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卫国:史家独唱——怀念恩师高王凌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3 次 更新时间:2018-09-01 18:5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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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卫国  


高王凌

  


   2003年,我从县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入学面试时,一位身材高大、文雅俊朗的老师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一直问到你究竟喜欢政治史还是经济史,我说经济史,他才罢休。出来后听人说,他就是高王凌老师,他的《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一书影响很大。

   后来,我果然被收入高门,并得到了老师手把手的培养。老师对待我们的学业很认真,每次写篇小文请老师指点,他无一例外地会尽快阅读,逐字逐句地加以修改,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见面后还要再做进一步讨论。老师不循规蹈矩,注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注重将中外学界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他注重实践调查,讲授农业集体化、土地改革等课程,鼓励学生们放假回到家乡做田野调查,搞口述访谈,搜集相关资料,回来后自由讨论。他鼓励我们注意利用档案资料,还经常和我们一起研读《清实录》《清经世文编》等史料,并幽默地称这是“陪太子读书”。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不断成长的。

   我留京工作后,仍一直得益于老师的耳提面命。2017年9月14日,我到老师家,他非常郑重地把整理好的一批清史研究资料交给了我。当时,他的腿脚已经不太方便,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但仍坚持把我送到楼下等出租车过来。透过车窗看着老师高大而又瘦弱的身影,心中很不是滋味。

   刚到家,我就收到了他的微信:“今天,我们完成了一个重大的行动,名字叫‘托孤’。”我心中顿时五味杂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此后,我们师徒二人在微信中常有互动,也知道他这段时间休息很不好,说话声音听起来像重感冒一样。我多次提出陪他去看医生,都被他直接拒绝了。谁料想,2018年8月24日却突然接到了师兄的电话,说老师走了,走得那么匆匆。听到消息,真的心如刀绞,悲痛万分!

  

  

   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黄埔一期”。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他的专业方向是清代经济史。翻检爬梳400多部方志后完成了硕士论文《清代中叶四川农村市场及其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也算是有胆量的尝试了。

   他自选的第一个研究题目是“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对十八世纪乃至清代耕地数字、人口数字、人口控制、粮食流通、棉业历史、农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梳理出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同时,以经济史为基础,对十八世纪特别是乾隆朝垦政、农政、粮政进行深入研究,兼及矿政、河政等众多领域,进而对乾隆朝政治中追求“回向三代”和“爱民、养民、足民”的政治理念进行了系统考察。尽管他的本业是经济史,但却反复强调清史研究应该以政治史挂帅,所以他已经打破藩篱,将经济史与政治史、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从国家(“大政府”)的视角观察清代历史发展变迁的学术路径。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高王凌与黄仁宇的通信

   他的研究很快受到了国外学界的关注。早在1986年他36岁时,即以副教授名义获得路斯基金(LUCE)资助,赴美国开展学术活动。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匹兹堡大学、俄亥俄肯特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众多顶级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讲学和研究,并与众多学术界名家,如黄仁宇、魏斐德、何炳棣、施坚雅、费维恺、孔飞力、罗威廉、王业键、曾小萍、赵冈等,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和私人友谊。回国后还与黄仁宇、魏斐德、何炳棣、王业键、曾小萍、赵冈等人保持了多年的书信往来,互致问候,切磋学术,畅叙友情。这些经历,以前我在人民大学读书时也时常听他讲起,感觉他和国外学者确实有一定的联系,也没有特别的在意,直到翻阅他的材料后才发现,他和国外学界的交往竟有如此之深广,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高王凌与施坚雅的合影

高王凌与费维恺夫妇的合影

美国《中报》关于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的消息

   在中外学术交流中,还有一件事时常被老师提及并引以为豪——当年他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发起成立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对此,不用我来多说,仅仅引用一下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唁电的评价足以说明问题。他指出:“高王凌教授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重要贡献,众所周知,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在31年前做出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发起和创办中国留美历史学会(The 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c.)。1986-1987年,他利用在哥伦比亚大学做鲁斯学者期间,怀抱热情与理想,克勤克俭,筹集资金,联系历史学人。在他的努力和引领之下,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得以创办和成立,为上百位留美历史学人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专业组织平台。30多年过去了,学会的许多成员已经成长起来,在中美学术界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专业期刊《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也开始享誉欧美学界,这一切都与高王凌教授当年极有远见、并极富创造性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作为当年他创办学会活动的同事和见证人,我对高王凌教授的突然去世感到十分悲痛,并尤其铭记他对历史学会所做出的贡献。”这就是当年他在美国的足迹,饱含着一位学术有心人的大量心血。可以告慰老师的是,他的努力和付出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并影响深远。

   若就以上而论,他已足以堪称是改革开放以后较早与国外学术界成功建立学术交流关系、推动中外学术发展的一代学人的重要代表。

高王凌与魏斐徳的通信

高王凌与王业键的通信


  

   一个时期以来,在人们摒弃宏观叙事,史学研究日趋碎片化和狭隘化的时候,老师的研究却似乎走着不同的道路,那就是放宽研究视野,打通历史经脉。

他是清史研究所教授,但是在清史之外,还有另一个跨度非常大的研究领域,即建国后农业发展与农村改革。他幽默地称自己是“全神贯注”于前面一头而内心关切在后头的“一担挑式”研究(其实他的研究重点有三个,即十八世纪、近世地主农民关系和当代农民“反行为”研究,是一以贯之的,下文有述)。他一直认为,这些研究来自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山西太谷插队和八十年代初参加农村改革第一人杜润生主持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参与者包括林毅夫、周其仁、白南生等)的农村改革调查等“当身历史”,特别是后者,为他提供了重新认识建国后的农村变革提供了支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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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2018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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