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哥白尼式革命——高王凌反行为理论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7 次 更新时间:2014-03-19 20: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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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一)

   "反行为",是高王凌先生的一大发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不是"洋片汤",那些奉行"爬行主义",丧失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学人,断然没有这样胆量。

   一个社会的政治运作,哪怕是特别"独裁"和"专制"的社会,也不可能仅仅是"官人"的事情,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很是浅易,无须多言。但在历史研究中,很长时间里,学人以为呆在档案馆里,就可以看到一手的材料,只要把主事者的脉络和思路捋顺了,不难了解和把握大概。

      其实,政治运作,哪里是"纸上谈兵",现实生活中的官人,即使百分之百传达朝廷的旨意,也会有一个中央的政策与地方的具体情形相结合的问题。结合的挺顺利,倒也皆大欢喜,要是结合的不好,就需要磨合,要是根本结合不进去,怎么办?

      这里面,就有一个"双主体"的问题,一个是发号施令的"朝廷",一个是最终承受后果的"草民"。朝廷的政策好不好,草民说了不算,但,草民却是感同深受。历史上,留下的多是上面的史料,而下面的感受,却忽略了。自然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这里不去展开。

      问题是,一来二去,史家在研究当代史的时候,比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些一代中国人的"当身史"时,也很少想到:问一问,这些依然健在的经历者,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怎么活过来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怎么没被饿死?

      反行为,正出自高王凌先生的一念。中国农民,没有奋起反抗"暴政"和"虐政",但是,他们要过活,为了"生存权",怎么也要想些办法。对此,高王凌先生,有着深刻的体认。  

   什么叫"接地气"?高先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两书,就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生活的无奈,命运的艰辛,高先生书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书写。

   并不是说,高先生描写的例子,有多多,通过揭示农民的"反行为",可以窥见,高先生与农民那种息息相通,他懂得农民的心情。《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是一部大书,与费孝通先生那部经典--《江村经济》相较,无疑,更加深刻有力。

   毛润之,一辈子,以群众的领袖而自豪,"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直到现在,史家眼中,依然不见群众。要是他们能以群众为重,何至于连1959--1961年,到底多少群众非正常死亡,都弄不清楚!可见,群众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年代非正常死亡的群众,情绪依然稳定!

   中国不是铁板一块,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超大地域共同体,传达领袖最新指示精神,可以做到不过夜,但是,上面和下面,中央和地方之间,容易产生政治的"拉锯"与"博弈"。

   有一件事情,特别耐人寻味。阅读高先生著作,经过高先生点拨,思路更为清晰有力。这里暂且不论毛润之是神还是魔,只是指出这件蹊跷的事体。要说毛润之何其英明伟大,1959-1961年,和平年代,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非正常死亡?要说党多么光荣正确,老百姓为什么要和上面玩猫腻?

   要说毛润之多么独裁和专制?河北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宁可丢掉乌纱帽,也要解民之倒悬,拼命上书毛润之,有人问他,答曰:人命关天。

   胡开明做过河北副省长,却有着很深的人道情怀。胡开明这么做,弄得毛润之很不高兴,在北戴河开会时,毛润之专门批判胡开明,称之为--「胡」开明。

   胡开明,差一点就做到巡抚位置的官员,顶着压力,拂逆毛润之,那是很需要胆量的,后来,不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被誉为"河北的彭德怀"。老鬼饱蘸笔墨,写出《人民至上》,被老辈李锐改名为--《一个真正开明的人》,唉,在大陆就是出版不了,还是胡开明的秘书刘先生,资助在香港出版。据说,第二天,海关就接到命令,不许该书带进大陆。

   现在,据说,中国虽然没有成为宪政国家,比起毛润之阶段,依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呵呵,遗憾的是,姑且承认历史的进步,但是,也很不平衡啊!

   现在,胡开明这样"抗上"的大官,除了以前的薄督,还真是凤毛麟角。

   笔者要说的是,胡开明这样的作为,是否属于"反行为"?中央-省-地区-县-公社-村,这是毛润之时代,行政权力传道的层级。通过胡开明的个案,毛润之时代,既有丧尽天良的封疆大吏,也有开仓放粮的好官,大多数,也许处于中间状态。

   假如胡开明的举措,属于一种"反行为",那么,反行为的适用范围,也许更为扩展,真正称得上,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反行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反行为,也不见得,就是弱者的武器。胡开明就是一例。再举一例。例子实在是妙,当一回文抄公。

   1958年大跃进,1959年进入困难时期,1960年饿死人。

   有一个村子,是个生产大队,开始饿死人,而仓库里是慢慢的粮食。人们商量要抢粮,有人喊道:"那是咱们生产的粮食!"支部书记知道后对大家说:"我是支部书记,村里饿死人了,是我的责任。大家要抢仓库的粮食,不要抢,一抢就乱了,有的到手了,有的没到手。听我的,我决定开仓济贫,救命要紧。这责任由我一个人负。如果我被枪毙,希望乡亲们照顾我的老小……"然后他就打开仓库,按人口分粮。

   这位村支书,开仓放粮后,到县委自首。一时言人人殊,还是持重的书记拍板:不杀,但要重判,判了十九年。村支书服刑期间,家中老母和老婆孩子、儿子享受烈士待遇,支部书记本人每年空拿一个最高工分。文革红卫兵造反,这条规定没有改变。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新市委做出平反决定。村民们知道支部书记要回来了,敲锣打鼓,跑出十多里地欢迎。村里搭了戏台,唱大戏,梆子腔,从《武家坡》到《大登殿》,全本戏文,台上人唱,台下人哭。

   这一生动的故事,出自林鹏先生的《回想集》。这位支部书记的作为,自然属于反行为。好奇的是,这则故事里面,不止一个反行为,而是成本大套。一位劳改犯家属,居然享受烈属待遇。这里面隐藏的信息,实在是拍案惊奇!

  

   (二)

   高先生,属于外冷内热的性格,有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主张史学研究,要"摆事实讲道理"。殊胜因缘,高先生那一代人,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不就是没有毕业的初中生吗,就已经荣升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时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高先生在山西,成为好把式,各种农活,胜任有余,这在近两千万知识青年中,并不是多么突出。这批人,后来招工、考学、参军,绝大部分,返城。有些人,受到主事者待见,接着出国,洋插队。回国,因缘聚会,成为风云人物,所在多有。知青,何止是青春的记忆,生活的轨迹,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代人的"宿命"。

   这一代人,面对自己的人生,大体有三种心态,第一种,可谓"上帝的选民",世俗社会的功成名就者,以此为标榜,青春无悔,人生无悔,大词好话,都让他们说尽了。中国这艘航母的领航者,庶几都是知青。

   第二种,没有回城,或者回城,过着艰辛的生活,成为社会的畸零人。他们一直没有走出知青生活,人生呈现着灰暗的色调。往事不堪回首,正是知青生活,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弱势群体。赋得永久的悔,不能把这一段生活格式化,正是他们最大的憾事。

   第三种,也许是大多数,随波逐流,月亮走我也走,山不转水转。哪里不能活人?该下乡下乡,该回城回城,别人能下乡,我也下得,别人能回城,我也回得。活人岂能让尿憋死?

   高王凌先生,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教授,按照常理,应该属于第一种人。可是,据我观察,高先生对俗世的功名,看得很淡,也从不标榜,高先生,属于第四种人。这种人的珍稀程度,并不亚于大熊猫。

   这话是怎么说呢?高先生看来,知青是自己的一个有机构成,既不能抹杀,也不便标榜。既然,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就不能格式化。齐物论,高先生有一种可贵的平等意识。所以,他懂得农民的心,体谅他们的难处。农民面对不公、不义,想出的主意,采用的办法,必然体现着农民的性格。

   笔者认为《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比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更加深刻有力,这是为什么呢?

   费孝通先生,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费孝通是以一个"长衫先生"的眼光,打量"江村"和"乡土"社会的。费孝通不是乡村里面的把式,也不会干农活,这是吾辈不能苛责先生的。马林诺斯基先生,之所以夸赞年轻的费孝通,还不是不经意间,费孝通对本土文化,进行了类似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高王凌先生,则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训练成为干农活的好把式,与农民休戚与共的感同身受,费孝通是没有的。终其一生,费孝通,秉持的理念是:志在富民。其志可嘉,但,仅仅停留在"生态",而没有进入到农民的"心态"。从传统政治理念来看,停留在"养"的层面,连"教"都没有提到议程。乾隆皇帝则是,先养后教。

   针对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曾有一种疑问:一个局部的村庄能否反映作为整体的中国?其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做到"摆事实讲道理"。

   中国农民,并没有生活在《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里面,显而易见,费孝通先生的著述,实在是隔着纱窗看晓雾,朦胧的很。

   理解农民的生活,既不能倚赖理论,也不能倚赖考据,要注重经验和直觉。难能可贵的是,高王凌先生,既具有农把式的人生积淀,也具有历史学的想象力。丰富的经验和颖异的直觉,加以对农民深切的同情,交汇成为《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

   高王凌先生,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脏心眼子,慧眼独具,与李零先生一起,从1988年起,对中国传统,不再倒霉看反面,而是进行正面观察。在一代学人中,比一般学者,早了要有二十五年。其实,直到现在,"榆木脑瓜"的学者,可不在少数。可喜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同仁,盛洪和秋风两位先生,对传统和儒家,具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

   "洋片汤",是学界"二道贩子"生存之本,在此辈看来,须臾不可离,否则,不要说不能"讲理",就是连"史实"和"事实",都说不清了。

   知青生活的经历,距今至少三十五年,可算一世了,作为一种积淀,在第五代学人的生命史中,竟然没有痕迹,说出来谁能信呢?

   "高先生,反其道而行之,带着自己的"境遇"和"心境",走入历史的深处,自然别有一番意趣。"

   正是那段知青生活,使得高先生,不仅熟悉了"沉默的大多数",而且,懂得农民的心情,并与他们息息相关,心有灵犀。

   真能做到,古今贯通,又谈何容易!没有"做一个时代人"的勇气,没有文化自觉,没有老辈杜润生的"点拨",没有历史学的想象力,四个方面,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带着高先生体温和心境,同样具有高王凌的性格和特征。

   没有读过的朋友,也许会有所疑虑:既然带着体温和心境,那么,依据常理,就会高度主观,怎么能达致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社会学的理性化?这个世界,其实是圆融的,杨献珍说"一分为二",庞朴先生主张"一分为三"。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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