，苏维埃的一个分支。不，不，一千个不！”[2]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此分途发展，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在德俄之间，也即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民主与专政之间作出选择。

　　 由苏俄支持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俄为师。1920年，陈独秀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把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带入核心。陈指出，倍倍尔（August Bebel）死后的德国社会民党主张议会主义而反对直接行动，主张国家社会主义而不要求社会民主化、产业民主化，是反对阶级和劳动专政的学说。“他们自以为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3]数月之后，中共的另一个创始人李达在详细排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堕落”的过程。第一步是1875年“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为“社会民主劳动党”，其《哥达纲领》采取劳资两阶级的协和主义；第二步是1890年该党改称“社会民主党”，主张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调和，赞成议会政策；第三步是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马克思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马克思的真面目……湮灭殆尽了。”[4]1920年下半年，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在与毛泽东的通信中，做出如下对比：俄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目的=共产主义；德国多数社会党的立足点＝修正派社会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之上，方法＝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目的＝劳资合组的德谟克拉西，结果＝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比较双方后，蔡表示：“我以世界革命自俄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我以为一定要经过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办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5]1921年5月，陈独秀在广州演讲社会主义，他在排比了苏俄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与德国社民党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的一系列对立后提问：“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要采用那一种呢？”他的回答是：“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6]尽管中国本无德国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议会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不像俄共那样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深刻影响，但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也必须通过批判社会民主党以为引进苏俄式科学社会主义的前奏。

　　 德俄两种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异集中于民主问题。这有两个基本含义，革命成功前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易言之是和平改良还是暴力革命？1888年，德国社民党领袖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 —1900）在采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说：“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主社会主义“力求为社会争取一个民主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原则上组织社会。”他的名言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7] 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和平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有意识地保持与西方近代政治文化的连续性，把经济平等与政治自由、社会进步视为一体，努力争取体制内的改革。从1863年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开始，以民主改革为手段、以社会主义为目的、议会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等观念就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底色。其政见集中表达于社民党于1875年成立后发表的《哥达纲领》中。主要由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78年开始实施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德国社民党才在理论上由拉萨尔而马克思，但其政治实践仍然重在议会改良。“当时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环境的封闭世界没有使工人极端化，而是更加减弱了他们的行动主义，他们的战斗性以及他们革命的鲁莽。”[8]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的撤销后，党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既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的革命观又在实践上谋求建制内的各种改革，虽然因此而出现了许多矛盾的争论，但经由议会道路取得政权，发展工会及合作社组织以实现社会化生产及分配的目标始终未变，它从来没有直接组织过革命。1912年成为国会第一大党，1914年投票赞成战争拨款，社会民主党不再是国家体制内的反对派。正是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介绍者周恩来就指出：俄国革命者“从恐怖的自觉中，乃终能一跃而握住了政权，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超过了欧美先进国的兄弟们向来成就的记录。”[9]苏俄建立政权后，借助第三国际的组织权威，积极推动非西方国家仿效俄国暴力革命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正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既“深切的赞同”蔡说，承认暴力恐怖不可避免，又同时指出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条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0]俄式“恐怖”因其导致了1949年的成功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正宗，而社会民主主义却在革命营垒中遭到批判和整肃。[11]

　　 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进一步突显要不要实行宪政的问题。这主要由卢森堡（Róża Luksemburg）与列宁的论战而表达。早在1904年，列宁就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中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必须按照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等建党思想。卢森堡认为，这种集中制是企图用一个“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去代替工人阶级“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但工人阶级不需要这种“托管”，他们有自己决定和自己犯错误的权利。“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12]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取消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禁绝反对派，实施红色恐怖。卢森堡立即著文指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來。……实行专政，但这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形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就是说，它必须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政治活动中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与自由相联系。如果取消了出版 、集会自由，取消了不同意见，那时“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到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13]卢森堡的意见没有被认真吸取，她的文稿长期被尘封于地下，但其不幸的预言却为历史所证实。

陈独秀等人的政治判决是十月革命为榜样、以列宁主义为标准的。中国革命不具有德国式的议会斗争条件，当然也就无须正视社会革命的民主问题。但在1920年代初中国，以俄为师只是一部分人的主张。对新文化人和激进分子来说，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热烈争论的一个话题；对那些选择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也需要选择。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榜样，重申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内在联系，这一工作主要是由张君劢来完成。张也是十月革命的热情赞扬者，他翻译发表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第一次把“Soviet”的译为“苏维埃”，高度评价俄国革命，认为其“劳动为人人共有之义务”、“排挤斥欧洲列强之侵略政策”两大主张“真人类平等之理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