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革命话语到自我革命话语的演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在实践中的重构与创新。立足诠释学视角分析自我革命话语的源流与出场逻辑，自我革命话语既保持着与革命话语的内在连续性，又实现了对革命话语前理解结构的辩证扬弃。从符号指涉和叙事结构来看，自我革命的话语指向从外部世界改造转向主体自我批判，衍生出斗争本领、斗争精神等新的话语方式，并通过与以“反”为核心语词的重组聚合，实现了话语衍生和意义延展。从发展逻辑与行动指向来看，自我革命的话语形态从事件式、运动式话语向制度性话语演变，话语功能从革命动员为主向党性锻造为主嬗变，话语目标从政权更迭向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化。
【关键词】革命；自我革命；话语；中国共产党；诠释学
【作者简介】陈红娟，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潘俊杰，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通知》，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这一重要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自我革命，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话语在党建领域获得新的意义归属与生长空间，“成为当前中国共产党话语表述的高频语汇，是习近平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极具典范意义的话语创新”。自我革命话语实现了从初期政党自身建设引领社会发展的意义指涉到当前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引领精神制度建构的话语跃升，逐渐向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核心”位移。当前学界关于自我革命话语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主要立足自我革命单一视角，探究其逻辑与价值、意蕴与路径等，较少从革命到自我革命的互动视角，探究话语溯源、语义转换、话语创新等。话语是理解政治秩序的关键，系统研究革命话语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意义再生产，厘清自我革命话语对革命话语的扬弃重构与实践赋义，能够为当下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借鉴。
一、话语溯源：自我革命话语对革命话语前理解结构的扬弃
话语的生成绝非无前提的自主性活动，而是始终建基于由前理解所构成的语境之中。前理解构成了认知话语的基本视域，亦是塑造话语出场的隐匿性存在。对自我革命话语源流与出场逻辑的理解，离不开对其前理解结构的考察。革命话语在新时代以自我革命话语的形式再出场，必然蕴含着对其自身表达方式、语义指涉等多方面革新。从革命话语到自我革命话语的嬗变，既体现着话语的承继，也反映着话语创新，本质上是话语实现自我扬弃的过程。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既承续了革命话语的“效果历史”，保持着与革命话语的连续性，又通过生产性诠释实现了革命话语范式的创造性转化，使其在新的历史场域中获得创新性，其本质上是通过对革命话语的扬弃，实现从“前理解”到“新理解”的意义生成过程。
（一）意义承继：自我革命话语对革命话语历史积淀的激活
从话语生成的过程来看，任何话语或是既有话语体系的延续与创新，抑或是话语断裂后新的社会实践经验之提炼。自我革命话语的生成，体现为对革命话语这一历史性话语资源的承继、激活与创新，实现了革命话语在当下政治语境中的意义再生产。社会历史语境、文化传统、心理结构等共同构成理解话语的前提性基础，这种由特定历史文化积淀所造成的“被给予性”或“预成”状态，对理解主体具有先在规定性，决定了主体对话语的理解方式，须知“我们不是一无所有地进行理解，而是有所东西地进行理解”。这些知识系统、经验结构和文化图式等“隐默知识”对主体的先在占有，成为塑造新话语的可能性条件，在话语生成和出场中发挥着结构性作用。自我革命话语根植于革命话语日渐势弱的历史语境中，革命话语形塑的理论传统、文化记忆等共同规范着对自我革命话语的理解。一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理论传统，构成自我革命话语前理解结构的历史基底。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全人类解放为终极旨归，革命是其核心命题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一以贯之的话语形态，如“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革命话语通过代际传递内化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基因，以“惯习”的方式持续塑造着无产阶级政党的认知图式，同时也为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的生成提供了理解场域。自我革命话语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其辩证发展过程中合乎自身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展开，是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对自身话语体系进行“在地化重构”的必然产物。自我革命话语既承续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批判性的理论基因，又实现了革命话语与当代中国政治语境的有机融合，重塑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二是中华文明既有的文化惯习、语言系统和观念体系等“文化记忆”，为自我革命话语奠定了存在论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自强不息、反躬自省、居安思危、革故鼎新等文化基因。儒家“反求诸己”的道德内省传统，强调“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功夫，通过内向省察实现道德完善，形成了以主体自我修养为核心的思维模式；法家“不法常可”的变革理念，彰显了因时而变、随事而制的制度革新思维，形成以制度创新应对时代挑战的治理智慧；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认知修养，体现了在“涤除玄览”的自我净化中达致精神超越的辩证思维。这些核心文化基因的嵌入、渗透、涵容和赓续，共同形塑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自我革新文化场域，构成了自我革命话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文化基因。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话语实践，已然孕育着自我革命的实践雏形。自我革命并非凭空出现的概念，而是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中的话语传统和治理智慧的历史性转化。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构成了政党自我净化的早期实践，通过组织学习、民主生活会等多种形式，将自我批判内化为政党革新的核心方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命题强调政党执政后需警惕权力异化与脱离群众的风险，以“赶考”的政治隐喻将政党自身改造纳入制度化轨道，蕴含了政党自我革新的政治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虽未正式提出“自我革命”的系统表述，但其主体性改造实践中已然蕴含着自我批判向度，为当代自我革命话语的出场提供了话语资源和实践经验。可见，自我革命话语根植于革命话语的历史积淀，参与了革命话语在新时代的意义再生产过程。
（二）视域转换：自我革命话语对革命话语认知视域的重构
自我革命话语的生成，体现为对革命话语认知视域的重构，实现了传统革命视域与现代性语境的互动、融合与创生。“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主体在介入理解活动之前，已然在历史情境中预先生成了特定的视角和解释预期，既包括话语既有的认知结构，也包括话语在发展过程中的动态预期调整。一方面，主体的先在视角为理解话语提供了可能性边界，预设和筹划了话语意义阐释的基本视域，决定着对话语的认知视角和意义投射的预期。另一方面，当新的实践经验与先在视角产生认知冲突时，主体在现实诉求与先在视域重叠、追问与反馈中不断修正话语解释的坐标系，实现对话语意义的选择性重构和对话语解释路径的动态调适。当然，这一过程既不是对话语既有意义的简单复现，也不是主观任意的意义强加，而是在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的互动对话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当革命话语遭遇现代化语境的深层碰撞后，既有的革命认知视域并未被动消解于时代变迁的洪流中，而是在保持同一性的同时实现认知结构的自我更新，在与新时代现实需求的辩证互动中达致协调平衡。“这种一致是通过前理解的不断筹划和事情本身的调节或反塑作用来实现的”，革命话语先在视角与新的时代视域在互动对话基础上的调节反塑，成为塑造新的话语意义的前提。传统革命话语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为核心，聚焦于政治领域的阶级革命，通过“破旧立新”的对抗性逻辑实现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寻求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形成了新的问题视域和解释预期，革命话语不得不在新语境中被“再问题化”。如何平衡革命话语指向的“激烈行动”与新时代长期执政条件下的“稳定诉求”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塑造政党正面形象、提升政党执政能力，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革命话语的意义坐标在上述问题域中得到重新安置，革命话语中“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阶级分析视角逐渐让位于“制度革新”“执政效能”的治理现代化视角，革命话语从强调革命事件、革命方式与革命策略的叙事逻辑转变为以推动革新的方式嵌入国家治理与政党建设的新型叙事中。革命话语不再局限于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对立视角，而是转向对体制制度弊端和政党执政效能的诊断与修复，新时代以来的反腐败斗争的常态化、党内法规的体系化等实践，均体现了革命话语的治理化转型。革命话语从对立性矛盾、阶段性事件转化为持续性、长期性的治理过程，回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政党先进性的问题。这种视角转换在生存哲学层面重构了政治主体的自我理解方式，即政党作为一个生命体，革命始终是其保持生命力所必须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体现政党作为革命主体自我净化的角色定位。通过对革命话语认知视域的解构、重构与批判性反思，革命话语在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同时，实现了话语认知图式的视域调整，推动革命话语深层结构的范式转换，使革命话语形成了适应现代政治场域的新型话语形态，生成“自我革命”这一新话语。
总之，革命话语构成了自我革命的前理解结构，在自我革命话语的生成过程中发挥着象征性表义的作用，既为话语意义生成设定了历史性边界，又为话语创造性转化提供了资源储备。通过对革命话语这一前理解结构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自我革命话语实现了范式升级与理论创新，赋予了革命话语以适应现代语境的阐释弹性，彰显了自我革命这一政治话语在历史性与现代性之间达致的平衡。
二、语义形塑：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的符号指涉与叙事结构
话语由核心叙事符码构成，存在于特定叙事结构与概念图式之中，特定符号的语义形塑与意义指涉成为理解话语的重要切口。“话语反映特定的事实经验”，其始终处在历史传统与现实境遇相互作用而实现意义生产的动态过程中。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既有事实经验体系在历史变迁中遭遇解释力衰减的困境，新的语境生成新的事实经验，并不断推动着话语的变革与创新。传统革命话语的部分语义被解构在时代变迁之中，其符号关联网络亦发生系统性肢解，自我革命话语要在新时代发挥政治功能，必然重新赋予话语符号以新的意义并建构自身新的叙事结构。正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等思想要素陆续进驻，‘社会主义’概念意涵才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四个自我”“斗争精神”“反”等要素通过语义整合与重组，支撑并形塑着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的语义结构。
（一）话语指向：从“指向他者”到“自我指涉”
“革谁的命”是革命话语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传统革命话语具有鲜明的阶级对抗性，表现为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外向型认识论范式，指向一方对另一方的生死斗争。这种范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回应了政权更替问题，但难以解决现代化语境中政党执政后如何抵御利益诱惑与权力腐蚀以保持进取精神的问题。革命话语在现代化语境中遭遇概念稀释、意义坍缩、解释链断裂等困境后，不得不正视问题域的变迁，在指涉向度的转变中形成自我革命话语。革命话语从“指向他者”的外向破坏转向“自我指涉”的内省建构，从“革别人命”的激进姿态转向“自我革命”的反思性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现了实践哲学的外向行动取向。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具有革命性特质，主张通过彻底的革命行动推动社会历史的根本变革。马克思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批判”“摧毁”最终都通过实践斗争解决政权架构与社会制度问题。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革命是共产主义者“改变”现存世界的实际行动。列宁将夺取国家政权视作革命的题中之义，“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毛泽东强调“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强调对立性、批判性，是一个阶级“革”另一阶级的“命”，以获得政治权力。当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已涉及“自我革命”向度，“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革命中改造自我”的思想揭示了革命内含的自我指涉特性，即革命作为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否定性力量，必然要求革命主体对自身进行改造，但在政权更迭考量压倒自我改造诉求的历史语境下，革命的这种自我改造向度往往被遮蔽。
在新时代社会历史语境下，革命话语中指涉政权变革的符号性语言日渐消匿，表征对立性与斗争性的“阶级”概念被“阶层”所替代，“革他者之命”的语义指向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语境中难以激活。但“革命”在政党建设的语义场中激发了新的生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革命”蕴含的革除不正当、非正义因素的政治基因以及大公无私的革命奋斗精神在中国共产党追求先进性、纯洁性的政党建设过程中得以激活、回归与复兴。“革命”的对象不再是“他者”，而是“自我”，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通过将革命的施动者与受动者统一于政党自身，创新和发展了革命话语的指向。自我革命不再是摧毁“他者”政权而是巩固自我“政权”，不是革“他者”之“命”而是“革”党内之顽瘴痼疾、破利益固化之藩篱，夯实与塑造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形象。自我革命话语通过语义内转实现了革命对象的嬗变，推动了革命话语的认知范式转换，实现了从外向性实践到内向性反思的转换，从主客二元对立演进为自我指涉与主体反思的复合认知结构，从关注外部世界的批判性改造转向重视自身内部问题的革命性自觉。
从革命话语到自我革命话语，在指向上实现了从“指向他者”到“自我指涉”的转变，建构了独特的内向型革命话语范式。通过聚焦于政党自身的批判性反思，重构了革命话语的指涉对象，为实现政党自我革新与提升提供了认识论基础，推动形成政党主体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话语链，使得自我革命话语的“自我”革新向度在新时代获得新的意义。
（二）话语方式：从暴力革命到斗争精神的赓续
“以何革命”是革命话语得以践行的方式，也是话语言说中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自我革命话语既延续了革命话语“根本性变革”的斗争内核，保持了革命话语的本质属性，又对斗争的方式进行了创新发展。与以往以暴力为主的革命方式不同，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的主要方式是非暴力性斗争。当然，这种话语方式的转型并非革命语义的断裂或消解，而是在同一语义域内的、合乎发展逻辑的延伸，体现了革命话语的自我调适。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斗争本领”“斗争精神”等新的话语表达，丰富了自我革命话语的意义网络，实现了革命话语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方式的原初形态，斗争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核心概念之一。恩格斯曾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同时，暴力革命往往与进攻、厮杀、占领等关联，蕴含着一方压倒或者强迫另一方的行动隐喻，“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暴力革命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事实中获得确证，列宁也强调：“不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工农的直接敌人，就不可能摧毁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不过，随着民族独立与国家建立，与资本家、反动派之间的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暴力的革命方式逐渐边缘化。传统革命话语中的那些具有对抗性、暴力性语义的成分在新时代的语境中逐渐被悬置、遮蔽、隐退甚至抹杀。不过，“斗争”一直存续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如政治领域内与错误倾向的斗争、文化领域内与资本主义腐蚀性影响的斗争、党建领域里“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等，“斗争”的内涵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深化。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解决党内腐败、公权私用、言行不一等问题，自我革命既存在对“毒瘤”“顽疾”的彻底革除，也存在通过斗争方式扭转党的作风，比如与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作“斗争”。自我革命话语为“斗争”的激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践场域，“斗争”成为自我革命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强调“坚决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共22次提及“斗争”，涉及“斗争精神”“斗争本领”等语词，并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纳入“三个务必”的重要内容，不断夯实“斗争”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与暴力革命凸显的“破坏”不同，自我革命话语中“斗争”的目的是自我完善与自我提高。党员干部与“本领恐慌”“本领弱化”的“斗争”，是在磨砺中，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与歪风邪气的“斗争”是为了净化党内生态。而且，通过“斗争”清除了一批违法违纪的党员，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等存在的问题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进而通过完善党内法规，为党员干部的言行确立更加明确的标准和边界。
从革命话语到自我革命话语，在话语方式上实现了从暴力革命到体制机制建构、从对抗性向建设性的转向。在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中，斗争成为兼具革命内核与治理效能的双重话语符号，实现了对革命话语方式的现代化转化。“斗争”更是从方法手段升华为精神品格，从特定领域扩展到治理全过程，从价值论上升华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丰富了自我革命话语的语义网络和表达方式。
（三）话语衍生：以“反”为核心的语词聚合
“革”什么“命”关系革命话语的具象指涉。自我革命通过重构以“反”为核心的语词组合方式与逻辑关系，扩展了“反”作为词语本身的意义关联网络，明确回答了“革”什么“命”的问题。语词是话语意义生成的内在要素和原始质料。语词的创造、位移、变革等影响着话语秩序、行动指涉，进而影响现实世界，“物质世界的新现象可以通过创造新语词或改造旧语词来表现”。通过与以“反”为核心语词的对接与使用，自我革命既延续了传统革命话语的批判性特质，又通过语义增殖赋予这些语词以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了革命话语的范式转换与语义创新。
“反”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主要呈现为反抗资产阶级、反对现存制度、反动派等。马克思在对宗教的批判中指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反宗教”被辩证地转化为反对旧制度的政治斗争，实现了从观念批判到现实批判的跃升。马克思进一步将维护旧制度、阻碍历史发展的势力定义为“反动”“反动派”，彰显出批判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向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话语策略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应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典型论辩模式。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话语策略，他在批判马赫主义时称其为“反动哲学”，揭露其在经验主义的幌子下“偷运唯心主义”的理论倒退实质。“反”也曾是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重要语词，其作为否定性前缀构成了一系列政治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三反”“五反”等，均彰显了“反”这一范畴所表达的批判性与斗争性语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思想领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经济领域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政治领域则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反”构成的系列语词虽碎片化地散落在各个领域，但总体上呈现从阶级斗争工具向治理现代化手段转型、由革命动员话语向制度规范要素转化的趋势，并始终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叙事。
新时代以来，自我革命以“反”为核心语词，形成了“打”“拍”“猎”等动作性语词，衍生了“惩治”“打击”“冲破”“破除”“清除”等具象性表达。这些语词的聚合共同生产并强化着自我革命的行动链条，明晰了自我革命“革什么”的具象指涉。一方面，以“反”为核心的语词编码与演绎的语义场域经历了从外显性政治对抗到内省性价值调适的范式转换。在革命话语的原初语境中，“反”指向对剥削制度的根本性否定，“反”强调阶级主体对压迫性结构的斗争实践。在新时代自我革命的语境下，“反”被纳入主体性反思框架，转化为“反腐败”“反特权”等复合能指。自我革命需要明晰“革”什么“命”，与什么“作斗争”，括定负面性、否定性内容。纵观新时代以来自我革命话语的构成样态发现，这些主要体现为“反”形成的话语链条，如反铺张浪费、反腐败、反分裂、反特权、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反对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等等，一般与“坚决”“彻底”“大力”等程度性副词关联，形成了具有震慑效果的政治宣言，彰显了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决心。
另一方面，以“反”为核心的语词，其原本承载的否定性语义，已逐步转化为肯定性、建构性的语义内涵，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在传统革命话语中，“反”作为否定性力量，是对既有政治秩序的破坏甚至毁灭，彰显无序性。与之不同，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最终的建构性指向决定了内嵌于其中的语词指涉彰显建设性，以“反”为核心的语词中的否定性、负面性色彩在目的性层面转化为正向性、积极性意义生产的促进因素，指向制度化治理。“反腐败”是新时代自我革命的核心内容之一，“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不过，反腐败是为了“倡廉”“建设廉洁政治”。再如“反特权”聚焦对党内特权思想和行为的否定，在实践治理层面依托制度化、规范化手段落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特权问题纳入制度纪律，实现了制度修复与规范。可见，“反”并非简单的否定性，而是通过批判性实践实现党的肌体健康，特别是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使其成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性力量。
总之，以“反”为核心的语词在自我革命话语中具有鲜明的行动导向特征，通过行动性能指推动动态斗争性叙事，构建了“破立结合”的话语范式，形成具有明确问题意识和对象指向的治理框架。而通过将“反”这一破坏性、解构性话语创造性转化为具有治理性、建设性的话语资源，不仅拓展了政党治理的话语维度，也推动了政党治理方式的时代性革新。
三、叙事拓扑：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的发展逻辑与行动指向
话语表征现实，同时也形塑现实。“语言的理念和社会学是相似的，它们都强调人类交流的第三个维度——行动（action）——所具有的基础相关性”。话语不仅是外在于实践的认识对象，更是一种介入实践的存在方式，是话语主体参与、塑造并建构实践的现实力量，通过重构政治秩序实现意义生产与再生产。革命话语通过“再造现实”的方式实现话语创新。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体现了革命话语本身的语义内核，同时通过话语实践的创新性，实现了对革命话语叙事的增殖、转移、延展与再生产。同时，自我革命话语在实践中强化了自身介入现实的叙事效能，进一步强化其塑造社会现实的实践指向。
（一）话语形态：从事件式、运动式向制度性话语演变
话语形态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话语结构性特征的综合体现，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关系在语言层面的具象化表征。革命话语和自我革命话语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实践表征，本质上都指向社会变革的方向。然而，虽然二者参与社会建构的话语指向相同，但所呈现出的话语形态分殊。从革命话语到自我革命话语，呈现由事件驱动式向运动导向式再向制度规约式话语形态的演变轨迹，反映了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从非常态向常态化的转型，是革命话语从经验型向法理型、从动员型向制度型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呈现出鲜明的范式转换特征。尽管“自我革命”语词在党政文件中频繁出现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但自我革命隐形地内嵌于革命话语。纵观百年党史，体现自我革命的主要有六次，分别是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风整党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不过，以往自我革命主要以事件式、运动式的方式嵌入到整体革命叙事之中。其中，八七会议、遵义会议都是由于外源性危机导致的被迫进行的自我革命，是一种事件式的自我革命，其行动逻辑基于事件的紧迫性，强调以生存理性为主导的危机应对、应急响应和应对效果，总体上呈现事件性、突发性、非持续性的特征。而延安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风整党运动则呈现为以“运动”为表征的制度安排。受传统革命方式的惯性影响，运动式的自我革命强调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往往采用快、急、严、重的“暴风骤雨”方式推行，通过大规模、集中、突击的方式来推动目标的实现，总体上呈现阶段性、规模性、脉冲性的特征，能够在短期内实现政治系统调适。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和长期的战略规划，容易产生短期行为和路径依赖，一些短期效果也可能随着运动结束而消失，甚至事后出现问题反弹。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指向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建构，解决了事件式、运动式随着时间推进而形成边际效益递减问题。复杂的党内外形势要求自我革命从临时性纠偏转向系统性制度建构，将自我革命嵌入制度化的法治框架，建立常态化自我革命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制度建设轨道。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战略部署，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了重要遵循。党中央通过系统化的制度建构和规范化的体系设计，持续推进党内法规的完善与创新，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截至2024年6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936部，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彰显了党以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思维深化自我革命的战略考量。由此，自我革命被嵌入党的制度建设和规范体系设计之中，从事件式、运动式向制度化治理跃迁，总体上呈现常态性、规范性和长效性的特点。自我革命基于制度安排和法律框架构建，通过制度化手段实现自我革命的系统化。
从革命话语到自我革命话语的嬗变，其话语形态呈现出由事件驱动型经由运动导向型最终达至制度规约型的范式转换。通过制度化实践突破了传统革命话语的突发性、阶段性局限，通过自我革命话语的持续“在场”，实现政治治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由此，自我革命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的新形式，形成了适应政治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性话语新形态。
（二）话语功能：从革命动员为主到党性锻造为主嬗变
话语蕴含“许诺”“声明”等指向政治行动的施为性力量，具有“以言行事”“以言成事”的特征，在秩序建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政治功能。有学者认为话语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能够间接地劝服和控制其行为。随着革命话语向自我革命话语转变，话语蕴含的意义阐释、政治功能、行动指涉也随之发生动态调适。传统革命话语以阶级斗争叙事为核心，话语功能聚焦于激发阶级意识和组织革命行动，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主要发挥着党性锻造的功能，革命话语功能的动态调整本质上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目标与社会任务的战略性回应。
革命话语服务于阶级斗争的任务，其话语功能聚焦于革命动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经典口号体现了革命话语的动员功能。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探索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新形式，即“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有效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以“阶级”作为标识性概念展开，构建了“压迫与解放”“革命与反革命”等对立性话语符号，夯实革命合法性。革命不是自发的，而是发动的，通过“分田地”“干革命”等系列话语实现政治动员，激发阶级意识，唤醒大众革命意识，凝聚革命力量，达成行动共识。可见，革命话语增进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政治认知，重构其对革命的既有理解框架，提升积极参与革命行动的意愿，有效发挥着革命动员的功能。
与革命年代“夺取政权”不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实现“长期执政”的问题，党的建设逻辑从以往应对外在力量造成生死存亡风险的被动调适，转变为党内内省式的主动性建构，自我革命的话语功能因应时代命题的转换，重点发挥党性锻造功能。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而且党内还出现了一些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突出问题。部分党员干部精神懈怠、脱离群众、违背初心和使命，容易受到不良风气侵蚀和利益诱惑，党性面临严峻考验，“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是复杂的，党员、干部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了党性”，“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党风与党纪均体现为外在的行为规范，但党性是内在的思想根基和行动驱动力，体现着党员抵御诱惑与化解风险的自觉性、主动性与能动性。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精神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通过“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解决党内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不断锤炼和提升党性修养，“以党性立身做事，刚正不阿、秉公执纪、谨慎用权，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以巩固和发展。自我革命话语通过中央八项规定、巡视巡察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性举措落地，配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纪律规范体系的完善，构建了刚性约束与柔性教化相结合的党性锤炼机制。自我革命的系列措施明确了党员行为边界和违规惩戒措施，有效遏制了党内歪风邪气的滋生空间，尤其在锤炼党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发挥着对党员主体政治品格的深度塑造功能，强化其抵御外部侵蚀、巩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政治自觉。
自我革命话语实现了功能定位的转换，逐渐脱离原有的革命动员功能，转而指向以党性锻造为主的多重功能。自我革命话语不断强化党员的政治品格，在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反腐败的斗争中引导党员对自身政治身份进行检视与认同，坚定其价值立场，不断提升“四个自我”能力，从而实现党性的淬炼与升华。
（三）话语目标：从政权更迭向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转化
话语功能聚焦于言说过程中形成的过程性作用与效果，而话语目标则是话语实践所趋向的结果性归旨，与言说者的价值期待存在本质性关联，具有长期性与终极性。传统革命话语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议题，其话语实践始终围绕并服务于“夺取政权”这一直接政治目标。然而，革命话语并非静态符号，而是随政治生态演变而不断调适的意义系统。新时代以来，自我革命话语的话语目标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权力重构，而是聚焦于执政能力建设、制度体系完善、组织效能提升等有关长期执政的议题。通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成为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的核心目标指向。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革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变革桎梏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恩格斯指出：“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不过，社会革命的实现必然以国家主权独立和政权稳定为前提，在现实语境中，夺取政权构成社会革命的时序性前提。正如列宁所言：“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围绕“革谁的命、如何革命”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在民族危亡与社会矛盾激化的双重压力下，革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其话语逻辑必然聚焦于推翻旧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进而实现政治权力结构的重构和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革命话语以政治权力结构的更迭为核心指向，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社会变革的实践要求，蕴含着通过变革上层建筑进而推动社会革命的内在理路，为理解新时代革命话语的目标转向提供了重要参照。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依然面临着“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问题，亟需通过革命破解生产力发展难题。但从实现方式来看，新时代语境中的革命不是聚焦政权变革的“革命”，而是指向制度创新与政党自我革新的“革命”。针对全面深化改革中存在的思想观念障碍和利益固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革命”。不过，自我革命所解决的主要问题，从具象、中观维度看主要是怎样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但从终极指向来看则是怎样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这一根本性历史课题，“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够为社会革命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锚定“七个聚焦”的分领域改革目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此外，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也面临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权更替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将“人民监督”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强调通过外部约束机制避免政权衰亡。新时代以来，“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可以说，自我革命从政治发展规律层面创新了革命话语的目标指向，其既要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又要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二者在目标上最终都指向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自我革命通过政党的内生性变革推动政权稳定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永续发展的新路径。
自我革命在话语目标层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创新性发展，实现了从“破旧立新”的阶段式变革到“立新固本”的持续性革新的转型，实现了从政权更迭的政治革命向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治理革命转换。自我革命的话语目标的创新发展，摆脱了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困境，在比较政治学意义上为全球政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四、结语
“从一开始，一个‘概念’就存在于一种理论框架或概念图式中”，因而话语意义的生成也依赖于特定的语义网络和话语结构。考释自我革命话语，不仅意味着对其本身进行考察，还需突破单一话语的孤立式分析，观照其在不同参照系和话语链条中的多维面向，特别是考察其与革命话语的谱系关系。从话语源流与出场逻辑来看，自我革命话语既保持着与革命话语前理解结构的连续性，又使革命话语在新时代语境下获得重塑和创新。此外，从革命话语到自我革命话语的演进，呈现出一种复调式的发展理路，在保持革命话语核心语义的基础上，通过多维度的概念形塑与范式转换，实现了自我革命话语的创新发展。一是通过话语指向重构、话语方式创新及语词聚合拓展，深化了自我革命话语的语义结构；二是通过话语形态转型、话语功能调适及话语目标升华，彰显了自我革命话语的实践效应。总之，通过分析新时代自我革命话语的源流、语义结构和现实指向，不仅能够揭示自我革命话语的辩证发展规律，也可以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理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