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话语垄断与复杂舆论环境，中国共产党以局部执政取得的成果为基础，构建起多维度对外话语体系。通过建立专门宣传机构、创办外文书刊、推行双向交流、搭建跨地域传播网络、拓展海外统战宣传等实践，有效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使其抗战贡献、精神风貌与边区执政成效获得广泛认可，赢得了国际支持与发展空间。这一时期的对外话语构建经验，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 对外话语体系
政党的对外话语是政党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和表现形式，具有理念认同、价值整合、战略引领、行为规训和形象塑造等重要功能。目前学界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十分可观，但是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对话语叙事的生成阐释不深入，对话语叙事的逻辑梳理不够清晰，对话语叙事的成效提炼不够等。立足延安时期特定历史情境，从对外话语生成与叙事方式的视角，从学理层面厘清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的生成根源、构建逻辑与实践成效，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的叙事生成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叙事生成于特定的历史语境。摆脱国民党垄断的话语困境、弥补薄弱的对外宣传工作、积极争取国际力量援助是其主要动因，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与局部执政辉煌业绩为其提供了坚实的话语基础和话语自信。
（一）“与世隔绝”：打破国民党的话语垄断，摆脱国际传播的话语困境
“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得到什么人的支持？”美国《时代》杂志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的疑问代表着当时国际社会的困惑。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1939年夏，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行营政治部设置洛川、彬县、榆绥三个区及所属各县党政军特联汇报体系，采取“禁止报刊披露八路军抗战胜利的消息和左倾文章”，“加强书店、地摊和报贩管理；随时检查，取缔左倾书报”，“加强沿边区各县的反共宣传活动”等措施。
此外，国民党胡宗南部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严密盘查出入边区人员，外国人士进入延安困难重重。国民党政府还开动宣传机器，“花费大量金钱来涂抹一张抗战的画皮，把我国的实况按照它的版本予以传播。”比如扩大编印《西北文化日报》《抗战与文化》等书刊报纸，不断歪曲事实，丑化红军为“残匪”“朱毛匪军”，宣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是在敌后“坐大”“游而不击”，造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封建割据”，引起部分不明真相人士的持续猜疑。陈嘉庚回忆：“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
不仅在国内，国民党还在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造谣诋毁。如，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对外国记者封锁真实消息，并罗织“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等话语。国民党驻美外交人员还对外宣传所谓“中共在国内之罪行与阴谋”，试图将事件的责任强加给中国共产党。1941年底，国民党当局还制定了《特种宣传政策及办法大纲》，强调要“指导驻外外交、军事人员及其他驻外工作人员（如中央社特派记者、国际宣传处驻外工作人员等）并运用在美有声望之中国学者及教授等对中共作各种方式各种态度之宣传攻势”。这些举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宣传出去”：弥补对外话语的叙事缺失，积极争取国际力量援助
面对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封锁和监控，肆意污名和解构中国共产党正面形象和治理绩效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争取外援，加强对外话语宣传，扩大自身的海内外影响力。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将争取国际援助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游击战争等并列，作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七项必要条件之一。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1938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了党在对外宣传上还比较薄弱的现状，强调要在坚持自力更生原则基础上，“更加积极地去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抗日的朋友为外援”。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要“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又相继发布《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就对外宣传工作进行了细致部署。
中国共产党将对外宣传视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宣工作的成效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础。1939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宣传部要“注意宣传工作组织与领导，要有领导的艺术”。1944年7月14日，在中外记者参观团即将访问延安之际，周恩来召集有关干部座谈，提出要向外国记者做好对外宣传，“务必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军事有力量，政治有民主，建国有办法，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有把握”，同时，“促使他们向全世界呼吁，在药品、器械、技术等各方面给我们以援助。”时任八路军第129师政委的邓小平也提出要扭转“打哑巴仗”的局面，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把八路军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
（三）“革命圣地”：建立基于局部执政成就的话语基础，彰显话语自信
政党话语体系的生成和演变建立在政治理念、领导能力、执政效能等基础之上，即“有底气可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叙事的探索与党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历史性转折以及理论和实践成就密切相关。
初到延安，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极其复杂。一是斗争环境复杂。延安地区三面环敌，内部存在多股土匪势力，中国共产党的安全受到严峻挑战。二是物质基础匮乏。延安地区土地贫瘠、灾害频发、人民生活贫困，陕北农民“大半衣衫褴褛，御寒困难”。三是民众政治冷漠。由于农村生活隔绝、家族观念根深蒂固，人民意识普遍比较保守，法治观念也相对淡薄。四是文化教育落后。愚昧无知、偏狭保守、自私苟安等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气弥漫，“可以说完全是文化教育的荒地”。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政权建设和治理体系的规范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秉持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当时“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二是提出并践行新民主主义理论。通过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使陕甘宁边区这个历史上曾是政治落后的地区，变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模范，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模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三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党的指导思想，不断提升组织力和领导力。中国共产党也由此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延安成为黑暗中国走向光明的灯塔，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这一时期党的局部执政成就，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推动其将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扩大了自身的国内外影响力，逐渐把弱声提升为强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利的话语格局。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逻辑
对外话语叙事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对话关系。延安时期，为了党的政治思想观念、价值观、政策方针等对外话语获得充分理解、接受和认同，有效发挥政治话语的功能，中国共产党从多层面开展“窑洞外交”，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话语叙事方式，构建起融通中外、具有生命力的对外话语体系。
（一）建立组织机构：建立宣传的组织领导，重视设立对外宣传机构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筹划和成立了延安交际处、南方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中共中央国际宣传委员会等组织和机构，承担对外宣传的职能。
为加强对外宣传和联络交涉，1936年1月，延安交际处成立，负责对外交流和来宾接待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35—1948年，来到延安访问的外国人士达到了六七十人，多由延安交际处接待。延安交际处也因此成为延安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几个主要城市，包括西安、太原、南京等地设立办事处或联络处，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1938年1月，依托香港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政治环境，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下设宣传、联络、侨务等部门，筹办《华商报》《华侨通讯》等报刊杂志，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国际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支援中国的抗日斗争。
1938年4—5月，长江局国际宣传委员会设立国际宣传组。其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人士进行联络。国际宣传组充分发挥武汉作为全国抗战重镇的优势，积极开拓外交联络空间，全方位、多渠道、多层面同在武汉的外国人士，如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鹿地亘（濑口贡）夫妇、爱泼斯坦以及英美等国的常驻使节等保持频繁的接触。同时，接待到武汉访问或参加援华工作的国际组织和记者、医生等，如来自加拿大胸外科专家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所率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就是从武汉奔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被外国人士称作“共产党最早的外交机构”。
1939年4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南方局也建立了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后称外事组），负责了解国际形势和各国各界在华人士的政治态度和动向，尤其是了解美英对华政策，并力争加以影响。此外，外事组还向国外翻译毛泽东著作、八路军战报以及抗日文章等，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理解，推动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扩大。为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对外宣传，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主要负责两项工作：一是以座谈会等形式研判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拟定宣传策略与重点报道方向，汇聚中外专家智慧，为对外宣传方针制定提供参考；二是主办外文新闻刊物，向国外媒介推送边区新闻，澄清事实、揭穿国民党顽固派造谣诬蔑。
（二）创办外文书刊：发行外文期刊，翻译出版著作
为加强国际宣传，1941年3月，陕甘宁边区文委国际宣传委员会成立了国际报道社。该社出版了第一本外文刊物《中国通讯》（Report from China），每月一期。第一期就发表了五篇文章，如实向国际社会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1941年8月起，《中国通讯》由新华社接办，改为纯英文刊物，不时将根据地报刊的通讯、特写改编成英文稿刊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还办有外文刊物《中国报道》，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分发给外国人士，一部分寄到香港由保卫中国同盟办事处对外转发。此外，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影响下，保卫中国同盟的英文刊物《新闻通讯》也发表多篇文章，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情况。
为及时配合抗战形势宣传，1942年7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政治部主管的晋察冀画报社创办《晋察冀画报》，以晋察冀军区名义出版，共发行13期。这是根据地最早创办的大型摄影画报，主要通过刊发新闻照片记录和反映军民英勇战斗的事迹，图片文字说明均有英文译文。画报从一开始就立足根据地，面向全世界。聂荣臻对于画报的创办曾指示：“不仅要面向边区，面向群众，而且要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画报中所有图片及发刊词、征稿启事、版权页中的中文介绍均配有英文译文。其创刊号发行范围广泛，不仅在国内，“还委托国际友人及其他关系转发国外”。
面对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中共中央迅速在上海开辟舆论宣传阵地。1946年5月17日，由中共中央南京局领导在上海出版了英文版的《新华周刊》（New China Weekly），宣传中国共产党战后的政治主张，介绍解放区的情况。这个杂志刚出了三期，就被国民党当局强行查封。于是，中国共产党转战香港，于1946年12月另创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继续向世界报道正在展开的中国的解放战争。除了创办外文书刊之外，为回答外界对持久战战略的质疑，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数十篇著作译成外文发表，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武汉，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国际宣传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毛泽东的著作译成外文发表。比如，《论持久战》就是由国际宣传组最先译成英文。与此同时，1938年10月，由杨刚翻译的英文版《论持久战》由上海《公正评论》（Candid Comment）分4次进行了连载。后经爱泼斯坦等人翻译，《论持久战》英译单行本也很快出版发行。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延安印出英文版《论联合政府》散发给外国人士。
（三）开展双向奔赴：主动“请进来”，亲身“走出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联络各国人士，“敞开大门”让各国人士自由参观和提问，对外传播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消除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偏见。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科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1936年7—10月，美国记者斯诺成为首个赴陕北采访的外国记者。他在陕北之行后撰写大量长篇新闻通讯，发表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美国《亚细亚杂志》《新共和》等中外报刊，仅为《纽约太阳报》就写了30篇，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英文版出版，更是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使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这支坚决抗日的力量的存在”。
斯诺成功到访陕北后，中国共产党越发重视争取和构建对外话语，陕北也受到更多外国记者的关注。据统计，1935—1948年，到陕北访问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苏联、德国、波兰等国至少44位外国记者。此外，还包括世界学联代表团、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美国《美亚》杂志记者团等来到延安参观访问。他们经过实地访问，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如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的《华北前线》、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的《中国的双星》等，用朴实的叙述、鲜活的文字、生动的事例，向国内外人士客观介绍陕北根据地、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正面的政党形象。
除了邀请外国记者参观访问外，中国共产党还充分抓住各种走出国门的机会，向世界宣介自身、争取外援。1937年9月，主持《救国时报》的吴玉章在法国出席中国人民之友社召开的声援中国抗日演讲会、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新年演讲大会、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记者招待会等，呼吁法国政府和人民支援中国抗战，得到法国民众尤其是工人群众的高度同情和支持。1938年2月12日，吴玉章在英国召开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讲演，并将宣传抗日和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译印成英、法文在会上散发。1945年4月，经与国民党政府反复交涉，董必武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派正式代表参与联合国层面的国际事务。董必武在参会期间和会后，分别在旧金山、纽约进行公开演讲、参加座谈会，筹划并组织出版了5000册英文版的《陕甘宁边区实录》，积极宣传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解放区的相关情况，引起强烈反响。
（四）发出红色电波：建立国际通讯社，架设对外广播电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海外新闻通讯社和无线电广播，在对外话语传播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延安与重庆交通梗阻及国民党的封锁，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报社记者及其他外国人士主要通过《新华日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时局回应。为此，1938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战略性迁往重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以特殊形式揭露事变真相，表达严正抗议与悲愤之情，引起读者的强烈关注和同情，为挫败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间通讯社——国际新闻社（国新社）于1938年10月20日在长沙成立，为新华社重要补充。同年11月，国新社迁至桂林并设立总社。1939年，香港国际新闻社并入桂林国际新闻社，明确桂林国际新闻社为总社，香港国际新闻社为分社。国新社面向国外发布的新闻稿有英文《远东通讯》，对华侨发稿的有《祖国通讯》《国新通讯》。稿件在海外的发行主要通过香港分社寄发南洋、欧美和非洲等地，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登载“国新社”稿件的国内外报纸共达150多家。
1941年12月3日，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开辟对外的日语节目，每周播音一次，每次半个小时，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外广播的起步。该节目主要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传播中国抗战胜利消息，以瓦解侵华日军的士气，“根据对日广播频率附近突增的干扰情况推测，这种广播已有相当的成效”。
为了适应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形势需要，1944年9月1日，新华社英文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定向美国旧金山。电台每天将编辑的新闻播发两次，每次半小时至两小时。李敦白回忆：“我们的摩尔斯电码却可传送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每天工作的架势，就如同全世界都在倾听。”这些信息经外国记者整理后，或被英美等国通讯社的报纸转载，或散见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等报纸杂志。据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反映，通过定向天线发出的新闻，“在美国西部可以收到，并在报纸、刊物上登载”。
为加强对外报道，新华社于1947年5月正式成立首家海外分社——香港分社，主要任务是抄收新华社电讯稿，编辑出版后在香港发行。此后，新华社伦敦分社、布拉格分社等国外分社相继成立。这些分社电台抄收新华总社的英文广播，并向欧美地区印发新华社英文电讯稿。各海外分社的工作成效显著，比如1948年5月16日，伦敦分社向总社汇报：“我之胜利在英已开始引起人们注意，曼彻斯特卫报、泰晤士报、新政治家与观察家报等，均不断刊登中国消息（非我社消息），其共同点为均不得不承认我之胜利前途与蒋之失败。”
（五）加强海外统战：广泛接触海外侨胞，汇聚抗战力量
为了能使广大海外华侨真正及时了解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政策、全面支持和参与抗日救国，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联系海外侨胞，开展对外话语宣传。1938年初，毛泽东为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题词时指出：“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8年春，作为对外统战机构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为激励海外华侨投入爱国行动，周恩来指示，要利用香港的特殊社会环境，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据点，创办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为此，1941年4月8日，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创办了《华商报》，还办有《海外青年》《华侨通讯》等刊物，出版《新华日报社论集》，并翻印发行《群众》周刊。此时，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积极参与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侨务机构。此外，在香港，还有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星岛日报》、英文刊物《新闻通讯》等报刊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向海外华侨开展宣传的重要阵地。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办或影响下的华文报刊为在华侨中进行抗战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新加坡《南洋商报》《总汇新报》《星洲日报》、马来西亚《星槟日报》、缅甸《曼德勒指南》、越南《新知周刊》、菲律宾《华侨导报》《救国导报》等。《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当时成为东南亚华侨抗日的喉舌”。此外，《南洋商报》邀请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胡愈之担任主编，使之成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道中国共产党抗战事迹、联系海外侨胞的重要舆论阵地。
在欧美国家，最为知名的是《救国时报》《全民月刊》等。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时报》在法国巴黎出版发行。《救国时报》先后及时刊登了《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还发表过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撰写的《一个非常的伟人——毛泽东》和《少年的长征》，向海外宣传介绍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侨胞和各国民众支援中国抗战，深受侨胞欢迎。此外，1936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以华侨组织的名义主办中文杂志《全民月刊》，在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成效
通过立体丰富的对外话语叙事，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被国民党政府封锁和污蔑的舆论困境，党的实际情况得以传递到国外。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导抗战和延安抗日根据地等的认识由陌生、怀疑甚至误解，逐渐转变为理解、同情乃至认可、支持。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各国友好人士的支持和援助，获得了更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一）“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作战英勇、不怕牺牲。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美国外交官雷蒙德·卢登(Raymond P. Ludden)承认：“虽然共产党部队缺乏武器，他们仍在有效地进行对日游击战争。”爱泼斯坦在前线亲眼看到了八路军与游击队、民兵及人民的配合作战，激动地提出：“这次我们在陕甘宁、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是基于自身实际状况的选择，绝非所谓的“游而不击”。斯诺看的很清楚：“缺乏军火工业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使想出巧妙的办法也无法完全克服……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打速决的、得过于失的战斗。”另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也确实给敌军带来了极大困扰，其领导的抗日敌后战场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英籍记者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后来澄清：“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原来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中宣部顾问、美国记者莫里斯·埃尔德雷德·武道（Maurice Eldred Votaw）参观完延安后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强烈的抗战意志所动容，他承认：“我的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八路军真是能打仗”。
（二）“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风貌给赴延安考察的外国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学者托马斯·阿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认为：“共产党领袖们的举止言谈，无不流露出异常乐观的情绪。”约翰·S·谢伟思（John S. Service）在考察报告中也高度赞扬：“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
通过考察，外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普通党员干部也有了真切的认识，并从内心深感震撼。采访毛泽东的首位英国记者贝特兰认为与毛泽东谈话会“意识到一种巨大的知识力量”，感受到毛泽东具有“渊博的知识”。1946年8月美国《纽约时报》在《延安群像》一文中评价道：“所有这些人，穿得一样，吃得一样，极其紧张地为国家工作，并且坚信延安所采取的办法是对的。”斯诺说：“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
他们还发现，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D. 包瑞德（David D. Barrett）发现：“共产党军队则几乎总是能得到当地居民的合作和支持，当地居民总是找到好机会获得关于敌军的重要情报，并且很愿意把情报报告给共产党军队。”福尔曼断言：“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认为：“共产党的权力之所以能存在，主要是由于它能够为人民谋利益。”
（三）“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发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斐然成效得到了国外人士的广泛认同。武道指出：“最动人的事情，就是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共产党员只占政府人员三分之一的原则，看来是严密地遵守着的。”谢伟思在报告中写道：“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爱泼斯坦指出了边区活力的来源：“村选是直到边区参议会为止的整个制度的基础，由边区参议会选举政府。这真正代表了中国的一种革命。”
中国共产党边区执政的“言论自由”“自由贸易”“公平买卖”“民主政权”等政治理念与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制”“腐败无能”形成了鲜明对比，广获肯定与赞誉。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在延安考察后，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在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谢伟思断言：“蒋的封建的旧中国，不能长期与华北的一个现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拥护的政府并存。”卡尔逊在考察结束时公开表示，自己“毫不怀疑地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设成功。”美军观察组也指出：“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对共产党之所作所为，钦佩至极。”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包括文化复兴，必然要求增强话语体系的吸引力与感染力。鉴往知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动出击，打破国民党的话语垄断，创新对外话语叙事的实践，对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启示。新时代，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要积极作为，系统谋划，聚焦国际话语权的培育与构建，主动和外界沟通和交流。要广交朋友，解放思想，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方式，抓住共同性、尊重包容差异性，广泛深入开展对外宣传和交往工作。要坚持自我构建和他者构建相结合，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拓展传播渠道，构建叙事主体联动体系，形成具有国际协同效应的多元叙事主体。要以诚相待、实事求是，既不虚张浮夸，更不弄虚作假，以诚恳、坦白的态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孙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孙超，北京教育学院教育干部学院副教授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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