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店员工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17-07-28 16: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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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店员人数众多,店员总工会的组织系统也较为严密,并积极组织广大店员开展经济斗争,导致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对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汉口特别市党部不得不约束店员工会的某些偏激行动,并督促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协调劳资纠纷,通过召开工商联席会议,成立工商倶乐部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有关店员是否应属于工人,是否应组织工会,以及店员工会的隶属关系等问题,仍一直存在着争议。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一种折衷解决方案,将店员总工会改名为店员总会,直接隶属于商民部,当时虽未能切实执行,但在其后仍为南京国民党中央重新确定。直至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规定店员总会隶属于商民协会,这一争议才告平息。

  

   关键词:国民革命;国民党;店员工会

  

   在国民革命期间,店员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中央将店员的身份确定为工人,并支持成立店员工会。但在此之后,随着工人运动的兴盛与发展,店员工会不断组织店员积极开展经济斗争,致使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对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响。于是,店员是否应属于工人?是否应组织工会?在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乃至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人部、商民部之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武汉也十分突出,以至于武汉国民党中央也不得不多次讨论该问题,商讨应对之策。

  

   迄至目前,史学界专论国民革命时期店员工会的论著尚付之阙如,有关这一时期武汉店员工会的研究成果同样也很少见,只是在论述当时武汉商民运动、商民协会以及工人运动的成果中,有些附带提及武汉店员工会。(1)为此,本文拟对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店员工会概况、武汉店员工会的经济斗争影响、各方对工商冲突的协调、对武汉店员工会应否存在的争议等问题,略作简要论述。

  

   一、武汉店员工会及其经济斗争

  

   北伐时期,武汉的店员组织以及店员运动都比较发达。不仅如此,“店员运动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部分,到后来实际上成为其核心。”(2)北伐军到武汉后,该地不少行业的店员很快即成立了店员联合会或店员工会。具体情况如下:报关业,1926年10月;钱业、煤业、火柴、面粉、香烟、煤油等业,1926年11月;皮业,1926年12月;饮片、西药、参燕药行、衣典业,1927年3月;书业、中外纸业、布业、麻夏、匹头业、绸缎呢绒花布、白布、金奶、王金等业,1927年4月;海味、糖业、茶食、泰西食物、茶业,1927年5月。

  

   另据1927年6月武汉店员总工会的报告,武汉店员总工会成立于1926年12月14日,其前身是店员联合会。店员总工会组织部报告还曾说明:“在店联会时代的负责人,纯为富于革命思想的青年店员,他们缺少的是经验,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团体的生活,没有受过团体的训练,而同时一般店员也缺少监督的能力,因此进行上便不免有很多手续上的错误。后来一方面由各会员各自发展各业店员工会,一方面改店员联合会为店员总工会,以集中组织,直至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店员总工会才正式宣告成立。此后,渐渐地把组织统一起来,经济集中起来,会务也跟着而渐渐地发展扩大,以形成现在这样的现象。”(3)

  

   武汉店员总工会成立后,“将三四万人所组织之四十余个性质相近的店员工会,合并为十五个分会,在每分会下又按其人数与地域之关系,成立了一千六百四十七个支部。每次开支部干事联会时,莫不在未开会以前之半点钟到,从整齐严肃中,可以见其组织力量。”(4)关于武汉店员总工会会员人数,一般都认为是3万2千人,但据中央工人部1927年6月底调查,其总数达到4万人。(5)因此,武汉的店员不仅组织系统较为严密,而且人数众多,其活动足以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

  

   武汉的店员运动,在第一阶段主要是经济斗争。“店总成立后,第一步就实行经济斗争。”因为当时“正值武汉各业发生普遍的经济争斗之时,而店员所得工资,多按民国二年以前之物价而定的,加以店员所受压迫较其他产业工人为尤甚,在此客观环境之下,当然免不了一番经济争斗,所以此时店总工作多半应付于彼了。”(6)店员从事的所谓经济斗争,具体目标主要是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限制店主辞退店员等,其结果不仅与店主发生冲突,也使店员组织与商民协会以及商会之间出现了矛盾。例如1927年2月初,京苏洋广杂货业店东“在旧历新正之际,无故辞退工友,计达二百余人。”店员总工会认为:“此事之发生,实由八十六与百十四商协会主持”,并要求市党部予以处理。(7)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导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十分迅速,店员与店主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显得较为突出,许多店铺因此而停顿或倒闭。当时,许多行业的店主都对店员工会组织的经济斗争感到十分惶恐,营业也深受影响。虽然武汉店员总工会曾发布整饬工会纪律宣言,说明“店员工友,若是受店东执事之苛待,可向所在工会陈述,求其交涉。交涉无效时,则由该会呈请本会办理,不得自由行动,而伤双方感情。”另还规定:“店员工友,不得在工作时间内,假工会名义而越职守。”(8)但是,此后的店员运动仍时有某些过激行为,致使各业商家普遍啧有烦言,十分不满,例如钱业说明:“钱业店员工会成立,提出各种条件,并于钱店设立支部,各店经理无法维持。”

   又如茯苓业指出:“工会成立,店员店东意见隔阂。一经质问,即援引各店权操之店员之例而为恐吓。”洋广杂货业同业公会也抱怨:“工会自行减缩工作时间,早晚以九时为起讫。稍愈规定时间,即侮辱殴毁。”汉口印染花布业公会更是声称:“辞就(店员)不能自由,四五家设支部。干事、代表、宣传之名甚多,三日大会,两日小会,守店无人,不服店规,嫖赌酒烟,无所不为。为害店东之日短,害店员之日长也。”(9)

  

   随着店员运动的日益高涨,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武汉商家停歇和破产者也与日俱增,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据中央商民部报告,汉口“倒闭者以钱业为最多,表面明白倒闭者不过一二十家,实际暗中停顿等于倒闭者大约七八十家。”由于钱业为市面中小商人周转之根本,故钱业一家倒闭,连带受影响之店铺则不只一家。“至于债权者亦深知倒闭原因真相,故双方起诉者绝少,且店中纵有款项,店员亦不允还债,缘店员以为还债以后,店中便无力再作也。”除此之外,“店员工会对于商家每有额外派人情事,商家如拟裁员,却必须呈明工会及仲裁会允可。······商家愈感觉用人之不能自由,连带及于营业之不能自由,营业既甚萧条,又须被动的勉强添员,店员有不遵守规矩及怠工情事,又恐担受资本家名义,不能随时告试,缘以往荐举店员全赖口头信用,现在店员无所拘束,故有此弊耳。”(10)

  

   武昌的情形同样也十分严重,“已倒闭得钱业居十分之九,典当业十分之六,木业十分之五。”尤其严重的是,“将倒闭者中大商家约居十之八九”。众多难以维持而行将倒闭的店铺,“店员不允倒闭,店东失却营业管理权,更不能增加店员工作时间,如每七点钟开门之议,至今仍难执行,而且店员尚有又要求加薪者。……因此店东方面,决定本钱赔完破产为止,不复他想矣。”(11)在汉阳,也是“已倒闭的数目约在一二百家,内中以榨油厂、机器厂、花行、粮食行、钱店等为较多。”此外,“将倒闭的如汉阳市之机器米厂暨各小贩米店、油盐业、鹦鹉洲之木业全部停滞,蔡甸几无一业可存之景象。”(12)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除了武汉国民政府实行集中现金政策,以及在此之后帝国主义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之外,即是由于店员工会广泛进行的经济斗争,致使商家“用人权不自由,营业权不自由”,无法正常运作。在当时店员运动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店主纷纷抱怨:“现在工人也不能辞,店也不能关,只有坐吃山崩,同归于尽一条路了。”(13)

  

   在此情况下,各业店主纷纷向商民协会提出维持请求,商民协会也不能视而不见,只得勉力向中央商民部报告并希望采取措施。汉口和武昌商民协会在调查报告中,都较为客观地分析了工商业衰败的各种原因,希望市党部商民部以及国民政府予以协调解决,帮助商家摆脱困境。

  

   当时,国民党中央与武汉国民政府也都意识到工农运动存在过于偏激之倾向,决定采取纠偏政策。1927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并训令各级党部,强调“中国国民革命既以农工及工商业者为革命之主要成分,其所采取之政策,不独使工商业者与农工同时获得痛苦之解放,生命财产之安全,并期望此同盟战线日益巩固,促成国民革命之成功,使中国全民族获得最后之自由平等。所以中国国民革命之能否成功,要视工商业者之能否拥护国民革命为断;工商业者之能否拥护国民革命,又视农工群众是否拥护工商业者为其亲挚之同盟者为断。”这显然是对工商业者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此同时,中执会的训令还指出了当时工农运动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底定武汉,略平东南,农工运动已有相当之发展组织,但长江流域之农工团体,以突飞发展之故,幼稚之病潜然不自觉而发生,忽视国民革命整个之前途,更忽视共同□□□之同盟者。如农工团体每昧于社会经济之观察,常对雇主提过度之要求,甚或以武装纠察封闭厂店,强迫雇主行不可能之条件,遂使工商业者以为本身出于政府保护之外,财产、身体□失自由,不独以国民革命非为人民谋利益,反以国民革命为害人民之安全。”(14)为了扭转这一趋向,调和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冲突,中执会通过的决议作出了如下若干具体规定,要求各级党部切实执行:

  

   (一)制定劳资仲裁条例,由劳工部及各省政府组织劳资仲裁机关,解决工人、厂主间及店主间之各种冲突。

   (二)制定劳动法,对工厂、商店规定工作时间,并按当地生活情形,规定工资之数目及工人之养老金暨各种劳动保险。

   (三)制止工人及店员之过度要求,并禁止其干涉厂店中之管理,另由总工会与商民协会组织特种委员会,审查工人、店员之要求条件并加以相当制限。

   (四)工会或纠察队对于店主或厂主,有恐吓罚款及擅自逮捕或用其他压迫方式者,一律严禁。劳资两方有痛苦者,须陈诉于仲裁机关解决之。(15)

  

   以上除第2条是有关保护工人、店员工作时间、工资及福利方面的内容之外,其他3条可以说都是不同程度地维护工厂主、店主的利益,限制工人、店员提出所谓过度经济斗争要求的规定。为了保证以上决议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中执会的训令还严厉地指出:“右之议决为本党巩固国民革命同盟战线之政策,凡属本党党员应明了本党之主张,并以不迟疑之态度执行上项之决议。如有违反及不努力执行者,各级党部应加以严厉之制裁。各级党部不能领导民众服从上项之决议,中央必予以相当之惩戒。”(16)

  

二、工商冲突之协调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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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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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10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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