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高王凌小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1 次 更新时间:2019-05-16 23: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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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高王凌教授,北京人,1950年8月27日出生,2018年8月24日逝世。高王凌青年时代曾在山西太谷插队。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1973-197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1978-1981),毕业后留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10年退休,后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高王凌教授先后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法国、英国等多处大学、科研机构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1986—198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发起成立全美中国历史学家协会;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历史问题;参加中国—斯洛文尼亚科学合作项目,研究乾隆朝钦天监正、传教士刘松龄;作为法国高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赴法国讲学。

  

   高王凌教授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出版专著《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后以《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再版)《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文献篇)》《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口述篇)》《超越史料学派》等共计十余部,参与《杜润生自述》一书撰写,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高王凌教授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本真,主张史学研究要“正面观察”“贯通古今”,强调研究要注重结合“当身历史”。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代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粮食与粮政、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乾隆朝政治、租佃关系、中国农民“反行为”以及当代中国史尤其是“统购统销”等问题都有独到而深入的见解,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高王凌1950年8月27日,出生于北京革命干部家庭。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五代学人,高王凌、李零、唐晓峰、刘北成、周其仁,属于“红旗下的蛋”,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这一代与以往学人不同的是,并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有的只是红色血统,更可异者,“红旗下的蛋”,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大多是在广阔天地,读了一个“社会大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高王凌带有神秘感,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很少披露自己的身世。只是到了晚年,禁不住苦苦劝说,写作学术生涯回忆录——《天道微渺》,才叙说了一下祖孙三代的简况。

  

   高家明代初年从山西移民到平西(苇子水、山神庙),高王凌的爷爷二十六岁还是雇农,其后开了一家车马店,乐善好施。这位老爷子在一位出家的人指点之下,把院门改向东方,终于在六十岁,迎来了儿子高永俊。高永俊年轻时出来抗日,1945年奉命开辟妙峰山地下交通线,1949年带队接收北平电业局。高王凌的母亲,受上一辈南开学子的影响,很早也参加了抗日。

  

   高王凌的父辈,作为“三八式”干部,接受过中等教育,属于革命队伍中的秀才,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耳濡目染,高王凌和弟弟高小蒙,很早就喜欢上了阅读,成为两个读书种子,兄弟俩成日后长在著名学者,追本溯源,不难从革命干部家庭氛围找到答案。

  

   高王凌小学是香山小学,中学是清华附中,高王凌小学很淘,很少得到表扬,但,写的一笔好字,班级黑板报的台柱子。清华附中曾担任过副班长和学习委员。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祥地”,清华初中生高王凌与红卫兵的风云人物,曾经离得那么近。

  

   红卫兵的风云人物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由“天之骄子”变成“时代弃子”,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四百多万“知识青年”居然于半年之内,有条不紊地从城市来到乡村。

  

   1968年,高王凌与清华附中同学宋启安、秦嘉黎、彭承元,来到山西太谷县西吾村插队。“我在18岁到山西插队,小蒙17岁去了东北农场。不久父母也下放去农村,特别来信嘱咐我要读书上进;也不再干涉我的思想自由(那几年我读了太多的灰皮书)。”

  

   “红旗下的蛋”,由北京到山西,由城市到农村,由学生到农民,十八岁的高王凌都要承受,高王凌克服了“文化冲突”,成为一位地道的农把式,度过了刻骨铭心的五年耕读生涯,并成为高王凌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当身历史”。第五代学人,多数有“双插”的经历。第一次插队就是指上山下乡,第二次插队,则是改革开放之后,负笈欧美,相对于第一次插队,不妨称之为“洋插队”。经历了文革和插队,高王凌这一代学人出道很晚,二十多岁才上大学,而且上的还是工农兵大学。

  

   难能可贵的是,高王凌对插队生涯,不像一般学人埋怨,“我不抱怨我的插队,因为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是我必经的一个历程。(如《荒漠甘泉》所说)人的命运恐怕不应该由自己规定。高王凌在《超越史料学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明确提出,学问是从“当身历史”而来。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得益于“当身历史”之处,正不知有多少。“插队就是我的当身历史,而且是第一重要的当身历史”。

  

   一年四季,春种夏长秋收冬藏。高王凌和清华附中一块插队的同学,过着候鸟式的生活,农村过着简陋和辛劳的日子,冬天农闲,一旦回到北京,便成为“精神贵族”,遍读群籍,特别是灰皮书和黄皮书。高王凌的候鸟式生活,“大院子弟”和“准大院子弟”中,应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绘制百年学术地图,对第五代学人的际遇,缺少一种同情之理解。

  

   高王凌是一位素心人,山西太谷县西吾村五年“农把式”,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一直在内心翻腾,日后进入学界,高王凌不仅没有将这一段“当身历史”格式化,而且自觉将个人经历得来的“体悟”与专业研究相结合,别开生面,耳目一新,成长为当代学界“特殊独一人”,特殊之处,正在于此。高王凌发现“反行为”,流淌着五年知青生涯的体温,不是靠爬格子苦心冥想而来。

  

   这期间,不单单认识了农村,山西的经历可能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影响了我,哪怕是潜意识的。例如我所说的“反行为”,就和山西人的性格大为契合。比如,老乡就不止一次的对我说“咱们怂老西儿”之类的话(须知,所谓“反行为”的第一步,就是要认怂,表面上顺从,认怂并不是认输,只是不硬抗而已)。

  

   我的祖先是明代初年从山西移民到北京西部的大山里的。不曾想我又回到山西,到太谷插队,当了五年农民。在那之前,我曾带着我弟弟(小蒙)回老家了一趟。可以说是我们认识农村之始。(高王凌:《天道微渺》,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刊)

  

   自从大饥荒以来,农民一度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开始全面实施“反着来”的“隐秘行为”,即“反行为”。其总战略就是“怠工”(磨洋工加压产),同时利用偷粮、瞒产、借粮多种手段,以弥补自己微薄的生活。高王凌将自己发现的这一段“当身历史”,写入《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一书,成为将“当身历史”与“学术研究”结合的一部典范之作。

  

   不宁唯是,高王凌在山西插队期间,遇到了日后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居功至伟——“发展组”的陈一咨和邓英淘,神聊之后,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种当身际遇,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一段历史,而且,还积淀在内心,投射到现实,照亮了以后生活的道路。恢复高考之后,高王凌和弟弟高小蒙同时考取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在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高小蒙读本科,高王凌留在清史所,高小蒙毕业时,高王凌将弟弟推荐给已经受到招安的“宋江”——陈一咨。高小蒙在发展组为推动取消统购统销而殚精竭虑。

  

   高王凌虽然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从精神上则一直在发展组,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来回穿梭。还帮助发展组的精神领袖——杜润生,撰写自述。

  

   五年插队生涯,高王凌不仅了解了农村,体察了农民,还成为一位“农民党”,高王凌虽然身在清史所,但,一生著述,大体上离不开“农村、农民、农业”,哪怕是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也有很深的影子,插队生活给高王凌的烙印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是一般人的共识。若说生活是学术的源泉,则言人人殊。高王凌将五年的插队生涯转化成了学术,“敏锐”,“发人所未言”,不是靠了聪明,也不是爬格子,而是靠了平常心,还有直觉。

  

   我也不抱怨我的工农兵学员的经历。那也可以说是我当身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三年大学生活里我们有三分之一时间学的是当代史。老师(刘书礼)曾为我们请老农民来讲课。也曾带我们下乡,去学习写作村史。(高王凌:《天道微渺》,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刊)

  

   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大学得以恢复,这时候上大学的学生,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称之为工农兵学员。1973年至1976年,高王凌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了三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当身历史”,高王凌深入书海,沉潜往复,从容含玩,高王凌的脚步声闻名全校,用功和努力的程度,可以想见。时间虽短,收获颇丰,虚心向罗元贞先生、江地先生问学,刘书礼老师带着下乡,写作村史,值得铭记。

  

   山西大学历史系,高王凌“别具用心”,就是打算从根子上纠正“理论”上的错谬。认定理论乃从事实中来,打算从史实上从新认识理论,修正理论,发现理论。显然与前对比,是有了一定的进境。

  

   毕业之后,高王凌在雁北地区工作了两年,迎来了1978年的大转折。

  

  

   1978年高王凌考取了研究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我把报考目标定为社会经济史。这不是没有来由的,看我的经历就知道了”。1981年与孔祥吉一起留所。孔祥吉前往美国后,高氏成为清史所唯一的“大师兄”。

  

高王凌的硕士论文研究四川的场市,踏踏实实读了四百多部四川方志,建立了很强的历史感,中国传统到底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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