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胡适，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目前已出版的多种研究胡适的论著都未能将这一问题单独提出来加以讨论。实际上，胡适与中共的关系是一个两者之间矛盾逐渐加深的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各个阶段的发展及这种发展对双方关系的影响； 阐明胡适与中共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怎样认识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将不无裨益。
一、胡适与中共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
胡适对于政治问题的态度经过了从留学美国时期的热衷于政治话题和政治活动，到五四时期试图绕过政治和发誓不谈政治， 再到30 年代后自觉地或被迫地一直参与政治这么几次变化。胡适对于政党问题也有过试图保持或表现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到终于走上了拥护国民党， 反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化。就胡适与中共关系的发展而言， 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 1919 年～ 1926 年， 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生成阶段； (二) 1927 年～ 1937 年，这是胡适与中共矛盾分歧的深化阶段； (三) 1938 年～ 1945 年， 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潜伏或缓和阶段； (四) 1946 年～ 1949 年， 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激化阶段。1949 年胡适逃台去美后， 胡适与中共之间已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50 年代初，大陆掀起了批胡运动， 以清除胡适的思想影响。
(一) 为什么说从1919 年到1926 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生成阶段？ 我们不妨将胡与中共这一时期的关系再分解成两个小阶段加以认识。一是从1919 年到1921 年夏中共正式成立， 这一时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西方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是广泛传播。正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态度上， 胡适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但是总的看来， 胡适与中共这一时期的关系，合是主要的， 分是次要的。表现在： 第一，胡对现存的军阀政府是坚决反对的， 没有材料表明胡已放弃了“推翻这鸟政府”一类的激烈主张。第二， 他对学生运动及各地的反军阀暴政的斗争还是支持的。第三，他对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发展还持同情态度。第四， 他与马克思主义者(早期共产党人) 还存在着某些共同要求。二是从1921 年夏中共正式成立到1926 年胡适赴欧美。这一时期， 胡与中共之间的分歧逐渐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深刻而明显地表现出来。第一， 胡彻底从曾是新文化统一战线阵营的《新青年》分裂出去。在胡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号称“自由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以《努力周报》和《新月》杂志为喉舌与纽带形成与中共分庭抗礼之势。这标志着胡开始另立山头，表明他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也标志着所谓胡党和“月党”已形成。第二， 在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认识与态度上， 胡适与中共之间的差别凸现出来。胡甚至在政治上开始开倒车。首先，他对以广东为中心的国共合作认识模糊， 同情北洋军阀政府， 出席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其捧场。在“五卅运动”和“女师大风潮”中， 站在群众和青年学生的对立面， 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纠缠不清。他还拜见废帝溥仪，“拥护复辟余孽”。可见，这一时期的胡适“浮沉于灰沙窟中”， 远远游离于即将到来的大革命主潮流之外， 胡适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已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二) 为什么说从1927 年到1937 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深化阶段？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国共第一次合作宣告结束， 国共两党正是在这一时期由政治上的盟友分裂为政治、军事上的主要敌手， 以两党为中心形成的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尖锐地对立着。胡适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与倾向如何，不能不深刻影响胡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胡在国共两党的分裂斗争中， 心理天平一开始就倾向于国民党。1927 年春， 胡开完在英国召开的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回国，途经东京巧遇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 胡向他表达了对国共之争的看法：“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 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 是站得住的。”
1935 年5 月， 胡适等人创办了专门谈政治的杂志《独立评论》，常以中立面目出现， 为蒋介石政权抬轿子、吹喇叭。而对中共在农村开展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胡适是坚决反对的。在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中， 充满着“清共剿匪”、“先清共、后剿匪”的词句，说明胡适等人是将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与杀人放火的土匪等同看待的。胡适声称：“国民政府为自卫计， 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胁迫它自身存在的政敌， 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他对蒋介石“围剿”中共得手表现得欢欣鼓舞。对于日本入侵中国，胡则带头唱不抵抗的低调， 附和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期间， 胡发表多篇文章， 声称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国联提出的“满洲自治”，“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主张对日妥协调和。1933 年华北危急， 胡为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辩护， 认为此时中国“决无解决的能力， 也无解决的办法”，要求全国民众对华北停战表示“谅解”。胡适反对青年学生为抗日救亡举行罢课游行，指责学生是受少数人“把持操纵”， 荒废学业、自生事端。他还特别对“一•二九”运动表示反感。如此种种， 说明胡在对国家内政外交的根本看法上距离中共越来越远， 这不能不严重激化胡适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分歧。
(三) 从1938 年到1945 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潜伏或缓和阶段。是时，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国内各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也相对缓和下来。就胡适个人来说， 也改变了自“九•一八”以来的一贯低调， 赞成对日作战， 他检讨说，“七•七”以来的抗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愿打， 这就是大收获”。证明“我们当日未免过虑。”由于受到全民族抗战热潮的鼓舞， 胡适的爱国情绪也高涨起来。在主张抗战这一点上， 胡最终与中共之间趋于一致。1937 年9 月胡适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和欧洲进行国民外交， 1938 年10 月正式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 直至1942 年8 月15 日卸任后仍居留美国。胡在欧美期间， 为中华民族抗战“吃苦效力”、“拼命向前”， 四处奔波， 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胡在这方面的工作，毋庸置疑是会得到一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赞许的。加上这一时期胡适长期寓居国外， 他对国内政局比抗战爆发前是生疏的， 相对来说发议论的机会也少得多， 这在客观上也掩蔽了胡与中共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但是，应该看到， 所谓胡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缓和或潜伏， 是指状态而言， 是相对的。实际上， 胡适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分歧仍然存在并在关键时刻显现出来。在关于“皖南事变”问题上，胡就站在国民党立场上， 为蒋介石辩护， 声称：“新四军之解散， 为军纪必需之举动”。1944年赫尔利使华调处国共关系期间，胡支持赫尔利诱使中共放弃武力参加国民党政府的计划。这些都说明， 胡的亲蒋非共心理并未因抗战而消弥或改变。
(四) 从1945 年到1949 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歧的激化阶段。第一， 抗日战争尚未完全结束， 胡适就急不可待地为蒋介石当说客， 于1945 年8 月24 日致电毛泽东， 劝说中共放弃武力， 顺从于国民党的统治。胡适还要求中共领袖诸公“宜审查世界形势， 爱惜中国前途， 努力忘却过去，瞻望未来， 痛下决心、放弃武力， 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 又警告中共“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bn。在黑暗的中国和光明的中国两种前途的决战前夜，胡适这种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痴人说梦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共的反对。第二， 在1946 年兴起至1947 年达到高潮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由各阶层人民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中， 胡公开站在了这个运动的对立面。就在胡适从国外返回的1946 年7 月份， 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5天内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而胡却在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 宣称“中国民主有了进步。”他以青年导师的面目出现， 竭力劝告青年学生“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 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 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 企图使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爱国民主运动中脱离出来， 去实践他的“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第三，在民主革命阵营和民主反革命阵营的分野中， 胡适最终放弃了“仲裁人”和“评判者”的身份， 完全倒向蒋介石政权一边， 参加伪国大， 走出了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决定性一步。1946 年11 月15 日， 蒋介石召开“制宪”国大， 胡适当选为国大主席团主席。对于这个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都拒绝承认的国大， 胡却声称“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称大会通过的宪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三十五年来若干人的梦”bq， 为其大加捧场。1948 年4 月22 日， 蒋介石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 召开行宪“国民大会”， 对中国人民进行政治欺骗。胡适当选为国大代表， 并再次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扶助蒋介石登上了“总统”宝座。胡适还鼓吹这次大会是什么“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br。胡的这番表演已彻底丧失了他的所谓“独立地位”与“独立人格”，无怪中共要将其定为“学者型战犯”。
二、胡适与中共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胡适与中共在几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是导致胡与中共之间逐渐由疏远走向对立的重要原因。胡适与中共都认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是势在必行的。但是， 在为什么要改造中国，改造些什么和怎样改造等问题上， 两者的认识是迥异的。
(一) 为什么要改造中国？ 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胡适与中共之间主要分歧的由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中国近代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辛亥革命以来，“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 名为共和国家， 实际上仍由军阀掌握政权， 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而国际帝国主义“也都乐意全力借给军阀， 一是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 一是可以延长中国的内乱， 使中国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因此，“列强的压迫不去， 军阀的势力不除”， 中国永远也得不到统一和发展。
胡适从根本上反对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些范畴来描述中国社会的性状。他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既不是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压榨，也不是由于本国封建政权的腐朽统治， 而是由于中国人民的不努力。胡适宣称：“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脱因果的铁律的”，“？？我们要深信： 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因此， 摆在国人面前的任务并不像共产党指出的是赶走帝国主义和推倒封建主义， 而是打倒“五大恶魔”，“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味、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国人应在这方面奋起“自救”。
(二) 改造中国， 要改造些什么， 应从哪些内容入手？共产党人为， 一切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在于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中。中国要获得独立和发展， 中国人民要获得自由和解放， 中国社会要获得根本的改造， 必须劳动群众起来“打破现状”，“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夺来政权； 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 拥护劳动者的政权， 建立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可见， 共产党人一开始就主张从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入手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就像一切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回避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问题一样，胡适也试图绕开这个问题。胡适认为， 要使社会结出新果， 就必须先为社会造出“新因”， 他声称：“要经打定主意， 努力造因”。一开始， 胡适就将国体与政体排除在他所强调的“新因”之外，他声言：“那些认为中国需要君主制增强实力， 抵抗强暴， 和那些认为共和制将创造奇迹的想法同样愚蠢。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如果缺乏我称之为必要的前提条件--造新因， 对于拯救中国都是枉然”。那么，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创造哪些“新因”呢？ 在胡适看来， 那就是现代化的科学、教育、文艺、学术等等。只有从这些入手，才能为中国的复兴奠定基础。至于胡适“发誓”要谈的政治， 至多只是一些政府与行政问题， 而不是政治的本质。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却“并非单指财政公开、澄清选举等行政问题”，而是夺取政权。胡适在政治上的最大胆的要求不过是成立一个他认为的“好政府”， 即一个“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在这个“好政府”的领导下，将实现人民的民主、自由与社会的“和平渐进的改革”。不难看出， 胡适谈了多时的政治， 只是隔靴搔痒， 不敢触及到根本的政治。虽然胡适没有将“好政府”指明为拯救中国的“新因”，但是我们却有理由将其理解为如此。尽管他还提出了诸如“联省自治”、“制宪”、“裁兵”、“舆论监督”等等具体的政治策略， 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局限性使得他在政治上走不出旧民主主义的圈子，始终只能在政治改良主义的道路上徘徊。
(三) 怎样改造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反对中共提倡的革命运动与阶级斗争方式。他在阐述他与中共两条道路之间的区别时说：“我们都是不满意现状的人，？？我们很诚恳地宣言，我们今日所需要的， 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 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不避'反革命'之名， 而不能主张这种革命。？？”胡适将为改造中国社会而进行的革命理论研究与宣传斥为“空谈主义”，他嘲笑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口号：“试问， 在墙上贴上打倒帝国主义？？和贴上'抬头见喜'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胡也极力反对集体的群众运动， 他断言：“群众运动总是不能持久的”、“民众运动牺牲的大部分， 是白白地糟踏了”。胡指责群众运动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是盲从、轻信、武断、压迫少数、欺骗群众”。否定了共产党人主张的暴力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政治方式，胡提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政治方略。胡适认为， 救国和治国都是极其“烦难”的事，“卤莽糊涂”的人是干不了的，必须要由那些如胡适一样既能“独立自由又能奉公守法”的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人”来实现。按照胡适的标准，人民群众是没有资格从事政治运动的， 他们的任务是“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和能力， 去做报国的真正准备工作。”ct 换句话说，个人主义思想和能力的养成， 是胡适认为从事政治活动的必要前提。胡适认为， 那些优秀的个人主义者的地位是自由的、独立的， 他们不拟成立代表任何阶级或集团利益的政党，他们也不采取任何激进的斗争方式。胡适声称： 这些人“只知社会与国家， 而不知政党与派系。他们只持政见， 而不持党见”。“至于政党， 我们也承认他是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 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永远不忍加入”。这样， 胡适在对于政党、群众、政权、武装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上与中共划清了界限， 从而在怎样改造中国这一问题上走上另一条道路。
三、怎样认识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要中肯地分析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就必须首先将它置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大环境中去考察。胡适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激烈动荡的时期。1904 年，少年胡适辞别家乡， 来到上海这块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契合地上求学。在上海的6 年时间， 胡适不但对声光化电等近代科学知识和西方文明有了初步了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世界观形成时期的胡适接触远比《四书》《五经》和偏僻的山乡绩溪要广博得多、深刻得多的书本内容和社会内容。其中，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要数“一种思潮、一种主义和一位人物”。
所谓“一种思潮”是指资产阶级改良思潮。19 世纪末， 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 一批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 宣扬资本主义改良思想。这一运动对于初具规模的中国社会新生的知识分子群体和青年学生群体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通过对《明治维新三十年史》、《新民丛报》等资产阶级改良书刊的研读，胡适加深了理解并逐步接受了这一思想。所谓“一种主义”是指社会达尔文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 差不多所有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信仰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因为这一学说所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无情的自然淘汰法则很容易使他们联系到自己祖国的惨处境， 使他们将爱国热情与之结合起来。胡适也自然从中获得了深刻启示，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字也改为胡适之(胡适原名胡洪 --作者) ， 以顺循进化论的深意。所谓“一位人物”是指资产阶级维新主将梁启超。胡适从多方面受了梁的“无穷的恩惠”， 他从梁著《新民说》中认识到西方民族种种优越品质，立下向西方学习的志愿， 埋下日后“世界主义”的种子； 他从梁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了解到“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中国的学术思想”的方法， 立志替梁任公先生补作“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 作一位学问家； 他更从梁的“常带感情”的笔端领略到思想、宣传、教育的作用，立志作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 梁的“新民体”文字也促成了胡适用白话文写作的决心。
如果说胡适在国内是通过康、梁、严(复) 的译介从侧面对西方崭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所了解的话， 那么， 在美国的7 年时间(1910-1917 年) 则使胡适得以从正面对西方文化的堂奥作深入的研考。结果，胡适坚定了他对达尔文和赫胥黎的信仰， 并畈依了他的新的精神导师--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在社会政治方面， 胡也最终确定了美国式的政体制度为参照坐标和在中国进行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这一点，胡适曾回忆：“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 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相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 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 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
不难看出， 青年胡适的意识形态就是在政治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综合作用下完成铸塑的。胡适与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对立正是根源于胡适信奉的实用主义与共产党人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尽管胡适对人们运用科学方法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是充满信心的，但他却拒不承认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有什么规律可言。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某种恐惧， 另一方面主要是决定于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它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没有资料表明， 胡适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有多深的理解， 他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曾将唯物史观理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这要么说明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 要么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的运动是社会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这是对的；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直接的、无条件的决定因素，这是曲解。胡适显然是按照第二种意思理解唯物史观了。
由于胡适拒斥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能正确解说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他必然也像其他资产阶级学者一样， 一遇到现实社会政治问题， 便现出“盲人摸象”的窘态。由于他始终抓不住根本， 他便不得不在社会政治问题的细枝末节中飘来荡去， 他的国家观、政党观和政治观不能不是混乱的。
研究胡适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另一个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就是在研究中坚持对胡适的立场倾向进行必要的剖析。事实上， 胡适提出的具体社会政治主张虽然变化多端， 但始终不变的是他的右翼立场， 是他的“不自觉的阶级心”。他虽然对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满意，但是在人民与政府的对立中， 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政府一边。他虽然不赞成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 但却于不知不觉中高居于群众之上， 带着很浓的资产阶级贵族气味。他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帮腔，也让人怀疑是站在了国际资产阶级立场上。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就是它的阶级斗争学说， 认为它培养的是一种“阶级的仇视心”。就像众多资产阶级学者一样， 胡适也竭力掩盖社会关系中的阶级分立和阶级斗争。虽然胡适高谈“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法制”，但本阶级的虚弱无力使他不可能设想通过激烈的斗争方式去争取这一切，结果他只能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恩赐。又由于他的右翼立场， 他必然反对革命、暴力、武装， 害怕人民群众与新生阶级力量的壮大， 尽量与旧势力谋妥协。这一立场， 使得他总是从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方面去理解民主，将民主主要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 而没有认识到民主首先是一种运动， 没有从革命方面去理解它。因而， 胡适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感到隔膜， 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中必然出现的种种现象总是感到困惑和烦忧。这一立场也使他不可能更深地感悟人民群众革命民主运动的真髓。因此，胡适缺乏鲁迅那种从进化论转变到阶级论， 从旧民主主义转变到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契机和个人要素。他没有， 更确切地说， 故意回避从经济上或社会关系上入手对中国社会进行一番切实的研究。
归根到底， 胡适与中共在为什么要改造中国、改造什么、如何改造这些问题上的矛盾分歧反映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分野。恩格斯曾精辟地对唯物史观作过概括，他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 这一历史才能得以说明；因此， 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 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 才在与胡适分歧的上述诸问题上找到了正确答案。最后，必须指出的是， 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说， 胡所强调的科学、学术、文化、教育、舆论、民主、法制等等在今天愈来愈显示出在我国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不失为一位关注国家民族未来前途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学者；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学术界才越来越重视对他的研究； 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唐德刚博士称赞胡适为“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可惜的是， 处在反动统治之下的旧中国，胡适将毕生精力都放在上述他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问题上， 而在共产党人看来， 胡适所提出的教育、科学、学术的发展， 人民的民主，舆论的公开， 人民个性的养成等等问题，只有在社会政治这一根本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下， 才有可能获得解决。可见， 在胡适那里的“因”， 却是共产党人这里的“果”； 共产党人这里的“因”，却是胡适眼中的果。不难从逻辑上发现，胡适的不幸， 就在于颠倒了因果关系， 无视或弄错了大前提、总前提。或许正因为这一点， 李泽厚先生才指斥他在“政治上的无聊和渺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