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送别高王凌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5 次 更新时间:2018-08-29 14: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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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编者按:本文系谢志浩先生参加高王凌教授追悼仪式的记闻,由谢老师授权首发。高王凌教授生前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曾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早期成员,对农村问题、清史研究等有着独特贡献。因病于2018年8月24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2018年8月26日,第一次乘坐高铁,从石家庄前往北京八宝山,近十一点,与先期到来的李云飞、杨云龙学友在八宝山地铁站会齐,顺着上庄东街进入八宝山殡仪馆西四门,还有一个小时,在二楼的文德厅将与高王凌先生做最后的告别。

   大约十一点半,杨云龙学友看见有人手捧着高王凌先生的遗像,走到近处,命李云飞学友索要高王凌先生的生平,这让我想起2003—2004年,在北大游学期间,两次来到八宝山,参加张岱年、李赋宁两位老辈的告别仪式,两位老辈的后事分别由北大哲学系和外国语学院操持,生平所用的纸张很厚实,令人难忘。


(高王凌先生告别仪式现场,杨云龙摄)

   高王凌先生生平所用纸张有些单薄,看得出来,后事也不是由单位主导。高先生之前,2018年7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凌力老师去世,组成了由老辈戴逸先生领衔的治丧委员会。令人宽慰的是,高先生的亲人,懂得先生的心思。

   高先生一辈子,深受“单位主义”的伤害,这一点,志浩在与先生的接触中,感受颇深;高先生离世,身后事假如由单位主导,首当其冲,高先生的讣告,肯定充斥着官话和套话,要不就是隔靴搔痒、不疼不痒,离真实的高先生相去甚远。真是那样的话,对秉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高王凌先生无异于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羞辱。

   其实,来北京之前,高先生组建的微信群中,已经发了讣告。志浩判断,高先生的讣告,是由高先生的门人所写,平实,公正,一如先生之为人。为了保存史料,全文引用如下: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王凌教授,因病于2018年8月24日11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高王凌教授,1950年8月27日出生,北京人,青年时代曾在山西太谷插队。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1973-197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1978-1981),毕业后留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10年退休,后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高王凌教授先后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法国、英国等多处大学、科研机构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1986—198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其间参与发起成立全美中国历史学家协会;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历史问题;参加中国—斯洛文尼亚科学合作项目,研究乾隆朝钦天监正、传教士刘松龄;作为法国高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赴法国讲学。

   高王凌教授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出版专著《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后以《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再版)《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文献篇)》《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口述篇)》《超越史料学派》等共计10余部,参与《杜润生自述》一书撰写,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高王凌教授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本真,主张史学研究要“正面观察”,“贯通古今”,强调研究要注重结合“当身历史”。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代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粮食与粮政、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乾隆朝政治、租佃关系、中国农民“反行为”以及当代中国史尤其是“统购统销”等问题都有独到而深入的见解,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高王凌教授千古!

   高先生生平下方,乃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著述书影,后面有高先生的五张中年以后的照片,照片左下角的两行字,十分亲切——从当身经历研究历史,正面观察贯通古今,十七个字可以说凝练了高先生一生的治学要旨。

   高先生照片,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瘦。谢茂松君在群里说:犹记前两年与高老师、刘北城老师、侯旭东兄一次聚会聊天。五道口地铁站离开时,高老师先走,北成老师和我看着高老师如此清瘦的背影,北成老师说了一句——你看他这么瘦弱。

   十一点四十,电子屏幕上显示——永远怀念亲人高王凌;要是由单位主导,电子屏幕上显示的会是——高王凌教授千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没有主导高先生的后事,稍稍感到一点慰藉。

  

   高先生退休之前,清史研究所的人生,依照高先生所言:相对而言,在“户口单位”眼里,我的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清代经济的宏观判断)、经济政策、地区理论、租佃关系(罪名是“为地主阶级翻案”)、人口问题、我的近代史观、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包括乾隆研究,等等(参见《求学偶得》),皆未获得认可(一笑)。好像只不过混了三十年,骗了一个教授职称,还要继续骗取退休金。(《超越史料学派》,香江出版社2018年6月1版1印,第18页)在高先生看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可以称为自己的“另一个人生”。

   高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另一个人生”,一言以蔽之——受苦受难受辱,“三受主义”的际遇,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高先生退休之前的十年,清史学界的后起之秀黄兴涛、杨念群开始执掌所务,但,高先生的际遇没有根本的改变,身处边缘,属于弱势群体。因为,高先生走得太远太偏了,逾越了奉行土八股和洋教条人士的理解能力。

   萧功秦先生纪念黄仁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说过一段掷地有声的话:我们时代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出现在这样一些人群里:他有过丰富的人生经历,从而使他独具慧眼地洞悉历史中的真义,他是严密的学术体制外的边缘人,这种自我边缘化状态,固然使他无法获得体制内的丰厚稀缺资源:声誉、地位、崇高的学衔、金钱、鲜花与掌声,但却无须为职称与年终评议,而牺牲他的学术兴趣与最珍贵的思想自由,不必为能否在核心刊物上发上几篇可以量化为考核指标的文章而伤神,也不必为争取丰厚课题经费而在表格上违心地夸大其词。在同事们面前,他可能会有些孤独,而在内心,他却是充实的。中国未来历史学的巨匠,正是在这样一些能在“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的人们中诞生。

   中国未来历史学的巨匠何从产生,吾人不得而知。不必等到未来,未来太遥远。笔者想说的是,当代中国学界,虽然声誉不佳,但,这个时代依然有卓越的历史学家,高王凌先生正是这个时代一位真正堪称不朽的历史学家。

   志浩在高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遇到先生,得到先生的点拨,可谓殊胜因缘。钱钟书先生说过,学问大抵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议论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与高王凌先生,先是通过邮箱,中间是短信,后来是微信,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边因得遇“明师”而欣慰,一边为先生的际遇而感慨。

   高先生研究中国农民的反行为,触目皆是真知灼见,但在清史研究所,不仅搞不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瞒”、“偷”、“拿”,也见不得别人搞这种东西。知世故而不世故,历世事而存天真,高先生是也。不抄近路,不走邪路。高先生自嘲说自己是“老傻哥”,一点都没错。受苦受难受辱,高先生没有什么受不了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单位主义”盛行的中国,按理说,“户口单位”的主事者应该知道每一位员工到底吃几碗干饭。不过,事情总有例外,高王凌先生这位清史研究所的大师兄,偏偏不当“乖宝宝”,跨越学术的篱笆墙,以至于单位主事者,很难知道高王凌先生到底吃几碗干饭。

   高先生告别仪式准备之时,杨念群签到之后,与一位老师聊起高王凌先生,听出来,那位老师来自清华。杨念群上来第一句:高王凌后来成为你们单位的人了。高先生六十岁正点退休之后,被刘北成先生请到清华上课。这样,“户口单位”退下来的高先生,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启了“退”而不“休”的“另一个人生”。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曾经的“掌门人”——杨念群所说那句话,大有深意。高先生的“户口单位”,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先生退休之后前往清华园讲课,还给了一个特聘教授的名分。这种情形,学术界越来越多,高王凌先生的好友秦晖先生前一阵子不是前往香港中文大学执教吗!

   杨念群接着问清华老师,高先生是否讲清史?那位老师回答:当代史,主要讲土地问题。杨念群1964年生人,年纪很轻就有了名声。遥想当年,志浩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之时,萧延中先生曾经请还是历史系硕士生的杨念群,聊近代名士杨度。萧师曾经谈及,杨度的曾孙杨念群,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都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杨念群点校过《杨度日记》,毛新宇研究爷爷的军事思想,这在古代属于家学渊源。

   萧延中先生曾介绍我到《北京青年报》实习,当时,喜欢《光明日报》的《学者访谈录》,也想搞个系列访谈,第一个采访对象,不是旁人,正是杨念群。《河殇》播出之后,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我去研究生宿舍找杨念群约稿,杨念群很喜欢《河殇》,写了满满五页稿纸给我。可惜经过多次搬家,手稿不知所终,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杨念群颂扬《河殇》,这令我印象异常深刻,当时读了,与我心有戚戚焉!杨念群1991年博士毕业留在清史研究所,机缘巧合,赞颂《河殇》的杨念群与批判《河殇》的高王凌,成为一起工作的同事。

   高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不是什么人就可以研究历史。有一段时间,很喜欢杨念群的文章,慢慢就疏离了。业余绘制学术地图,杨念群的三本代表作——《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并不陌生。无可否认,杨念群的文章有那么一股子灵气。杨念群一直主张新史学,但,客观地说,杨氏三本代表作,斧痕太重,充斥着高王凌先生所说的——洋片汤。也就是说,杨念群的著作确实在写中国,但,不接地气,字里行间流淌的,颇有海外汉学家的风格。

   杨念群之父是杨度的孙子,杨念群之母是梁启超的外孙女,杨度和梁启超那种深厚的历史感,没有“遗传”到杨念群身上。杨念群少年才俊,搞自然科学研究,再好不过了;进行历史学研究,年轻不仅不是什么优势,反倒极有可能是一种劣势。从学校到学校,没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缺乏历史学的想象力,此类职业历史学家充斥学界,也有存在的道理,但,无法在作品里面看到一位历史学家的人格。

上山下乡运动,把高王凌这样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学生塑造成一位地道的“农把式”,实乃历史的悲怆,没什么值得欢呼的。可贵的是,高先生看到了农民的真实生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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