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雍雍穆穆俞荣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0 次 更新时间:2019-08-20 08: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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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中国法政学人系列讲座是本人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2014年讲的是贺卫方和陈有西,两位先生对中国法治进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贺卫方先生研治西方法律思想史,实际上呢一直把中国和西方相对照,总想把西方的理念运送到中国,不时发现西方的理念“水土不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陈有西先生是当代中国一位大律师,陈有西所代表的律师群体对中国法治进步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

  

   2015年的讲座想向几位法文化学者汲取智慧。2015年2月12日讲俞荣根先生,以后陆续讲梁治平先生、许章润先生还有广西南宁的一位“隐者”——魏敦友先生,通过聊几位先生与诸位分享法学地图的一点心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本人伴随着“文化热”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最先进入阅读视野的法学家应该说是梁治平先生。梁治平先生当时在《读书》杂志发表了系列文化随笔,这对198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生影响非常深远。那个时候,梁治平立意发现中国法文化的性格,也想摒弃斗争哲学、激进情绪和意图伦理,但,依然流淌着一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况味。

  

   那时候的阅读存在着很大偏弊,类似于“自我屏蔽”,“选择性遗忘”与“选择性记忆”交互影响,呈现着强烈的“选择性阅读”取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很少有学者从比较客观比较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传统看待中国法文化。俞荣根先生就是凤毛麟角的一位,可是,“选择性阅读”遮蔽了双眼,俞荣根先生没有及时进入阅读视野当中,不存在反常之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学”热,随着传统文化热,中国文化出场,俞荣根先生才慢慢进入阅读视野。阅读原本是为了扩展视野,不过,由于“斗争哲学”作祟,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知不觉走上了“兼容并包”的反方向。现在想来,二十世纪中后期在反传统的喧嚣中读到俞荣根与杨景凡先生合著的《论孔子》、《孔子的法律思想》,定将视为反动腐朽,必欲除之而后快。

  

   流淌着全盘西化、喧嚣而躁动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俞荣根先生依然沉潜书海,深入发掘和梳理中国法文化。现在看起来,俞荣根先生才是研治中国法文化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公认梁治平是中国法文化的开拓者,实际上,这是选择性遗忘与选择性记忆两种张力交互影响生成的结论。梁治平先生确实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结构正在建构、尚未定型大学生的阅读取向,往往会影响一生。

  

   俞荣根先生颇具儒雅气度,谦逊低调,1982年以来工作岗位三次变动: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市社科院——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不改学者本色。俞荣根长期在中国学术文化“边陲”——重庆工作,加以没有采取惯常的“顺势而为”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逆风飞扬”,颇多不合时宜之思,因此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风尚不相契合。话说回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俞荣根先生假如离开中国学术“边陲”前往北京工作,能否在“文化热”反传统的喧嚣和躁动中顶住压力进行学术上的“发覆”,也就不得而知了。

  

   俞荣根出生于浙江诸暨,具有北方美男子的气概,浓眉粗目。诸暨底蕴深厚,名人辈出,诸如中国四大美女之一——西施,曹洞宗的开山祖师唐代高僧良价禅师,画家王冕,“文艺理论家”姚文元。现今,诸暨流传着一句话——中国法学界的“父子双雄”,指的就是俞荣根与公子俞江。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叩门而入,江浙一带得天独厚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枢纽。单就法学而言江浙涌现了沈家本、董康、孟森、余棨昌、丁元普、夏勤、何思敬、楼桐荪、范扬、吴经熊、梅仲协、钱端升、盛振为、孙晓楼、潘念之、章渊若、杨兆龙、陈朝璧、徐朝阳、阮毅成、李浩培、倪征日奥、陈守一、费青、周枏、芮沐、王伯琦、卢峻、陈盛清、吴传颐、韩德培、龚祥瑞、周子亚、楼邦彦、韩忠谟等杰出法学家。灿烂群星照夜空。

  

   诸暨近代诞生了两位教育家,一位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近代留日学生多从事革命运动,何燏时190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获得工科学士学位,乃中国留学生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还有一位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何东昌。何东昌1941年入西南联合大学,除了北洋大学短暂的教书生涯,何东昌与清华大学渊源颇深,一直在教育口,做到教育部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思想解放作风开明,当代蔡元培之誉。教育口主事者何东昌对刘道玉很不放心,1988年五十五岁的刘道玉校长开启了退休生涯。

  

   诸暨这个地方出哲学家。追求林徽因的那位哲人——金岳霖先生老家就是诸暨,不过金先生出生于湖南长沙。哲学家冯契先生也是诸暨人,冯契先生公子冯象是当代中国一位重量级的法政学人,冯契先生门生——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也是诸暨人,杨国荣心中冯契先生既是恩师又是乡贤。

  

   诸暨这个地方还出一些“武人”。诸暨“宣”姓较多。黄埔军校学生被开除的很少,黄埔一期宣侠父就是其中一位。宣侠父是一位军事奇才深入研究过持久战,宣侠父夫人把宣侠父所著《论持久战》带给延安的毛润之。

  

   抗战胜利后担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宣铁吾与宣侠父同属黄埔一期,据说是位铁腕人物。宣铁吾过生日邀请齐白石先生赴宴作画,齐白石先生来到宴会上铺纸挥毫,一只水墨河蟹跃然纸上,十分传神,众人赞不绝口,宣铁吾喜形于色!不料齐白石先生笔锋轻轻一挥——看你横行到几时,书赠铁吾将军,宣铁吾内心不悦拂袖而去。

  

   诸暨还出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俞秀松先生出在诸暨,俞秀松先生还是共青团创始人,新中国成立时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也是诸暨人,很有意思。殊胜因缘,俞荣根与俞秀松是诸暨次坞镇老乡。俞荣根小时还叫次坞中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了纪念先烈俞秀松,次坞中学改称秀松中学。

  

   经亨颐先生是位开明的教育家,曾经担任浙江一师校长,浙江一师在新文化运动中非常有名。1919年10月俞秀松与夏衍等同学创办《浙江新潮》志在改造社会,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非孝》发表在《浙江新潮》第二期,惹出了大麻烦,引发“浙江一师风潮”。卫道士视《非孝》为眼中钉肉中刺:儒家文化乃忠孝所系,施存统居然提倡“非孝”,简直乱伦非法成何体统!补充一句,施存统的公子是著名作曲家施光南。

  

   俞荣根生于1943年1月,这一代人时运不济受到文革影响因而大器晚成。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四代,“法治三老”—— 郭道晖、江平、李步云生于“九·一八”前后。杨玉圣教授将张思之与郭道晖、江平、李步云并称,因此有了新提法——“法治四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生的朱苏力、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则是百年学术地图的第五代学人。

  

   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如何安排俞荣根先生这样的人,说是第四代吧,年岁比第四代小一轮;说是第五代吧,年岁又比第五代大一轮,俞荣根处在第四代和第五代之间,早年描绘学术地图时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往往把俞荣根这个年龄段的学人“四舍五入”归入第五代。现今也不能说错了,但,多少有些不妥,也许称之为“第四代半”更为合宜。

  

   2012年7月28日“国历图书”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本人上台发言时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不好安排1942年出生的王学泰先生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位置。抗日战争期间出生的学人与王学泰先生相仿的还有钱理群、周振鹤、俞荣根、葛剑雄。钱理群生于1939年,周振鹤生于1941年,王学泰生于1942年,俞荣根生于1943年,葛剑雄生于1945年。一出生就赶上抗日战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小学赶上“镇反”、“三反”、“五反”;初中赶上反右;高中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低指标瓜菜代老头老婆死得快,俞荣根典型反映了这代人的际遇。

  

   这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钱理群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周振鹤1963年毕业于福州大学矿冶系,王学泰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葛剑雄1964年高中毕业后接受师资培训,俞荣根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确切地说,钱理群、周振鹤、王学泰、俞荣根、葛剑雄五位学人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四代半”。“第四代半”夹在第四代与第五代之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问题的关键,一代人属于历史的“夹生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那时的教育充斥着“左”的东西,“左”到极致——极左。毛润之治国理政讲究政治挂帅,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新中国离开政治运动便会失去前行的动力了。新中国成立不到二十个月,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伟大领袖”修改审定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意在引发大规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历史是贯通的,新中国有着一以贯之的思路,出炉不到二十个月便不失时机地发动“洗澡运动”,就是为了与旧社会、旧教育、旧思想进行彻底切割。

  

   1943年出生的俞荣根兵荒马乱之际得以存活算是命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之间中原逐鹿,子弹在头上飞,苟活于乱世之中。1949年迎来新中国,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本应有很大的建树,事实却并非如此。

  

   俞荣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小学生,1956~1959年读初中,1959~1962年上高中,1962~1967年大学期间赶上文化大革命。俞荣根是接受十七年完整教育的一代学人。1949~1966年“十七年”教育领域究竟是一根红线还是黑线专政?回顾所来径,走出文革会看得更为清晰。

  

   十七年新中国一大特点便是政治挂帅,机缘巧合,“第四代半”赶上了共和国所有的政治运动,“运动”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无一例外都要参加“运动”,一代人烙下了政治的印痕。信奉斗争哲学,喜欢政治站队,善于政治投机,一代人体现的非常突出。

  

   俞荣根念到初二爸爸不幸去世,家境每况愈下。一位妈妈拉扯六个孩子,不难想见生活之艰难,俞荣根上学遇到了困难。俞荣根体恤母亲下定决心退学。杨文青校长听说之后,一次又一次带着同学和老师进行家访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绝不让一个同学掉队。俞荣根原本是一个很好的读书种子,看到师长和同学愿意让自己归队,于是咬咬牙接着读书。1962年俞荣根考上北京大学,杨文青先生虽然不再担任校长,拿出微薄的工资帮助俞荣根,俞荣根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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