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我与发展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6 次 更新时间:2013-08-19 22: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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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 (进入专栏)  

  

  

  我在清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但一个人是不是只有这一个“人生”呢,那就不大好说。譬如说我在插队时差点就“上梁山”,你相信吗?

  

  我的这一个人生,就跟清史关系不大,而且涉及时间很长,它始于1971年,距今有四十年历史了。与《求学偶得》不同,它还牵涉到许多朋友。

  

  本篇初稿作于2010年,发表于《领导者》2011年6月号。

  

  约翰·勒卡雷在他一部小说的开头写道,要想清点一段历史,必须知道“应由何处落笔”。写“发展组”,何尝不是如此?

  

  “发展组”全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活跃于八十年代,是“乾隆朝”空前绝后的一段逸闻。但若以为它前后只有十年的经历,那就有悖于历史家的法眼,大错特错了。

  

  把发展组比喻为“水浒”故事,并不是笔者的发明。“先上梁山,后受招安”,更是何维凌(曾任副组长)的名言。如此说来,不妨把发展组的历史分作三段:“上梁山”、“受招安”、“水浒后传”;每段十年,跨越三十年时间。

  

  以下引自一份口述,“勉为其难”,算是一个开头:

  

  发展组的历史,特别难写,不止一个人这样认为。曾有几个人找我,有的还没见面,就知难而退了。难写的原因之一,是涉及太多的“大腕”,而且呢,“人言言殊”。贸贸然想写一段“真历史”,或谓“历史事实”,便不免众说纷纭、大失所望。

  

  我与发展组颇有渊源,虽然几乎没有回忆文章谈到我这个人。我一向不愿意谈的原因,可能有不止一条:一,发展组有太多“官家色彩”(其实没那么简单,详见后文),容易引起误会(如友人许倬云对我);二,我在小组里没起过多大作用(友人韩刚曰:切莫如此说);三,我也不是“正式组员”(这是我建议制订的制度,详见后文);四,现下恐怕还没到时候。

  

  但是,一个人的行为乃是一个客观事实,既已成为一段历史,恐怕也不再为他个人所有,而带有“非个人性”。说长说短,尽可由人,自己“避讳”,多半也是“不智”。

  

  特别是,近一段时间,报章杂志上出现了几篇评论发展组的文章,起因是以杜润生为首的团队,获得了一项经济学大奖。所以也就无所谓时机成熟与否,加上“人还在,心不死”之说,不管怎样,现在,也许就“是时候”了吧。

  

  我要说的是,“发展组”的名字尽管只使用了十年,它的历史却可以分为三段,每段十年,这就是:“上梁山”、“受招安”和“(水浒)后传”。

  

  它始自1971年,距今已有四十年之久了。

  

  发展组:上梁山(七十年代)

  

  用“上梁山”来冠名发展组的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一绝”。也说不定,有很多很多同仁不会同意。

  

  本节继续引用口述。同时也保留一个约翰·勒卡雷式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可能共有几个“人生”?

  

  1971年是我们下乡的第三个年头,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那是两年之前的1969年)。夏季的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年龄也比我们都大得多。他就是陈一谘。在本文中,我们就管他叫作老陈(也有时候在行文中我称他为宋江),——事实表明,这也就是他的角色,无可替代。

  

  插队时节,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通常都会受到接待。哪怕是“持不同政见”者,比如两年前就有一位自称刘邓司令部什么行动组织的,临走还拿走了(同学老猪的)一台高级半导体。

  

  老陈对农村政策“情有独钟”,我们也有一肚子话可说。不正是由于插队,才使这些北京城里的“大学生”(山西老乡的说法,其实是中学生而已),接触到了中国农村的实际生活吗?

  

  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他的谋略,先“反”,受到上面关注,再被“接纳”(这些虽非原话,当相去不远,“上梁山受招安”并非日后归纳)。也许我和我的同学都还年轻,所以就有几分别扭,不好接受。

  

  农村糟到了那样子,还有希望吗?甚至,有了“好的”政策又能怎样?这也是我们内心里“根深蒂固”的一点怀疑。

  

  大家都下地“动弹”了,在剩下的几天时间里,我陪着老陈,谈论的不外是对农村现状的种种看法。那年,他31岁,我21。

  

  本来,老陈只是路过吾村,原计划是到另外一个村子看看的。目的吗,就是交朋友,拉队伍(这恐非原话)。原来他有两个铁哥们,都是大学生,由于感觉大学生不行了,所以这次来找中学生(在自负的老三届眼里,也是看不起那些大学生的)。就一路从北边下来。

  

  此际的老陈,已是囊中羞涩。遂决定就此回家,不往下走了。

  

  他告诉我,此行就交了两个(中学生)朋友,一个是你,一个叫邓英淘。

  

  你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值得交的朋友(也许是走后来信中说)。

  

  第二年夏(1972),我因为北京某大学招生“不公”的问题,回京“打官司”,事后从晋北绕道回村,去桃源会晤了邓英淘(笔记本中写作婴淘)。

  

  确实不枉此行。颇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劣等香烟一根接着一根(海河牌,一蹾就下去一截),海阔天空,聊到得意之处,他拿出自己得意的诗作与私人信件(他妹妹因把老父的名字“力群”错写成“立群”,还为老人写信纠正),手头的灰皮书,也大方的借我几本。

  

  他多才多艺,又有读书条件,思想特别“解放”(十年以后,他还私下对我说,咱们那些人怎么这么“正统”啊)。跟今天比,邓公子完全是两幅样子。

  

  如果此处允许做一个“自我批评”,我就会说:我们中好多人,怀抱“精英主义”,迷信“人类智慧”,迷恋“计划规划”,这终于形成发展组的一个特点,“科学主义”、“制度万能”,迹近于王安石变法。而且始终不改,当然,这是后话。

  

  次年,我进入大学。学习历史,“别具用心”,打算从根子上纠正“理论”上的错谬。上学,若说是为了“当教授”(如某兄讣告之某某教授云云),那可就臊死了(想想让老陈看得起不)。

  

  走前(1973),邓英淘来吾村看我(大约是去始设聚义厅的“梁山泊”,从此路过)。以前他就告我说,再当二三年小队干部,进一步了解农村情况。村里有好枣子,我也破例请队里批准,打枣接待客人。

  

  在大学期间(1974?),“风萧萧兮易水寒”,他来学校见我一面,表示要实践诺言,去河南,“上梁山”了(两个头领:一宋江一柴进。一笑)。当晚他住在我床上(一个上铺),我则睡在两个拼起的“八仙桌”上。享受如此“待遇”的,好像还有老同学郑义,不过那是通往我另一个罕为人知的“人生”了(来找过我的,还有同样后来成为作家的老鬼)。

  

  说起我的大学教育,也不宜一笔抹煞。其中一个好处,是图书开放,尽可用功(我的脚步声因此闻名全校)。山大历史系亦有其过人之处,与本文主题有关的,是在刘书礼老师主持下,讲授“当代史”(而非“党史”)、请“贫下中农”来校讲课(当身经历)、下乡调查写作村史(没想到这一门功夫就一直用了下来;多年后读了“反行为调查”的一位老省长说,你和老乡的关系可真好啊!不止山西,后来去的那些地方,老乡都很好,对我几乎知无不言)。

  

  在其后几年里,我拜访了王飞欣(老陈的大学朋友之一);大学假期里,我去过邓家,恰巧也见过老爷子(留下吃饭,语及以前把治理国家看得太简单,以为有好人好政府就行;再次见面,是十年以后在中南海会议室了)。

  

  一篇纪念发展组的文章中说:

  

  “在那个年代,学生们仿效青年毛泽东是潮流。”

  

  此说不确。经过文化大革命,还这样想就近于“狂妄”,至少也是“半疯”。1968年大多数知青下乡乃是“迫不得已”(当然也有个别例外)。

  

  “之后,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到了河南,王岐山到了陕北,翁永曦、白南生到内蒙古,陈锡文、周其仁、朱嘉明到了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王小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去了山西。”

  

  这很容易引起误读,——并不存在任何预想和甚么安排;其中许多并不是发展组成员,遗漏者更是不少。

  

  1978年,我考入研究所;邓英淘考入北京大学。

  

  我还要重申,在这段历史里,我并不重要,重要的除老陈外,只是邓公子一个人。

  

  1979年,出于种种缘因,宋江终于接受“招安”,回京“上任”。

  

  想起来,那真是“惨淡经营”的十年。

  

  人的行动可能带有超出个人的“代表性”,显出大的意义(参见我的博客:“一个人修有什么用”),不知各位是否也有同感?

  

  发展组:受招安(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正是发展组的“挂牌”时期,也是它的鼎盛时期,进入画面的人物很多(恐怕不在百名以下),每一个都可能留下自己的痕迹,拥有自己的不同记忆。

  

  我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在“宏观上”提出一点意见,“微观上”给出一点单薄的个人经验。其他,则留给大家。

  

  有一篇文章说:“1978年早春,当上海知青周其仁站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场部,在广播喇叭下静静聆听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心里明白,人生到了一个转折的十字路口。”

  

  对一批人来说,“历史”就此开始。

  

  八十年代初,等我再见到老陈时,他已“受招安”,拥有了机构、拨款,和队伍——主要是77、78两届毕业生。可谓人才济济,一个个英姿勃发。《水浒传》的聚义发生在山寨,这一次“三山聚义”却是在招安以后,也包括了许多“无意落草”人士。

  

  老陈问我什么打算?我把弟弟小蒙推荐给了他。自己却没有调入小组所在机构——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

  

  按老陈原来的打算,是将所有人员都集中到一个单位,不要每个人在各个单位里“慢慢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不举例了罢)。这是很早的想法,我觉得有道理。但当它进入议程时,最终听从国务院领导的意见,还是各自分开了(所谓“专业与业余相结合”;所以,到1988年,就有人建议成立一个庞大的半民间研究院,也有人专门来游说我;而1982年,一纸邀我每年有三四月时间参加两研究室调研活动的红头介绍信,不料竟引起了“单位主义”的轩然大波)。

  

  如果按照早年的想法,也许我就过去了?事情往往可能只是“一念之差”。

  

  当时小组里人员多了起来,有的在外面做事不谨慎。1982年下乡之前,一次在北大,老陈问我,如何是好?我当下建议,小组分立名目,一部分(正式调入的)是“正式组员”,一部分叫“通讯组员”(言下就不为其言行负责了)。这可能是我在(组织建设上)为小组做的唯一贡献了。

  

  结果呢,我自己,包括何维凌等人,就成了“通讯组员”,特殊身份的人(有如“客卿”)。

  

  虽然各有“户口单位”,但大家终于在一起了,这仍是一种“政治姿态”。即相信“事有可为”。它还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近距观察”。也像是一个历史的“看客”,形成一种特别的人生经历。

  

  上面为什么要招致和使用这一批年轻人?(口述断裂,当然这有正规的解释,如邓力群的说法,但是不是太皮相了?)

  

  下一问题比较重要:发展组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有文章说:中国农村“变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官员、执政党高层以及一群知识分子三方共同主演的。农民基于摆脱贫困、追求温饱的本能自发启动了变革;一群敏感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这些变革,并论证了变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最终,这些论证说服高层开明者将农民的创新确认为政策、法律。一时间,这群知识分子和他们组成的介乎官民之间的研究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为当时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另一篇文章里,也把此次得奖的原因归之于发展组对“包产到户”改革的贡献。

  

  这样说,是太自大了。本质上,包产到户改革是上层领导与农民之间互动的结果,知识分子贡献很小(看看西单民主墙就知道了,几乎没人提农村问题)。发展组介入时(1981年),包产到户的决策已经完成(关键是80年,有邓小平表态和75号文件那次会议)。发展组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此,而是在“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

  

  归根结底,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出自“知识分子精英”,还是其他什么——比如农民?其实,无论在王耕今(发展组在农经所的顶头上司),还是在杜润生(国家农委的顶头上司)看来,农民比咱们都聪明,智慧是来自那里(阅读内部资料的结果,我发现,就田制来说,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想出的“方案”就不止一个,如“井田制”、“三田制”等,亦各有千秋,并不比“包产到户”逊色)。

  

  还有文章说:王贵宸回忆(这一段采访不知是从何而来):1980年初那次国家农委会议,看得出来,杜润生(与当时领导人有所不同)对包产到户是另有看法的。

  

  这太容易引起误会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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