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抱怨一族与文化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4 次 更新时间:2011-03-18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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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  

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文化转换、动荡不安而又充满希望、活力四射的时代。当火炬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时候,让我们记住孔子二千多年前的教诲:“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努力

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所谓矛盾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世界本来就没有桃花园,我们就生活在矛盾、困惑甚至是痛苦中。随着物质生活水平 的提高,中国人越来越爱抱怨,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到现在开宝马住豪宅的人不舒服、位高权重的人也不高兴、下岗失业穷困潦倒的 人更不满意,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怨言,都认为自己吃亏了,大多数人觉得“郁闷”、“没劲”、“活着真累”、“做人太难”,而“忧郁症”、“亚健康”、“悴 死”和“自杀”则时有发生。

中国人爱抱怨的历史性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悲壮的近代史,就能够理解中国人悲壮的性格。在漫长而悠久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人一路领先,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 21%的人口,直到清朝乾嘉时期盛世不断,铸就了中国人天下中心的自信。然而,当工业文明的战舰渡洋而来,我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不得不低下高贵的 头,开始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追求。从1840年算起,中国近代史基本三十年一变调,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老话。第一个三十年我们感觉是 技不如人,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洋务运动为代表,开始了物质文明的追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一连串失败,中国人进入制度层面的反思,开始模仿 西方的制度,康有为提出“君民共主”、谭嗣同提出“主权在民”、严复主张“民主政体”,最终以六君子惨死菜市口结束了戊戌变法;中日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攻 进北京,彻底挫败了中国人的自信心,我们进入在整体文化上的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就是迎来德赛两先生,打倒自家的孔家店,要彻底改头换面了。

从那个时候起,洋鬼子逐渐变成了洋大人,西方(以后更多的是美国)这面“现代化”的镜子,中国人越照越自卑。从中体西用、中西并用,再到全盘西 化,中国人的自豪感丧失殆尽。在以后的几个三十年演变中,通过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和牺牲,我们换来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又经过漫长而曲折的革命和建设以及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文化带来的自卑感已经深入骨髓。我们生活中不仅一度充斥着洋车、洋房、洋火、洋油 等无数的洋,而且在观念上牢固树立了东不如西、中不如外的思维惯性,“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的老昏病”、“酱缸文化”等自轻自贱成为一种习惯,“人家 外国如何”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对国家民族事不关已的批判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有一些喝狼奶长大的所谓知识分子,将全盘西化、“最好殖民三百年”的文化自残 当作一种梦想。

在历史视野下的抱怨,既有阿Q“我们祖上也曾经辉煌过”的自欺欺人似的留恋,再有九斤老太面对时代变化“一代不如一代”的迷茫和失望,也有鲁迅 《狂人日记》字缝里的“吃人”似的反思和纠枉过正、怒其不争的焦虑,还有谭嗣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壮和无奈,更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共 产党人的奋斗和牺牲。就是在这些抱怨和探索中,中国跌跌撞撞地行进在“现代化”的追赶道路上。

中国人爱抱怨的民族性

中国是一个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结构,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团体的温暖怀抱里,既受到严格看管,也受到严密的保护。父母和家庭是第一层保护圈,还有亲 戚朋友乡党甚至国家构成的完整保护层。费孝通先生将中国社会特征概括为差序格局,就像平静的水面投进一块石头,形成一圈又一圈的水波纹,以我为中心层层推 开,每个人总是由大大小小的圈子包围着,既看管又保护。的确,正如我们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样,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总是有东西可靠,而且 我们的文化并不主张特立独行。从小学的评语开始,第一条就是团结同学、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文化的基本评判,重在培养社会成员的合作精神。尤其是在当今的独 生子女时代,一二四的家庭结构,让人们对孩子的呵护更是无微不至,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口里又怕化了。不仅培养出一代温室里的花朵,更养育出一代权利和义 务失衡的怪物,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要自我不管他人,外貌强壮内在虚弱。他们生长在温暖如春、有求必应的家庭环境下,而社会却为他们预备的是另一个极端相 反的背景,他们毫无准备地进入到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这里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惊惶失措带来人格的分裂、疲于奔命带来功利的流行、急功近利带来理 想的丧失,他们自然会抱怨父母、抱怨家庭、抱怨学校、抱怨社会、抱怨政府,成为抱怨一族,也会产生啃老一族、无用一族。

在民族性视野下的抱怨,实质上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艰难转型。从缓慢和谐的农业文明,向快速竞争的工业文明的转变,首先是从集体主义向个体主义 的转变,从崇尚公平向追求效率的转变。一方面我们讨厌“婆婆”的管教,另一方面我们又留恋“婆婆”的保护。就像许多人顺利的时候高喊“找市场而不要找市 长”,出了问题就一定会找市长找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万能的政府已经越来越无能,但却仍承载着人们的期冀,也就成为无限责任的政府。抱怨中 浸透着人们对国家的信任和希望,当然也包含着人们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迷茫和无助,又岂是独生子女一代的困惑?

中国人爱抱怨的现代性

快速发展带来的现代化成果,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完美,更多表现出物质和精神、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失调和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日新 月异的经济成就无人能够否认,我们正在告别吃饭穿衣的温饱层次,进入到一个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阶段。从国际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人均GDP进入3000美元 后,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期,也是社会的动荡期,中国现在正走在这段坎坷之途,难免要颠簸不平。正如有学者比喻的一样,现代化发展就像一场残酷的马拉松比 赛,总有人跑在前面,更会有人不断掉队,甚至被淘汰出局。如果我们只把人类社会发展,看作是一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竞赛,必然就会奉行弱肉强食的 丛林法则,也必然使越来越多的人掉队甚至淘汰,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都会越来越紧张。我们得到的越多,反而越不满意,越活越累。

“和谐社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追求。其实所谓和谐社会,无非是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在这个时代,加大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选择,早已 不是政府“分配”,应当说比过去更有合理性。但自我选择的结果,在得到更多自由的同时,也加剧了个人的风险。而我们长期是在家庭和社会的温暖中成长的,就 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一方面要彰显自己的独立,另一方面却脱离不了家庭的支持,于是一面高喊独立、自由和人权,一面埋怨他人、家庭和社会,“各安其位”就 出了问题,人人似乎都被大材小用了,所谓人比人气死人。成功、卓越和爱情本是人类的基本理想,但成功被简化为暴富巨富,卓越被简化为高官要职,而爱情更被 简化为帅男靓女,当理想失去内涵而只有外壳时,就变成了急功近利的旗帜,指导着人们无谓地冲锋陷阵,到头来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文化转换、动荡不安而又充满希望、活力四射的时代。中华民族经过一百六十年的奋斗,巨人中国又重新在世界舞台上崛起。当火 炬传递到我们手上的时候,让我们记住孔子二千多年前的教诲:“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努力。21世纪的中国,应当走在阳光明媚的大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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