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硬汉郑也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75 次 更新时间:2019-01-07 23: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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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一、学术生态


   社会学被取消,大体上是30年的光景;后来又被承认,大体上也是30年的时光。

   由于全能政治的作用,国家的触角伸向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自然疲软无力。城乡二元化的制度安排,加以单位制度,社会的功能,长期被压缩在婚丧嫁娶、盖房、搬家等有限的范围之内。这是取消社会学的大的历史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并没有随着取消社会学家而解决,所以,1979年之后,社会学被承认,老辈社会学者,经过长期投闲散置,终于在人生的“夕阳红”,重新归队。

   但是,就是在恢复社会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社会学依然属于“敏感”学科。社会学家所需要的数据,尚属于国家机密。可以想见,社会学者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2006年7月15日,笔者出席在太原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学的掌门人陆学艺先生,动情地诉说:社会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言外之意,社会学终于和经济学、法学一样,能够为和谐社会,出大力,流大汗。

   就是在社会学这门学科,被束缚手脚的时候,依然有社会学者,深度观察社会的转型,执著思考可能的走向。

   郑也夫由于洁癖,走上了独特的道路。他的社会学学问做得有趣、好玩和出活。“正宗”的社会学界既没有趣味,也不好玩。尽管郑也夫,活做得很棒,但是,不大为“正宗”的社会学界所认可,时间一长,自然非常边缘。

   性格决定命运,一点都不错的。其实,孙立平先生,也是很出色的社会学家。但,得到正宗社会学界的“礼遇”。2006年中国社会学太原年会,孙立平先生就是大会的报告人。郑也夫和孙立平,惺惺相惜,互相推重。由此,可以见出,孙立平先生雍容的一面。

   也夫的朋友薛涌,曾经采访过费孝通老先生,当面问老先生:要出现费孝通这么大个头的社会学家需要多少年?费孝通老先生沉思片刻,说了一句话:至少五十年。怎么说呢?费孝通的精神滋养,那是吴文藻、史禄国、潘光旦、马林诺斯基提供的。后辈吃的什么奶?谁可以成为当代的吴文藻、史禄国、潘光旦?

   其实,费孝通的意思是说:学术大师的出现,必须依赖健全的学术生态,出活的学术群落。当代大陆的社会学,也不能说是一潭死水,但是,充其量是学术大海上的泡沫而已。

   “正宗”的社会学界赢者通吃,只有宗派而没有学派。具有也夫风格的学者,似乎也不大可能出现太多。一个也夫,就改变了学术思想的生态,这就是也夫的作用。

   也夫曾经说过,搞社会学的动力,可以是兴趣,也可以是实用。中国大部分社会学家的动力是实用,费孝通老先生说自己志在富民,接近实用;当代一般的学者就更实在了,主要是富己。

   也夫搞社会学,出于一己的兴趣。也夫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对社会的体察和思考,主要是在智力上挑战自我,也夫经常说自己是游戏人,就是这种意思。同时,也夫还具有深切的关怀,再加上博物学的视野,雄辩的口才、清通的文字,使得他对社会的观察,既具有真性情,也具有专业的水准。真性情在也夫那里,表现出执着甚至有点偏执,专业水准并没有使得也夫的东西硬梆梆的,而是在文章中体现理性的清明。郑也夫之所以能够成为郑也夫,实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也夫长期以来,由于洁癖使然,不像孙立平先生那么雍容,不大愿意在社会学这个场子里面混,无形之中,就已经把自己边缘化了。至于郑也夫是否具有出活的学术成就,独特的学术理念、有趣的学术话语、好玩的学术生涯,作为整体的社会学生态圈,也不把郑也夫当回事。这就是双向互动。

   所以,就会看到奇怪的事情:先前,郑也夫争取学术资助的时候,往往争取不到。后来,干脆不干了,不玩了。根据我的判断,现在就是郑也夫进行课题立项,社会学的掌门人也不一定把项目给他。为什么?社科院推选学部委员,给人家景天魁难看;社会科学基金制度,也被你批判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从费孝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历任社会学会长,你都给人家鼓捣了。

   难道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真的连学术是否出活,都看不出来了?也夫的学问,到底如何?不仅潘绥铭、周孝正、孙立平、李银河一清二楚,而且,就是南方社会学界的实力派,比如南京大学的周晓虹,也明白得很。周晓虹当过基金的评委,郑也夫正好申请了一个项目,中国大陆学术界实行匿名投票,除了周晓虹赞成给也夫立项,其他几位评委,没有一位赞成的,结果,也夫的事情就算彻底泡汤了。周晓虹甚至说:只要是郑也夫,不管申请什么项目,都不会错的。可见,周晓虹心目中,也夫搞的东西,质量是信得过的。

   是不是其他评委就认识不到也夫的厉害?我才不相信呢?他们心知肚明。陆学艺、郑杭生、景天魁、李培林,中国大陆社会学界的掌门人,不知道郑也夫的厉害,无论如何说不过去。陆学艺先生1994年一手把也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如果郑杭生先生不认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能够把郑也夫调过去?马戎先生把也夫调到北大,凭的是也夫过硬的学术成就。也夫这么有洁癖的怪人,身上流淌着英雄主义的色彩,已经习惯于单打独斗。张鸣先生说也夫吃遍北京,意思就是这位老游击队员居然可以到处打游击?羡慕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也夫还嘴硬,给人家抬杠,从这里可以见出也夫的偏执。

   不错,也夫说自己是逃难,能跑就跑。但是,放眼大陆,不是谁都可以随便从中国人民大学逃到北京大学的,也夫应该承认吧!也夫在逃难之中,对于大陆的学术界似乎已经失望到极点,但是,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都认可也夫的学术成就的。可见,在中国社会,即使像也夫这么怪异,还是能够容得下去的,不妨说,这是时代的进步。再说了,没有项目,没有基金,也夫还不照样把社会学弄得精彩纷呈?不适合“集体项目”的也夫,主要是个性太突出。现在,什么都兴团队,必须有一大帮人,看起来似乎挺有声势,同时,必须具有资源,比方说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什么的,某大学社会学系的掌门人,这样的人,最适合搞集体项目。

   也夫看到这里,兴许有点不高兴:难道志浩认为我不具有合作意识?也夫理解错了。坊间大部头的“集体项目”,可以说,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个性在这里,一点都没有,不奇怪;“集体项目”表面看起来是合作的结晶,其实,就大陆目前的学术空气来看,笔者不相信,这些集体项目是充分交流思想和学术的结晶。充其量,一块分课题费、一块获得人文社会科学奖项而已。

   也夫这种类型的人,其实是特别单纯善良的,这就是说,只要具有底线学术认同,并没有说多么难打交道。比方说,也夫和潘绥铭、沈原“三个混球”(沈原具有此语的知识产权,郑先生在人民大学的时候,还有刘世定、林彬、孙立平)合作编写《北大、清华、人大三校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每年一本,可以说合作无间,爽快得很。也夫这么有洁癖的人,都能与潘绥铭、沈原进行合作,这充分说明,也夫不是不能合作的人。只是,也夫更多地觉得,学术生产是一种个性化的产物,而且必须进行深度切磋砥砺。

   也夫之所以不大合群,也许在于他的天真烂漫,人家社会学家都是老成持重的。在社会学的田野,也夫到处都觉得好奇,旺盛的求知欲,宽广的视野,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注定也夫成为终生的游击队员。不仅是不断变换单位,更主要的是,也夫要阅尽社会这本无言的大书。

  

二、学术标杆


   狭隘、封闭的社会学界,无论生态还是心态,也夫与社会学界,不大合拍。也就是说,郑也夫能够成为这个样子,并不是社会学水土和气候作用的必然结果,甚至可以说是反方向的结果。那么,什么是滋养郑也夫的精神资源?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也夫考取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也许是由于用力过猛,结果反倒不大理想。按照现在的说法,也夫这班的同学都属于补录的。尽管这段时间不长,但是,也夫看待事物能够具有通达的目光,可以算得上历史系的收获。

   也夫经常念叨,社会学这一学科内部的差异程度非常惊人,也许就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学在专业化建构方面,举步维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1979年费孝通老先生都已经69岁了,但是被胡乔木软硬兼施,硬着头皮归队。“五脏六腑”一样都没有,怎么办?只能在南开大学搞了社会学进修班,具有速成的作用。当今不少社会学的骨干和大腕儿,就是南开速成班的黄埔一期。这是1982年的事情。

   当时,也夫正好从社科院世界宗教系毕业,分配到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殊途同归,1982年,也夫正式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员,带着理想,带着朝气,也带着那份属于也夫的特立独行。

   历史真是妙啊!

   也夫上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时候,英语特别突出,齐世荣先生内心还是挺待见也夫的。无奈,也夫浑身散发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使他忍受不了“扩招”和“补录”的耻辱,学校不给补录生提供住宿,“走读”对于运动健将也夫来说,不值一提;关键是入学的时候,由于没有单位的依托,也夫不能享受助学金,这对也夫是个不小的打击。

   所以,1979年也夫用力,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研究生,每月可以获得40元补助,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导师赵复三先生其实总共也就见了也夫十来回。学术理念各异,志趣不同,再加上老先生过度意识形态的心态,师生关系谈不上有多好。但是,导师不希望也夫走捷径,所以,也夫最初的选题被否定了。这时候,也夫的英语功底,大有用武之地,硕士论文研究的涂尔干和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从此也夫走上了社会学的道路,渐行渐远。

   也夫在社科院读硕士的时候,费孝通先生已经领衔恢复社会学。别看费孝通既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所长,又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会长,早年的书生意气已经荡然无存。既然被叫来救火的,就得听从人家的指挥。心高气傲的费孝通,身边很少有看的上眼的,但是,社会学这个大筐,什么样的人物都得往里装。何建章这样的经济工作者,协助费孝通工作,费孝通是高兴呢,还是伤悲呢?没有办法,只能配合政府的中心工作,其实,就是说一些场面上的话,应付一下场面。

   1982年,来到北京社科院的郑也夫,人事档案一直到保存到1994年。1985、1986年两年时间在美国丹佛大学攻读社会学。“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是也夫常说的一句话。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也夫就是知名的“托派”(托福考试的相关知识,比较丰富),联系出国留学,有不少法门,经常传经送宝,接受出国咨询。这时候,也夫真是万丈雄心,心潮逐浪。

也夫本来已经联系好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但是,中国社科院比较较真和呆板,就是没有允许,也夫干着急没有办法。丹佛大学比起伊利诺斯,学术品质要差一些,但也夫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其实,80年代政治的清明和火热的改革氛围,激发了也夫的深沉思考。忙于出国的时候,似乎也顾不了那么多。但是,来到美国,沉潜在也夫内心的思考,重新充溢心中。在美国,导师不认为硕士生是什么人才,充其量只是学术的半成品而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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