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高王凌:一洗凡马万古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2 次 更新时间:2017-05-01 17:57:43

进入专题: 高王凌  

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一)

  

   高王凌先生是搞清史研究的,在我看来,是一个异数。传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愿意把传统看成自给自足,传统就必须是自然经济,至于传统本身是什么,无所谓,反正传统也不能辩驳。高先生看到了古今一体,启人心智。

   《乾隆晚景》真是一本奇怪的书。全书十九万字,从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写起,止于一七九九年,十四年的光景,不足八万字,乾隆以及清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竟然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乾隆晚景》不仅具有极强的穿越性,还对吾辈的历史观,造成直接的冲击。笔者以为,高王凌先生进行的,无异于一场哥白尼式革命。

   吾辈很早就被教育,一切都是联系和发展的,但是,理论和现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都被结结实实地分成“两截”,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便,这得需要多么“健忘”和“变通”,才能够说服自己呀!

   1982年,笔者入高中前,地理课本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正是中国可爱的两大理由。但,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高中课本,人口众多,就变成了负担。中国好多事情不上轨道,没有做好,地大人多,就成为绝好的理由。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方家双手一摊,开口就来:这不明摆着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

   198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课堂,讲到汉唐,两朝的盛况,都会提到人口多。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口多成为坏事呢?

   主事者既然认为人口众多,是中国发展的一大瓶颈。倒霉反面看,异质性很强、人口急剧增长的清朝,顺理成章,成为中国人口的“原罪”。堂堂中国,竟无一人是男儿!走向未来丛书的《人口:中国的悬剑》,可以说,成为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的共识。人多力量大、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俗语里所蕴含的朴素的道理,已经被遗忘到九霄云外了。

   也就是说,汉唐,人口众多是强盛的象征;近代人口众多,已经成为悬剑;当代更是,计划生育,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这都是哪一出呀!真要较真,就会自然发现“两截”之间,可谓冰火两重天。

   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古代的朝廷还是现代国家,基本的要素,无非土地、民众和政事。证诸古今中外,还没有听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居然成为主事者的包袱。如果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成为“包袱”,主事者大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嘛!

   要是十三亿人口,挤在以色列那样的“小地方”,那么,人口众多,真就成为“包袱”。问题是,十三亿人口,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日本,一亿两千多万人口,拥有不到三十八万平方公里,若论“拥挤率”,日本,岂不是拥挤不堪!

   众所周知,日本,火山和地震资源,倒是比较丰富。按照日本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的比率推论,中国使用三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十二亿人,完全可以过上滋润的生活。笔者不敢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养育三十亿人口,绰绰有余。现实是,不到十四亿,主事者都有畏难情绪。

   三千年文明史,最令人惊异的是,中国这片土地,一直拥有最多的人口,从消极的方面说,这是延续中华文明的基本保障;从积极方面讲,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脑矿”,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情。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全球人口增长历程:1804年世界人口达到10亿,1927年20亿,1960年30亿,1975年4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2011年70亿。中国人口在乾隆晚年,已达到3亿,1804年,正值嘉庆九年,去乾隆不远,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十八世纪,出现有趣的“共时”现象,世界人口在增长,中国也不例外。哪怕中国有16亿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与乾隆晚年比,下降趋势,是很明显的。现实是,中国拥有的人口,只占世界五分之一。

   很长时间之内,反思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属于“非主流”。看到经济史家高王凌的“人口理论”,“非主流”,欢欣鼓舞,乐见高王凌“归顺”。可是高王凌喜做“特殊独一人”,不当奏折派,只在离“反思派”很远的地方,遥相呼应。

   高王凌不“归顺”反思派,有着自身的逻辑:计划生育既然属于“杀人”,那么,理应停止“屠杀”。

   高王凌先生自述,在研究的开始,就“不期然而然”遇到了人口问题,那还是所谓“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不幸的是,其后,“人口众多”取代“阶级敌人”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羔羊)。高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对历史上的人口增加,不应“倒霉看反面”,一片“余哀”。

   高先生进一步指出:一代有一代的“境遇”和不同的“使命”,怎能因为今天的事愈不好办,就愈“赖上祖宗”,从而推卸、躲避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呢?

   高先生把历史上人口的正面贡献,与今天贯穿起来,对抹黑传统的观点,进行清算,从而郑重提出:人口众多,何罪之有!

  

   (二)

  

   按照辈分,高王凌先生,与李零、秦晖,同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第五代学人。这一代学人,大体出生于1950年前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谓一代人的“宿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第五代学人,不可能拥有费孝通、钱钟书那样完整的教育背景。高王凌还算是幸运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机缘巧合,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入山西大学历史系,比李银河,高一届。

   山西大学,“文革”晚期,老辈阎宗临,依然靠边站;1978年入学的丁东,算是赶上好时期了,近代史家江地先生,敢把看家本领拿出来。

   高王凌先生,坦诚面对,“工农兵学员的称号”,很是让人感念。反倒是师妹李银河,心态失衡,以为要不是“文革”,自己这种好学生,清华、北大的材料,怎么会考上山西大学这种“差”学校呢!李银河心中,山西大学,一直是自己学思历程的一大“污点”。顺便说一句,人不能有那么多脏心眼子,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工农兵大学生”,能有多大出息呢!

   高王凌来到山西大学,满心欢喜,整天泡图书馆,以至于高王凌的脚步声,成为图书馆生态的有机构成,为日后战胜“谬说”,提供了坚实的学识储备。

   新时期,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1年,与孔祥吉一起留所。孔祥吉前往美国后,高氏成为清史所唯一的“大师兄”。

   可是,这位“大师兄”,很长时间之内,像是一位隐士。《求学偶得——我在清史所三十年》,大有郁结之气,也不是偶然的。天南海北的老同学都已经成为各个山头的“大腕儿”,只有这位大师兄,最没有“出息”。

   第五代学人,意识形态情结,不亚于第四代,因为,第五代,出身于“红卫兵”,高先生所在的清华附中,流淌着红卫兵的“正统血脉”。第五代学人,谈起各种理论,不论是土的,还是洋的,都能头头是道,许是得益于“大辩论”吧!

   “文化大革命”,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第五代学者,作为知青一代,真正的优势,是从广阔天地习得的生存性智慧。就拿高王凌先生来说,干得一手的农活,体态优美、姿势漂亮。第五代学者,田间地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如果有心,能体悟到鲜活的“地方性知识”。

   遗憾的是,知识青年,回城之后,为了掩饰学养的不足,迷信各式各样的“片汤儿”,迷失在理论的围城里,用教条剪裁生活,竟然忘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高王凌先生颖异之处,在于,把从“个人经历”得来的“体悟”,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老辈吕思勉语重心长地说:“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正不必兢兢于故纸堆中讨生活”;“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把研究工作,与“当身历史”打通,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没有一番切己的功夫,谈何容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心路。高先生这一代人,不错,“插队”是命运的安排。有“经历”的人,必有自己“直觉”。高先生以为,有自己的“直觉”,慢慢的它们都会“苏醒”、“成长”起来。

   高王凌先生“直觉”的“苏醒”和“成长”,存在着特殊的机缘。高先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大师兄”,并没有把四平八稳的“清史研究”,当做自己的园地,倒是对“发展组”的“田野调查”,具有深厚的关切。清史所主事者看来,纯属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念之差,高王凌还是留在清史所,但,把心思放在发展组,还把弟弟高小蒙介绍进发展组。

   高王凌的生活,具有穿越感,也是一种边缘人生。试想:清史所安身,“发展组”立命;清史所属于职业,“发展组”属于志业。高王凌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约翰·勒卡雷的提问:拥有两段人生。

   高先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令人遗憾的是,“发展组”的同仁,把目光停留在响当当的经济学家身上,因而淡忘了高王凌。“我与发展组颇有渊源,虽然几乎没有回忆文章谈到我这个人”;在“户口单位”眼中,高王凌的经济史研究、人口问题、近代史观、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皆未获得认可”。

   高王凌所走过的道路,堪称冒险犯难。响当当的经济学家,忙于递折子,哪里有闲暇进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呢?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的学者,忙于著书立说,哪还有兴趣进行田野调查呢?

   “发展组”全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展组”属于高王凌的“当身历史”,在这里,高氏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对高氏直觉的唤醒,功不可没;更可贵的是,农村社会调查,不仅接了地气,还养成了高氏的问题意识。

   活跃于80年代的“发展组”,可圈可点的,不下一百单八将。在高王凌看来,它的雏形,在70年代初年,就已经形成了。

   机缘巧合,20世纪70年代初年,高王凌在山西插队,得以与“发展组”的两位大腕儿——陈一谘、邓英淘结识,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潮,使得来自河南的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陕西的王岐山,内蒙古的翁永曦、白南生,黑龙江的陈锡文、周其仁、朱嘉明,山西的王小鲁、白南风,聚合在发展组。杨勋、王耕今、陈一谘,是发展组的三位有功之臣,杜润生老先生,众望所归,乃发展组的灵魂人物。

   高王凌参加了1982年秋季的江西调查,送邓英淘过大庾岭,与宋国青、罗小朋共赴福建,1983年、1984年两赴广东。高氏历历在目,如在眼前。

   历史到了90年代,离休在家的杜润生老先生,决定写书回顾农村改革十年,高王凌、陈锡文、高小蒙、林毅夫、白南生等人,在杜老主持下,召开了系列沙龙,就许多历史问题展开讨论,高王凌尤其怀念“中间充满了时而激烈又有趣的争论”,“特别不寻常的,是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不客气的批评,更为难得。”

   先前“发展组”不显山不见水的高王凌,反倒与老辈杜润生心有灵犀。1993年陪先生到福建,1996年开始,协助杜老进行口述史,《杜润生自述》。2005年,高王凌被单位摊派编纂《乾隆通纪》,杜老殷切希望:早点回来啊!

   高氏与杜老这位“过来人”聊天,不止是长见识,更厉害的在于,对自己不及见的历史,培养一种通感。高王凌追随杜润生,研究当代农村史,从杜老身上获得的“点化”和“益处”,大恩不言谢。

但,高王凌的“跨界”行为,也是有代价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单位领导眼中,纯属不务正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谢志浩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高王凌  

本文责编: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16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