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哥白尼式革命——高王凌反行为理论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8 次 更新时间:2014-03-19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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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一)

"反行为",是高王凌先生的一大发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不是"洋片汤",那些奉行"爬行主义",丧失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学人,断然没有这样胆量。

一个社会的政治运作,哪怕是特别"独裁"和"专制"的社会,也不可能仅仅是"官人"的事情,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很是浅易,无须多言。但在历史研究中,很长时间里,学人以为呆在档案馆里,就可以看到一手的材料,只要把主事者的脉络和思路捋顺了,不难了解和把握大概。

   其实,政治运作,哪里是"纸上谈兵",现实生活中的官人,即使百分之百传达朝廷的旨意,也会有一个中央的政策与地方的具体情形相结合的问题。结合的挺顺利,倒也皆大欢喜,要是结合的不好,就需要磨合,要是根本结合不进去,怎么办?

   这里面,就有一个"双主体"的问题,一个是发号施令的"朝廷",一个是最终承受后果的"草民"。朝廷的政策好不好,草民说了不算,但,草民却是感同深受。历史上,留下的多是上面的史料,而下面的感受,却忽略了。自然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这里不去展开。

   问题是,一来二去,史家在研究当代史的时候,比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些一代中国人的"当身史"时,也很少想到:问一问,这些依然健在的经历者,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怎么活过来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怎么没被饿死?

   反行为,正出自高王凌先生的一念。中国农民,没有奋起反抗"暴政"和"虐政",但是,他们要过活,为了"生存权",怎么也要想些办法。对此,高王凌先生,有着深刻的体认。  

什么叫"接地气"?高先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两书,就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生活的无奈,命运的艰辛,高先生书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书写。

并不是说,高先生描写的例子,有多多,通过揭示农民的"反行为",可以窥见,高先生与农民那种息息相通,他懂得农民的心情。《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是一部大书,与费孝通先生那部经典--《江村经济》相较,无疑,更加深刻有力。

毛润之,一辈子,以群众的领袖而自豪,"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直到现在,史家眼中,依然不见群众。要是他们能以群众为重,何至于连1959--1961年,到底多少群众非正常死亡,都弄不清楚!可见,群众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年代非正常死亡的群众,情绪依然稳定!

中国不是铁板一块,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超大地域共同体,传达领袖最新指示精神,可以做到不过夜,但是,上面和下面,中央和地方之间,容易产生政治的"拉锯"与"博弈"。

有一件事情,特别耐人寻味。阅读高先生著作,经过高先生点拨,思路更为清晰有力。这里暂且不论毛润之是神还是魔,只是指出这件蹊跷的事体。要说毛润之何其英明伟大,1959-1961年,和平年代,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非正常死亡?要说党多么光荣正确,老百姓为什么要和上面玩猫腻?

要说毛润之多么独裁和专制?河北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宁可丢掉乌纱帽,也要解民之倒悬,拼命上书毛润之,有人问他,答曰:人命关天。

胡开明做过河北副省长,却有着很深的人道情怀。胡开明这么做,弄得毛润之很不高兴,在北戴河开会时,毛润之专门批判胡开明,称之为--「胡」开明。

胡开明,差一点就做到巡抚位置的官员,顶着压力,拂逆毛润之,那是很需要胆量的,后来,不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被誉为"河北的彭德怀"。老鬼饱蘸笔墨,写出《人民至上》,被老辈李锐改名为--《一个真正开明的人》,唉,在大陆就是出版不了,还是胡开明的秘书刘先生,资助在香港出版。据说,第二天,海关就接到命令,不许该书带进大陆。

现在,据说,中国虽然没有成为宪政国家,比起毛润之阶段,依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呵呵,遗憾的是,姑且承认历史的进步,但是,也很不平衡啊!

现在,胡开明这样"抗上"的大官,除了以前的薄督,还真是凤毛麟角。

笔者要说的是,胡开明这样的作为,是否属于"反行为"?中央-省-地区-县-公社-村,这是毛润之时代,行政权力传道的层级。通过胡开明的个案,毛润之时代,既有丧尽天良的封疆大吏,也有开仓放粮的好官,大多数,也许处于中间状态。

假如胡开明的举措,属于一种"反行为",那么,反行为的适用范围,也许更为扩展,真正称得上,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反行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反行为,也不见得,就是弱者的武器。胡开明就是一例。再举一例。例子实在是妙,当一回文抄公。

1958年大跃进,1959年进入困难时期,1960年饿死人。

有一个村子,是个生产大队,开始饿死人,而仓库里是慢慢的粮食。人们商量要抢粮,有人喊道:"那是咱们生产的粮食!"支部书记知道后对大家说:"我是支部书记,村里饿死人了,是我的责任。大家要抢仓库的粮食,不要抢,一抢就乱了,有的到手了,有的没到手。听我的,我决定开仓济贫,救命要紧。这责任由我一个人负。如果我被枪毙,希望乡亲们照顾我的老小……"然后他就打开仓库,按人口分粮。

这位村支书,开仓放粮后,到县委自首。一时言人人殊,还是持重的书记拍板:不杀,但要重判,判了十九年。村支书服刑期间,家中老母和老婆孩子、儿子享受烈士待遇,支部书记本人每年空拿一个最高工分。文革红卫兵造反,这条规定没有改变。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新市委做出平反决定。村民们知道支部书记要回来了,敲锣打鼓,跑出十多里地欢迎。村里搭了戏台,唱大戏,梆子腔,从《武家坡》到《大登殿》,全本戏文,台上人唱,台下人哭。

这一生动的故事,出自林鹏先生的《回想集》。这位支部书记的作为,自然属于反行为。好奇的是,这则故事里面,不止一个反行为,而是成本大套。一位劳改犯家属,居然享受烈属待遇。这里面隐藏的信息,实在是拍案惊奇!


(二)

高先生,属于外冷内热的性格,有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主张史学研究,要"摆事实讲道理"。殊胜因缘,高先生那一代人,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不就是没有毕业的初中生吗,就已经荣升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高先生在山西,成为好把式,各种农活,胜任有余,这在近两千万知识青年中,并不是多么突出。这批人,后来招工、考学、参军,绝大部分,返城。有些人,受到主事者待见,接着出国,洋插队。回国,因缘聚会,成为风云人物,所在多有。知青,何止是青春的记忆,生活的轨迹,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代人的"宿命"。

这一代人,面对自己的人生,大体有三种心态,第一种,可谓"上帝的选民",世俗社会的功成名就者,以此为标榜,青春无悔,人生无悔,大词好话,都让他们说尽了。中国这艘航母的领航者,庶几都是知青。

第二种,没有回城,或者回城,过着艰辛的生活,成为社会的畸零人。他们一直没有走出知青生活,人生呈现着灰暗的色调。往事不堪回首,正是知青生活,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弱势群体。赋得永久的悔,不能把这一段生活格式化,正是他们最大的憾事。

第三种,也许是大多数,随波逐流,月亮走我也走,山不转水转。哪里不能活人?该下乡下乡,该回城回城,别人能下乡,我也下得,别人能回城,我也回得。活人岂能让尿憋死?

高王凌先生,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教授,按照常理,应该属于第一种人。可是,据我观察,高先生对俗世的功名,看得很淡,也从不标榜,高先生,属于第四种人。这种人的珍稀程度,并不亚于大熊猫。

这话是怎么说呢?高先生看来,知青是自己的一个有机构成,既不能抹杀,也不便标榜。既然,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就不能格式化。齐物论,高先生有一种可贵的平等意识。所以,他懂得农民的心,体谅他们的难处。农民面对不公、不义,想出的主意,采用的办法,必然体现着农民的性格。

笔者认为《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比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更加深刻有力,这是为什么呢?

费孝通先生,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费孝通是以一个"长衫先生"的眼光,打量"江村"和"乡土"社会的。费孝通不是乡村里面的把式,也不会干农活,这是吾辈不能苛责先生的。马林诺斯基先生,之所以夸赞年轻的费孝通,还不是不经意间,费孝通对本土文化,进行了类似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高王凌先生,则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训练成为干农活的好把式,与农民休戚与共的感同身受,费孝通是没有的。终其一生,费孝通,秉持的理念是:志在富民。其志可嘉,但,仅仅停留在"生态",而没有进入到农民的"心态"。从传统政治理念来看,停留在"养"的层面,连"教"都没有提到议程。乾隆皇帝则是,先养后教。

针对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曾有一种疑问:一个局部的村庄能否反映作为整体的中国?其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做到"摆事实讲道理"。

中国农民,并没有生活在《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里面,显而易见,费孝通先生的著述,实在是隔着纱窗看晓雾,朦胧的很。

理解农民的生活,既不能倚赖理论,也不能倚赖考据,要注重经验和直觉。难能可贵的是,高王凌先生,既具有农把式的人生积淀,也具有历史学的想象力。丰富的经验和颖异的直觉,加以对农民深切的同情,交汇成为《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

高王凌先生,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脏心眼子,慧眼独具,与李零先生一起,从1988年起,对中国传统,不再倒霉看反面,而是进行正面观察。在一代学人中,比一般学者,早了要有二十五年。其实,直到现在,"榆木脑瓜"的学者,可不在少数。可喜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同仁,盛洪和秋风两位先生,对传统和儒家,具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

"洋片汤",是学界"二道贩子"生存之本,在此辈看来,须臾不可离,否则,不要说不能"讲理",就是连"史实"和"事实",都说不清了。

知青生活的经历,距今至少三十五年,可算一世了,作为一种积淀,在第五代学人的生命史中,竟然没有痕迹,说出来谁能信呢?

"高先生,反其道而行之,带着自己的"境遇"和"心境",走入历史的深处,自然别有一番意趣。"

正是那段知青生活,使得高先生,不仅熟悉了"沉默的大多数",而且,懂得农民的心情,并与他们息息相关,心有灵犀。

真能做到,古今贯通,又谈何容易!没有"做一个时代人"的勇气,没有文化自觉,没有老辈杜润生的"点拨",没有历史学的想象力,四个方面,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带着高先生体温和心境,同样具有高王凌的性格和特征。

没有读过的朋友,也许会有所疑虑:既然带着体温和心境,那么,依据常理,就会高度主观,怎么能达致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社会学的理性化?这个世界,其实是圆融的,杨献珍说"一分为二",庞朴先生主张"一分为三"。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三)

1950--1980年,三十年为一世,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可谓艰难时世。周其仁有一个说法,三十年间,政府剥夺农民。问题的关键,政府想要行使剥夺农民生命的权力,这样一来,每一位农民,都是戴罪之身。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不能用常理解释的国家。

这个时候,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大目标是没错的,五十年代的主事者,任谁也不能说,中国不需要工业化。在当时的国际格局来看,倒是打了抗美援朝,无奈主事者,不以贸易为目标,没有将朝鲜建成中国的"自治领"。其实,即使朝鲜成为中国的"附庸",对于广土众民的中国来说,朝鲜这个弹丸之地,也难以承担产品倾销地和原料进口地的功能。

中国走上了带有毛润之风格的工业化,这条工业化的道路,不仅背离了十八世纪的"多种经营"和"国内贸易",更有甚者,走火入魔,胡耀邦就说,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条路,带有的血腥和残酷,中国农民感同身受,他们有自己的判断。

二战中国战胜国的地位,没有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好运。主事者的"雄才大略",并不是在全球的纵横捭阖,闪转腾挪,而是在国内的折腾和内耗。二元经济结构,依托政府剥夺农民的生态格局。

我们注意到,这种剥夺,在历史上,怕都是史无前例的。传统中国,筛子眼是很大的,原因并不复杂,大地域共同体,天然是"专制"和"独裁"的克星。天高皇帝远嘛,帝力于我何有哉!

毛润之的时代,已经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进行密不透风的社会治理,公路、铁路、电话、电报,这些较之乾隆朝的"高技术",加以一竿子插到底的各级党组织。所有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出现极端血腥的情形。

极端情形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不符合常态的政治浪漫主义。土地是所有社会,一把钥匙。中国革命属于土地革命,要是从井冈山,就敲锣打鼓,昭告天下农民:俺们革命的目的,是把地主的土地,从农民手中过一遍,然后,把农民和地主的土地,都收过来,成为国家的。

听到这话,谁跟着你干!

其实,农民苦,农民穷,这是农民没有土地产权的真实写照,要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哪怕七八亩地,只要勤劳,只要勤俭,这小日子,滋润着呢?

主事者,流淌的政治浪漫主义,真是令人无语。毛润之不摸钱,就要宣扬大公无私,老百姓莫说不摸钱,一分钱都要难倒英雄汉呀!洁癖没有没有错,错在"政治洁癖",既然人都是国家的了,那点自留地,又何必如此牵挂呢?为什么,毛润之念念不忘,要教育农民,原来是农民自私自利,非得弄点自留地,心里才有底啊!

传统中国,历代帝王,过的是"糊涂日子",弄不清农民手中到底有多少粮食,清楚不了糊涂了。因为,他们深深懂得,民为邦本。弄清农民粮食的家底,首先就要在各地,建立"清查小分队",社会难以承受这个成本;再则,纵使没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口号,历史上的中国,有着自己的产权观念和习惯,家有存粮,心中不慌。

毛润之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坚决反对瞒产私分,一反中国粮政的传统,要派工作组,把瓦罐、米缸里面的余粮,尽行弄走。这位旷世奇才,念念有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把农民的余粮弄走,农民的私心杂念,怎么教育,也徒呼奈何!粮食弄走以后,彻底净身出户,以后,搞斗私批修,那就势如破竹。

这一段历史,实在是惊心动魄,惊心动魄啊!

高王凌先生写到:话说回来,从1959年初到其后的多次反瞒产运动,从粮政史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查清历代都没有查清的粮情,运动发展到挨门搜索,结果,粮食的底子"查清"了,农民的家底也就"光"了,从而不能不走上大饥荒的道路。这打破了农民"生存条件的最低界限"(在没有了粮食的情况下,即使还存在某些机制,他也无法正常运转了),政府也不再为此负责。摆在大家面前的,已不是一般的负担轻重问题,问题变成,留给农民的那点东西,还能不能让他们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讳灾不救和继续高征购,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了。(《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第150-151页)

结果,造成了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其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饿死的,还有为数不少,是被打死的。苛政猛于虎也,但是,如此血腥,如此残暴,实在令人不好接受。毛润之长期和泥腿子为伍,理当明了农民"生存条件的最低界限",到底在哪里。

高先生有理有据地得出结论,农民吃了这么大的亏,并不是有关部门所言的共产主义实验,只能用"产业军"来解释。

既然,农民连粮食都没有了,羸弱之躯,甚或奄奄一息,供国家驱使,予取予夺,就没有反抗的任何能力了。试想:连生存权都成问题,吃不饱,饿不死,已经是很大的福报了,对主事者还不感激涕零!

1950-1980,三十年间,中国农民反行为的提出,得益于发展组。在这里,高王凌遇到老辈杜润生,这对忘年交,亦师亦友。高王凌在杜老的"指导"与"点拨"下,一起交流思想,充分的"头脑风暴",还随着杜老下乡,进行田野调查。可以说,这项独到而深刻的研究,是高王凌与老辈杜润生合作的结晶。

中国农民,到什么时候,打着背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打造成一支农业产业大军,想必,毛润之就能心满意足。

毛润之这种想法的出现,恐怕不是偶然的。既流淌着解放战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经验,也体现着毛润之进行战争准备的秣马厉兵。没有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没让中国成为主战场,这种巨大的"遗憾",令"伟大领袖"倍感孤寂。没错,毛润之指示,要形成千千万的"产业大军",但是,切莫往生产力上联想,只是遍地英雄下夕烟。

"中共自建政以后,本接管了太多的权力和责任,而未计自己能否承担得了。在大跃进中,又通过公社化、军事化、共产、并居、大兵团作战、消灭家庭等,造成一场对农民最激烈的战争。"(《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第139页)

读到此处,惊悚不已,真是惊心动魄。毛润之对中国原生态的社会,进行釜底抽薪,只是为了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而已。原本以为,毛润之弄得鸡犬不宁,只是通过盘剥农民,为工业化提供启动资金,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现在看来,为工业化提供启动资金,只是"雄才伟略"的毛润之,运筹帷幄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在中国挨家搜查,甚或打死不少人,至少在表面上,就具有了"道义"上的理由,其实,在主事者看来,这是在征集"军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依据高先生的研究,世界大战还没有打起来,中国已经进行了一场内战。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平复中国农民在"大跃进"这场内战中,心灵的创伤。

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让毛润之发动了,结局如何,吾辈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中国农民,必然是投军,在战场上,战斗力之强悍,世界一般军队,可不是这支队伍的对手。

历史没有遂了毛润之的意,相反,农民在这种内战中伤痕累累,主事者一点休养生息的意思都没有,还要乘胜追击,从一个胜利到另外一个胜利。弄到后来,不少农民四顾萧然,"一铺一盖一碗一筷",和"旧社会"的花子强不了多少。不一样的地方,旧社会,还有当花子的自由,新社会,当花子,首先就是成心给党抹黑。大城市的收容站,设置在火车站附近,有着内在的逻辑:地道桥底下要饭的,只要让有司看到,很快就能进入收容站,就近安排,"礼送"出境。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提出: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表示要像战争年代一样,不计代价、不计报酬、不怕牺牲,包括生命的代价和牺牲,来实现一个生产上的大跃进。随后又说,当然,死人也不要过多,例如中国死一半人,或三分之一、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就不好了。(《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第147页)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幸存者,可谓劫后余生,令人心酸的是,他们的不少亲朋好友,万劫不复,成为这场内战中没有名誉的"烈士"。

雄才大略的毛润之,治大国若烹小鲜,总能动员千军万马,供其驱使。毛泽东治国的方式,实在"奇特",和平建设时期,偏偏喜爱调遣多兵种,进行"大兵团作战",除了野战军、军区外,工农商学,都要进入预备役序列。也许,内心深处,毛润之在想:农民要是有那么多财产,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就会丧失战斗力。坛坛罐罐,花花朵朵,都给农民糟践了,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打破了农民"生存条件的最低界限"的同时,也打破了农民"生存观念的最低界限",农民失去稳健的心理机制,从此,中国成为一个"暂时性"社会。

只许毛润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许农民闪转腾挪,寻找"活法",那公平吗!因此,农民不干了(杜润生),要和政府捉迷藏。

高王凌先生指出: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正是经过她,许多农民才"变了心",或说是省悟过来,所以我们将这一步称为"大梦初觉"。(《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第153页)


(四)

一部伟大的学术著作,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可是一个有趣的话题。高王凌先生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实在是一部奇书,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实乃六十年来一部伟大的著作。它不仅激发理性,更为可贵的是,它在唤醒心灵。

我的老家,是位于冀中平原的束鹿县,后来改成辛集市。听老辈说,在大跃进的时代,有"金束鹿"的美誉,一代名家裴艳玲,就活跃在束鹿县,那是父辈津津有趣的话题。

记得当年年纪小,母亲给我讲述了不少家族往事。五六十代的故事,毕竟属于我的"史前期",很长一段时期,距离当今最近的一段历史,最是朦胧。而今,母亲离开已经十年,墓木已拱,再也听不到母亲,在我耳边絮絮叨叨。

现在来看,母亲讲述的那些故事,可以说是难得的口述史,尽管琐碎,但,对于了解那一段,属于第一手材料。殊胜因缘,敝人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中共党史系。说来吊诡,1949年之后的国史,面目模糊,建政六十年后的今天,说不清前三十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有司苦心经营,就是让吾辈,只要见到1949--1979,这三十年的历史,"沉睡"是最合适的姿态。

试想:一位较笨但还算勤奋的中共党史系毕业生,都不能解释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来龙去脉,难道不是一件难堪的事情吗!

高王凌先生的著述,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唤醒了我的心灵,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父母走过的一段历史,中国复活了,我真切地看到老大哥,运筹于帷幄之中,驱使无量的农夫,进行大兵团作战,农夫的劳累和心酸;也看到他们回旋中"温柔"的抗争。

毛润之既然决意打仗,而且立志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那么,举国上下,必要进行战争动员。造就一支产业大军,对于毛润之而言,农民必须武装起来。农民武装起来,岂不就是"武工队"?不穿军装,但是战斗力并不弱。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小时候,每年冬季农闲,民兵连长,都要率领男女"基干民兵"进行军事训练,最精彩的一幕,就是汇报表演的实弹演习,真刀真枪。二哥别看矮小瘦弱,那可是我们生产小队的"民兵排长"啊!这是七十年代的事了。

妈妈告诉我,二哥小的时候,成食堂风气,吹进我们村庄。十来岁的大哥,领着五岁的二哥,提溜着桶,到大食堂打饭,食堂的大师傅,那可是得罪不起啊!两家要是关系不好,哪怕大人打饭,也要缺斤短两,更别说一个娃娃了,妈妈的性格,很随姥姥,老实厚道到懦弱的程度,让人家欺负到家,只能暗中垂泪。到底村里有几个大食堂,还需要进行一番田野调查。印象中,妈妈说我们九队和十队是一个食堂,可以想见,大冬天,寒风凛冽,十岁的娃,带着弟弟,提溜着桶,要走好一段路,半道上,热乎气就消散的差不多了。

毛润之善运筹,经常"一炮双响",大食堂,大炼钢铁,弄到一块干,有气氛。妈妈说到大量钢铁,更是郁郁难平。本家的一位爷爷,和我爸爸相友善,就是这位爷爷,率领一干人马,命我妈,把家中多余的剪子和菜刀都交公。

我们家,省吃俭用,好像粮食从没有富余,都是给爸爸的好友--老杨借。自打记事起,不知道跟着妈妈到老杨家,借了多少回粮食。老杨是一位很慈祥的长者,这要是旧社会,属于开明士绅,人缘很好。

有一次,妈妈给我说起,搜粮食,就更邪乎。依着邓正来的说法,农民有着很强的"生存智慧"。别看经过土改,来到人民公社,总有富农,想方设法,巧妙地将粮食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七队赵家,藏粮不少。他们家怎么生活就那么滋润呢?还不是院子里长者好多枣树,总能暗中进行交易,换来不少粮食。一天搜粮队来到赵家,民兵们用大棍子,房前屋后,院里院外,往地下一敲,藏于地下的大瓮,就被挖出来。这是性质很严重的事件。

中国的乡村,传统的保障机制,经过大食堂、大炼钢铁,这么一折腾,被釜底抽薪,燃眉之急,政府却不再负责。直奔着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妈妈给我念的顺口溜,是这么说的:低指标,瓜菜代,老头老婆儿死得快。榆钱、苜蓿、豆饼,都是好东西,观音土也不是没有人吃过。村支书、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看菜园的、饲养员,都属于乡间的"土豪",他们往往是最有办法的人物,只要愿意,总能多吃多占。

农民被带到了二股道,他们当然要想辙,活下去,吃饱肚子,远比面子重要得多。北美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拿白不拿,白拿谁不拿,拿了可不白拿。

那时候,农民下地干活前,队长敲钟,召集大家派活。我们九队的那口大钟,是远近闻名的,那声音真够响亮。别看有些活适合早晨干,但,从听到钟声到下地干活,这中间的间隔,可不短。原来,还没干活以前,就开始磨洋工了。老爸当队长的时候,因为公正无私,身先士卒,苦活累活干在前,据说威望很高,间隔就大大缩短了。但,老爸并不能发现所有的偷盗和顺带行为。

待我记事,老爸不当队长了,经常"跑外"。那时候,每个小队,都有一位彪悍的妇女队长,候在回村的必经之地,对出工的妇女进行"搜身"。这是当时中国农村的一大景观。要是搜到三亲六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是关系不睦,战果辉煌。反正,只要出工,农民也很有意思,就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肚子,能吃就吃,能顺就顺。从棒子地里出来,身上肯定有棒子,从棉花地里出来,身上就有棉花,呵呵,农民的智慧,真是无穷的。简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冒着道德谴责的危险,甘冒大不韪,奋不顾身地往家里顺粮食,不是一家一户,而是千家万户。毛润之在深宫之中,不知道是否知晓,自己辛苦建立的社会主义墙角,就这样被农民日复一日的消耗着?

六十年代初,老爸担任九队生产队长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要改善乡亲们的生活,既有香油坊,又有烧酒坊,九队社员的生活,在其他人眼中,很是让人艳羡。文革一到,老爸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属于本村第一批被打倒的对象,戴高帽,站雪地,在劫难逃……

以上所述,或是亲闻,或是亲历,片段的家史,村史,虽已过去,但,活在我的心中,沉淀多年。但是,高王凌先生的著作,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心灵,帮我过了一道坎,内心深处的枯井,竟然汩汩流出,那是上辈人生命的泉水,在灌溉着我们。

笔者相信,高先生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力透纸背,举重若轻,鲜活地呈现了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和博弈,恰如其分地梳理出"历史是由合力构成的",必将成为典范和不朽之作。

《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大陆知识界,能够看到该书的学人,可以说很少。希望大陆尽快将该书引进,嘉惠学林。

笔者深信:高王凌先生的著述,不仅极大地提升中国人文学的学术品质,亦且对社会科学,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都会发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并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文化自觉。

(2014.1.26-2014.1.28,05:54分,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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