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安全和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执政安全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其本身就是一个战略性、全局性问题，需要以战略思维来处理和应对。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要维护国家安全和执政安全，就必须总揽安全全局、驾驭安全全局，争取安全工作主动权。首先，要坚持系统思维，特别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与系统论、全局性思维与局部性思维、相关性思维与协同性思维、稳定性思维与适应性思维的统一，维护重点领域安全。其次，要坚持领导思维，从前瞻性、前馈性、前沿性角度出发，强化对重大风险的预判、监测、评估、化解和防控。最后，要坚持应变思维，特别是坚持传统安全思维与非传统安全思维、线性安全思维与非线性安全思维、静态安全思维与动态安全思维、确定性安全思维与不确定性安全思维的统一，准确把握安全形势特点和趋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领导思维；应变思维

作者简介：车辚，男，云南昆明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亚东南亚政党研究中心、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廖蕾蕾，女，云南曲靖人，管理学硕士，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亚东南亚政党研究中心、科学技术史研究所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5年度云南省党的建设重点调研课题“坚定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研究”（项目编号：YNDJ2025-046）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

广义的执政安全，是指执政主体在面临内外风险和威胁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维护其执政地位，确保自身不陷入危险或被颠覆的境地。2021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和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的电话交谈中强调：“捍卫共产党执政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安全，是中越双方最根本的共同战略利益。”可以说，当今世界上，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面临共同的执政安全问题，这是因为西方国家从未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和策划“颜色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执政安全意味着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处于稳固、可持续的状态，既不接受外部势力的威胁，也不因内部矛盾而动摇。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安全和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执政安全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其本身就是一个战略性、全局性问题，需以战略思维来处理和应对。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对于如何巩固人民政权和党的执政地位，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形成了一整套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建设性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具体说来，大致包括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其中，创新思维和法治思维更多侧重于发展领域，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则与国家安全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密切相关。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谓思维，指“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毛泽东指出：“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所谓战略，就是关系全局的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战略思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战略思维是指对全局性、规律性、长远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的科学知识体系和科学思维方法；狭义的战略思维是指在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部署、战略布局以及战略措施等的设计与思考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具有全局性、大局性的思维方法。一般而言，战略思维包括四个组成部分：战略思维主体，即制定和实施战略计划的领导者或决策者；战略思维客体，领导者或决策者可从自然界、人类社会等客观环境中吸取关于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部署、战略布局以及战略措施等的感性材料，进而形成战略思维；战略思维的工具和手段，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无形的即形成战略思维时所运用的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方法，有形的包括地图、沙盘、数理模型、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等；战略思维运行和协调过程，即领导者或决策者运用战略思维工具和手段、形成完整战略认识的过程。从思维形式看，战略思维是多种多样的，如个体思维和群体思维、情感思维和理智思维、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常规思维和非常规思维、日常思维和科学思维、时间思维和空间思维、静态思维和动态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定性思维和定量思维、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反馈思维和超前思维、单向思维和全方位思维等。这些思维形式相互交叉、互为取舍，共同构成战略思维的基本形式。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是系统安全、总体安全、战略安全，因此，关于执政安全问题的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具有战略思维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围绕坚持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寻求战略突破、拓展战略空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一是要视野开阔。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二是要善于抓关键和中心环节。要掌握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三是要把握战略全局。要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增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战略主动。坚持以战略为先导、政策为抓手、法治为保障、风险防控为落脚点，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防控体系。”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要维护国家安全和执政安全，就必须总揽安全全局、驾驭安全全局，争取安全工作主动权。判断一个执政党和执政系统是否具有战略思维能力，主要看三条：第一，是否能不断整合要素、因子、子系统等的性质和功能，将其内化为维护系统整体性、全局性的有效成分；第二，是否能实现对关键部分、核心环节、中心工作的有效领导；第三，是否能把握关键部分、核心环节、中心工作的变化。与此对应，战略思维能力可以分解为系统思维能力、领导思维能力和应变思维能力。

二、坚持系统思维，维护重点领域安全

当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行为和执政环境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时，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可以分解为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三个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下面还可以分成若干分系统，如意识形态安全子系统中有文化、教育、传媒、体育、宗教、网络等分系统。只有三个子系统的安全都得到有效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三个子系统是否安全，不仅取决于政权结构是否稳定、执政理念是否先进、执政体制是否科学、执政方式是否民主、执政行为是否高效、意识形态是否强大，还取决于执政基础（群众基础、阶级基础、物质基础）、执政资源（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执政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等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和社会生态环境因素是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的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建议》则强调：“加强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能力，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强化这些重点领域的安全，就是在筑牢物质根基、拓展战略资源、稳固执政空间，是塑造执政环境、保障执政安全的关键。如果经济、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生物等重点领域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就会引发外溢效应，造成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因此，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就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变化观点，保障重点领域安全，整合各种安全要素、因子、子系统等的性质和功能，将其内化为维护安全系统整体性、全局性的有效成分。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与系统论的统一

现代系统论以系统工程、运筹学等为学科基础，融合大系统理论等分支理论，为研究生态环境、人口、社会经济、组织管理乃至地缘政治等复杂系统，提供了一套科学、定量与综合集成的方法论。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运动、时间、空间，以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反映和反作用）的基本观点，是现代系统论的重要理论渊源。二者都强调物质性、运动性、联系性、整体性与有机性。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等基本范畴，在系统论中都有对应的规律和范畴。系统论及其衍生理论如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更侧重于在物理、化学、生物、工程、社会科学等领域探寻这些规律和范畴的存在形式，尤其是具备可量化、可计算、可预测属性的存在形式。系统论把物质世界的运动看成一个动力学过程，旨在探寻其中的运行规律并构建动力学方程，从而发展出诸多理论工具，用以阐释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在具体领域的实践表征。例如，突变论对渐变与突变的定量分析，就是对质量互变规律的深化拓展；协同论对必然性与或然性的耦合作用进行动力学过程分析，建立起可量化的数学模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系统论的统一，是坚持系统思维的本质要求。我们不仅要从哲学和方法论层面探索维护国家安全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规律，还要在实践层面进行可量化、可计算、可预测的探索分析。

（二）坚持全局性思维与局部性思维的统一

全局就是整体，整体性是系统最本质的属性，因而“整体”和“系统”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替换使用。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指出，“系统论是对‘整体’和‘完整性’的科学探索”。从全局或整体出发，意味着思维主体的思维过程要体现出全面、系统、有机、集合、统一的思维特征。简言之，思维过程要体现出系统诸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统一集成，包括各部分的统一、结构的统一、功能的统一、变化的统一等。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全党整体和党员个体的思维特征中占第一位的就是全局性思维，在时间上体现为长远思维和短期思维、近期思维和当前思维的统一，在空间上体现为整体思维和局部思维、中心思维和边缘思维的统一。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必须坚持全局性思维和局部性思维的统一，将“注意力集中在分析、设计与其成分或部分截然不同的整体”，“坚持全面地看问题，考虑所有的侧面和一切可变因素，并且把问题的社会方面与技术方面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全局安全与局部安全是对立统一的。全局总是从自身最优化的方向出发，统筹各个部分，规定其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协调和指导各部分的行动方向。但是，每个局部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身特点，并受内外条件的限制，因此，局部往往存在偏离全局方向的趋势。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中诸要素、因子、子系统等的性质和功能是有差异的，整合的目的是提高要素、因子、子系统中关键环节或薄弱环节的功能素质以消除“短板效应”，使局部安全服从全局安全，确保系统整体功能和安全效能的最优化。《建议》指出：“锻造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突出保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健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安全，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提高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维护战略通道安全，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重大基础设施安全、战略通道安全，以及人民生命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重点领域，只有这些重点领域的安全得到保障，才能实现全局安全、整体安全。

（三）坚持相关性思维与协同性思维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这意味着，思维主体的思维过程要体现出联系、依赖、制约、交互的关联思维特征。简言之，思维过程要体现出系统内部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包括积极相关和消极相关）、要素与系统整体的相关性、系统与环境的相关性。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整体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不过，这些关系强弱不一，并且具有时代性、区域性、特定性，构成一系列关系集群。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不仅仅是党中央的事，而且是全体党员、党组织和全国人民、全社会的事，要从执政系统内部的相关性、执政系统与执政环境的相关性、外环境与内环境的相关性三重维度出发，构建制度体系、法治体系、力量体系、装备体系、预警体系、应急体系，及时发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风险点、风险源、风险链，及时堵塞“安全漏洞”和“稳定缺口”，坚决打破“安全孤岛”和“风险堡垒”。协同观点是系统论的基本观点，协同性思维是系统思维的基本体现。坚持协同性思维，意味着思维主体的思维过程要体现出有机、协作、分工、统一的协同思维特征。系统功能不守恒性原理告诉我们，系统的整体效应并非各部分的简单加总，既可能出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情况，也可能出现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情况，关键在于系统内各部分能否实现有效协同。如果各部分精诚团结、协调一致，就会产生1＋1＞2的效果；反之，如果各部分相互掣肘、各自为政，就会使系统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导致系统的整体效应、协同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落入1＋1＜2的境地。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需要执政系统内各子系统、分系统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协同。只有在战略和全局层面统筹把握协同的方向、步调和节奏，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系统的整体效能，实现安全效益的最大化。《建议》指出：“落实国家安全责任制，促进全链条全要素协同联动，形成体系合力。”坚持相关性思维和协同性思维的统一，要求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中的各子系统、分系统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充分发挥自组织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协同性，保证执政系统运转和演化的整体性、稳定性、可靠性、适应性。

（四）坚持稳定性思维与适应性思维的统一

稳定性和适应性是任何政治系统都努力追求的动态特性。一个系统只有展现出对外部干扰和环境变迁的强大适应性，才能保持动态稳定。只有制度稳定、结构稳定、功能稳定、演化稳定的系统，才能在面对环境变化时表现出弹性、韧性和调适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颠覆性错误，就是根本性、方向性、制度性错误，可能发生在执政系统的制度、结构、功能、演化等各个方面。坚持稳定性思维，意味着思维主体的思维过程要体现出长期性、根本性、稳定性。“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等，都是稳定性思维的体现。坚持适应性思维，要求思维主体从系统、边界、环境的相互作用出发来看待思维客体，涉及环境对系统的影响、系统对环境的适应、系统对环境的反作用、边界在系统与环境互动中的作用等。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环境包括一般环境、特定环境、内环境、外环境等。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与系统自身演化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相叠加，往往会给系统带来巨大冲击和干扰，是影响系统运行、演化的主要变量。坚持稳定性思维和适应性思维的统一，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具有弹性和韧性，既能适应环境变化又不被环境所主导，既保持灵活又坚持原则。香港学者沈联涛和肖耿就认为：“中国挑战传统的西方框架，采取的是长期、务实和连贯的决策方法。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决策者进行了复杂的系统思维。他们知道，系统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能够进行持续的改革和适应性决策（这对复杂系统的稳定、运转和发展至关重要），灵活的关系原则往往要有用得多。”

三、坚持领导思维，有效防控重大风险

“领导”的字面含义是“率领并引导”。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得高、看得远，对前进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安全风险具有预见能力、前馈能力、处置能力。这样的领导可称为“战略领导”。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耗散结构系统，其在执政过程中遇到的风险挑战既来自系统内部又来自外部环境。中国打破空间壁垒，拓展开放维度，允许来自外部世界的资金、技术、管理、人员等生产要素成为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一部分，允许不同性质的政治系统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执政过程中的风险挑战。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调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各种风险挑战日益呈现出非线性、随机性、模糊性、离散性，既可能表现为“黑天鹅”事件，也可能体现为“灰犀牛”事件。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分析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对美经贸斗争、科技、社会、对外工作、党自身等八个领域的重大风险。这些风险有的已经出现，有的刚开始露头，有的还在潜伏期。对此，必须坚持领导思维，从前瞻性、前馈性、前沿性角度出发，强化对重大风险的预判、监测、评估、化解和防控。

（一）坚持前瞻性思维

前瞻性思维，是通过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知活动，对执政过程中各类重大风险挑战进行提前预判的思维过程。中国共产党在防范化解风险、维护自身安全的实践中所展现出的前瞻性思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风险挑战的种类、性质、形态、分布有很大差异，相应的防控方式、方法、手段也极不相同，而贯穿其中的始终是兼具敏锐洞察力与超前预判力的前瞻性思维。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安全问题摆在突出位置，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建议》指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超前意识，随时准备迎接惊涛骇浪的考验和应对复杂困难局面。党中央强调必须抓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尽量把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不让其扩散蔓延，这也是前瞻性思维的体现。

（二）坚持前馈性思维

从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通过相互作用的正反馈回路和负反馈回路进行风险防控。它能够持续地自动感知环境变化，对各类风险的参数、特征和触发条件进行预测、预判与预警，同时主动监测系统自身的动态特性，并将其与体现安全、稳定、可靠等价值的期望动态特性进行比较，基于差值进行反馈调节，从而实现对系统运行的持续校准与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的控制系统，而是具有前馈性思维能力的系统。它能运用过去“学习”到的经验，结合具体环境参数的变化，提前输入补偿信号以抵消干扰作用，从而控制偏差或规避风险。这种输入调节可称为补偿调节或前馈调节，体现了前馈性思维。这种由前馈性思维主导的风险防控方法，要求系统直接接收外界的干扰信息，同时要掌握这些干扰对系统产生影响的机制和规律。前馈调节一旦启动，便基于预判逻辑实施干预，无需以后续的控制结果为参照进行回溯修正，这正是前馈性思维与前瞻性思维的不同之处。如今，这一思维方法已深度融入国家安全治理实践。在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生态、核、太空、深海、极地、低空等重点安全领域，党始终秉持前馈性思维，提前布局、超前部署，努力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三）坚持前沿性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必须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出发，系统分析、综合研判、科学推理威胁国家安全和执政安全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站在历史前沿、理论前沿、实践前沿，在充满对抗性、冲突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敏锐洞察具有非线性、随机性、模糊性、离散性特质的各种风险，善于发现新的风险点、风险源、风险链，及时采取相应的补偿调节、前馈调节以及前瞻性防控措施，有效堵塞“安全漏洞”和“稳定缺口”。首先，要站在历史前沿思考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基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党必须强化战略思维、拓展全球视野，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全面审视影响自身执政安全的各种风险挑战，尤其要高度警惕政治风险，以及那些容易转化为政治风险的其他领域风险，如粮食、能源资源、金融、科技、社会、生态、网络等领域风险。其次，要站在理论前沿思考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执政风险是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斗争则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必须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系统总结维护执政安全的经验和教训，持续推进中国特色执政安全理论创新，加快提升执政生态系统的风险辨识能力、预警能力、评估能力、处置能力。最后，要站在实践前沿思考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过程始终与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相伴随。党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最终都要在执政实践中接受检验。前沿性思维能力正是在长期的风险防控斗争中淬炼而成的。着力夯实执政基础、充分汲取执政资源、稳步提升执政能力、有效防控执政风险的实践，正是塑造前沿性思维的过程，具有全局性、层次性、动态性、超前性等特征。

四、坚持应变思维，准确把握安全形势特点和趋势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稳定有序的整体，始终保持高度的适应性，与自身的发展阶段相匹配。这一系统为维护自身安全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手段、措施，与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环境条件紧密联系，能够及时对系统的结构参数和行为参数进行动态重塑和重组，对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战略、执政思维作出修正，从而对持续不断的内部环境演化和变迁、外部环境干扰和破坏作出补偿。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不能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全局意识、战略思维，集中精力抓好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敏感部位，以重点突破牵引和带动整体安全水平的提升。但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敏感部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演进和环境改变而动态变化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比较突出，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帝国主义的封锁围堵、投机分子的扰乱等威胁着党的执政安全；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转轨、体制转换、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成为新的风险点、风险源；在世纪之交，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金融、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战略通道等领域的风险加速向我国转移渗透，客观上大幅推高了执政风险增量，再加上尚未彻底化解的风险存量，使党和政府不得不持续适时调整风险防控的重点方向。《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因此，党必须坚持应变思维，确保自身在面对不稳定、不确定风险时具有强大的组织韧性和适应能力，能够通过准确预判、系统辨识、科学决策、积极应变，持续优化调整系统内部结构，有效增强抗干扰、抗打击能力和生存发展能力，从而在风云变幻中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

（一）坚持传统安全思维与非传统安全思维的统一

在安全学领域，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核安全通常被归为传统安全；而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则被归为非传统安全。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议题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恐怖主义、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威胁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地位上升。面对这一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坚持应变思维，在不同的历史坐标系与战略参照系中，动态调整内外政策与安全战略。坚持应变思维，关键在于坚持传统安全思维与非传统安全思维的统一。首先，来自政治、军事、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威胁。这类风险挑战会影响政权稳定、危害国家利益、损害人民福祉，可能迟滞甚至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对此，我们必须坚决斗争，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其次，必须高度警惕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的趋势。文化、社会、网络、生态等领域的风险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置，就极易演变为政治风险。“颜色革命”往往就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打开突破口，继而向传统安全领域蔓延，最终动摇政权根基。最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扩散性特征，常常引发地区性乃至全球性人道主义灾难。因此，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即便是存在战略竞争或对立关系的国家之间，也具备开展务实合作的现实基础、共同目标与可行途径。

（二）坚持线性安全思维与非线性安全思维的统一

所谓非线性，是与线性相对而言的。“黑天鹅”概念的提出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指出，非线性“是指反应无法直接估计的、不呈直线分布的效应”。非线性和线性都是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体现，反映了大千世界中万事万物的相互作用和物质运动的基本方式。无论是自然界中的生物进化、生命活动与系统演化，还是人类社会中的经济运行、政治变迁、心理活动乃至思维过程，其曲折、跳跃、渐变、突变往往是以非线性方式呈现的。这些非线性现象并非不可捉摸。我们能够通过观测、辨识、数据采集加以捕捉，并借助建模手段进行定性或定量描述分析，从而揭示局部乃至整体的主要非线性特征。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认为：“进化绝不是一条直线，从目前的均衡状态到达下一个均衡。随着系统发展到下一个均衡，该均衡其实是种种新条件作用的结果。这样的发展道路——从‘这里’到‘那里’——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一条曲线，一个正弦波，螺旋式，等等。”同样，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所面临的现实和潜在威胁，无论从政治学、社会学、系统科学还是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视角来审视，都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仅在局部领域存在线性特例。坚持应变思维，就应当坚持线性安全思维与非线性安全思维的统一。其一，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主要因素普遍具有非线性特征。因此，安全相关信息可能引起思维主体的非线性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知活动，即其思维进程及思维成果必然具有非线性形态，例如在信息瞬时整合中突然产生灵感或进行直觉判断。其二，线性安全作为非线性安全的一种简化或边界情形，在特定情境下依然存在。划定安全底线的底线思维，对于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发挥着根本性、原则性、稳定性、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

（三）坚持静态安全思维与动态安全思维的统一

动态是绝对的，静态是相对的，静态是动态的特殊形式。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辩证地看待动静转换，“安则静，危则动”“知动静之理”“以治待乱，以静待哗”，讲的就是动态思维与静态思维的辩证统一。动态思维，是指思维主体用发展、演化的观点看待思维客体，将系统视为由内部诸要素、诸因子、诸子系统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过程集合体。动态思维可分为历时性和空间性两大类。历时性思维关注时间演进，体现为目标导向、任务驱动、阶段划分、目的引领。空间性思维聚焦结构关系，涵盖平行、垂直、网格、横向、纵向、单向、多向等多种认知模式。坚持静态安全思维与动态安全思维的统一，不仅意味着把执政安全系统置于历史过程中来认识和理解，更要求根据时代条件、环境变迁、语境转换，把执政安全系统置于不同的坐标系和参照系中进行观察。这是因为系统在不同的坐标系和参照系中会呈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和运动方式。现实中，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各种要素是动态变化的，其在安全格局中的权重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动，呈现出周期性、波浪性与叠加性。为此，必须坚持应变思维，实现动静结合。首先，善用静态切片，把握关键节点。思维主体可以在特定时刻或阶段，将安全要素的状态人为“冻结”起来，在相对静止的环境中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这种静态化处理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安全态势演变中厘清主线和支线、主题和背景，精准识别中心环节、关键因素、稀缺因子，从而增强政治定力、战略定力、发展定力。其次，强化动态感知，提升应变能力。思维主体要善于在各种坐标系和参照系中观察和思索安全要素的动态演变、长期渐变、瞬时突变，时刻把握安全要素的状态变化，不断提升在动态中处理信息、作出判断、形成决策的能力。最后，统筹多元坐标系和参照系，实现系统协同。基于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各种要素，形成了不同的坐标系和参照系。这些坐标系和参照系不仅拥有各自的运行逻辑，而且彼此交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必须动静结合，既善于以静制动，在变局中锚定根本，又善于以动领静，在趋势中主动塑造。唯有如此，才能精准把握局部安全态势与总体安全格局的新特点、新趋势。

（四）坚持确定性安全思维与不确定性安全思维的统一

人类的认识运动，本质上是一个“不确定—确定—不确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不确定是认识的起点，确定是不确定的阶段性成果和必然趋向。需要强调的是，不确定并不等同于不可知、不可预测、不可掌控。对于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接受它、认识它、驾驭它，把诸多不确定因素转化为系统的内部或外部变量，尽量减少它对系统安全运行可能造成的冲击，是我们研究分析不确定性的目的所在。坚持应变思维，就要坚持确定性安全思维与不确定性安全思维的统一。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主要因素，既存在可知的、明确的、可预测的部分，也存在未知的、模糊的、难以预测的部分。其一，拓展确定性边界，强化精准研判。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要尽可能扩大安全信息和要素的确定性覆盖范围，尽量采取精确的定量描述、数学语言和计量方法，对相关信息和要素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形成在特定时空坐标下相对清晰、可靠的安全判断和应对方案。其二，善用不确定性工具，提升模糊应对能力。对于安全信息和要素中的不确定性部分，可以使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模糊数学、数理逻辑等数学工具，并结合计算机模拟、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多维推理与交叉验证，形成具有过渡性、交叉性和模糊性特征的安全判断与弹性对策。大量的社会实践和工程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追求形式上的精确，可能掩盖本质上的模糊；而适度接纳模糊，往往能达成更高层次的有效精确。确定性并非永远优于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境下，不确定性具有更高的价值。对于高度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而言，往往只需少量、不完整甚至模糊的信息，便可通过智能反馈机制实现高效控制——这正是不确定性思维的独特优势。

结  语

坚持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质，它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又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果。从时空维度看，战略思维具有整体性、全局性、长远性；从竞争维度看，战略思维具有政治性、对抗性、动态性；从实施维度看，战略思维具有顶层性、层次性、计划性。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具有战略思维能力、战略决策能力、战略行动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维护执政安全的实践中体现出了观察全局、辨识全局、统筹全局、把握全局的强大能力。从系统思维、领导思维、应变思维三个维度出发，不断提升全党的战略思维水平，始终聚焦事关全局、影响长远、决定大势的战略问题，持续保持战略清醒、强化战略管理、推进战略创新、拓展战略空间、塑造战略态势，积极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在历史转折点和时代方位深刻变化的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战略判断和战略决策，才能成功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掌握战略主动，就是掌握维护执政安全的主动权。全党要坚持战略思维、系统观念、全局眼光，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从大局着眼、从重点突破、从问题入手，寻求全局主动和全局胜利，牢牢掌握维护执政安全的战略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