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近代职业会计师之诚信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 次 更新时间:2017-07-17 19: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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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会计师是在北洋政府颁布《会计师暂行条例》后逐步兴起的自由职业群体,诚信观是其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出于对职业的独立地位及竞争利益的考虑,近代会计师对诚信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近代职业会计师诚信观的内容极为丰富,包含有“独立不倚之精神”、“证实真相”、“不隐徇,不泄密”、“无畏之精神”等操守原则,认识已相当到位。近代职业会计师对诚信问题的认识不仅对促进新式会计的采用及业务发展有重要作用,也影响到会计师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总体上看,近代会计师对诚信问题的认识已由纯粹内在的道德自觉走向成文化的制度规范。

  

   关键词:职业会计师;诚信观

  

   近年来,关于诚信问题的讨论呈现出如火如荼之势,渴盼诚信呼吁诚信之声在各行各业响起,而在证券业、银行业及会计师业等领域更引起了空前的关注。这表明今日中国诚信观念的缺乏已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甚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观念瓶颈。笔者在研究近代的自由职业群体的过程中发现,近代的职业会计师其实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政府规范及会计师公会的自律下也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诚信维护制度,这对于今日诚信观的建立无疑是一种宝贵的历史资源。从史学界的研究状况而言,大多数学者主要关注于经济思想或商人精神的探讨,对于作为近代市场中介之一的会计师等职业群体的思想观念还缺乏关注。从近代职业会计师的发展历程来看,诚信观不仅是其职业道德观念的核心内容,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会计师职业的业务范围及发展水平。正是出于这几个方面的考虑,笔者试图对近代职业会计师之诚信观及相应的制度建设情况作一深入剖析。

  

   一、无信不立

  

   自1918年北洋政府农商部颁布了我国关于会计师制度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会计师暂行条例》后,得益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公司制度的推行,近代职业会计师群体逐步壮大崛起,与律师、医师等俨然成为近代中国自由职业的代表①。领到第一号会计师证书的是谢霖,他于1921年与秦开等会计师在天津、北京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会计师事务所。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21年谢霖领到第一号会计师证书直至1925年7月间,全国获政府认证具会计资格者约在140-160人之间,实际开业的人数可能略低[1](p261-263),各地相较以上海最为集中,到1934年3月底,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员约有263人左右,到1939年3月底,约有330人左右[2](p20-64)。不过与同时期欧美相比,增长仍十分缓慢。获得会计师证书者往往独立或联合开办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公司登记、保险理赔及财务审计、破产清算等方面业务。职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从业群体的扩大和业务种类的拓展,也体现在职业观念的认知水平与深度。

  

   诚信问题是近代会计师职业观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诚信一词,其语义上主要指诚实、信用,但置之于不同的职业情境之中,又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重庆会计师公会与上海会计师公会在致实业部的呈文中认为,“会计师之职业道德以信用为第一义,而信用决非货币价值或殷实铺保所能表示”[3](p36)。近代著名会计师潘序伦将会计师的基本素质归纳为三大要素:学识、经验和道德,而在三者之间,“学识经验及才能,在会计师执行事务之时,固无一项可缺,然根本上究不若道德之重要”[4](p16-17)。而道德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潘序伦分别归纳会计师“积极方面之职业道德”和“消极方面之职业道德”。在积极方面,“一曰公正,二曰诚信,三曰廉洁,四曰勤奋”[5],这是一个合格会计师的基本品格,只有做到这几点,方能俯仰无愧,立信于天地之间。

  

   诚信不仅是会计师的基本品格,而且是立身之本。概“因商界环境,千变万化,利诱威胁,无所不极,会计师苟无强固之道德观念,则在可以代人舞弊,为己舞弊,然会计师之职业,实为商界保障信用而设,苟有不道德行为,而自丧信用,则此项职业,即失其根本存在之理由”,视职业道德为会计师的生存之本,而职业道德的主要表现就在于要讲信用。潘序伦在会计师事业及教育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他在自述其经验时谈到,“会计师应具美德,断难缕述,而诚信二字,最为重要。成功失败之机,实可谓全在于此”,“会计师如不能以诚信二字取信于人,则人将无有以重要事项委托办理者……故会计师除应具有充分之学识经验及才能外,尚必具有高尚之道德,而诚信二字,尤为会计师成功秘诀之最大要素也”[4]。显然,这里所言的诚信不仅单指诚实守信,也包括了公正、廉洁等职业操守。换而言之,诚信可以说是会计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和首要原则。正是本此观念,潘序伦从《论语》中“人无信不立”一语中提取“立信”二字作为其所办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学校的名称,以表明以信立身之义。他后来将“立信”阐发为“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并以之作为立信会计学校的校训,来教育青年学生[1](p295)。

  

   除“立信”外,另有众多会计师事务所改变了在成立之初以开办者名字命名的习惯,转而改以能彰显执业者职业道德水准的“诚”、“信”等字眼作为招牌。据1947年统计,在上海开设的会计师事务所(不包括以个人名义挂牌执行会计师业务者)的名称中以包含“诚”或“信”者最为普遍,其余也多以“公”、“正”昭示天下,兹列举如下:以“信”字者:立信、公信、大信、民信、国信、诚信、永信、昭信、同信、建信、互信、崇信、协信、中信、众信、正信、信诚、信义、信平、信通、信康、信懋、信和、信德;以“诚”字者:公诚、立诚、友诚、诚德、诚正、诚平;以“公”字者:公一、大公、公和、公明、公益;以“正”字者:正则、正明、正谊、正中、正言、正直、正宜、正绳、正大等。其余取名也多以“平”、“中”、“明”为主旨,无不以标榜诚信公平为旗帜[1](p273)。虽然不排除会计师事务所有以名作秀吆喝哗众的心理,但从中也可看出会计师已充分认识到诚信对于业务发展的重要意义。

  

   近代职业会计师之所以如此重视诚信对于职业发展的影响,有多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道德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会计师职业特性的认识、对现实问题的考虑以及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等。以下就从这几个方面对近代职业会计师诚信观的社会及心理背景因素作一分析。

  

   其一,社会道德文化传统的影响。任何一项职业行为道德规范既有超越职业共同性的特征,又与既有的文化土壤紧密相联。会计师虽然是一新兴职业,但其职业道德观仍然受到社会传统与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这里所指的“传统”一方面包括对儒家思想中仁、义、信等基本精神的理解,也包括传统商业文化中倡导的诚实经商风气。传统观念的价值指向主要是重视群体利益,讲究和谐有序,取予有度,提倡职业行为上的公而忘私、以信为本。

  

   社会道德文化传统对近代会计师的影响并非封闭的,它更多的是与的西方会计师的职业精神交汇在一起。近代会计师作为一新兴职业,在学理上、业务上很多方面都是效法西方的。近代第一批会计师一部分是出身于国内大学的会计学系,如国内的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会计系都是主要来源。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留学欧美日者。他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对于西方强调对个体生命和财产权的尊重、崇尚个人自由与会计师之独立地位等原则有着一定的认同。其二,虽然在《会计师暂行条例》颁布前中国尚未有自己的会计师,但在上海等地已有不少开业的外国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他们在经营业务中所体现出的负责、高效、守信的职业信誉对中国的会计师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道德文化传统对于会计师的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也存在不利的一面。在一般社会民众的心目中,旧的会计人员无疑都是锱铢必较、精打细算的自私自利之人,是趋利忘义的小人。这使人们对于新兴的职业会计师存在相当的偏见,近代会计师要摆脱这种形象,必须建立起个人的诚信度。这也是社会道德文化传统的一种反向促进作用。

  

   其二,植根于对会计师之职业特性的认识。会计师的道德规范是一般社会道德规范在会计职业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同时又受到会计职业活动的具体内容、方式及所涉及的权责利益关系等的影响。近代职业会计师对于其所担负之业务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新式会计人员与旧式会计人员的任务有着根本差别,“昔日通称管理会计之人曰管帐(Book-keeper),一若会计事务除管帐而无其他能事者然,然今则以管帐为较易之事,其最有研究之价值者,则为会计之设计与检查。设计云者,创拟一定之法则,以为整理会计之准绳也。检查云者,查核会计之实际,以坚外界之信用也”[6](p1)。在这里,检查实为审计的同义语。潘序伦认为:“审计系以他人所作之会计记录为对象,自己检查自己所作之会计记录,严格言之,不得谓之审计。”[1](p304)就当时各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种类来看,如公司查帐、保险公司理赔、参与经济纠纷或劳资纠纷的仲裁,都带有鲜明的审计成分。这都是需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公平心方能完成的。审计的实质实是证实问题的真相,以为业主决策参考。因此,不少会计师认为,“际此商业勃兴,企业组织日益复杂之秋”,会计师的主要任务是要“证明财界诸般之真相,以坚社会之信用,而供公众投资之参证”[7]。

  

   这一观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不少职业会计师认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公司制度不健全实与缺乏会计师之监督有关。徐永祚批评当时的公司条例对于监督人的规定存在严重弊端,“吾国之监察人实际上为一闲散无能之机关,未能达到监督公司财政之目的。由股东中举出,也未必具有专门知识”。这是导致“吾国公司事业所以信用不著,常有失败,投资者逡巡观望,视为畏途”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一状况,“则监察人之制度实有改善之必要”,改善之方法他认为应该仿行欧美各国,任用职业会计师,“其中最适于充任监察人者,厥惟会计师”[6](p47,77)。据此,现行公司条例应该根据这一原则进行修正,以增加公司财政的公开性与可信度,利于公司集股增资,使公司之发展免受资金短缺之困。更有会计师将发展新式会计视为发展实业的重中之重,“欲图实业之发展,贵乎资本之集中,欲集中资本,舍招股无二法门,欲使多数股东共生信仰,非采用新式会计不为功。欲云“招股不难,昭股东之信仰则难也”,新式会计者,昭股东信仰之工具也,与其说提倡实业救国,不如说提倡会计救国”[8](p14)。而新式会计的执行与实施,最终都要靠独立而具有诚信观念的职业会计师来实施,若非如此,虽采取了新式会计法,而无策防范内部人的控制与作假的现象,亦属枉然。

  

一些会计师深信,采用新式会计、引进职业会计师对于防范公私腐败具有一定的作用。留美归国的安绍芸会计师即认为,中国政府无能,工商凋敝,公私机关贪污成风,都是因为没有会计为之提供各种资料,以致无法划分各个职能部门的责任,也就没有实行赏功罚过的标准。他强调会计在公私机关中对计划、监督中所起作用[1](p317)。沈立人则指出,不仅需要新式会计,还需要正直的会计师,“吾国财政之紊乱,营私舞弊之事,振耳皆是,苟欲使吾国之官商各界营私舞弊之事绝迹,而入于正轨之途,非使有公平之簿记,正直之会计,决不能振此颓风!”[9](p1--4)此种观点虽说有学理上的合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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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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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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