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高王凌小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8 次 更新时间:2019-05-31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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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高王凌教授,北京人,1950年8月27日出生,2018年8月24日逝世。高王凌青年时代曾在山西太谷插队。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1973-197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1978-1981),毕业后留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10年退休,后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高王凌教授先后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法国、英国等多处大学、科研机构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1986—198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参与发起成立全美中国历史学家协会;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历史问题;参加中国—斯洛文尼亚科学合作项目,研究乾隆朝钦天监正、传教士刘松龄;作为法国高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赴法国讲学。


高王凌教授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出版专著《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后以《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再版)《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文献篇)》《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口述篇)》《超越史料学派》等共计十余部,参与《杜润生自述》一书撰写,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高王凌教授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本真,主张史学研究要“正面观察”“贯通古今”,强调研究要注重结合“当身历史”。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代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粮食与粮政、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乾隆朝政治、租佃关系、中国农民“反行为”以及当代中国史尤其是“统购统销”等问题都有独到而深入的见解,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高王凌1950年8月27日,出生于北京革命干部家庭。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五代学人,高王凌、李零、唐晓峰、刘北成、周其仁,属于“红旗下的蛋”,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这一代与以往学人不同的是,并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有的只是红色血统,更可异者,“红旗下的蛋”,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大多是在广阔天地,读了一个“社会大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高王凌带有神秘感,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很少披露自己的身世。只是到了晚年,禁不住苦苦劝说,写作学术生涯回忆录——《天道微渺》,才叙说了一下祖孙三代的简况。


高家明代初年从山西移民到平西(苇子水、山神庙),高王凌的爷爷二十六岁还是雇农,其后开了一家车马店,乐善好施。这位老爷子在一位出家的人指点之下,把院门改向东方,终于在六十岁,迎来了儿子高永俊。高永俊年轻时出来抗日,1945年奉命开辟妙峰山地下交通线,1949年带队接收北平电业局。高王凌的母亲,受上一辈南开学子的影响,很早也参加了抗日。


高王凌的父辈,作为“三八式”干部,接受过中等教育,属于革命队伍中的秀才,手不释卷,博览群书,耳濡目染,高王凌和弟弟高小蒙,很早就喜欢上了阅读,成为两个读书种子,兄弟俩成日后长在著名学者,追本溯源,不难从革命干部家庭氛围找到答案。


高王凌小学是香山小学,中学是清华附中,高王凌小学很淘,很少得到表扬,但,写的一笔好字,班级黑板报的台柱子。清华附中曾担任过副班长和学习委员。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祥地”,清华初中生高王凌与红卫兵的风云人物,曾经离得那么近。


红卫兵的风云人物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由“天之骄子”变成“时代弃子”,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四百多万“知识青年”居然于半年之内,有条不紊地从城市来到乡村。


1968年,高王凌与清华附中同学宋启安、秦嘉黎、彭承元,来到山西太谷县西吾村插队。“我在18岁到山西插队,小蒙17岁去了东北农场。不久父母也下放去农村,特别来信嘱咐我要读书上进;也不再干涉我的思想自由(那几年我读了太多的灰皮书)。”


“红旗下的蛋”,由北京到山西,由城市到农村,由学生到农民,十八岁的高王凌都要承受,高王凌克服了“文化冲突”,成为一位地道的农把式,度过了刻骨铭心的五年耕读生涯,并成为高王凌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当身历史”。第五代学人,多数有“双插”的经历。第一次插队就是指上山下乡,第二次插队,则是改革开放之后,负笈欧美,相对于第一次插队,不妨称之为“洋插队”。经历了文革和插队,高王凌这一代学人出道很晚,二十多岁才上大学,而且上的还是工农兵大学。


难能可贵的是,高王凌对插队生涯,不像一般学人埋怨,“我不抱怨我的插队,因为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也是我必经的一个历程。(如《荒漠甘泉》所说)人的命运恐怕不应该由自己规定。高王凌在《超越史料学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明确提出,学问是从“当身历史”而来。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得益于“当身历史”之处,正不知有多少。“插队就是我的当身历史,而且是第一重要的当身历史”。


一年四季,春种夏长秋收冬藏。高王凌和清华附中一块插队的同学,过着候鸟式的生活,农村过着简陋和辛劳的日子,冬天农闲,一旦回到北京,便成为“精神贵族”,遍读群籍,特别是灰皮书和黄皮书。高王凌的候鸟式生活,“大院子弟”和“准大院子弟”中,应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绘制百年学术地图,对第五代学人的际遇,缺少一种同情之理解。


高王凌是一位素心人,山西太谷县西吾村五年“农把式”,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一直在内心翻腾,日后进入学界,高王凌不仅没有将这一段“当身历史”格式化,而且自觉将个人经历得来的“体悟”与专业研究相结合,别开生面,耳目一新,成长为当代学界“特殊独一人”,特殊之处,正在于此。高王凌发现“反行为”,流淌着五年知青生涯的体温,不是靠爬格子苦心冥想而来。


这期间,不单单认识了农村,山西的经历可能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影响了我,哪怕是潜意识的。例如我所说的“反行为”,就和山西人的性格大为契合。比如,老乡就不止一次的对我说“咱们怂老西儿”之类的话(须知,所谓“反行为”的第一步,就是要认怂,表面上顺从,认怂并不是认输,只是不硬抗而已)。


我的祖先是明代初年从山西移民到北京西部的大山里的。不曾想我又回到山西,到太谷插队,当了五年农民。在那之前,我曾带着我弟弟(小蒙)回老家了一趟。可以说是我们认识农村之始。(高王凌:《天道微渺》,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刊)


自从大饥荒以来,农民一度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开始全面实施“反着来”的“隐秘行为”,即“反行为”。其总战略就是“怠工”(磨洋工加压产),同时利用偷粮、瞒产、借粮多种手段,以弥补自己微薄的生活。高王凌将自己发现的这一段“当身历史”,写入《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一书,成为将“当身历史”与“学术研究”结合的一部典范之作。


不宁唯是,高王凌在山西插队期间,遇到了日后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居功至伟——“发展组”的陈一咨和邓英淘,神聊之后,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种当身际遇,不仅仅是个人生活的一段历史,而且,还积淀在内心,投射到现实,照亮了以后生活的道路。恢复高考之后,高王凌和弟弟高小蒙同时考取中国人民大学,高王凌在清史研究所读研究生,高小蒙读本科,高王凌留在清史所,高小蒙毕业时,高王凌将弟弟推荐给已经受到招安的“宋江”——陈一咨。高小蒙在发展组为推动取消统购统销而殚精竭虑。


高王凌虽然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从精神上则一直在发展组,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之间,来回穿梭。还帮助发展组的精神领袖——杜润生,撰写自述。


五年插队生涯,高王凌不仅了解了农村,体察了农民,还成为一位“农民党”,高王凌虽然身在清史所,但,一生著述,大体上离不开“农村、农民、农业”,哪怕是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也有很深的影子,插队生活给高王凌的烙印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是一般人的共识。若说生活是学术的源泉,则言人人殊。高王凌将五年的插队生涯转化成了学术,“敏锐”,“发人所未言”,不是靠了聪明,也不是爬格子,而是靠了平常心,还有直觉。


我也不抱怨我的工农兵学员的经历。那也可以说是我当身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三年大学生活里我们有三分之一时间学的是当代史。老师(刘书礼)曾为我们请老农民来讲课。也曾带我们下乡,去学习写作村史。(高王凌:《天道微渺》,广东人民出版社,即刊)


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大学得以恢复,这时候上大学的学生,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称之为工农兵学员。1973年至1976年,高王凌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了三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当身历史”,高王凌深入书海,沉潜往复,从容含玩,高王凌的脚步声闻名全校,用功和努力的程度,可以想见。时间虽短,收获颇丰,虚心向罗元贞先生、江地先生问学,刘书礼老师带着下乡,写作村史,值得铭记。


山西大学历史系,高王凌“别具用心”,就是打算从根子上纠正“理论”上的错谬。认定理论乃从事实中来,打算从史实上从新认识理论,修正理论,发现理论。显然与前对比,是有了一定的进境。


毕业之后,高王凌在雁北地区工作了两年,迎来了1978年的大转折。



1978年高王凌考取了研究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我把报考目标定为社会经济史。这不是没有来由的,看我的经历就知道了”。1981年与孔祥吉一起留所。孔祥吉前往美国后,高氏成为清史所唯一的“大师兄”。


高王凌的硕士论文研究四川的场市,踏踏实实读了四百多部四川方志,建立了很强的历史感,中国传统到底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是一种市场经济,有了明确的判断。高先生认为,传统农业商品率虽然不高,农民却高度依赖市场;依靠着密集的市集组织和市场网络,决定生产和出售的种类和数量。经济增长大多与“交换”有关,人口增加带来巨大需求,经济发展决非仅仅依赖“土地开垦”或“以粮为纲”,更多地依靠“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地区开发》《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


虽然专攻清史,高王凌未能忘情于现实,1982年参与了发展组的江西调查。此外,最重要的活动,大概就是“一个国王在纽约”了。“一个国王在纽约”,为高王凌老友唐晓峰语,比喻在纽约那一年的日子。1986年9月,高王凌作为路思(Luce)基金学者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呆了一年多时间。此间,高王凌访问了访问了十来所大学,结识了诸多汉学家;注册成立了中国留美学者历史学会;最重要的是,高王凌发生了文化立场的转变。可以想见,高王凌的精神生活中,纽约一年的当身历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高王凌也属于“双插”式的学人,山西太谷县五年的“土插队”,将高王凌塑造成一位“农民党”,纽约一年的“洋插队”,使高王凌深刻体会到:我是一个中国人。


当然,“文化冲突”是必不可免的。高王凌手握二万四千美金,语言不通,有钱花不出去,这倒是次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国访学的机会很少,因此,高王凌作为路思基金学者来到美国,一般人印象中,光鲜无比,金光闪闪。可是,高王凌踏上新大陆,感觉比五年插队生活还受罪,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很难受,自己禁不住哭了一场。就好像“洋插队”,简直比插队还痛苦。


反过来一想,不用刷盘子,比起一般留学生,自己在纽约的生活,美国人给自己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还获得了思想自由。简直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一切都释然了,也就好受了。当时,唐晓峰在锡拉丘兹大学(先做访问学者,后来读了博士;该校地理系在全美名列前茅)。相距不远,两人时相过从。


高王凌1986年9月到达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马不停蹄:1987年1月,加州之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加州理工学院、尔湾大学、史丹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夏季: 密西根大学(安阿伯)、密西根州立大学(东兰辛)、匹兹堡大学、俄亥俄肯特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冬季: 哈佛大学(之前已去过两三次)。


1987一年里,高王凌在加州洛杉矶大学、伯克利大学、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五所学府,就清朝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作了演讲,并发表了《一个理想的追求》。“当然,我在这几年来,通过自己的研究,也切实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其一是清代经济政策,其二与粮政有关),并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高王凌的“洋插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最重要的是,我发生了文化立场的转变。这也是意料之外的。众所周知,我们在过去的教育下,每一个人都成了“反传统派”,几乎无一例外。崇拜的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柏杨的“酱缸文化”,恨不能写得比他更好。现在突然改变了。就好像到了外星球,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文化基点:原来我就是一个中国人(不是月球人,也不是美国人)!


1988年,《河殇》播出,好评如潮,但,刚刚回国的高王凌,秉持“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学术理念,与老友李零联袂抨击“倒霉怨祖宗”的不良情绪,认为《〈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河殇》的主创人员后来说,此篇乃对《河殇》最深刻的批评,无疑,得益于“正面观察”以及中长期的文化建设。不妨说“当身历史”和“正面观察”是理解高王凌文化心态的两把钥匙。


高王凌还申请到一笔福特基金会(Ford)的三个月的资助,研究的题目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大意是说: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中的许多特点(例如在十八世纪),如农业的家庭经营,土地的私有及租佃制度,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自由,遍布各地的市集系统和市场制度,以及商品性的生产经营等,长期以来,多被视为“封建”、“落后”而遭致全盘否定。然而它们与“现代化”之间真是截然对立、毫不相容的么?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实际的而不是虚设的历史贯通起来,并把观察的尺度放得足够长远,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些制度的意义和现代价值。


1987年,高王凌在肯特大学拜访王业键先生,并发表主题演讲:《中国农村改革》,王业键先生亲自担任翻译,高王凌感念不已。一年的时间,焚膏油以继晷,总共能读几本书呢?因此,高王凌并没有呆在图书馆,坐拥书城,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模范人物”,相反,尽可能访问学界师友,高王凌与国际汉学界大腕有着非同一般的交谊,从而对汉学界的动态了如指掌,更可贵的是,还精准地预示了学界的走向。


费正清、施坚雅、马若德、魏斐德、史景迁、帕金斯、奥克森伯格、李侃如、费惟凯、孔飞力、白思鼎、黎安友、王念祖、李思勤、曾小萍、白彬菊、韩书瑞、陈秋坤、欧力德,华裔学者何炳棣、夏志清、王业键、许倬云、胡昌度、黄宗智、王国斌、李中清、杜念中……


我在美国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访问了这么多所大学,认识了这么多有名的教授。我了解了他们的研究,甚至连他们的学生在研究什么题目,都几乎一清二楚。这,为我提供了一个学术视野。


当年,高王凌在路思学者中差不多属于年龄最小的之一,但,高王凌创建了中国留美历史学者学会,一年之内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最大的了。


高王凌到哥伦比亚大学,魏斐德(高王凌喜欢称之为威克曼)暂时离开伯克利,担任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高王凌前去看望魏斐德,提出建立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想法。魏斐德不仅理解,而且说,理事会作个决定就行了。但,由于理事会中某华裔学者设置障碍,事情变得复杂了,高王凌面临着筹资、注册等问题。


高王凌获得了李岩、王希、高峥、巫鸿、唐晓峰等诸多朋友的鼎力支助,最终筹到了资金,1987年9月,高王凌担任注册会长,召集七十多个学子来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共襄盛举。黄仁宇、唐德刚等人亲临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唐德刚教授鼓励新一代留美学子做一个“通吃派”。


值得高兴的是,这个学会,至今还在美国生存着,一拨一拨的学子,一年一年地把她办了下去。现在她已存在了三十多年。由一个“小宝贝”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儿”。



1990年,我转向当代历史研究。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这里头有着一个“机缘”,与杜润生有关。但若没有这一个机缘,我迟早也是要这样做的(或许是在退休以后)。因为那里饱含着我的内心关切。她是由插队下乡就决定了的。


高王凌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但,内心关切则一直停留在当代,这是由当身历史所决定的。高王凌回国之后,八十年代最后两年,进行清代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一书的写作,历史来到了九十年代,学界风习有一个巨大的转换,思想淡出,学问凸显;学者则由十字街头回归象牙塔,躲进小楼成一统。


高王凌反其道而行之,原本退休以后研究当代史,由于道义和良知的召唤,提前了二十年,这就是《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


高王凌插队的地方,是山西太谷县西吾村,高王凌在这里接待了中国改革的重要操盘手——陈一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高王凌于1982年将弟弟高小蒙,介绍给昔日的“宋江”,这样,高小蒙得以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手下工作,高小蒙与周其仁、宋国青成为杜润生颇为器重的三位爱徒之一。杜润生的老家正是山西太谷县,高王凌在太谷度过了五年的插队生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高王凌从精神上,一直是发展组的一员,不仅思考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而且还参与1982年江西调查。一度,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发函,保障高王凌每年有几个月时间进行农村调查,引发了清史所“单位主义”发作,高王凌在学术户口单位,日益边缘化。


但,一段时间以来,高王凌是否属于发展组的一员,就连发展组的人,也不是那么明确,这一境况,确实令人疑惑。依照高王凌的判断,发展组前后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上梁山”、“受招安”、“后水浒”。高王凌本人却是经过发展组三个阶段的少数。


“上梁山”阶段,高王凌就结识了宋江——陈一咨和发展组的一位大将——邓英淘;“受招安”,发展组轰轰烈烈,高王凌本人的学术户口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并不在发展组。高王凌虽然参与发展组的农村调查和小组讨论,但,类似于客卿,发展组组员“单位主义”发作,不大认可发展组有高王凌这么一位,虽非势所必至,但也情有可原。其实,高王凌曾对发展组的组织建设有所建言,带头大哥“宋江”采纳了高王凌的建议。这一阶段,高王凌对发展组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了,不仅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而且,“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理念,可以说是呼之欲出。


高王凌眼中,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高王凌:《超越史料学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6月1版)


发展组的“后水浒”时代,愈发看到高王凌的独特作用。1990年,发展组的“精神教父”——杜润生刚刚赋闲。高小蒙回家,征求哥哥的意见:怎么办?这样杜润生先生挂帅,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前后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陈锡文、高小蒙、高王凌、谢扬、林毅夫、崔晓犁、白南生、何道峰、张焕平,在九号院(清代礼王府),召开了一系列小会,讨论土地改革,新民主主义的放弃、统购统销、55年的危机和集体化的大风暴,等等。此时,九号院,已经人去楼空,几位后生聚集在杜润生身边,暴风骤雨过后,这个小组,颇有风雨之中的宁静。


小组在交流切磋的过程中,既有着热烈的讨论,也有着理性的思考,高王凌成为杜润生的“关门弟子”,因为不用坐班,肯于下乡调查,高王凌与杜润生开始了一个系统的研究,这就有了“反行为”的研究。


很长时期有一种观点,好像农民是信服“集体化”,是上级“要怎样他们就怎样做”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小组会上脱口而出:农民是有他们的“反行为”的!


就因为这句话,杜老说:过去对于政府方面的做为,农民群众是有反应的,总要有办法,来对付、应付的。这是农民对这段历史作出的正面贡献。他指示我专门去做此项调查研究。(高王凌:《超越史料学派》,第42页)


高王凌与杜润生先生商议,选择在山西太谷,进行调查,这里既是杜润生的老家,也是高王凌插队的地方。高王凌在这里进行了两次调查,去前,杜润生发布指示,回来后,杜润生听取汇报,还提醒高王凌:不要把小帽子扣在大脑袋上。2013年,《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终于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高王凌不止一次说:这是我跟杜润生二人的共同研究,绝非虚言。


2017年,高王凌先生回首学术生涯四十年,结语部分论及平生:在我一生中,经历过一些历史事件,更多的是描绘、记录了许多历史画卷,颇有些波澜壮阔者,比如从18世纪与乾隆,到农民与地主,到前三十年(包括土地改革、统购统销和反行为),有如一部战争大片的导演。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其中主角说起的一句话:我只觉得个人的渺小……


(谢志浩,《关东学刊》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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