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6年第4期
摘要：西方史学在其发端之际经历了一场隐而不显却影响深远的变化。希罗多德的历史探究以提问为起点，《历史》的文本结构亦显示出回答问题是其核心。因此，在历史学诞生之初，“提问—回答”构成其基本的元结构。然而，修昔底德对历史学进行了“去问题化”的改造，使历史学的元结构发生偏移，回答行为取代提问行为成为其中心。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作为历史学起源的提问行为逐渐归于沉寂，历史学的问题属性在认识论层面趋于消解。尽管近代以来学者逐步关注到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但受命题主义范式的深刻影响，问题常被简化为一种技术性工具。西方史学中问题属性的这一转变在推动历史学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其持续面临危机的深层根源。
关键词：问题属性 去问题化偏移 希罗多德 修昔底德 亚里士多德 命题主义
历史（学）是什么？这个曾老生常谈的话题，如今已经很少被历史学家们讨论了，它更多地出现在日常教学中，以此来引导初学者进入专业历史学的殿堂。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的《历史是什么？》已经成为史学研究入门者的必读书籍，而阿瑟·马维克（Arthur Marwick）对“历史”一词五种用法的总结，更是帮助学者避免了对这一核心概念的烦琐说明。学界越来越常见的做法是，将历史与历史学进行区分——前者指代过去的事件和过程，即历史现象本身；后者指代关于历史的调查结果。这源自historiography一词的创制，目前已成为学界共识。
一方面，历史与历史学这对概念暗示了存在一个客观的自在之物（类似康德的物自体），人们对其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不可能完全获得；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明确的定义和区分——更不用提“现在—过去”之间模棱两可的划分。库恩（Thomas S.Kuhn）指出，不要从那些看似完美的模型中想象你的研究对象，而要看实际的工作如何展开。那么，史学家如何开始各自的历史研究？答案在于提出问题。问题意识已经伴随着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等历史学家的倡导逐渐成为史学界的共识，但对于问题思维的认识，人们普遍将其当作一种技术，即帮助历史学家对历史现象进行重构/建构的手段。问题与历史学的元结构有着怎样的关系？如果历史的源头（主体在生命的某一时刻开始尝试进行历史叙述，无论其是粗糙的，还是专业的）根植于主体的好奇、提出的问题，以及问题与答案间的历史性耦合关系，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去重新检视历史学及其悠久的历史。而当从这一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历史学的开端时，就能发现一个隐蔽却具有颠覆性的改变早已完成——正是这一改变奠定了后世历史学的根基，也使得历史学一再陷入危机。
希罗多德：从问题中产生的历史探究
在西方史学语境中，“历史”源于historia一词，最初的意思是指“探究”“调查”，我们现在所称的《历史》（Ήρόδοτος Ίστορίαι），意为“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但在对历史概念这层含义的关注中，人们忽略了极为重要的一点，即探究行为的基本结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进行调查研究，人们的探究行为必然出于某种目的，或更直接地出于对某个问题的回答。换言之，只有当人们提出问题后，才开始进行有目的的探究和思考；而人们调查研究后所得到的结果也首先是问题的答案，随后才是其他东西。所以，希罗多德的探寻、调查、研究，源于他的提问行为，是问题指引着他去探究，并在整体上规划/限定了他的研究成果。
后世不少读者抱怨希罗多德的写作不够顺畅，记录了很多不必要的或偏离事件主线的内容。从阅读体验的角度来说，《历史》并非一部让习惯于现代叙事文的读者赏心悦目的作品，作者总是不厌其烦地用各种与事件无关的内容打断读者的阅读思路。将之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比则更为明显：《历史》的叙事不够流畅、完善，这也使得后来的史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赞扬远多于《历史》。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恰在于希罗多德极具问题意识的写作方式。从“提问—回答”的结构出发，我们就会理解《历史》的组织原则：问题主导着希罗多德的写作。
或许是出于对《伊利亚特》序诗的模仿，希罗多德并没有将他的问题书写出来——这也直接造成了后世史家错失对历史学之“提问—回答”结构的认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探究主导希罗多德写作的问题，其实《历史》的序言（proem）已经揭示了希罗多德要探究的问题：“以下所展示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的成果。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荣光，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很轻松地重构出希罗多德想要探究的问题：
（1）人类的所作所为有哪些值得被记录？
（2）希腊人和异族人有什么丰功伟绩？
（3）希腊人和异族人为什么相互斗争？
纵观全篇，希罗多德每写到一个人物、民族、城邦、地区时，都以回答这三个问题的方式组织行文。但由于问题之间缺少逻辑关系或因果关系，导致答案之间亦缺乏关联。于是我们看到，希罗多德经常将自己的叙事打断，转而记录与事件无关的内容。如希罗多德对各民族的风俗（这在希罗多德看来是对问题1的回答）会详加记述，但那些风俗究竟如何影响所叙述的事件（对问题2或问题3的回答），他显然并不关心——毋宁说他更多是认为这些风俗与事件是相互独立的。如希罗多德叙述完居鲁士的出生和成长历程（Ⅰ.107—Ⅰ.130）后，非常突兀地开始详细记述波斯人的风俗习惯（Ⅰ.131—Ⅰ.140），然后才“回过头来接着叙述前面的故事”。稍加思考便会发现，关于波斯人风俗习惯的叙述部分被插入居鲁士成长历程的叙事中，其与前后文并没有直接联系，实际上造成了叙事的中断。
这就给读者带来一种印象：希罗多德仿佛是为了记录而记录。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不过其原因并非希罗多德疏于思考，恰恰相反，在于他严谨、忠实地执行了最初的规划——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只是由于这种问题意识尚处在萌芽阶段，历史问题还未被主题化，缺少与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结合——这在很久之后才被柯林武德推进，所以它们更像是因为希罗多德的兴趣才被聚合在一起，比如对幸福孜孜不倦的追问。在此，希罗多德的主体性成为问题与问题之间的黏合剂。
希罗多德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通过比较各方的言论以及结合自身的经验尤其是实地考察。这并非新颖的探究方法，其内核实际上是对人类基本思维逻辑的使用。希罗多德总是把各方言论记录下来：波斯人是怎么说的，腓尼基人是怎么说的，埃及人是怎么说的等。与修昔底德比较可以发现，希罗多德完全可以只记录自己认为正确的内容，即只书写探究后所得出的最终答案（这完全符合他的写作目的），而没有必要把探究的过程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但也正是他的详细记录，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希罗多德的探究方法。
希罗多德对各种观点的罗列似乎是在营造一种辩论的效果——或是模仿古希腊城邦广场上人们朗诵作品、相互辩论的情境。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正是智者学派活跃的时期，此时的“知识”和思维方式都以雄辩术或修辞术为基础，人们通过辩论来影响城邦的公共事务，由此获得名望、金钱、知识等。希罗多德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思维习惯的影响。辩论确有其优点：通过对各种观点的搜集和整理，主体能够获知相关知识领域的基本状况；通过驳斥各个观点，可以发现其缺陷，避免自己提出意见时重蹈覆辙；通过假想别人对自己的驳斥，从而建立更加完善的论证。由此，它们构成希罗多德的探究方法。问题的答案在辩论中得到推进，并通过辩论来战胜各种潜在答案，从而获得正确性和唯一性。
当然，对于那些为了获得真正答案和追求真理的人来说，智者学派的雄辩术应予以扬弃。智者们仅是为了战胜对手，而非昭明真理。希罗多德试图通过保留各种答案对之进行克服，甚至那些在他看来不值一提的答案，最终也被矛盾地记录了下来：“……他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为，其中有两种说法是不值一提的，只是简单说说它们是什么就够了。”虽然他深信自己的答案更准确，但为了将自己的方法与雄辩术相区分，让自己的答案通过竞争而非某种权威（比如不被书写）获得胜利（认可），他选择保留各种答案甚至是奇闻怪谈。为避免误解，希罗多德告诫读者：“就我本人而言，我的职责是报道我所听说的一切，但我并没有义务相信其中的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整个这部历史来说，这个评论都是适用的。”但在对话中获得真理的最低条件，预设了对话者们必须出于善心：这种主观特征不允许客观上把希罗多德与任何一个对话者（答案的提供者）区分开来。于是我们看到后世学者不断责难希罗多德所记录的奇闻怪谈，甚至称其为“谎言之父”。
智者们的雄辩术是为了胜利而设计，而为了金钱他们可以论证任何不道德的观点。那么对于智者们的批判就不该止步于技术层面，更需要对其核心目的进行反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中梭伦和克洛伊索斯对话的深层涵义。这番对话被希罗多德安排在《历史》的开端，奠定了整个作品的基调。学者常被其表面主题吸引，即专注于讨论古希腊的幸福观念，或事件是否真实发生，或《历史》的命运观等。此时伦理道德还未从真理中分离出去，希罗多德并不像后世史家那样只注视干瘪的、死气沉沉的历史实在，而是时刻挂念那丰满的、有血有肉的真理：它不仅仅是真实的，还是善的、美的、让人幸福的。那么，否定金钱能够带来幸福也就有了另一层含义：金钱并不能够达致真理。这不啻为对智者们最直接且根本的反驳。
如此，希罗多德从形式到目的对雄辩术进行了“净化”，使之成为适用于自己回答问题、获取真理的探究方法。在希罗多德的舞台上，问题的回答者们构筑了一个开放的、具有竞争性的环境，真正的答案在不断碰撞中磨砺、显现。但无论是主体的本性，还是答案的内在倾向，以及当时文学体裁的发展状况，都不允许希罗多德以同等的方式对待所有潜在答案，他必然更加详细地书写自己探究的答案。如此，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开篇，就能明白波斯人和腓尼基人其实都担任了与希罗多德进行辩论的角色。
不过，希罗多德并非对每一个问题都采用这一处理方法。如在叙述“居鲁士是怎样的一个人物，而波斯人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而成为亚细亚的霸主”时，希罗多德提到，“据我所知，关于居鲁士的经历，另外还有三种说法，这些说法都和我的说法有所不同”。而对于这三种说法，希罗多德只字未提。另一处文本似乎揭示了他这么做的原因：“这些船员，以及陆军中的士兵，都由各自的地方指挥官领导，但我没有提到他们，因为为了我的历史（historia）的逻各斯（logos），我没有必要这样做。”这里的逻各斯，既有事件逻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名字对事件的发展无关紧要），也有叙述逻辑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名字会阻碍对事件的叙述）。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当某种做法与事件逻辑/叙述逻辑相冲突时，希罗多德都会以后者为首要维护对象。
希罗多德力图维护的是事件的连续性和因果性。由此反观《历史》全书来考察希罗多德的观念会发现，这种连续性和因果性是相互依赖的。因果关系是通过连续的方式进行传导的：A导致了B，B导致了C，C导致了D……于是，当开始回答“希腊人和异族人为什么相互斗争”这个问题时，希罗多德从大流士一世开始，找到了冈比西斯、居鲁士，然后又顺着脉络找到克洛伊索斯、居基斯、坎道列斯。这也是希罗多德探究方法的与众不同之处：波斯人和腓尼基人对战争原因的关注集中于当下的、一次性完成的、直接的原因，而希罗多德则绘制了一条跨越百年的因果脉络来回答问题。所以，虽然很多研究指出，historia一词并非希罗多德首创，早已存在于《历史》问世之前。但这里的分析表明，希罗多德首次将这个概念进行了时间化“改造”，即当其他人仅着眼于当下的直接原因时（我们也可以将之与《荷马史诗》进行对比，后者也仅关注事件的直接原因），希罗多德已经开始放眼“过去—现在”这一范畴，将时间性与因果关系相结合，将因果关系在时间中的运动脉络作为事件的真正动因。
对于同一问题的全新回答，使问题与答案间的耦合关系发生了颠覆性改变。于是，一个崭新的领域被“提问—回答”这个结构迸发出的力量——对“历史”范畴来说，就是因果关系的时间化——开辟了出来。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真正的继承与颠覆，在于他为这一时间化过程提供了一个不指向问题的起点。正是这一变化，“历史”加速形成并逐渐固化为人们易于接受的样子。
历史元结构的偏移：修昔底德对历史的去问题化改造
修昔底德并未使用希罗多德的术语historia，而是使用xynegrapse（ξυνέγραψε），即“收集资料、证据，加以撰述”。对此，学界常认为可能出于两个原因：这一术语与希罗多德有着紧密的关系，修昔底德为与其区分而故意不用；该术语在当时还未发展成专业术语，修昔底德只需将自己的作品与诗歌相区别就足以为其定位。但以上解释似乎都在暗示修昔底德只是为了区别而区别，是一个浅薄的二流史家。这两个假设都无法说明，为什么他有意选用了xynegrapse而非其他概念。
修昔底德的xynegrapse（收集资料、证据，加以撰述）也是“提问—回答”这一结构的产物，但在此出现了偏移，答案成为这一结构中唯一受到重视的部分。答案有一种先天倾向，即通过取消问题来确立自身的合理性、正确性和唯一性。当希罗多德探寻问题的答案时，也不免取消了问题（即忽视了对问题的书写）。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希罗多德来说，虽然他也在探寻真理，但提问行为更多是某种实践，而没有被设想为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被如此设想的历史问题不可能被理论化，修昔底德便是在这一思想理路中完成了影响深远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也使得通过收集资料和证据加以撰述的答案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
xynegrapse有一个被人们忽略的要点：在叙述写作动机时，修昔底德一反希罗多德的做法，在此特意使用了一个动词。所以，他并没有说出“这是我写的历史/探究结果”类似的话，而是变成“修昔底德，雅典人，（收集资料和证据）撰写了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记录他们如何彼此交战”。
这种改变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是修昔底德对历史学进行偏移的重要一步：通过xynegrapse这个动词，修昔底德规避了对答案的问题属性的关注（即避免了像希罗多德那样寻找一个名词来概括自己探究到的答案），从而将自己的写作目的扎根于被书写的客体之上：“我不过是以某种方式忠实地记录了某个客体。”对“记录”概念的使用，使得问题被取消了，答案成为“历史”的全部内容。当答案不再与问题相关联时，即答案不再通过问题确立自己时，它自身将被独立考察。历史写作（答案）的独特性在于，答案的独立性可以顺理成章地归结到客体上——对修昔底德来说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事件。于是，不依靠主体而存在的客体，就成为赋予答案以合理性和正确性的唯一来源。
对客体的单独考察以及记录是需要理由的，于是我们看到，这种对历史学的偏移，使修昔底德的序言出现了显著的不同：他之所以书写那场战争，“是因为他相信这将是一场重大的战争，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记述”。事物自身的特性成为关注点。此处，“重大”（μέγας）一词可以说点明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核心写作理由，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修昔底德总是反复强调所记述战争的重要性：持续时间之长久，影响之深远，规模之宏大，斗争之惨烈等；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他为何会刻意贬低希波战争的规模和时间。
修昔底德对历史学的偏移是系统的。这不仅反映在他言说的答案内容上，更重要的是其言说的形式——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他所说的内容。“这将是一场重大的战争”，对于这个最重要的句子，修昔底德使用了判断句（再一次与希罗多德相异），即通过命题来表述客体的属性。谓语的作用是说明主语，其正确与否（即“是”是否成立）全部仰赖它是否遵循主语自身的性质。这是一种对客体的皈依。而这其实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趋势：因为无法与问题建立起联系，答案不可避免地自视为命题。至于历史真理，则成为赋予命题基本属性的东西。
顺着这条思维脉络，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大”仍是被赋予的属性，还未“深入”到更本质的层面。对于修昔底德来说，他要通过自己所记述的现象去寻找（论证）某种“第一原则”（历史真理），如此才能将“重大”奠基于本质层面，将其根基化。修昔底德找到了“不变的人性”：历史不过是人性的外在表现，最极端的表现最能够反映和凸显人性。所以修昔底德要记录那些最极端（即最重大）的事件。由于修昔底德“发现”了不变的人性，所以他能够比其他所有人（尤其针对希罗多德）更顺利、更完善地记录历史事件。这份自信不仅表现在修昔底德“发现”了历史真理，更在于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在写作之初就意识到人类记忆的局限性，因此才去调查研究，继而产生historia和xynegrapse，这就要求他们采用某种方法来甄别所得到的信息。在采用的方法方面，修昔底德最为人熟知、也最被当代史家诟病的，是他对演说词的“虚构”：“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当代史家的责难不过是一种时代错置。如果我们从历史出发就会发现，修昔底德使用的不过是古希腊数学中经常运用的综合法：从已知的东西开始，到达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对于修昔底德来说，人性就是已知的东西（比如人性是贪婪的、趋利的、自私的……），由此出发，综合各方势力的心态，就能够明白战争的真正原因（比如人性中固有的对他者的恐惧，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亦可综合不同演说者的环境、心态、学识、目的、立场等信息，演绎出需要的答案，回答“某某可能说了什么”这一问题。
分析法和综合法呈现为相反的操作程序，这导致两者的重要不同：分析法从问题出发，综合法则从一个已知命题出发。在回答某一问题时，综合法并不规定如何选取基础命题，所以它并非一种发现解决方案的好方法——因此之故，在数学和绝大部分学科中分析法都优先出场。但对修昔底德的写作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作为源头的基础命题已经具备，所需的仅是结合自己从军、从政时的经验，再辅以各种事情的结果，就可演绎出其中的过程——演说词自不在话下。基础命题和综合法的使用，为修昔底德的历史写作带来了远超希罗多德《历史》的好处：统一、连贯、易读；或者反过来说，由于选取了人性的基础命题和采用了综合法，修昔底德不得不以一种统一的、连贯的方式进行历史写作，代价则是无法像希罗多德那样进行发散的、多种主题的探究和叙述。
综合法是一种由因导果的推理方法，这使得其特别适合于历史写作，但同时也容易让人误以为自己是在按照现实的真实过程进行书写。修昔底德对综合法的使用亦不例外。以科基拉人在雅典公民大会的演说（Ⅰ.32—Ⅰ.36）为例，当修昔底德试图演绎出演说者的话时（回答“科基拉人说了什么”这个问题），主要推理过程为：
1.确认事件的结果：雅典最终与科基拉结盟；
2.从基础命题的角度为事件的结果寻找原因：科基拉人利用了人性的某些特点说服了雅典与其结盟；
3.搜集当时的各种相关信息：希腊人的法律、爱皮丹努斯事件、科基拉和科林斯的海军实力、两大势力的结盟状况等；
4.从人性的角度对3中的信息进行解读，想象科基拉人可以如何对之进行利用：例如，科基拉的海军势力很强，与其结盟将使雅典人获利（自保或称霸希腊世界）；
5.根据4演绎出科基拉人的演说词。
在这一系列步骤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1与2之间的命题性关联及3与4之间的命题性关联都属于论证范畴。这使得修昔底德具有强烈的证据意识：“我在费尽心力探究之后所得到的可信证据，使我确信如下结论……”“我相信，我从上面所援引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总体上看是可以相信的。可以肯定，这些结论比诗人的结论更可信……也比散文编年史家的结论更可信……他们处理主题往往是缺乏证据的，岁月悠悠抹去了它们的历史价值，使其迷失于传说的雾境中。在探讨古代历史时，我们可以要求只用最确凿无疑的材料，得到我们所期望得到的正确结论。”而对于选取证据的标准，他亦有所明示：“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者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
二是步骤5中的演绎属于叙事范畴。修昔底德说自己对演说词的演绎，是让“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演说者所说的话受个人学识、素养、经历、目的、情绪等方面的影响，如果写作者简单地以“各种场合的要求”为由来书写那些话语，自然不是为了复原其真实面貌。所以，所谓的“各种场合的要求”不过是叙事的要求，即叙事的连贯性、流畅性及合理性——同时也为创作者带来便利。
如此看来，修昔底德通过综合法获得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包含论证和叙事两种操作程序，而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张力是修昔底德需要克服的难题，而对这一难题的破解，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魅力之源。此处，修昔底德真正地开启了现代历史学的进程：他将“论证”引入历史学，并赋予其与“叙事”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真实性可以建基于论证范畴，这为历史学未来摆脱神话思维和神学思维提供了基础。通过将历史论证化，修昔底德完成了对历史学的去问题化偏移。但他的遗产是沉重的。一方面，论证范畴的引入为科学理性的“入侵”提供了入口。于是我们看到，在相继克服（或逃避）了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和影响后，科学哲学再次借助语言哲学和叙事学在历史学中登场——库卡宁的后叙事主义史学哲学不过是科学理性的一种当代回响。另一方面，人们从叙事的要求中看到了某种与科学理性相分离的诉求。于是在每次面对科学理性的冲击时，人们都会顺着这个方向去寻找反击的武器（或逃避的道路），解释学、艺术哲学、修辞学、叙事学等渐次成为灵感的来源就不足为奇了。但由于缺乏对问答结构的关注，这些理论终究难以将历史范畴从命题范式思维（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建立）中解放出来，人们所建构的历史终究逃脱不了被当作判断（即有待验证的命题）的命运。只要历史学的问题属性一直被人们忽视，这一矛盾就会一直存在，且无法克服。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历史学，或命题范式中的历史学
如果说历史学的“去问题化”改造肇始于修昔底德，那么为这一思维转向提供思想认证与权威背书的便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认真对待历史学，仅在讨论诗歌时将其作为对比项进行简单描述，尽管这一论述乏善可陈，但考虑到其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是它在表面上与修昔底德对历史学的改造如此契合，因此有必要在此重温这一段话：“历史学家和诗人之间的差别不在于一个用散文书写，一个用韵文创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写成韵文，但改写后的作品依然是一种历史著作，无论用韵文或不用韵文，都是一样的。两者的真正差别在于一个叙述了已经发生的事，另一个谈论了可能会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遍性的事件，而历史则意在记录个别事实。”这段话反映出此时历史已变成一种记录。历史学不再是探究，不再是一种与哲学类似的对真理的追问，它的问题属性已不复存在。
造成这一状况的可能原因大致有三种：其一，虽然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及修昔底德，但他将“历史”与“记录”相匹配，极有可能是受到后者的影响；其二，修昔底德对历史学的改造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已成为普遍认知，亚里士多德也接受了其历史观念；其三，亚里士多德并没有阅读过修昔底德的作品，他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对历史（学）进行了解读，而这种认识（至少在表面上）与修昔底德对历史学的偏移非常契合。
此处需要对第三点进行说明。以往学界只关注这段话的内容，即只研究亚里士多德眼中历史与诗歌的关系以及历史与个别（特殊性）的关系等，而未将其置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进行分析理解。正如米歇尔·梅耶（Michel Meyer）的精彩论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共同完成了对哲学的偏移，使得苏格拉底哲学中十分重要的提问思想让位于解决问题的思想，命题范式思维取代问题思维，于是哲学变成对基本原理的探求，成为形而上学或“第一科学”。在这种思维范式中，各种学说的合理性来源于它们各自与真理及客体的关系，而非它们提出的独特问题以及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和方式，各种学问也因其与真理的关系而被划分等级。于是，历史变成了对客体的记录。虽然亚里士多德所秉持的思想框架与修昔底德不同，但其得出了与修昔底德同样的结论，即历史的目的是记录事件。
无论发生的是上述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就结果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论述仿佛在为“历史”与“记录”的耦合背书，对历史学的性质进行界定。历史成为一种纯物性的存在。一方面，在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一同创建的命题主义思维影响下，人们在回答“历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不断沿袭二人思路。也就是说，在这种思维倾向中，由于历史学放弃了思考提问，所以只得求助于外在事物，以此来肯定自身的根基。在这种肯定行为中，历史学忘记了它其实是对某个问题的回答，只能不断寻求某种外在的东西，如神灵、人性、权威、上帝、档案等，来强化答案的正确性以及唯一性。
也正是在这个思维框架中，近代的历史学开始完全诉诸现象，试图以现象建构自身的客观性，由此排斥其他答案。但现象的多样性以及人类经验的多元性，使得任何答案都无法获得唯一性，而各种新理论的出现，也使推论的路径更加多样，某一答案越来越难以获得绝对的权力去排斥其他答案。这给历史学家带来的焦虑如影随形。
另一方面，命题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底色，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基础性的认知，其影响太过强大，以至于近代历史学家重新发现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时，也只是将提问与回答看作达至客体的某种技术手段，而未将之视为历史学的基本结构以及某种更加根本性的东西。尽管历史学家（如柯林武德以及年鉴学派）认识到问题意识对历史（学）的意义，但因深受命题主义的影响，最终没能恢复历史学的元结构。
柯林武德对主体性的强调，可以说是问题意识的赠礼（只有人才会提出问题）。我们本可期待对于主体的新认知能够反馈到历史学上，但随着“主体的死亡”，问题意识彻底退出了史学理论的视野，降格为一种技术性手段。而语言哲学的兴起，则为命题主义带来新的活力。更恰当的说法是，沿着命题主义的思路，人们找到了语言。在此过程中，历史学被规划出两条道路：科学和诗。而叙事主义的大致研究理路正是如此：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诗的一端，库卡宁则在科学的一端。
叙事主义历史学家们（包括所谓的后叙事主义者）不断强调历史叙事的解释功能，以此论证其合理性，但没有注意到，历史叙事首先是某个问题的答案，其次才是对某些现象的解释。只有从“提问—回答”的结构中，我们才能全面确定某个答案的合理性，它的解释功能才得以彰显并被人们接受。换句话说，历史解释不是在无缘由地解释某个现象，而是通过对现象的解释来回答问题。
问题本身就为回答提供了某种限制性的框架。所以历史叙事所显示出来的解释功能及其限度，其实恰是被问题限定了的，当学者不断尝试建构某些解释的指标（标准性/非标准性、最大/最小解释原则等）去确定历史叙事的合理性或客观性时，实则是在研究某个特定的问题和答案相互耦合时所显示出来的特性。当问题变更时，回答行为的功效亦随之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叙事主义者，也包括那些尝试为历史建立解释理论/解释模型的人）寻找到如此多的评判标准，却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叙事的解释功能问题。这是“提问—回答”结构本身具有的，是该结构历史性地耦合成功时显示出来的东西，而如果放弃了对问题的探究，仅仅研究这一结构中的答案一端，我们就会不断陷入这个永恒的陷阱之中。所以，问题属性才是历史（学）的根基所在——我们也正是在不断地追问中进行当下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