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我在清史所三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2 次 更新时间:2013-09-20 21:15:51

进入专题: 清史所   高王凌  

  

  经过“文化革命”,国家百废待兴,不但恢复了高考,也开始了研究生招生。大约在三十年前,我们一百零八个同学聚集在中国人民大学,成了复校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社会上对硕士生之看重,可见张承志《黑骏马》)。清史研究所的同学有杨东梁、赵云田、张雨新、孔祥吉、吴廷嘉(已故)、吴建雍、方雄普,我呢,算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其中颇有几对夫妻同学,我则与读本科的兄弟同在人大,亦佳话也)。

  

  当时学制是三年,头一年在校上课,主要是听一些有名的教授(以后才恢复职称评定,那时大家好像也不怎么重视这些名号),包括不少外校老师开设的专题讲座。通过外语考试之后,第二学年就开始查阅资料。我的目标是四川的几百部地方志,跑遍了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故宫和其他高校的图书馆,有的同学则一头扎进了档案馆里。查资料用去了整整一年时间,最后一年则用来写作论文(留出空间让同学自己成长,这是和今天很不一样的)。

  

  毕业以后,同学们大多离开了学校,孔祥吉和我留在清史研究所。几年后他去了美国,没有回来,我竟然成了清史所的“大师哥”。

  

  因为清史编纂的关系,清史研究所重任在肩,它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像是科学院,而不像是大学。这给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虽也非尽人为。据老教授宋涛告诉我,在五十年代初(他曾任校部委员),国家就有意修清史,而且就属意于人民大学了。再加上六十年代台湾修史的刺激,于是趁人民大学复校之机,“清史研究所”终于成立。其间的风风雨雨,我们也见识了不少(现在的“大清史”已经不是第一轮)。

  

  我最喜欢的是,在这里可以专心地从事研究。我们很少上课,记得评讲师、副教授,我都只讲了一堂课(还不如我在美国一年)。到九十年代中期,学校改变了方针,这样的研究所在大学不复存在,我们也成了一个“系”,“清史系”,无形之中讲课成了繁重的“负担”。

  

  1986年,我作为路思学者访问美国(以副教授名义),历时一年有余(有关详情参见:Remembering the Founding Days,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 15, no 1 ,Spring 2008)。其间,与美国同仁(如王国斌Bin Wong)等交游论学,颇为畅快,他们也对我寄予“厚望”。回国后,我却“我行我素”,对上课和职称问题也颇为看淡。

  

  记得九十年代在张自忠路有一次全所大聚会,我的老同学私下里多鼓励我,坚守位置,为大家作一个学术的“表率”。

  

  去年,跟老同学在承德大清史会议上再一次巧遇,不料他们全退休了(三十年如一转瞬间)。我想我是不是也该清点一下自己的“存货”了,——姑且把它称为“求学偶得”,——这么多年,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按:本篇是一回忆之作,非相识者姓名即不在征引之列。)

  

  求学偶得:之一,与集市有关(第一个十年)

  

  我做的第一个学术研究是关于四川的“场市”(即农村集市)。“场市”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为写这篇硕士论文,我读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于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农村调查”。这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一块“基石”(通过它获得了一部分“史感”,也不那么“漂”了;这对一个初学者是很重要的)。

  

  这篇论文触及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说”。这在当时可是非同小可,多亏答辩委员会主席郑昌淦教授“包庇”了我;在陈述观点时也要讲究策略,如说: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更深入的就不多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参见“清代中叶四川农村的场市和它的经济地位”,《未定稿》1982∶11;“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清史研究集》第3辑等)。慢慢我才发现,过去中国历史的许多“结论”,多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的。

  

  其后经过众多学者多年的努力,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才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市场经济”(虽然这一概念还需加以若干的规范和说明),而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说”;学界认识到,当日中国农业的商品率虽然不高,农民却高度依赖市场;依靠着密集的市集组织和市场网络,决定他们生产和出售的种类及数量多少;也可以说,清代的经济增长全都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面对伴随人口增加的巨大需求,农村经济的发展(决非依赖“土地开垦”或“以粮为纲”),更多地是依靠粮食等初级产品之外的“多种经营”和“商品经济”(老一辈学者如吴承明近日已坦承多种经营的极端重要)。

  

  对于施坚雅(G.W.Skinner)和他的有关研究,那时国内还不怎么知道。1980年秋,一个空前庞大的美国史学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彼此之间学术规范、学术语言,在在不同,也出现了不少误解(包括对他的集市“六角型”模型)。1987年访美期间,我在斯坦福大学会见施坚雅教授,还一起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的资深编辑和农村问题专家燕凌先生,似乎喜欢我这篇关于四川场市的文字,几次问我,为何没有收入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也许,人们自己也不容易把握他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

  

  “市集”与“宗族”都是为外国人“发现”,然后“出口转内销”的中国“史实”,类似的可能还有“宗教”等。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中国人除了生活在一些为人所熟知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可能还处于某些很少为人意识的“圈域”里,如“市场圈”、“信仰圈”,……等等。同时,他们还享有充分的“自由”,也许正是这种自由,常常使他们“忘乎所以”……

  

  之二,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是我毕业后自己选择的第一个研究题目。得益于“农村组”非正式的小规模学术交流(记得是在志华家里,不知怎么就有了这一念)。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递交北戴河第一届清史讨论会,同时送农村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处。多年后,据朋友回忆,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那时不相识的朋友,多以为笔者是一个老人(唐晓峰)。

  

  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时期”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

  

  当时这一研究还缺少粮政和工业两个部分,为以后所补足,因此能在1985年对魏斐德(F. E. Wakeman)说:我已“画了一个圆”。最后终于形成为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它本属“东方历史学术文库”1994年系列,因编辑的异见而被推迟一年;又于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

  

  这无疑是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这种“古今两相观照”、带有时代气息的研究,我以为应该还有很多,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据朋友说,它带动了一批所谓“政策研究”(夏明方)。

  

  这就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参见:“清代经济史论坛”,其分类及说明);它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打通了几个领域。也许,正如余英时(Ying-shih Yu)的老师对他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在我看来,清代的经济政策,具有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例如放弃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可行性道路,而大搞“土地开垦”和“以粮为纲”)。好像这些并不是传统史学所关心的问题,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而是在三百年后,由后人发掘出来。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其一在经济政策,其二则与粮政有关),并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于美国访问期间)。随后有人批评我,“把历史说得太好了”,但我却觉得较之历史本身还差得远。(按:我认为把历史“往好处写”,正是清史修纂的应有之义。)

  

  也许还值得一提的是,小书继何炳棣(Ping-Ti Ho)、珀金斯(DwightPerkins)和王业键(Yeh-chien Wang)的开拓性研究之后,提出了对清代经济的宏观分析(这在国内是很少见的),即清代经济的成就决不仅在土地的(全域性)开垦和农作技术的提高,而在于有限耕地的高水平利用,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交流,特别是跨省区“优势交换”的开展。

  

  不易的是,小书出版时虽遇到不少争议,但其间仍引发出了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奴隶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论点的严肃批评(1995)。

  

  “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可能是小书的第二主题(故有“活着的传统”之说)。如同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正处于“十八世纪热”,“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更是当时的“时髦”话题。为此余英时曾说:近代中国“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看来也不是小问题。

  

  对传统的重新认识,终于导致了其后对《河殇》的批判(参见“《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中国文化报》1988.7.31),还有最终的从头“读经”,因若非“从头开始”,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美国的“十八世纪热”,正如1987年我对麦克法考(MacFarquhar,时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所预言的,在五年后已让位于美国的“民国史”研究;现在,重心则转入了“当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我则始终徘徊于“清代”(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而不及“民国”历史。也许为此我才提议“着重研究那些在今天仍然是活生生的有意义的历史问题”及“在当代经验与史研究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参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序》,海洋出版社,2002)这样一些研究的“方法”;我还开设了“方法课”,专门讲述有关问题(2007)。

  

  之三,政府和政府角色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还是二十年前(参见“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坊间尚很少见到类似的文字。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国家)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也在有关十八世纪的小书中多次体现。在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反复观照的结果,使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强”与“收敛”,几乎成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它不但发生在当代:先是(通过革命)政府的强化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通过改革)开始“回落”,从新寻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还没有“定位”)。类似的事情,可是在乾隆朝全发生过(如围绕粮政问题)!可以说,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清政府的应有作用和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再者,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其主导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发挥特殊的主导式的作用(参见《乾隆通纪稿》)。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政府作用这一条“主线”,仅此一条,即可帮助我们说明很多很多问题(参见《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2002)。

  

  之四,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发展序列”(“序列”一词是为李零代起),是我头十年学术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参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史学理论研究》1994∶3、4;《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1999)。其后我曾大幅度的转向当代史的研究,然后才又“回来”(也颇有一些友人不愿我返回清史)。

  

  对所谓“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我把它分为四个层次,或称为四个阶段(或类型)。其中最“落后”的是“不发展经济”,依次几个可姑且称为“发展中经济”、“高发展经济”和“发达经济”。这些都是针对中国情形而言,是中国理论,不可随意译为英文,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关于一些概念的英文翻译问题,以后我们还会多次遇到)。

  

  这几个阶段都各有其各自的人口和经济的特征。或可简单地描述如下:不发展经济,即土地未充分开垦;发展中经济,即土地渐趋充分开垦,精耕细作;高发展经济,即一意提高耕地利用水平,追求市场收益;发达经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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