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5年第6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之魂，以中国的大国国情为历史之基，以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之根，在三者交融汇通、互荣共生中汲取精华和养分，表征出整体一致性与相对独立性、鲜明政治性与浓郁学术性、政党主导性与人民主体性内在统一的鲜明特质。在“破立并举”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破除种种错误的思想认识，确立起中国的、民族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辨析中释放生命张力、获取发展动力，澄明自身价值内涵，为绘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图景提供深厚思想支撑。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  理论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路径，既深刻改变了中国，更长远影响了世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一独特空间场域的真理性表达，开辟出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境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在新的五年里“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又赋予其时代特色与中国风格，形成了指导“十五五”规划的理论体系与行动纲领。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根系，阐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质，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张力和韧性，能够有效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系统性认识。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根与魂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社会现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中摄取养料，成长为根深叶茂、生机盎然的理论之树，并继续从中获取源源不断的精神给养。

（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呈现为源与流的辩证关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稳固的理论基石，后者则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谱写出新的时代篇章和辉煌段落。

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规定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由现实性的实践生发出的理论，必然需要帮助和引导人们理解现实、参悟现实，进而开展实践活动，这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出发，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承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发出思想先声，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观点规定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既在理论维度“解释世界”，又在现实层面“改造世界”。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大规模爆发、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阶级矛盾的极度尖锐等形式表露出来，使生活于其间的无产阶级不堪重负。马克思恩格斯直面资本主义诸多痼疾，揭露了资本家压榨广大劳动者的残酷手段，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因何持存并为何最终要走向灭亡的内在机理，为劳苦大众破解资本主义时代症结提供理论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并提出相应战略策略，引领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实现翻天覆地的积极变化。

（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之基

马克思主义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实践的多元发展，不断获取生命活力以创造新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品质，将其深深嵌入中国近现代的国情实际，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行方向。

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决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指向。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必经之路。就近代中国的阶级力量来看，虽然在工厂中谋生的中国工人群体确实具有一定政治觉悟，但由于数量相对于全国人数占比较少，单纯依赖自身难以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毛泽东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在关注工人问题的同时，愈发重视和肯定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等论断和观点，抓住了中国革命问题的关键，形成了紧紧依靠工人和农民广泛参加革命斗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理论基础。

近现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决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目标。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唯物辩证考察，认为共产主义是代表着人类历史未来发展趋势的高级社会形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前期斗争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和教训，逐渐认清当前革命事业不可能以消灭阶级对立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直接目标，而是要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为最主要的现实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前提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的条件和进程，制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行动战略，不仅在理论上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内容，也在实践中形成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范式。

（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之根

“文化的命运是民族的命运”，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基因，沉淀着一个民族最厚重的历史底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涵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话语资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起于德国的思想理论，其论证方式必然遵循欧洲人所具有的思维定式，遣词造句必然带有欧洲人所习惯的语言色彩。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使用文学化的表达方式，以“幽灵”一词隐喻共产主义。要想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具备一定哲学思维的基础上，了解和熟悉产生这一重大理论的文化背景。因此，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与当地文化进行有机连接，将其内容转译为群众熟识的词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佳路径。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以民族形式表现、以民族语言表达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格言、警句、典故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内容，赋予“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等古典成语新的哲学含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新的意义空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词汇载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精神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动态发展进程，绝不仅仅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形式、内容上的变化，而是需要彻底走进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得到精神动力的加持，与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精神相融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优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伟大斗争中所展现出的意志品格进行凝练，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既是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历史的高度文化凝聚，也是中国精神在革命年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再造和升华，并在革命实践中得到熔铸和锻造。从“自强不息”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为万世开太平”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生动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红色革命文化中的传承、转化和发展。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特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中，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本土特色和时代的发展要求，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理念，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并没有陷入特殊语境下可能产生的理念偏执，从而展露出不同的理论特征与实践风格。

（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彰显整体一致性与相对独立性的有机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连贯历史进程中生成的，各个组成部分呈现一种渐次深入、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独立的理论形态，自成一个结构严整、内容丰富的体系。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整体一致性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衍生出一系列理论成果，其内在立场、核心要义、价值追求根本一致。面对如何破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之问，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突出强调人民监督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保障作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思索探寻，在发扬“第一个答案”的基础上，提出“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第一个答案”强调外在力量的约束性，“第二个答案”强调内在力量的主导性，两者虽主体不同、各有侧重，但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是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整体一致性的有力明证。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学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对独立性，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由于其产生的历史境遇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不同，因而不同历史时期理论成果的主题、架构、纲目都有所不同。毛泽东思想主要围绕解决在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夺取政权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邓小平理论主要围绕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发展时期对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各项理念不断完善提出新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综合把握国内国际环境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成一个主题鲜明、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整体一致性与相对独立性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沃土和理论资源。正是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指引作用，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可以与也应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且只有进行结合才能够取得成功。但毛泽东思想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思想产物，它不可能承担解决中国一切现实问题的任务。改革开放后，社会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等理论观点。概言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先前理论成果总是其后续理论成果的铺垫，后续理论成果总是先前理论成果的传承，而每一个理论成果又昭示出不同的理论气魄。

（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彰显鲜明政治性与浓郁学术性的有机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蕴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具有突出的政治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正确认识，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真理性理论体系，饱含学理意蕴，以鲜明的学理性持续折服受众。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政治性的科学理论。西方学者善于掩盖其社会科学理论中内置的价值偏向和立场取向，将其包装成看似不局限于阶级、唯真理而求索的中立观念，并通过殖民扩张和血腥战争在世界范围内加以传播。但是，这些为西方所认同、宣扬的社会科学理论处处标榜资产阶级的观点，为资本主义制度张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来不隐晦其所持有的价值偏好与政治指向，包括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绝对领导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等。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思想理论层面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助力，而不是为其他性质的政党、国家、社会效劳。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浓郁学理性的科学理论。具有学理性的理论，实际是从具体现象中抽象出普遍规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仅在于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指导地位，更缘于它能够超越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阐明其所蕴含的内在本质，因此具有彻底的真理性和说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视野“推进了对‘三大规律’的整体性认识，奠定了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科学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原创概念、崭新命题、基本原理的体系化学理化成果。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鲜明政治性与浓郁学理性相统一的科学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因而其政治性与学理性是有机统一、互相促进的。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都是从实践中得出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科学有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正确观点、方法、论断的系统集成。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论之基，生来就是反映、捍卫、增进最广大群众利益需要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只为少数人利益而发声，那么它就会失去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功能和地位，甚至成为资产阶级理论的附庸。政治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属性和前提，决定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学理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支撑，决定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现程度。

（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彰显政党主导性与人民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党和亿万人民群众从实践中凝练出来的。没有党的领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没有明确的方向，可能会走向歧途；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缺乏动力，无法继续向前推进。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政党主导性的科学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中孕育萌芽并最终成长为扎实的理论体系，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政党，就理所当然地承担起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责任，担负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把党的理论学习放在重要的位置，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学习教育，提升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掌握的准确度，并促使党员干部能够灵活地将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中，切实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推动中国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理论高地。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人民主体性的科学理论。理论创新必然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生产活动为基础，吸收人民群众在开展实践过程中积聚的智慧与知识。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群体毅然做出“包干到户”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人民对当时政策的讨论与反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主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总结为新鲜经验、吸收为新鲜要素、整合为新鲜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政党主导性与人民主体性相统一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注重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获取理论创新经验，并使之规范化、理论化，从而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群众中间，先后写下《宁冈调查》《永新调查》等重要文献，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如果从人民群众实践中得来的理论成果，无法回到人民群众中间，就无法指导群众、引领群众，最终在实践上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和失败。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必须注重理论创新与群众实践的有机互动，将党的理论成果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为一体，不使复杂精致的理论之树因没有群众的经验和学识而枯萎凋谢。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张力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相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澄明和呈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有效破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理论陷阱，确立起中国的、民族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回应林林总总的理论挑战中释放真理张力，也为其他国家正确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破除种种错误思潮以确立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是党内错误思潮的代表性观点。前者妄想将书本上的文字一字不差地变为现实；后者则轻视或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只重视自身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绝非死板地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也不囿于狭隘的个人经验，而是将主观和客观相联系相结合，创造出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做的工作有以下几点。

批驳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满足于仅通过单薄的文字理解和解释世界，而是要将自己的理论要旨作用于现实世界。教条主义则是采取一种未经反思和不加批判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具体论断直接推广到现实中去。教条主义曾是我们党内存在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工作作风，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20世纪30年代初，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教条主义者，虽然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是不会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以致革命根据地的相继丢失和党的组织被严重破坏。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视为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便会颠倒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批驳经验主义。经验主义片面夸大感性认识的作用，割裂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内在统一关系。经验主义者将自己的具体经验当作普遍的行为指导原则，忽视对理性知识的学习。如果任由经验主义在党内弥漫横行，就会波及党员干部理论思维的塑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经验的现实价值，相反它以个体经验作为构筑自身理论大厦的建筑基料，不断将有益经验升华为理论内容，既否定了经验主义的极端错误，又肯认了实践经验的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具体领导工作方法相结合，创制出“试点”这一塑造中国模式、探索中国道路的重要支持性机制，在先行先试中积累实践经验，并及时进行理论归纳，实现了经验积蓄与理论塑造的有效互动。

确立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在与各国具体实践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适合各国国情的具体理论形态，聚合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谱系。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通过对实践的认识深化，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进行整理、总结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剔除不适应中国实际发展的内容，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内嵌于中国发展进程之中。中国共产党凭借理论创新的勇气与底气，秉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理念，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打破条条框框，发展出独树一帜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破除错误的文化观以确立起民族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是人类对自身以往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记载，是人类文明曲折变迁、多样性发展的轨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看待中国悠久历史与璀璨文化，并以此为发展的重要动力，批驳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的极端错误思潮，确立起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将历史真相变为主观臆测，让人们失去是非判断标准，消解民族忧患意识，抽空历史事实、英雄烈士事迹和红色经典等蕴含的历史记忆、价值追求和精神力量，从而借否定历史来否定现实，造成社会空间和人们精神家园的喧嚣与浮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大历史观，强调运用历史思维看待人类社会演变，提出要通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将历史的细节放入整个历史的宏观发展当中去考察，以此揭示历史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历史观的指导下，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等三个历史决议，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成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

批驳文化复古主义。文化复古主义是近代中西文化对撞催生出的一种文化思潮，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主张“去马归儒”、回归“孔孟道统”。文化复古主义表面上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备的积极一面，但采用的是全盘接受的错误态度，是形而上学地对待文化发展的错误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很多不合时宜甚至根本错误的糟粕内容，如封建等级、嫡庶之分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正确处理了“古”与“今”的辩证关系，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和重塑。

确立起民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通过通俗化的阐释和解读，使群众能够具体地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的重要理论家，艾思奇从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事例出发，用人民群众生动有趣的语言，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正是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工作者坚持用本民族语言、借用群众熟悉的事例深入浅出地阐发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可亲可爱可信的理论，激发了大众的情感共鸣。

（三）破除错误的时空观以确立起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在既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产生与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但一些观点从错误的时空观出发，认为诞生于19世纪欧洲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21世纪亚洲的中国，漠视理论发展的动态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从时代的宏阔背景中吸收滋养，驳斥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舶来论，确立起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批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借口真理的相对性以消泯真理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指责马克思主义已不适合飞速发展的当下社会，想方设法给马克思主义扣上时过境迁的“帽子”，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如托夫勒就提出，“高科技世界的理论，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无法解决‘发展中世界’的问题”。然而判断理论是否过时，应当根据此理论所囊括的内容是否仍有时代价值、所关心的问题是否得到彻底解决。“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存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它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观察问题、思索问题的认识工具，并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批驳马克思主义舶来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以时间的线性流动为依据抹杀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那么马克思主义舶来论则是以空间的辽阔为理由，否定产生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中国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所揭橥的是人类社会整体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呈现出观照世界的真理伟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站在时代前沿，具备国际视野与人类关怀，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体现中国立场和民族价值的理念主张，将中华民族命运与世界人类命运紧密关联，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新思路，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确立起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我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等问题，提出新发展理念，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战略，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针对舆论乱象丛生等问题，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明确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研判时代方向、引领时代潮流的强大思想武器，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更多原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