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中国民族研究的困境及其范式转换——基于文化转型语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9 次 更新时间:2014-05-22 08: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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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中国民族研究在各种理论纷争之中,显露出它的范式危机。这一危机直接影响民族研究领域知识生产和积累的方式,在把本是实践智慧的民族问题的解决转化为一种纯粹民族理论构建的努力中,寻求一劳永逸的民族问题的解决成为许多研究者的追求;但从学理上看,这不仅走错了路,更为重要的是,其忽视了现实世界中可能真实存在的冲突化解机制。这一危机体现在实践的紧迫感、学术表述以及政治合法性等方面。在文化转型的语境下,对于中国既有的民族关系格局和冲突化解的实践智慧,民族研究需要鼓励和发展出一种范式转换的新思路。

   关键词:文化转型;中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学术表述;政治合法性

    

   今天的民族问题已经日益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美国是以种族而非民族的问题表现出来。在中东,它更多是以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问题得以表达。在德国“英国乃至整个欧盟国家,新的移民问题也重新纳入到民族问题的讨论中,并通过左和右的党派政治而得到具体体现。在这一点上,中国许多事情”事件也不例外,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问题背景亦有所差别;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在倒逼着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乃至民族学家,反省他们所坚持的既有研究范式是否存在危机,并是否面临着一种深度的范式转换。

    

   民族研究的既有问题

   面对当下中国的民族问题,或者说,现在有关民族问题的讨论,有一种因知识不确定而引致的混淆与现实变化的不可预测,所造成的知识生产与现实实践的双重紧迫感。可以说,这种紧迫感是与对民族问题认识的转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转化在无形中改变着民族问题的政治关怀以及民族研究的认识论取向。在此,有五点认识需要明确提出,它们是对当下一些民族问题研究走向的一种观念上的澄清,并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偏离背后的认识论危机究竟是什么。

   其一,不可以想当然地把民族的问题一股脑地转化为知识创造与积累的问题来求解。民族问题的知识,它从知识论而言,乃是一种经验的累积,但仅凭此很难构成对于未来新出现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从根本上而言,民族问题必然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它依靠着一种经验,但却又不完全依赖于此种经验,是经验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的张力,它依赖的是启示而非因果。

   其二,不可以将解决民族问题的智慧实践,抽象地转化为民族问题的理论建构,并企图以此寻求一劳永逸的问题的解决。在认识论上而言,这样的做法几乎没有任何希望,是浪费时间的文字游戏。历史表明,没有哪一种理论是万能的。而且,越是宏大的”看起来精巧的抽象理论,越是无法切实可行地应用到实际民族问题的解决中去,反倒是结合现实处境的新的观念以及相应的策略的提出,更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其三,不可以将民族背后既已存在的权力关系的分析忽略掉,而一味地去追随世界主义的公民权利的诉求,将其简单化地转化为民族自身的权利诉求。越过当下权力关系的分析,以期寻求更切近本土实践的权益界定与保护,显然是对一种世界主义观念下的或欧美化了的人权实践的极为简单化的模仿。实际上,少数族群在观念上不断被权益化的同时,它自身寻求发展与改变的能动性也在逐渐降低,最终并不能够真正掌握住社会和文化的走向。

   其四,不可以把原本属于文化层次的价值与价值观的问题,转化为一种社会的治理或制度的预定设计。这种做法显然没有从人的本位上去看待人,也就不能从民族的个人本位上去看待民族自身,即不能够从人的心态上去对民族的人心有所安抚,结果既定的规则形同虚设。文化或者价值观的问题相对而言是虚幻的,并不容易为人所捕捉;就社会而言,尽管有各种制度存在,似乎有一种实存的现实可以把握,但其背后仍旧是嵌入某种文化的价值,社会运行到最后还是在这种文化价值下运行。

   其五,不可以将民族问题转化为单一的土著或原住民的问题加以解决。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通过一种人为的界定,将某一人群绑定在某一块保留地上,使他们自身缺少顺应社会变迁的创造性,最终归于自生自灭。显然,在这一点上,谁天生也不可能是某一个带有原住民特征的民族,只是在多次迁徙游移之中,无意间落入到这个民族的构成之中;而且,这种民族与居住地的匹配是现代世界的产物,而非与生俱来,它在今天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在其他的时代,也许情形就并非如此了。

    

   实践的紧迫感与危机

   就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而言,它真正呈现出来的或者说研究者所遭遇到的,是一种问题意识与行动实践共同凸显出来的紧迫感。换言之,面对民族问题的新知识“新内涵”新语境和新形势,有一种弥散在社会研究不同层次的实践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背后实际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种危机:一是学术表述的危机,二是政治合法性的危机。

   就前一种危机而言,它更多地出现在学术共同体的范围之内,由此造成的乱象突出地表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对于既有学术研究规范的抵抗或否定,而这种遭到抵抗和否定的学术规范,其根基显然又是来自于西方社会科学特定时期的既有传统,尽管这种传统在西方的后现代的解构浪潮中也同样遭到批判和抛弃。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这种抵抗和否定的趋势,恰恰因为各自领域的概念和话语的表述危机逐渐为大家所感受到。

   后一种危机,则与全球性的政治合法性的危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种危机与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它不仅带来了社会中严重的贫富分化,也带来了底层民众生活原有自组织机能的丧失,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其内隐的文化以超越于过去任何时代的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消失,每个人都被无端地卷入到全球市场的竞争中。一旦中间某个链条发生断裂,首先遭受到伤害的仍将是底层社会的民众——他们原有的赖以为生的土地或其他基本生活资本遭受到以发展和进步观念为基础的社会工程的剥夺,日常的生计完全或者绝大部分依赖于外部世界市场的变动,自身的适应力急剧下降。

   后一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前一种危机的表现形式,可以说二者之间是有机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是表现方式因行动场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概括而言,前者陷入到以“文化自觉”为口号的学术主体性不断攀升的框架之中,并试图以此作为不断克服学术表述危机的一种自我解救的途径;而后者则陷入到既有的马克思式的“压迫与反抗”思考模式的记忆恢复之中。

    

   文化转型与民族关系的现代转化

   在一个更多是借助于知识的生产与消费而去建构或解构民族问题的时代里,民族问题的研究自身也在发生着一种文化意义的转型。[1]由于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它自身的研究范式也在新的文化转型中发生转变,我们需要清楚这些转变,从而对中国范围内的民族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的方向性的把握。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维度,对正在发生的民族关系问题自身的转变或转变的背景特别是文化的向度,作如下的归纳:

   第一,中国作为一个身处亚洲腹地特殊地理区域而形成的所谓中央之国 (the middle kingdom)[2],它与周围诸民族与诸国之间的关系,逐渐从原来传统时代的”中央之国”与周边诸国的相互防范的敌对关系,转变为今天包容在中国”一体”之下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3]曾经有的夷夏之防的心态结构模式,自晚清帝国崩解以来也在发生着一种转变,二者之间的张力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征服性的关系,而是转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纯粹而孤立的民族似乎并不存在。对此种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民族政策,强调的是需要在具体的民族政策实践中不断调整这种关系,使之能够一直处于相互平等的依赖关系的正常状态之中。今天的民族界定也不再是专注于一种所谓的内外之分,而是强调不同文化观念共存于一个可以“盛纳”这些“不同”的容器之中。这种容器比喻的不断发明,反过来也在强化着大家对于同一民族一体性的认同和接受。而中国文化中早熟的有似于世界主义的“天下”观念,能够使得这种多样性存在于一体之中,并成为由文字和礼仪而构造观念想象的社会与文化的基础。在中国民族关系研究的传统里,胡汉之间的关系,往往是第一位要讨论的问题,这里实际隐含的是所谓的华夷或夷夏之防的问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机制,尽管使得民族地区重新获得了一种相对于中心地区的自治,追求“民族平等”的努力实际上从来也没有真正停止过。在此,有一个重要的转化传统的夷夏之防话语的途径,即借助将“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不矛盾”的新型话语体系,[4]以不平等观念为基础的阶级概念,成为一种重要的并且是崭新的打破夷夏之防的心理隔阂的基础,人们在压迫和被压迫民族的划分中逐渐形成一种阶级的共识和转化,并深度地影响着今天民族政策的开展。

   第二,上述历史转变的自然后果,衍生出今天民族关系中的又一种转型,即从传统帝国时代对周边族群特别是北西部民族的心理和战事防范备战关系“以夷制夷的土司治理的关系,逐步转变为以 《宪法》 为基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制度与主体民族共同存在的一种更高层次的认同,即在中华民族认同之下的彼此相互依存。可以说,这种转变的核心是一种心态上的彻底转变,即从对于外族的小心戒备关系,转变为在一个虚拟但却实际发挥作用的想象共同体之内的利益分配以及权力共享关系。而能够实现转变的核心在于,建国之初《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一种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显然,这里的“权”首先是指权力的“权” (power),由此民族自治区才能真正实现自主创造出来的人人可以分享的现代权益之”权” (right)。

   第三,由于中国地理空间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自秦汉帝国乃至上古时代,它的疆域边界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打破与重建中。就汉人居住的核心区域而言,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所谓东西之间相互争夺统治权的拉锯战,东部往往指平坦的大平原,而西部往往指一望无际的为多个水道所切割的高原。傅斯年曾专门提出中国历史上所谓“东西对峙”的学说。他甚至认为,差不多到了东汉,因为有孙吴力量的兴起,这种东西对峙才宣告结束,之后人们才开始熟悉起在中国比较突出的“南北对峙”。[5]而长城大概是这种南北对峙最为重要的空间政治想象力的物质文化的来源。最初,长城的修建者和后继的维护者试图把居住在草原的匈奴拒之于农业区核心的汉人社会之外,但这种努力从来没有真正得以实现,长城以外部族不断越边犯境,几乎成为汉人社会所构建出来的帝国统治形态不能完全稳固地加以传承的一个惯常性的原因。今天,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民族国家建设之后,一种重要转变是:原初的北西部民族周期性的犯边而形成的一种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朝贡体系,转变为由中心向四周,特别是向北西部地区进行强有力的资源开发。

   第四,在现代分离技术并不发达的过去,人群之间的分离依赖于自然形成的生态环境,自然本身成为天然的屏障。海洋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天然屏障,它使得地球分成五大洲,相互之间绝大部分是依靠着海洋之水来做一种区隔。另一种天然的屏障要属山脉,它使得山脊这一边的民族与山脊那一边的民族之间,有了一种文化及生活形态上的分野。此外,还有草原“河流以及山谷之类,这些地形地貌本身都具有一种区分人群的功能,并影响着人们文化表达的方式。而所有这些屏障,都随着现代分离技术的发明与发达,变得越来越难于起到原有的区隔作用,快速的航船”海底隧道以及跨海大桥,使得海洋这一天然屏障不能再发挥阻隔的作用;穿凿山洞的技术以及高铁“飞机的技术,使得所有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天然屏障几乎都尽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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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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