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史学集刊》2026年第2期"古代地中海文明交流研究笔谈"。

主持人语(李永斌)：地中海地区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居住在地中海地区的诸多族群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各古代文明在环地中海地区的互鉴与交流也非常丰富和多样。本组笔谈的几位作者分别探讨了地中海经典称谓“我们的海”的历史建构、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在地中海地区的多元互动与相互影响、语源学视角下古亚述时期安纳托利亚社会的族群交融，以及环地中海地区围绕亚历山大父系叙事的历史记忆、政治神话与族群认同等问题，从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及现代文明对古代文明的接受与传承等方面进行了思考，希望能够为古代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研究提供一些具体案例和思路借鉴。

“地中海”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所指称的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然而，一切自然地理都不可能完全摆脱人为的命名，“地中海”也不例外。从古代希腊罗马时期，一直到近现代，人们对“地中海”这个地理单元有着不同的命名和称谓，实际上赋予了地理单元以历史、政治、民族和文明等内涵，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想象。其中，“我们的海”(mare nostrum)这一经典称谓的历史建构尤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1] 该词汇最初是罗马人在布匿战争期间征服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后，用来指代第勒尼安海的一个名词。到公元前30年，罗马的统治范围已经从伊比利亚半岛扩展至埃及，“我们的海”开始被用来指代整个地中海。[2] 由于罗马帝国在世界历史中的重大影响力，“我们的海”这一概念不断被学者们重新运用和阐释，甚至一些近代学者在翻译古代希腊典籍时，也会将希腊文中未明确表达所有权关系的地理指代含义，译为“our sea”。[3]本文在详细考察古代希腊罗马文本中对地中海的不同称谓和相关表述的基础上，重点探究“我们的海”这一经典概念在历史上是如何被建构的，以及这种建构所反映的知识结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一、古代希腊文本中关于地中海的称谓与描述

在古代希腊文本中，并没有一个等同于“地中海”(Mediterranean)的固定专有名词。古典时代的希腊作家站在自己所处的视角来观察和描述“地中海”的某一片区域，因此多用“这片海”(τήνδε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之类的词汇。在《历史》第一卷中，希罗多德在叙述腓尼基人从红海迁徙而来时，便称地中海为“这片海”，使用的希腊文形式是介词＋宾格的短语：

(根据在历史学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以前住在埃利特莱海(即红海)沿岸的这些人(即腓尼基人)，在迁移到这片海(ἐπὶ τήνδε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并在他们现在仍然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后，便立刻开始远航的旅程。[4]

在《历史》第四卷中，希罗多德两次使用了介词＋属格的短语这一指示性表达，描述了从腓尼基向西延伸的海岸线的情况：

从波斯地区到腓尼基，有一片辽阔的土地。从腓尼基出发，这片陆地经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一直沿着这片海(διὰ τῆσδε τῆς θαλάσσης)向前延展。在这片陆地上，仅有三个民族。[5]

从这片海(ἀπὸ τῆσδε τῆς θαλάσσης)到埃利特莱海只有十万奥尔巨亚，也就是说，一千斯塔狄亚。[6]但过了这一狭窄地带，名为利比亚的岬角却十分宽阔。[7]

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谈及人类实际居住的区域，用“从法西斯河到赫拉克勒斯之柱”来界定这一区域，随后又以“这一片海”指代希腊人所环居的海域：

我们这些居住在法西斯河与赫拉克勒斯之柱之间的人，如同池塘边的蚂蚁或青蛙，栖居于这片海域(περὶ τὴν θάλατταν)的一隅，而许多其他族群也散居于诸如此类的区域。[8]

在《气象学》第二卷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内海”水流与地形的关系，他写道：

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内的整片海域(Ἡ δ᾽ ἐντὸς Ἡρακλείων στηλῶν ἅπασα)的水流取决于海底的深度和河流的水量。[9]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使用“大海”或“地中海”这样的称谓，而是说“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内的整片海域”。洛布古典丛书的译文直接将其译为 “整个地中海”(the Whole Mediterranean)。

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和斯特拉波(Strabo)则在沿袭古典时代希腊作家描述方式的基础上，开始给“这片海”加上了“我们的”(ἡμᾶς)之类的修饰语。波利比乌斯以“我们这边的海”(τῆς καθ’ ἡμᾶς θαλάττης)为基准描述了他所认为的人类居住地的分区，即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大致被认为是现代的非洲)三个不同区域，三个区域的分界线分别是塔纳伊斯河(即现代的顿河)、尼罗河，以及赫拉克勒斯之柱所在的海峡。

(亚细亚和利比亚)占据了我们这边的海(τῆς καθ’ ἡμᾶς θαλάττης)的南边，自东向西延展……欧罗巴位于亚细亚和利比亚的对面……从“我们这边的海”一直延伸到“外海”。[10]

在《地理志》中，斯特拉波在重新讨论“有人居住的世界”(ἡ οἰκουμένη)时，认为陆地被外海(ὁ ἔξω ὠκεανός)所环绕，并指出外海向大陆内部伸入，形成多个海湾(κόλποι)。其中规模最大者共有四个，前三个分别为北方的里海，南方的波斯湾与阿拉伯湾，以及以黑海为中心的内海区域。第四个海湾远较前三者更为宽广，斯特拉波称之为“内海，或者我们的海”(ἡ ἐντὸς καὶ καθ’ ἡμᾶς λεγομένη θάλαττα)。[11]

希罗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时代的作家在记录或讨论不同族群的历史时，所提到的“这片海”多为地理性描述，这种提法或许有一定的政治或文化含义，但并不明确。然而，随着公元前4世纪晚期亚历山大的东征和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共和国在地中海世界霸权的建立，希腊化知识精英的知识结构与历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中海政治割据局面的结束，促使波利比乌斯和斯特拉波等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从“地中海世界”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不同区域在地中海政治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12]因此，波利比乌斯和斯特拉波笔下的“地中海”就从古典时代的“这片海”变成了“我们这边的海”。

二、古代拉丁文本中关于地中海的称谓及其演变

到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时代，随着“地中海”事实上已成为罗马的内陆海，人们对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单元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关情况，以及这个地理单元所承载的历史、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内容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因此，在古代拉丁文本中，关于地中海的称谓与描述更加丰富和多样。

恺撒在《高卢战记》中记载，公元前54年，在卢修斯·多米提乌斯(Lucius Domitius)与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担任执政官期间，恺撒按惯例离开驻地前往意大利。他命令各军团的副将务必在冬季建造尽可能多的船只，并对旧船进行维修。恺撒亲自规划了这些船只的尺寸与造型：

为便于货物装卸，他将这些船只设计得比我们的海(nostro mari)上惯用的船只略小；尤其考虑到潮汐频繁变化导致当地涌浪较小，他特意将船体设计得比其他海域(utimur maribus)使用的船只稍宽，以便运输货物和大量马匹。[13]

恺撒这里所称的“我们的海”，是一个与“其他海域”相对应的指示性名词，并不必然意味着恺撒已经具备对地中海的整体认识或带有某种所有权或政治主权宣示之意。

撒路斯特(Sallust)在《朱古达战争》中谈及非洲被各个族群先后占据时写道：

米底人、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乘船进入非洲后，占据了离我们的海(nostro mari)最近的区域。然而波斯人却选择在更靠近外海(Oceanum)的地方定居。[14]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海”，也是与“外海”相对应的指示性名词。“Oceanus”本来只有“海洋”之意，在这里指的是包围着罗马人已知世界的“外海”，也就是大西洋和印度洋，与之相对应的“我们的海”就具有指称之外的“内海”的含义，尽管撒路斯特并未明确使用“内海”一词。

明确将“外海”(Oceanus)和“内海”(maria interiora)相对应的是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他在《自然史》中通过对“外海”与“内海”的区分，来说明世界的海洋结构：

地球的整个环流系统分为欧洲、亚洲和非洲三个部分，起始于西边的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在此处涌入并扩散到内海(maria interiora)。[15]

普林尼使用“内海”来指称位于三大洲之间的海域，即今日地中海所在的范围。他在这里用了一个复数形式，因为地中海在普林尼时代被视为一个由西地中海、东地中海、爱琴海、亚得里亚海和黑海等组成的“内海复合体”，而非独立的拥有专属名称的海域。

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在《反异教徒历史七书》中，以“我们的海”(mare nostrum)与“大海”(Magnum)来指称地中海所在的海域，并将其置于横跨三大洲的世界格局中加以描述。“我们的海”是其中最直接的称谓，用于指代与亚洲、叙利亚及埃及相邻的内海：

亚洲三面环海，横跨东方全境。其右翼向西延伸，北接欧洲，左翼与非洲相接。埃及与叙利亚这边则是我们的海(mare nostrum)，即世人所称的大海(Magnum)。[16]

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在《词源学》中沿袭了普林尼时代“外海—内海”的地理框架，将地中海描述为自大洋内流、贯通南北、延展至东方的“大海”(Mare Magnum)：

“大海”(Mare Magnum)是自西向南流经海洋，再向北延伸的海域。它被称为“大海”，是因为所有其他海洋相比之下都显得更小。[17]

随后，他指出这片海也被称为“Mediterraneum”，这一名称源于“mediterraneus”(意为“位于陆地之间的”)，因为它“贯穿陆地中央直抵东方，并分隔欧洲、非洲与亚洲”。这里的Mediterraneum是mediterraneus的中性单数形式，在此被名词化了，用来指代这一海域。伊西多尔在《词源学》中的记载，常被视为中世纪学术传统中“地中海”(Mediterraneum)作为独立地理名称而逐渐明确化的重要标志，甚至被认为是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明确使用。

正如英国地中海史学者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和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urcell)在《堕落之海》(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中所言，古典时代希腊作家对地中海的认知反映了公元前4世纪的相对主义观念。到了罗马时代，对地中海的认知则是罗马自我中心主义的重要体现。罗马人将地中海视为“我们的海”的说法，构成了政治和文化演进历程中的一部分。通过这一历程，罗马人逐渐将罗马所处的空间视为围绕地中海分布的、有人居住的世界(Oecumene或Orbis Terrarum)的中心。[18]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以及日耳曼人与阿拉伯人先后入侵帝国疆域，曾作为连接欧亚非古代文明纽带和文明交流场域的地中海，逐渐演变为分隔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两大敌对世界的边界。这片海域周边的民族、文明、宗教和商贸活动都被分隔开来，地中海很难再被称为“我们的海”了。伊西多尔在《词源学》中所使用的Mediterraneum一词，包括这一词汇所蕴含的“陆地之间的海域”的含义与引申意义，逐渐成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固定认知。

在中世纪的地理观念中，地中海不仅被视为三大洲之间的中央海域，而且被赋予了强烈的宗教意义。中世纪最典型的地图类型“TO世界地图”，就以地中海为“T”形竖线，将亚洲、欧洲和非洲分隔开来，其结构直接来源于伊西多尔《词源学》中的世界模型，并与圣经中“耶路撒冷位于列国中央”的叙述相结合，使地中海在象征意义上与“世界中心”相联系。在“TO世界地图”中，T字的竖线象征地中海，是将三大洲自然分隔并构成整个世界结构的核心轴线，这一海域通常以拉丁文Mediterraneum标示。与地中海同处中心位置的，则是以中古拉丁文缩写Ier

lm所表示的耶路撒冷。该缩写被精确置于“T”形结构的交叉点，使耶路撒冷成为三大洲的汇合焦点。在这一传统地图中，地中海不仅是三大洲的地理分界，而且是维系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的象征性轴心。耶路撒冷则作为宗教中心，被镶嵌在这条轴线的几何中心。地理结构与神学意义在此高度重叠，形成了中世纪欧洲理解“世界秩序”的基本图像范式。[19]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俗语与文学作品中，现代意义上的“地中海”称谓开始在法语和英语等民族语言中定型。这一时期的作者不再沿用古典拉丁文的mare magnum、mare nostrum或maria interiora等称谓，而是直接采用民族语言中新出现的固定专有词汇，如法语名词mer Méditerranée[20] 与英语名词the Mediterranean。[21]这些称谓脱离了形容词mediterraneus的语源结构，成为具有明确专指功能的通俗地理概念。

三、“我们的海”的历史建构

尽管“地中海”在当代已经成为一个通俗地理名词广泛流传，但是“我们的海”作为一个经典概念在某些特定领域依然存在。现代学者在翻译古代希腊文本时，往往还会将希罗多德等人所用的“τήνδε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等指示性地理表达译为“地中海”或“我们的海”。

以希罗多德《历史》的英译本为例，可以看到“我们的海”在特定历史时期依然是对地中海的经典称谓。1860年出版的《历史》的劳林森(George Rawlinson)译本在19世纪具有广泛影响力，作者采用了解释性地理译法，将希腊文“ἐπὶ τήνδε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直接译作the Mediterranean。[22]1890年出版的麦考利(George C.Macaulay)译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学术界和读者中广为流传，作者在处理希腊文“τήνδε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时，并未将其解释为专有名词性质的Mediterranean，也没有采用逐字直译的方式，而是将其译作“this sea of ours”，增加了一个表示“我们的”所有格代词“ours”。[23]德塞林库尔(Aubrey de Sélincourt)于1954年为企鹅古典丛书翻译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在处理其文本中涉及地理指示的若干表达时，采用了名词the Mediterranean的译法。[24]该译本在1996年由约翰·马里科拉(John Marincola)修订出版并多次再版，[25]成为英语世界最为流行的《历史》译本。出版于1987年，在20世纪后期颇具影响力的格林译本在处理希腊文“τήνδε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时，没有译出希腊语词汇“τήνδε”，而是使用了一个所有格结构的代词，将其译为“our sea”。[26]

与希罗多德的《历史》英译本倾向于增加一个表示所有格的代词相反，舒克伯勒(Evelyn S.Shuckburgh)的波利比乌斯英译本，在第三卷第三十七节有关地理分区的段落中多次将带有表示所有格代词的“我们这边的海”(τῆς καθ’ ἡμᾶς θαλάττης)译为the Mediterranean。[27]

在希腊语中，“ἡμᾶς”在修饰自然物或地理实体时，往往带有“与我们这一侧相关”的方位含义，可以理解为一种“地点相关性”，不一定是现代意义上表示所有权的“占有”。与之相类似，拉丁语nostrum在其他语境中可以明确表示所有权，而在地理用法中也可以表示“我们这边的海/岸”等非占有式的定位功能。从语义学角度看，“our sea”这一英译传统本身并不一定带有强烈的政治含义。因此，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霍登和珀塞尔等学者在讨论“ἡ καθ’ ἡμᾶς θάλασσα”时，常将其解释为“our sea”，以凸显“位于我们这一侧”的地理定位功能。这类注解性解释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古代世界在地理感知上所体现的相对性与方位性。

关于拉丁文本中的mare nostrum是否直接来自希腊语“ἡ καθ’ ἡμᾶς θάλασσα”，在古代文本中并没有明确线索。但是意大利拉丁语学者特拉伊纳(Alfonso Traina)和皮耶里(Bruna Pieri)认为，至少在古代罗马，mare nostrum这个名称从未与帝国权力或罗马人扩张的野心相联系，而主要用于对地理疆域的指称。罗马人之所以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是因为这片海域近在咫尺且为人熟知，与遥远未知的海洋形成鲜明对比，而罗马人并未将其转化为政治意义上的主张。特拉伊纳等人还进一步指出，古代拉丁文本中现存唯一一处使用mare nostrum来指代被征服或者拥有主权的海域的确切记载，并非出自罗马人之手，而是来自他们的头号宿敌、迦太基的将军汉尼拔。在李维(Livy)的记载中，汉尼拔对塔兰托人说道：“我们的海(mare nostrum)如今已沦为敌人的战场；我们将在这片海域构筑防线，或迅速收复失地，或与敌军同归于尽。”[28] 至少在军事行动层面，地中海正是这位迦太基最著名将军的“领地”。[29]

英国国际法学家阿洛特(Philip Allott)认为，传统语法中将“our”归为所有格代词，这种分类掩盖了代词的不同用法。在诸如our country、our world和our sea等短语中，“our”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参与性代词”(participatory pronoun)，表示共同体与对象之间的关联，而非占有关系。他将这一语义区分置于历史语境中，指出古罗马人在称地中海为mare nostrum时，nostrum一词可能包含某种“罗马式的世界公民意识”(Roman cosmopolitanism)，带有一种共同体的意味，而非严格的所有权指示。[30]

到19—20世纪，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mare nostrum进行了政治化再阐释，使其内涵成为具有强烈政治含义的“(属于)我们的海”。自意大利统一运动以来，古代罗马人所称的“我们的海”被反复塑造为地中海帝国想象的象征话语，在法西斯时期更成为扩张主义的核心口号。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欧洲盛行之时，一些政治家开始用mare nostrum来表达对古代罗马征服地中海的赞美。虽然古代文献基本无法证明“我们的海”这一表述是罗马帝国主义的象征，但是现代民族主义者却试图充分证明二者之间关联的合理性。在意大利统一运动及其后的历史发展中，mare nostrum这一古典称谓逐渐具有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的色彩。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人及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在1871年写道：“当迦太基被推翻后，地中海被称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o)，罗马的旗帜在亚特兰蒂斯的峰顶上飘扬。”[31] 德国语言学家维希(Oskar Weise)在1909年出版的《拉丁语的特征》一书中提到，“罗马人自豪的自我意识体现在将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的命名之中”。[32]

随着20世纪初意大利在北非进行的政治扩张和殖民侵略活动的深入，mare nostrum一词的政治化含义越来越突出。在1911—1912 年利比亚战争前后，mare nostrum被民族主义者用来“拉近”意大利与北非之间的地理和历史距离，成为政治宣传中回忆古代罗马帝国荣光的重要表达形式，旨在服务于意大利的殖民扩张需求。[33]这一时期著名的民族主义代表人物是意大利民族主义协会的创始人恩里科·科拉迪尼(Enrico Corradini)。他在1911—1912年意大利入侵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时期撰写了很多关于所谓意大利帝国的文章，出版了四卷论文集，包括《意大利的渴望》(Il volere d'Italia)、《的黎波里的时刻》(L'ora di Tripoli)、《的黎波里的征服》(La Conquista di Tripoli)和《新帝国的征途》(Sopra le vie del nuovo impero)。在这些作品中，他将意大利对非洲的帝国主义政策视为意大利国内问题的解决方案。科拉迪尼是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后来又成为著名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常被视为墨索里尼运动的思想先驱。[34]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意大利法西斯的帝国主义势力借用“我们的海”这一概念，试图将现代意大利帝国主义的根基深植于古典文明的权威之中。法西斯政权通过长期垄断媒体，持续对古代罗马历史进行模棱两可的宣传，号召意大利人再现罗马帝国昔日的伟大。“我们的海”这一理念在精英阶层和大众层面都得到广泛推崇，被夸大的历史优越感也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在教育领域，这些宣传计划极大地激发了年轻人的所谓“爱国”热情，以至于在1925年意大利小学教科书课文的招标中，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众海之子：我们的海》(Fa di tutti i mari, il mare nostro)竟以压倒性优势胜出。[35]

意大利罗马研究院(Istituto di Studi Romani)在20世纪40年代初曾出版了一系列题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 的小册子，将意大利在地中海的战争置于古代地中海的历史背景中进行比较，专供意大利军队参考，而军队的口号则是“让地中海回归罗马”。在一本关于“现代迦太基”的小册子中，意大利将二战期间的英国人比作迦太基人，而意大利法西斯则扮演着罗马的角色——英国和迦太基帝国通过海上力量建立了商业帝国，代表了贪婪的功利主义，与罗马和意大利理想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本小册子则通过强调突尼斯在古代罗马时代的历史，为意大利在二战期间占领这个北非国家提供了合法性依据。[36]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意大利法西斯的覆灭，mare nostrum这一概念所承载的政治含义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沉寂。[37]在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海”的概念已开始转变为更加多元的“他者的海”(Mare Aliorum)。[38]

结　语

“我们的海”这一概念，本来是古代希腊拉丁文本中的方位和地理指称性概念，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被“地中海”这一名词所取代，又在近代民族主义和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中得到重新运用和阐释，成为一种借助古代罗马的帝国主义来为近代帝国主义服务的工具。[39]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民族主义者在政治宣传中强化了mare nostrum的政治含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学者理解和处理古代希腊文本中对于地中海的称谓，一些古典文本的现代译本将纯粹指称意义的“τήνδε τὴν θάλασσαν”等词汇翻译为“our sea”。当代读者在面对古典文献英译文本中的“our sea”这一词汇时，往往又不自觉地以现代政治化的拉丁词汇mare nostrum的含义来理解古代希腊文本，从而造成历史语义的错位。

被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的mare nostrum一词，掩盖了地中海作为文明交流场域的重要特征。实际上，古代希腊拉丁作家在谈及“这片海”“我们这边的海”“我们的海”等地理概念时，虽然也有政治和军事的语境，但是大部分时候是在讨论古代地中海世界各族群之间的地理关系，尤其是这种地理关系所承载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活动。在厘清“我们的海”这一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政治化过程的基础上，更重要的工作是深入研究地中海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具体内容，以及这些交流互鉴活动所反映的地中海作为文明交流场域的特性。

  作者简介  

   李永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典时代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互鉴与交流研究”(24&ZD301)；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西方古典学”(2024JXZ008)

[1]参见Vaso Seirinidou, “The Mediterranean,” Diana Mishkova and Balázs Trencsényi, eds., European Regions and Boundaries: A Conceptual Histo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7, p.87; Claudio Fogu, “From Mare Nostrum to Mare Aliorum: Mediterranean Theory and Mediterraneism in Contemporary Italian Thought, ” California Italian Studies Journal, Vol.1(2010), pp.6-8。

[2] Olga TellegenCouperus, A Short History of Roman Law, London: Routledge, 1993, p.32.

[3]英语中的“our”一词在地理代称中可能具有不同的语义功能：一是方位词，用于标识说话者所处的观察立场，在此处的语义更接近“this side of the sea”(海的这一边)，并不必然包含所有权或政治含义；二是表示所有权，明确将相关对象理解为“属于我们”，在此处的语义更接近“the sea that belongs to us”(属于我们的这片海)。

[4]Herodotus, Vol.Ⅰ, trans.by A.D.Godley, London: Willian Heinemann, 1920, pp.2-3.本文所引希罗多德的《历史》文本，除了论及不同译本的不同之处外，其余皆采用此译本。

[5]Herodotus, Vol.Ⅱ, trans.by A.D.Godley, London: Willian Heinemann, 1921, pp.236-237.

[6]奥尔巨亚和斯塔狄亚都是古希腊的长度单位，此处所描述的距离约185千米。

[7]Herodotus, Vol.Ⅱ, trans.by A.D.Godley, pp.238-239.

[8] Plato, Phaedo, trans.by Harold North Fowl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74-375.

[9] Aristotle, Meteorologica, trans.by H.D.P.Le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128-129.

[10] Polybius, Histories, Vol.II, trans.by W.R.Pat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86-87.

[11]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1, trans.by Horace Leonard Jo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466-469.

[12]吕厚量：《古典文化史中的西西里形象嬗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5日，第5版。

[13] Caesar, The Gallic War, trans.by H.J.Edwa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232-233.

[14]Sallust, trans.by J.C.Rol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72-173.

[15] Pliny, Natural History, Vol.2, trans.by H.Rackha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4-5.

[16] Paulus Orosius,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trans.by Roy J.Deferrari,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p.7.此处的Magnum意为“大”“巨大”“伟大”，省略了前文提及的mare(海)。

[17] Stephen A.Barney, et al., The Etymologies of Isidore of Sevil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77.

[18] [英]佩里格林·霍登、[英]尼古拉斯·珀塞尔著，吕厚量译：《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上册，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19]关于中世纪“TO世界地图”示例，参见Medieval World Maps (TO Maps), Yale Beinecke Library, https：//beinecke.library. yale.edu/article/medievalworldmapstomaps, 2025-12-25。

[20]在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出版的《巨人传》中，拉伯雷使用了“la mer mediterranee”一词，作为一个地理专名来指称地中海，在文本中以“定冠词＋专名”的形式出现。参见Francois Rabelais, Le Quart Livre, Lille: Librairie Giard, 1947, p.316。

[21]在1611年出版的《暴风雨》中，莎士比亚以成熟和定型的方式使用了“the Mediterranean”这一专名，以“定冠词＋专名”的结构指称地中海。参见William Shakespeare, The Tempest, Virginia Mason Vaughan and Alden T.Vaughan, eds., London: Arden Shakespeare, 2001, p.166。

[22]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Vol.Ⅰ, trans.by George Rawlinson, London: John Murray, 1862, p.122.

[23]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Vol.Ⅰ, trans.by George C.Macaulay, London: Macmillan, 1890, p.3.

[24]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by Aubrey de Sélincourt,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5, pp.106, 114, 165, 254.

[25]参见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by Aubrey de Sélincourt, revised with introductory matter and notes by John Marincola,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6。

[26] Herodotus, The History, trans.by David Gre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33, 117, 239.

[27] Polybius, The Histories of Polybius, trans.by Evelyn S.Shuckburgh, Cambridge: Parentheses Publications, 2002, pp.150-151.

[28] Livy, History of Rome, Vol.VI, trans.by Frank Gardner Moo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p.382-383.

[29] Alfonso Traina and Bruna Pieri, “‘Mare nostrum’: Leggenda e Realtà di un Possessivo,” Latinitas, Series Nova, Vol.2(2014), pp.13-18.

[30] Philip Allott, “Mare Nostrum: A New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86, No.4 (1992), pp.764-787.

[31]参见Alfonso Traina and Bruna Pieri, “‘Mare nostrum’: Leggenda e Realtà di un Possessivo,” p.17。

[32] Oskar Weise, Charakteristik der Lateinischen Sprache, Leipzig und berlin: Teubner, 1909, p.21.关于现代作者以帝国主义视角解读罗马人所称呼的“我们的海”, 参见Alfonso Traina and Bruna Pieri, “‘Mare nostrum’: Leggenda e Realtà di un Possessivo, ” p.13。

[33] Samuel Agbamu, “Mare Nostrum: Ita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of Ancient Rome in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ies,” Fascis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scist Studies, Vol.8(2019), pp.250-274.

[34] Samuel Agbamu, “Mare Nostrum: Ita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of Ancient Rome in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ies,” pp.257-258.

[35] Aurora Roscini Vitali, “The Myth of ‘Mare Nostrum’: Themes and Exhibitions, Legacy and Experiment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terranean Fascist Italy,” Artl@s Bulletin, Vol.10, No.2(2021), p.179.

[36] Samuel Agbamu, “Mare Nostrum: Italy and the Mediterranean of Ancient Rome in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ies, ” p.264.关于这一时期罗马研究院对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宣传, 参见Jan Nelis, “Back to the Future: Italian Fascist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oman Past, ” Fascis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scist Studies, Vol.3(2014), pp.1-19。

[37]在其他意义上，对“Mare Nostrum”这一术语的使用仍然存在。2013年10月意大利政府启动了名为“Mare Nostrum”的大规模搜救行动，旨在防止每年从非洲前往欧洲的数千移民遇难。

[38] Claudio Fogu, “From Mare Nostrum to Mare Aliorum: Mediterranean Theory and Mediterraneism in Contemporary Italian Thought, ” pp.1-23.

[39]如前文所言，所谓的罗马帝国主义，实际上是近代帝国主义强加给古代罗马的一个概念，是以现代殖民扩张的标准来衡量古代罗马的扩张，严重混淆了罗马帝国与近代殖民帝国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