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雷海宗:清华史学的”失踪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 次 更新时间:2019-06-06 11: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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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很生猛,很鲜活,很原生态,但,也颇有些意气用事。当年,赵俪生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读书时,除了叶公超先生的课还有一点滋味,其他则寡然无趣。“文艺青年”赵俪生很自然将目光投向了文史哲三系,赵俪生以为清华中国文学系真正讲出东西来的是闻一多先生,朱自清、俞平伯两位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令赵俪生十分失望。亲不亲,立场分。赵俪生听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张申府的《逻辑》,赵俪生对课堂上不怎么讲《逻辑》的张申府先生很是亲近,冯友兰则因其政治立场的多变而不受赵俪生的待见。

  

   赵俪生对水木清华的老辈还是很尊崇的。赵俪生站到了历史胜利者一方,接收北平之前,因如何对待陈寅恪得罪了“大人物”成仿吾。赵俪生在清华园读书时没有听进雷海宗和刘崇鋐两位通史老师的课。赵俪生说一位照本宣科,只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资料;另一位天马行空,类似于单口相声。这么刁钻也就罢了,几十年以后,已经成为著名史学家的赵俪生还在宣泄个人情绪,忘记了同情之了解。赵俪生所说“照本宣科”者指的是后来流落台湾的刘崇鋐先生;“天马行空”指的是留在大陆的雷海宗先生。

  

   但当时有些教师、有些课,也确实不怎么样,如刘崇鋐的《世界通史》和雷海宗的《中国通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可当年教我们时,他的课纯乎是一大堆bibliography(资料),某著者、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呜呼!雷呢,大概认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地“扯”吧。60年后,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第一堂老师一上堂就念诵道: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

  

   假如这是讲《神话学》倒还罢了,可这是讲《中国通史》呀?!古往今来,天底下地皮上,哪有讲《中国通史》这么个讲法的?!真是令人百思不解了。(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1版1印,第35页)

  

   雷海宗先生并不是只有赵俪生这么一位学生,否则,雷海宗先生在历史上就会以这种形象定格。赵俪生的同级学友还有汪篯、丁则良、何炳棣。丁则良、汪篯没有来得及回首往事,就先后于1957年、1966年告别了这个喧嚣的世界。丁则良的弟弟——丁则民比赵俪生晚些年听到雷海宗先生的课,丁则民听课的感受与赵俪生迥然不同,听过他的课程的学生,普遍认为他是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有精辟的见解。他的史学造诣和学术思想的精邃都给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仅学识精湛,方面广博,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强,上课时他不带片纸只字便能对所讲的问题做出系统而生动的描述,讲授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既有丰富内容,又把历史因果关系分析得清晰透彻,使人听了兴致勃勃,总觉得课堂时间过得太快,颇有余兴未尽之感。在解放前旧大学,讲授历史课,能达到这样炉火纯青使人百听不厌的程度,可说是罕见的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华书局,2005年3月1版1印,下同,第126页)

  

   丁则民喜爱雷海宗先生的课,溢美之言也是情理之中。不过,雷海宗先生讲课没有一定的魅力和风格,相信丁则民不会使用“炉火纯青”来形容。相对于丁则民所说的“普遍”,赵俪生属于“特例”。也许,赵俪生少年时喜爱历史,看了不少史书,雷海宗先生的课让他吃不饱,“大课”出现这种情形是难以避免的。“大课”与“小课”受众不一样,“大课”属于通识课,上课的学友来自各个院系,水平参差不齐,“大课”老师只顾及一己的学术兴趣,不照顾学友的心理感受,那么,“大课”的效果就很难说了。丁则民说雷海宗先生的课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百听不厌,罕有其匹;赵俪生听不进去,也不仅仅是忙着进行创作和翻译,狂飙突进加入激进社团的赵俪生对清华园老师搞“意图伦理”,赵俪生眼中两位有些右倾的冯友兰、雷海宗先生,自然疏远以至于厌弃。与此相对照,张申府的《逻辑》课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赵俪生喜欢的不得了。

  

   陈寅恪先生就上不了“大课”。陈寅恪据说水平高到“小班课”学友面临很大困难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讲课不是自拉自唱,须要师生之间的双向互动。水平很高,讲不出来,茶壶里装饺子——倒不出来,不适合讲课,调动一下工作,专门进行研究好了,何必让学友们受罪呢!

  

   讲课是一门艺术,陈岱孙先生、雷海宗先生讲课的水准,不要说水木清华,放眼民国讲台也是首屈一指的。首先,陈岱孙和雷海宗两位先生,不仅敬业,关键是乐业,大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慰;其次,两位先生对所讲的内容,反复琢磨,吃深吃透,达到了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境界,信手拈来,游刃有余;第三,富有哲学头脑,删繁化简,逻辑清晰;第四,具有时间观念,一节课五十分钟,讲到一段落,正好下课,听过陈岱孙和雷海宗先生课的学生,印象颇深,难以忘怀。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雷海宗先生进入大家视野,得益于经久不息的“民国热”。遥想当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钱钟书进入大家视野,九十年代,陈寅恪进入大家视野,二〇〇〇年以后,季羡林进入大家视野,二〇一〇年以来,林徽因、梁思成热了起来。所有这一切,不是偶然的。其实,只要把钱钟书——陈寅恪——季羡林——林徽因、梁思成串联起来,一个共同的指向——水木清华。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钱钟书、季羡林都是清华人,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陈寅恪先生乃清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清华大学的地标之一。梁思成、钱钟书、季羡林是清华毕业生,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和复员后的清华有过短期的教书生涯。林徽因与清华的渊源集中在了老金——金岳霖身上,当然不妥;林徽因的公公——梁启超乃清华“灵魂人物”,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确立得益于梁任公在清华的演讲;梁任公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林徽因在抗战胜利后不仅主持设计了清华大学教工宿舍,还随夫君梁思成来到水木清华建筑工程学系,刘致平、莫宗江、吴良镛、罗哲文几位没少听林徽因的“训示”和“布道”。

  

   清末民初乃中国文明史“第三个”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大珠小珠落玉盘,嘈嘈切切错杂弹,没有一家能够成为“主弦律”。新中国则处处有“主旋律”。从“新中国”穿越历史隧道来到“旧中国”,面对多元的学术生态,极有可能先入为主,以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纲举目张,统领民国学术文化大局。

  

   具有了“主旋律”的理念,看待很多问题,倒也简洁明了。单以清华历史学系而论,“定海神针”无疑是义宁先生——陈寅恪了。随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刊行,陈寅恪先生作为“出土文物”被重新发现。陈寅恪弟子和再传弟子心中很明晰——清华历史学派如果有一个核心和主导的话,那么,毋庸置疑,非陈寅恪先生莫属。“拥陈派”眼中只有陈寅恪,提及清华历史学系言必称陈寅恪,清华历史学系的“中流砥柱”自然是陈寅恪了。很长一段时间,满城争说陈寅恪,陈寅恪诸位同事——刘崇鋐、蒋廷黻、雷海宗的身影则模糊不清。

  

   清华历史学系这艘小船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上下颠簸,左右摇晃。1948年陈寅恪来到了康乐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二十一年。雷海宗、吴晗、周一良三位留在大陆,吴晗在新旧嬗变之际,亦学亦政,风头无两,谁承想,福兮祸兮,泰极丕来,竟然沦落为1966年文革最早的牺牲品;1940年代的际遇,使得雷海宗先生五十年代初就被视为“右派”,1957年戴上“右冠”,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周一良在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变奏中,载沉载浮,上下颠簸,好不容易熬到改革开放,接近油尽灯枯,还有多少余勇可鼓!

  

   刘崇鋐、蒋廷黻1949年之后“南渡”与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共存亡。相比留在大陆的老同事,刘崇鋐、蒋廷黻少了“检讨”和“洗澡”,没有“批判”和“运动”,倒也平静安详。不过,孤悬海外,夜阑人静,故国乔木之思,无限兴亡之感,不时袭上心头。刘崇鋐先生“述而不作”,一生太谨慎,留下的文献很少;蒋廷黻倒也多姿多彩,亦学亦政,既以司马迁自任,也以张骞自任,既书写历史,也创造历史。

  

   《蒋廷黻:历史学系的铁腕改革者》,没有对蒋廷黻先生在水木清华的建树进行重点论述,侧重点放在破除对蒋廷黻的迷信,因此,了解之同情不够多。陈寅恪带着国学研究院的光环,加上陈寅恪弟子和再传弟子的推波助澜,学界对陈寅恪在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地位已经形成共识,坚信不移。这让受过蒋廷黻恩惠的何炳棣实在看不下去,大作翻案文章,表彰蒋廷黻的历史贡献,将蒋廷黻担任清华历史学系主任期间的作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不遗余力地把蒋廷黻塑造成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人物。张国刚受到何炳棣的影响谈及清华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多有以讹传讹之处——蒋廷黻来后,清华历史学系注重中国历史的局面才被打破,云云,云云。

  

   这样一来,蒋廷黻和陈寅恪有点清华社会学系潘光旦和陈达先生似的不断进行“打擂”。陈寅恪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蒋廷黻研究晚清史;陈寅恪为学问而学问,蒋廷黻则推崇学以致用;陈寅恪乃一纯正的学人,蒋廷黻亦学亦政;陈寅恪倔强,蒋廷黻霸蛮;陈寅恪有遗民心态,蒋廷黻守护民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历史学系,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先生各自有着独特的史学风格。难有一个普适的模版将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吴晗装得下。清华历史学系是一个擂台,陈寅恪、蒋廷黻之间互相较劲,明里拆台,暗中过招,不难窥见历史学家的“幽暗意识”。只要读过《读史阅世六十年》,不难作出判断:清华历史学系的真君子只有一位忍辱负重的雷海宗先生。陈寅恪、吴晗两位“大有来头”的人物对待雷海宗先生,不具有开阔的胸怀和良好的修养。清华历史学系可不像社会学系的两位君子——潘光旦和陈达公开打擂,互不相让,又是争论了半辈子的好朋友。

  

   陈寅恪选择魏晋南北朝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隐含着家族史的追问,也有对“当身史”的回避。陈寅恪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谓“掐头去尾”。陈寅恪看来,上古史茫然无迹,材料太少,还须借助考古学;陈寅恪爱谈晚清史事,又怕因祖父陈宝箴的政治身份和自己的遗民心态而涌起的兴亡之感压过了历史理性,难以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不得已放弃清史的研究。权衡再三,最后,选择了不古不今、不中不外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陈寅恪先生给人的印象,走的是乾嘉学派的路子,这种路数与胡适、傅斯年所倡导的史料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陈寅恪的挚友——陈垣先生走的这个路子,陈寅恪先生则非。民国史学领导人胡适和傅斯年喜欢问题少谈主义,这种理念反映在史学研究上,摒弃理论,寻找资料,最好让资料说话,不妨称之为“新汉学”。1948年,余嘉锡、陈垣两位先生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反映了胡适和傅斯年的史学偏好。

  

陈寅恪表面上侧重于考据,其实,与陈垣的史学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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