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高王凌:一洗凡马万古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6 次 更新时间:2017-05-01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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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一)


高王凌先生是搞清史研究的,在我看来,是一个异数。传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愿意把传统看成自给自足,传统就必须是自然经济,至于传统本身是什么,无所谓,反正传统也不能辩驳。高先生看到了古今一体,启人心智。

《乾隆晚景》真是一本奇怪的书。全书十九万字,从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写起,止于一七九九年,十四年的光景,不足八万字,乾隆以及清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竟然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乾隆晚景》不仅具有极强的穿越性,还对吾辈的历史观,造成直接的冲击。笔者以为,高王凌先生进行的,无异于一场哥白尼式革命。

吾辈很早就被教育,一切都是联系和发展的,但是,理论和现实、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都被结结实实地分成“两截”,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便,这得需要多么“健忘”和“变通”,才能够说服自己呀!

1982年,笔者入高中前,地理课本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正是中国可爱的两大理由。但,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高中课本,人口众多,就变成了负担。中国好多事情不上轨道,没有做好,地大人多,就成为绝好的理由。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方家双手一摊,开口就来:这不明摆着的,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

198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课堂,讲到汉唐,两朝的盛况,都会提到人口多。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口多成为坏事呢?

主事者既然认为人口众多,是中国发展的一大瓶颈。倒霉反面看,异质性很强、人口急剧增长的清朝,顺理成章,成为中国人口的“原罪”。堂堂中国,竟无一人是男儿!走向未来丛书的《人口:中国的悬剑》,可以说,成为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的共识。人多力量大、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俗语里所蕴含的朴素的道理,已经被遗忘到九霄云外了。

也就是说,汉唐,人口众多是强盛的象征;近代人口众多,已经成为悬剑;当代更是,计划生育,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这都是哪一出呀!真要较真,就会自然发现“两截”之间,可谓冰火两重天。

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古代的朝廷还是现代国家,基本的要素,无非土地、民众和政事。证诸古今中外,还没有听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居然成为主事者的包袱。如果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成为“包袱”,主事者大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嘛!

要是十三亿人口,挤在以色列那样的“小地方”,那么,人口众多,真就成为“包袱”。问题是,十三亿人口,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日本,一亿两千多万人口,拥有不到三十八万平方公里,若论“拥挤率”,日本,岂不是拥挤不堪!

众所周知,日本,火山和地震资源,倒是比较丰富。按照日本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的比率推论,中国使用三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十二亿人,完全可以过上滋润的生活。笔者不敢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养育三十亿人口,绰绰有余。现实是,不到十四亿,主事者都有畏难情绪。

三千年文明史,最令人惊异的是,中国这片土地,一直拥有最多的人口,从消极的方面说,这是延续中华文明的基本保障;从积极方面讲,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脑矿”,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情。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全球人口增长历程:1804年世界人口达到10亿,1927年20亿,1960年30亿,1975年4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2011年70亿。中国人口在乾隆晚年,已达到3亿,1804年,正值嘉庆九年,去乾隆不远,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十八世纪,出现有趣的“共时”现象,世界人口在增长,中国也不例外。哪怕中国有16亿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与乾隆晚年比,下降趋势,是很明显的。现实是,中国拥有的人口,只占世界五分之一。

很长时间之内,反思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属于“非主流”。看到经济史家高王凌的“人口理论”,“非主流”,欢欣鼓舞,乐见高王凌“归顺”。可是高王凌喜做“特殊独一人”,不当奏折派,只在离“反思派”很远的地方,遥相呼应。

高王凌不“归顺”反思派,有着自身的逻辑:计划生育既然属于“杀人”,那么,理应停止“屠杀”。

高王凌先生自述,在研究的开始,就“不期然而然”遇到了人口问题,那还是所谓“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不幸的是,其后,“人口众多”取代“阶级敌人”成了中国落后的替罪羔羊)。高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对历史上的人口增加,不应“倒霉看反面”,一片“余哀”。

高先生进一步指出:一代有一代的“境遇”和不同的“使命”,怎能因为今天的事愈不好办,就愈“赖上祖宗”,从而推卸、躲避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呢?

高先生把历史上人口的正面贡献,与今天贯穿起来,对抹黑传统的观点,进行清算,从而郑重提出:人口众多,何罪之有!


(二)


按照辈分,高王凌先生,与李零、秦晖,同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第五代学人。这一代学人,大体出生于1950年前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谓一代人的“宿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第五代学人,不可能拥有费孝通、钱钟书那样完整的教育背景。高王凌还算是幸运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机缘巧合,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入山西大学历史系,比李银河,高一届。

山西大学,“文革”晚期,老辈阎宗临,依然靠边站;1978年入学的丁东,算是赶上好时期了,近代史家江地先生,敢把看家本领拿出来。

高王凌先生,坦诚面对,“工农兵学员的称号”,很是让人感念。反倒是师妹李银河,心态失衡,以为要不是“文革”,自己这种好学生,清华、北大的材料,怎么会考上山西大学这种“差”学校呢!李银河心中,山西大学,一直是自己学思历程的一大“污点”。顺便说一句,人不能有那么多脏心眼子,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工农兵大学生”,能有多大出息呢!

高王凌来到山西大学,满心欢喜,整天泡图书馆,以至于高王凌的脚步声,成为图书馆生态的有机构成,为日后战胜“谬说”,提供了坚实的学识储备。

新时期,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1981年,与孔祥吉一起留所。孔祥吉前往美国后,高氏成为清史所唯一的“大师兄”。

可是,这位“大师兄”,很长时间之内,像是一位隐士。《求学偶得——我在清史所三十年》,大有郁结之气,也不是偶然的。天南海北的老同学都已经成为各个山头的“大腕儿”,只有这位大师兄,最没有“出息”。

第五代学人,意识形态情结,不亚于第四代,因为,第五代,出身于“红卫兵”,高先生所在的清华附中,流淌着红卫兵的“正统血脉”。第五代学人,谈起各种理论,不论是土的,还是洋的,都能头头是道,许是得益于“大辩论”吧!

“文化大革命”,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第五代学者,作为知青一代,真正的优势,是从广阔天地习得的生存性智慧。就拿高王凌先生来说,干得一手的农活,体态优美、姿势漂亮。第五代学者,田间地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如果有心,能体悟到鲜活的“地方性知识”。

遗憾的是,知识青年,回城之后,为了掩饰学养的不足,迷信各式各样的“片汤儿”,迷失在理论的围城里,用教条剪裁生活,竟然忘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高王凌先生颖异之处,在于,把从“个人经历”得来的“体悟”,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老辈吕思勉语重心长地说:“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正不必兢兢于故纸堆中讨生活”;“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把研究工作,与“当身历史”打通,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没有一番切己的功夫,谈何容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心路。高先生这一代人,不错,“插队”是命运的安排。有“经历”的人,必有自己“直觉”。高先生以为,有自己的“直觉”,慢慢的它们都会“苏醒”、“成长”起来。

高王凌先生“直觉”的“苏醒”和“成长”,存在着特殊的机缘。高先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大师兄”,并没有把四平八稳的“清史研究”,当做自己的园地,倒是对“发展组”的“田野调查”,具有深厚的关切。清史所主事者看来,纯属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念之差,高王凌还是留在清史所,但,把心思放在发展组,还把弟弟高小蒙介绍进发展组。

高王凌的生活,具有穿越感,也是一种边缘人生。试想:清史所安身,“发展组”立命;清史所属于职业,“发展组”属于志业。高王凌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约翰·勒卡雷的提问:拥有两段人生。

高先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令人遗憾的是,“发展组”的同仁,把目光停留在响当当的经济学家身上,因而淡忘了高王凌。“我与发展组颇有渊源,虽然几乎没有回忆文章谈到我这个人”;在“户口单位”眼中,高王凌的经济史研究、人口问题、近代史观、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皆未获得认可”。

高王凌所走过的道路,堪称冒险犯难。响当当的经济学家,忙于递折子,哪里有闲暇进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呢?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的学者,忙于著书立说,哪还有兴趣进行田野调查呢?

“发展组”全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展组”属于高王凌的“当身历史”,在这里,高氏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社会,对高氏直觉的唤醒,功不可没;更可贵的是,农村社会调查,不仅接了地气,还养成了高氏的问题意识。

活跃于80年代的“发展组”,可圈可点的,不下一百单八将。在高王凌看来,它的雏形,在70年代初年,就已经形成了。

机缘巧合,20世纪70年代初年,高王凌在山西插队,得以与“发展组”的两位大腕儿——陈一谘、邓英淘结识,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中国社会变革的大潮,使得来自河南的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陕西的王岐山,内蒙古的翁永曦、白南生,黑龙江的陈锡文、周其仁、朱嘉明,山西的王小鲁、白南风,聚合在发展组。杨勋、王耕今、陈一谘,是发展组的三位有功之臣,杜润生老先生,众望所归,乃发展组的灵魂人物。

高王凌参加了1982年秋季的江西调查,送邓英淘过大庾岭,与宋国青、罗小朋共赴福建,1983年、1984年两赴广东。高氏历历在目,如在眼前。

历史到了90年代,离休在家的杜润生老先生,决定写书回顾农村改革十年,高王凌、陈锡文、高小蒙、林毅夫、白南生等人,在杜老主持下,召开了系列沙龙,就许多历史问题展开讨论,高王凌尤其怀念“中间充满了时而激烈又有趣的争论”,“特别不寻常的,是有杜老这样一位‘当事人’的参加和不客气的批评,更为难得。”

先前“发展组”不显山不见水的高王凌,反倒与老辈杜润生心有灵犀。1993年陪先生到福建,1996年开始,协助杜老进行口述史,《杜润生自述》。2005年,高王凌被单位摊派编纂《乾隆通纪》,杜老殷切希望:早点回来啊!

高氏与杜老这位“过来人”聊天,不止是长见识,更厉害的在于,对自己不及见的历史,培养一种通感。高王凌追随杜润生,研究当代农村史,从杜老身上获得的“点化”和“益处”,大恩不言谢。

但,高王凌的“跨界”行为,也是有代价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单位领导眼中,纯属不务正业。中国人民大学“改造”研究所,清史研究所,必须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量,这让高王凌觉得很不自由,因为,下乡进行农村调查,涉及到“调课”,很不好办。

高王凌只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喜欢的就做,不喜欢的,当然,就会“磨洋工”,来点“反行为”。

第五代学人,陆续进入收官阶段,按理说,流淌在身体里面的“直觉”,到了“苏醒”的时候了。可是,大陆学界,摒弃“直觉”的,不在少数;拥有直觉,但,作为理论辅助材料的,也不是没有;如高王凌这样,把“直觉”当做标尺的,可就凤毛麟角了。

高先生看重“当身历史”,志在成为“特殊独一人”。往民国说,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往先秦说,拥有“古之学者为己”的境界。


(三)


高王凌先生的卓绝处,正在于通过发起三大战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领域,对中国古史,进行正面观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先生1973年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别具用心,“打算从根子上纠正理论的错谬”。高氏经过长时间的慎思明辨,终于“亮剑”:“人口众多、何罪之有”、“中国传统不是专制”、“地主和农民既有剥削、也有合作”,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确有拔云见日之感。

就思维惯性而论,面对下面一些范畴,比如传统与现代、专制与自由、民主与集权,不自觉地陷入谬说而难以自拔。因为,谬说已经形成互为支撑的生态系统,犹如多米诺骨牌。

笔者给学友讲《中国传统文化》,前后算起来,将近十五年。小时候,“打倒孔老二”、“批林批孔”的烙印太深,可有一段时间,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堂,几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阵地,现今思之,愧疚不已。

业余绘制学术地图,接触吕思勉、陈寅恪、钱穆老辈的思想和学术,有些年景了。老辈陈寅恪《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精妙绝伦,可圈可点: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可惜,笔者愚痴,没能顺着陈寅恪先生的思路,触类旁通。内心深处,能够体悟,吕思勉和钱穆老辈,对传统中国的那份深沉真挚的爱。再深一层,就理解不了。

大概从2008年,笔者依据文物、文献和文化三分法,秉持文化人类学的理念,给学友们讲传统文化。经常在课堂上,大声疾呼,不要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只在博物馆和图书馆中,日常生活,流淌着传统文化,也就说是,要在生活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里面,寻访文化传统。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进行综合比较,被说成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集大成的明清两朝皇帝,在社会治理方面,与现在的美国总统相比,不见得那么专制。事实上,美国开国以来,从华盛顿到奥巴马,掌握的权力,日益扩大。

单就中国三百年历史而论,毛润之,人民共和国的领袖,社会治理,一竿子插到底,控制大江南北的乡村;康熙,一代大帝,也要尊重千户、土司的世袭领地。刨除不可比因素,到底是玄烨,还是毛润之的专制指数高呀!

传统是什么,被很多人忽略了,传统经常被看成什么,这才是真问题。传统被现代人看低了,现代人似乎才有成就感,也许,这才是毛润之“鄙弃过去”的因由,并进而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还在用“文革”的思维看古代,这里面的况味,真是意味深沉,令人寻味。

1988年,《河殇》热播,记得《河殇》主创人员夏骏、王鲁湘、谢选骏出席座谈会,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学子的“顶礼膜拜”,笔者见证了那段历史。回溯整个80年代,西风压倒东风,《河殇》流淌着80年代的“政治正确”,可谓“文化热”的压卷之作。

高王凌不赞同《河殇》对中国传统“倒霉看反面”的态度,与李零合写《〈河殇〉反映了一种失衡心态》,这在当时,属于“批逆鳞”。那时候的高王凌,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甫登上历史舞台,在第五代学人中,发出独立的声音。虽千万人,吾往矣!

二十年后,高王凌,经过沉潜往复,从容把玩,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提出“回归传统,重建道统”。有人不禁会问:您不往前走,顺应民主和宪政的潮流,您难道是要拉历史的倒车,回到皇帝那时候,皇权复辟?

高先生以为,“对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和对西方的政治理念,在100年以来就不能一碗水端平,咱们中国的东西上来就是一个臭烘烘的,要不得的东西。上来就戴了一顶大帽子,咱们这顶帽子就是‘专制主义’。如果从跟上说,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并不一定比西方的政治理念差,它们首先都应该平着来看,而不应该先入为主给一顶大帽子扣死在那儿”。

在酱缸式的文化生态里,做堂堂正正的“特殊独一人”,又谈何容易!高王凌写地主、写土改,一夜一夜做噩梦。“一个人在那作战,真痛苦啊”,直到读到吕思勉先生、钱穆先生,高王凌才发现,民国思想界,还是有一些可观的东西,很值得好好发掘。

高王凌接续上了老辈吕思勉、钱穆的学脉,这才觉得“吾道不孤”。吕思勉、钱穆两位老辈,在新文化的历史场景中,属于20世纪非主流史学家,因为,不从时俗,逆势而为,他们的苦心孤诣,可以说,最难为人理解。高举义旗,立志横扫强加在中国文化传统身上的不实之词,自然具有道义的神圣性。

陈垣、吕思勉、陈寅恪、钱穆,“前辈史学四大家”(严耕望语),在1949年后的际遇,有着复杂的因素。陈垣在历史的节点,顺势而为,执掌北京师范大学,加以启功、刘乃和薪火相传,发挥着很深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得益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和清华学派;钱穆先生归来,“出口转内销”(余英时、严耕望);吕思勉之“不受追捧”,个中原由,绝非“埋头枯守、不求闻达”和“不善利用新材料”那么简单。

吕思勉先生之被遗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新朝立志与过去决裂,遇到吕思勉先生这样的大家,就没有脾气。吕思勉先生,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文史哲、政经法,贯通的才、学、识,就是想表彰先生的贡献,没有深厚的功底,都难以赞一词!主事者无奈,只能对老先生冷处理,也就是说,淡忘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高王凌先生恳切希望,正视历史,特别是我国传统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不是对历史百般挑剔、专一股的‘倒霉看反面’。”高先生三大战役之一,就是破除中国传统专制的成见和谬说。

中国这种大地域共同体,必然具有东方专制主义的特性,这就是一种成见。如果信从了这番谬说,那么,岂不是要得出:小地域共同体,容易自由!中国古代专制说,愿意躺在教条里睡觉,也不愿意睁开眼看。其实,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都是“专制”的不利因素。

试想:广土众民,交通不便,坐在金銮殿的主事者,时时处处,刻意“专制”,那要增加多少专制的成本呀!老百姓就产那么多粮食,还要应对天灾人祸,主事者刻意要“维稳”,只能提高赋税,直到把老百姓压垮为止,哪朝有这么多愚痴的帝王啊!除非他不想做江山了,破罐破摔。

也许,高王凌先生,打倒“谬说”的志向实在太高,发动的三大战役,不免有些意气用事。但,高先生希望把问题丢在一边,重新考虑,如何理解他们,确实有道理。

就拿中国古代不是专制来说,笔者以为,吕思勉老辈所言,要稳妥些。吕思勉先生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特点》中指出:“秦汉而后,幅员太大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无论其为好坏,都不易无孔不入。即将依附之贵族、官僚、嬖幸一并算入,亦还是如此。所以秦汉以后,中央政府之影响,所能及于社会者实微”;“政府所加以干涉,求其统一者,只在一极小的范围内,而其余悉听各地方之自由”。

高王凌先生,要是能读到,程念祺先生的文稿——《古代政治的两面——集权与放任》,那么,对吕思勉老辈概括的中国古代政治的两个面相,当有更加深入的体会,就有可能克服“中国古代不是专制”的片面,史识更加贯通,也许可以引导更多的读者,面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生态和心态,生发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进一步正面观察,贯通古今。


(四)


高王凌先生,在正面观察,贯通古今的路上,彳亍前行,在不少人眼里,可谓“走火入魔”。既然,高王凌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古代不是专制”,那么,听到高先生“民主也救不了中国”的“异端邪说”,也不必震惊,因为,这是顺着高王凌思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一般人士,拐不过这个弯来,给高氏扣上“专制”和“集权”两顶帽子。

民主和集权、专制和自由,两对矛盾,相克相生,相辅相成,它们之间的博弈互动,几乎贯穿整个文明史。自由,属于价值,而民主,属于使用价值;也就是说,自由可以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民主则是使用的手段。把民主当做追求的目标,属于价值倒错。

当代中国,即使主事者,至少口头上,不敢把民主和自由当成臭大粪,也不敢把集权和专制当成香饽饽。

“民主”,历史上属于西学东渐的产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民主与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相伴生,呈现着着巨大的历史合理性。回顾历史,看的很清楚,资产阶级所依托的“市民社会”,当时,不大愿意让政府管那么多事情,信从“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此时政府,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守夜人”,在中国叫做更夫:平安无事喽!

二战前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经济危机教育了人们,开始信从凯恩斯主义,向福利国家迈进,国家的职能,必然要向全社会覆盖,也就是说,政府越来越大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钟摆,日益向“集权”滑动,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标本,中国作为非民主国家的标本,美国总统的权力,恐怕,比中国主事者的实际权力,一点都不小。这就有意思了。

既然,民主和集权,都属于治国的手艺,那么,“集权”也没有那么可怕,“民主”也不必迷信,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西方国家,依据历史和人文传统,在“民主”和“集权”间,呈现着微妙的平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合适的火候。

秦晖先生是高王凌的“老哥们”,也是笔者所尊崇的学者,就不大明白高王凌的心思:“按照我的看法,只要是不允许反对派和自己竞争,那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专制,最高权力是不许觊觎的,当然在专制的大帽子底下具体的制度运行方式,还是有非常多的可以研究的余地。但是如果说中国经济上没有所谓的强制行为,政治上没有专制,文化上也非常美好,那我们这个中国现代化还要搞什么呢?就有点搞不清楚了。”

民主的迷思,在高王凌看来,“现代化”这个词有点神乎其神了。无论如何现代化,也不能丧失中国的自性。

高王凌一向认为,不能进行反向提问,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实现现代化?为什么没有实现民主?这样的问题本身,高先生看来,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于事无补,简直是“反动透顶”,因为,问题本身,就已经使得中国处于不公正的地位,还不是让中国抬不起头来?

就中国的现代际遇而言,要是有模有样学习西方,那么,给世界带来的震撼,那就多了去了。西方国家迈向现代社会,宗教改革之后,三十年战争,打得何其惨烈!莫谈“大国崛起”,就是英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这样的中小型国家,在世界上占了多少殖民地!

既然,中国在殖民地的问题上,不能向西方学习,那么,要是中国政府,长期由一个党派组阁,有没有实现宪政的可能呢?这个问题,很令中国朝野各派纠结。

笔者不是巫师,没有办法给中国的前途卜一卦。高王凌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竞争性选举才有合意性:

“西方人的观念特别是美国观念,大家可能特别欣赏,他就是怎么防着政府,建国之初200多年就这么下来,但是我觉得它是走了偏锋,这已经走到另一个极端了,不一定对。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对民主太崇拜,民主只不过是个器,是个术,民主不是道。”

高王凌先生不大关注“改选”的问题,格外关切运作的问题。在他看来,在政治运动里能不能负责才是最重要的。主事者“如果作为一个行政总管的话,他有很多事儿就无所谓专制不专制,他就得当下拍板,不拍板逃避责任是不行的”。

从小的方面说,红绿灯都不愿遵守、垃圾随意丢在楼道,这么小的事情,都不负责的国民,能够容忍竞争性选举带来的失败吗?主事者固然做不到,对主事者不放心的人,也未必做得有多好!

阅读高王凌,可以说是在进行一种别有意味的思想探险。仔细思量高先生的一番话,反省笔者先前的“偏见”,觉得高王凌的看法,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只不过,要对先前的“宣传”和“洗脑”,进行一番“排毒”的功夫。


(五)


高王凌先生,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不单单是自说自话,就中国史看中国,还具有弘阔的视野,从世界文明史,重新打量中国,就会发现有趣的现象。这里面,关涉到“世界史观”的大问题。

“过去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

高先生抛弃单边主义,信从多元主义,自然看到了中国与现代化之间,所存在的共融和同步关系。清朝执行“海禁政策”和“闭关自守”,这是惯常的说法,这种说法,遮蔽了鲜活的史识。

秦晖先生指出:“那个时代的经济和全球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不产白银的国家,在明清两代一直以白银作为主要通货,如果不从和世界的联系着眼,这是根本不可能设想的。”“新大陆作物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其实是相当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很难设想,就在清末,像凉山那种非常落后的地方都已经普及了土豆、玉米这一类东西。”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呢,就是一个不但是怎么看待现代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怎么样的重新写作世界史的问题。”

英国在文明史的竞争中,成为“先发阵容”,但是,英国并不是“先知先觉”,因为文明史自身有一个“试错”,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格兰互相激发,千帆竞渡,百舸争流。

“过去我们认为大家都是次角,都是陪衬,只有英国一个搞了工业化成功的国家,才是唯一的什么,这种看法我们应该把它抛开。”

就文明史来看,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属于“先发阵容”,德国、意大利、日本属于“次发阵容”,中国则是“后发阵容”了。每一个“阵容”,都有不同的角色担当和历史际遇;同一个“阵容”里面,英国、法国的担当,也各不相同啊!多元共生的历史,才是鲜活和生动的。

地理大发现迄今,五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单元。“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具有“异质性”的清政府,二百六十多年的治理,不仅不是“十全十美”,而且,存在着巨大的弊端和缺陷。梳理清政府应对全球化的举措,评判成败得失,不应带有偏见。

清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和“闭关自守”,不是不可以指责,但,1949—1979年,都什么年代了,主事者,竟然有30年的时间,还在那里实行“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高王凌回答秦晖“传统那么美好,那我们中国这个现代化还要搞什么”时,有一番说辞:“敝意以为,清朝在乾隆以后,还有道光,其后还有宣统,以后还有中华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问题不断,而且是很大的问题,比较起来,比乾隆时大得多了”。

中国与现代化之间,久已存在的“共融”和“同步”,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呢?深长思之,不禁令人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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