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最早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其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说明，对货币起源及其本质的理解，对货殖的批判及其克服与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关系。禁锢于实体性思维，亚里士多德对价值形式的理解以奴隶制社会的永恒性为前提，对劳动的轻视使其难以对已经得到一定发展的商品经济作出正确解释，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形式现象学”。马克思以关系性思维突破实体性思维，赋予劳动以人之为人的积极的、自由的和现实的本质，在揭示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探究了价值形式的构造机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其指认为人的片面化和抽象化的真正根源，为人之“自由个性”的全面解放指明了方向，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形式辩证法”。从“价值形式现象学”到“价值形式辩证法”，马克思实现了“价值形式”的革命。
关键词：劳动/ 实体性思维/ 关系性思维/ 价值形式现象学/ 价值形式辩证法
原文出处：《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7期 第33-40页
作者简介：那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后（长春 130012）；白刚，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长春 130012）。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项目“马克思劳动辩证法研究”(24FYB013)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价值形式的阐释不仅被认为“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①，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成就”②。因此，价值形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对象与方法等问题一直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热议的焦点。但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上述问题的阐释，或从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超越入手，强调马克思实现的经济学范畴批判的革命性；或从黑格尔哲学的视角切入，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体系逻辑的运用；而相对弱化或忽视了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古希腊思想渊源，尤其是被马克思称为研究价值形式第一人的亚里士多德。故而，本文拟突破传统的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现代来源——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思路，深入到古希腊思想的广阔思维视野中，构建起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对话的桥梁，全面地诠释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思想内涵和实践智慧，以期更为清晰地展现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科学确切性”。
一、亚里士多德：“商品二重性”的萌芽——“价值形式”的诞生
对经济的研究一般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在充分吸收苏格拉底、色诺芬和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创造性地从主体间性视域分析经济活动，实现了经济研究重心从“使用”向“交换”的转移。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从社会性定义货币为“社会约定”的产物的哲学家，不仅揭示了经济交换的形式矛盾，更展现了人类对价值形式认知的雏形。
苏格拉底在探讨主体需要的满足时，揭示出物是用以维持生活的有用的东西——“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③；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将物是否对拥有者有利作为判断其价值的根据——“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证物品交换的起源时，从满足人的需要的角度指出了物具有某种用处——“带去人家所需要的东西换人家所能给的东西”⑤。我们可以看到，前亚里士多德哲学家们只看到了物具有的使用价值，且是在依据个人所处的情境、主观偏好判断“物”(客体)是否对“我”(主体)有用的意义上定义使用价值。与这一主客体二分的视角不同，亚里士多德创造性地从主体间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物品具有使用和交换两种属性——商品二重性的最初萌芽。他把物的使用价值看作物本身的自然属性，和拥有者“我”所处的社会条件、心理状态无关。正因如此，一物对“我”无用，却因为对另一主体“他”具有使用价值而可以和另一主体“他”所拥有的物相交换。亚里士多德敏锐地意识到，物的自然属性在本质上是不可通约的，但是交换的公平性又需要以某种“等同性”为前提，使其在量上可以比较，这一量的比例即为交换价值。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已经隐约地说明了价值的存在，可惜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认的：“亚里士多德没有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⑥他没能触及价值的社会本质，而是退回到前人的视域中，从“需要”解释价值，“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由某一种东西来衡量。这种东西其实就是需要”⑦，即将价值归因于物的自然属性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能力，实质是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亚里士多德更是误将货币视为可通约性的根源，认为货币能赋予异质物等同性。我们知道，货币不过是商品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能与其他商品交换，只是因为其同样具有等同性与可通约性。虽然亚里士多德陷入用价值(货币)解释价值的悖论漩涡，止步于说明价值形式的存在，没有能够科学地回答价值形式得以成立的原因，却首次将交换行为的逻辑抽象化，最早触及了价值形式的根本问题——如何通过抽象实现异质物的等同。这一质的不可通约性与量的可通约性的辩证矛盾后来被马克思发展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即商品交换中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虽然亚里士多德没有发现货币只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的物化表现，但是他对货币的理解仍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熊彼特所言，所有货币理论史，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⑧他挑战了将货币等同于贵金属的朴素观念，提出货币的价值并非源于其物质载体，而是源于“社会约定”。尽管他认为这种约定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未进一步追问其背后的生产关系，但其历史性视角为后世学者(如马克思)探索价值形式的历史演化(从简单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理解货币作为“社会关系”的载体开辟了道路。
基于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发现，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交换活动——经济和货殖。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考察了交换价值发展的过程。首先是自然发展起来的物物交换，在这一阶段，交换的目的是满足交换双方相互的需要，“从前的人们各自所有的各种物品，或者太少或者太多：因此以有余换不足”⑨，并以此为限度。随着简单交换的发展，交换距离拉长、交换物品体积扩大、出现了保存和运输困难等情况，人们之间的交换就需要借助一种媒介(本身有用而又便于携带的货物)——货币(钱币)。亚里士多德注意到，在以上两种交换形式中，交换价值对于使用价值是一种从属关系，即交换价值是实现使用价值的手段。随着交换的发展，贩卖商发现了在物品供求双方获取最大利润的方法，扭曲了货币服务交换这一自然目的，使其成为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并最终发展至极端的方式，由钱生钱的钱贷。在钱贷这种交换方式中，商品消失不见，货币仿佛拥有了一种魔法——能够自行增殖。在后两种交换形式中，交换价值逐步蜕变为使用价值的目的和主人。亚里士多德将前两种以使用价值(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交换活动称为“经济”，在他看来，这种“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⑩的有节制的、有限度的活动服务于人的自然需要的满足，是合乎自然、人性的。而后两种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货殖”及其极端方式“钱贷”，无限地、无止境地追求货币(财富)，甚至在没有具体物质财富的生产或转移的地方收取高额利息，是罪恶贪婪和不劳而获的象征，必然成为家庭和城邦的腐蚀性因素，其不合乎自然且不正当性应该受到谴责。(11)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们之所以向往聚敛财富这种无节制的、无限度的致富方式，具有以下两点原因：其一，他们只知重视生活而不知何者才是优良生活，因此面对无穷尽的生活欲望，他们就想象一切满足生活欲望的事物也无穷尽；其二，有些人虽已有心向往“优良”(道德)生活，却仍旧不能忘情于物质快乐，知道物质快乐需要有财货为之供应，于是投身赚钱的事业。(12)面对不可避免的违反自然、人性的货殖，亚里士多德表达了坚决的反对。他提出由中产阶级执政，通过构建道德体系来制约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追求财富的欲望，规范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中产阶级具有优良的道德德性，因为“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13)，会以实现城邦公民的幸福作为自己的执政目的。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货殖的批判仍旧在前人的理论框架——“经济从属于政治”——中打转，“家庭的全部经济活动都被置于‘促进人的善德’这一政治伦理目的的统摄、衡量之下”。(14)苏格拉底身体力行，坚持最有节制的生活；色诺芬反对雅典民主政治推行的发展商业和扶植货币经济的方针；柏拉图则主张将个人财富限制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批判无休止地追求财富的增殖会使人丧失德性，走向罪恶，导致城邦不稳定。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将经济视为城邦实现“善”的手段，强调经济活动必须符合节制、公正等德性原则，其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是为了在已有的国家政体中找到最好的政治体制，最大化地实现个体的优良生活。这种批判虽然基于古希腊的自然经济伦理观——对自给自足的推崇，却预言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普遍困境——货币从交换媒介异化为侵蚀社会关系的支配性权力。当代学者如卡尔·波兰尼在批判市场经济时提出的“嵌入性”理论，亦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经济活动脱离社会结构的警惕。这种将经济问题伦理化的思路，虽然可能削弱对经济规律的科学分析，但对于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构建仍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目的是“人”的问题，即论证“财富”如何使“人”认识并实践作为普遍规范的“善”。在本质的意义上，正是通过回归亚里士多德思想，马克思才得以扭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财富”，构成以“现实的个人”为内容，以“没有限度的资本运动”为批判对象，以“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5)为目的的价值形式理论。
二、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的发现——“价值形式”的升华
既然亚里士多德已经看到物的交换得以可能是因为交换的物中具有某种“等同性”，马克思自然不能满足于对异质的物的自然属性——使用价值的分析，而是沿着亚里士多德的未竟之路，科学地回答了价值形式成立的原因——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从亚里士多德止步的地方——交换价值——深入至生产领域，揭露了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秘密——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生产关系；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性及其解放。
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构成马克思价值形式研究十分重要的基础。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是一种二重的存在，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前者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活动，是商品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6)；后者作为生产“价值”的活动，是不因自身的特殊形式，也不因产品的特定种类而有所区别的、纯粹的、无差别的劳动，是商品得以交换的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交换价值只是两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是交换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交换得以可能的原因，“1夸特小麦=a英担铁”这个等式意味着在这两种使用价值不同的物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是人类在生产上耗费的劳动。马克思说出了亚里士多德没有说出口的那个东西，那个“等同性”不是什么神秘之物，也不是主体人的需要，而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抽象劳动。马克思非常重视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将其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7)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解释社会财富来源和性质的问题上已经能够科学地把握劳动的现实维度，将“一般劳动”视为“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18)但是，亚当·斯密始终不能明确区分耗费的劳动和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李嘉图则过于关注劳动与价值的数量关系，用劳动的量的差别掩盖了质的差别。在一定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站在相同的立场——只是对历史和现实作了非批判的实证分析。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把现存的生产关系说成是天然的，是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19)
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执着于交换领域对价值形式进行的“直接性”和“外在性”把握，马克思深入生产过程“G-W(Pm+A)-W’-G’”，论证了“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交换的目的绝非什么政治伦理问题，而是因为“交换价值”已经取代“使用价值”成为生产的目的，这种以价值增殖为生产的目的是包括奴隶制生产关系、封建制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内的一切剥削的、奴役的生产关系的本性。首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了“前提性反思”，揭示了劳动被抽象为衡量价值尺度的社会历史过程：劳动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前提是生产关系的私有制。马克思将这一图景再现出来：资本用暴力的手段使原本依附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与其生产条件分离，生产资料完全归资本家所有，摆脱了封建奴役的直接劳动者除了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外被剥夺了一切。迫于生存，他们只有与资本家达成协议，以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从资本家那里换取生活资料，资本家则获得了把工人的感性生命转化为劳动时间这一权利。继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了分析，揭示了隐匿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殖秘密。资本家在市场上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获得了生产的两种必需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A)，其中对象化在生产资料(Pm)上的价值是固定不变的，看来价值创造和增殖的秘密只能存在于劳动力身上，它“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20)马克思发现聪明的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了能够从其使用过程中创造和增加价值的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21)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交换劳动力，工人得到的仅是最低限度维持自己及家人生命的价值。在实际生产中，资本家以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法使活劳动创造出无限的剩余价值。对此，苏联学者鲁宾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的目标是发现在给定的生产力水平下，由物质—技术的生产过程所决定的社会形式的起源与发展的规律。”(22)
由此，马克思发现财富(资本)带来的恶不是道德问题，它内嵌于一种剥削的生产关系，问题在于生产关系的非正义颠倒了作为目的的现实的人和作为手段的财富(资本)。人类解放的关键在于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恢复人之本质的自由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揭示了解放的内在和外在条件。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不仅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揭示了其真实的构造过程，而且将其阐释为“一种活生生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推动人及其世界全面发展的“积极本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是人及其世界抽象化、片面化的“消极根源”。尽管黑格尔事实上在意的是现实生活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但这种思辨的表达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事物的持存中“已包括否定”(24)，即自我规定的对象“经过一个否定过程(这个过程瓦解了所有范畴)逐渐充实起来，迫使它超出自身以包含其他范畴，直到最初的范畴完全地充实起来，达到闭合”(25)。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神秘思辨的“外壳”，将这种“否定性”运用于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中而充分发挥其“合理内核”的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否定：日益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对立。一方面剩余价值生产的规模将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成比例地扩大，另一方面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消费能力却逐渐减弱。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这种生产关系的弊病不断以社会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愈发成为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限制，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26)其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亚里士多德把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奴隶排除在公民之外，把他们视为会说话的工具，仅仅是实现公民善和城邦善的一种手段，本身却不具备获得闲暇和幸福的机会和权利。与此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性劳动提升为人的本质活动，从而赋予劳动的承担者以主体性。马克思对于劳动在人的本质形成中作用的凸显，颠覆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本质——政治动物——的规定，得以将公民的内涵从“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27)这一古典形式置换为“全体人类”，将“自由和完善”的主体从亚里士多德的“精英”群体扩展为全体劳动者，确定了处于现有社会关系对立面的无产阶级能够成为消灭现存社会结构的主力军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劳动解放才能实现人性的复归，解放自身的同时将带来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科学地说明了劳动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只有推翻造成劳动异化的社会关系，才能“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肇始自亚里士多德，发展于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在当今的西方政治哲学中仍然处于“正统”位置的作为改良主义的主张和态度的“政治革命”——“以单纯的‘政治性’取代了市民社会的‘丰富性’、以形式的普遍性掩盖了实质的特殊性”(28)，其实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以“革命政治”——作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9)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路摧毁了其合理性。
三、价值形式的革命：从“价值形式现象学”到“价值形式辩证法”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5张床=1间屋”的价值等式分析，常被视为价值理论的萌芽。然而这一分析本质上并未超越对价值形式的现象学描述，其根本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深植于实体性思维，将价值锚定于物的自然属性，而非社会关系的动态生成，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这种思维范式使得亚里士多德仅能观察并描述交换行为的表面形式，无法真实地认识现象背后人类劳动的重要性、社会关系的矛盾及解放的合理路径。
“实体”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范畴，在他看来，实体“既不陈述任何一个主体也不在任何一个主体之中”(30)，即事物的本质是独立自足且永恒不变的。他将存在划分为不同层级的实体：从神圣的星辰到可朽的人类，再到人造的工具，每一实体皆有其固定的“自然目的”。这种思维延伸至经济领域，表现为对物之自然属性的绝对依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5张床和1间屋的等价关系反映的是两种自然属性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比例匹配，并不存在“等同性”的实体，而是通过数字“5”与“1”的量化操作强行完成对不可通约性的形式征服。亚里士多德将人类活动划分为理论、实践与制作，在他看来，对“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事物”(31)，即“永恒的东西”进行思考和解释的理论活动与“遵循着逻各斯的欲求的真”(32)改变现实的实践活动(主要是指家政的、伦理的和政治的活动)因包含自身目的性，是积极、自由和高级的活动；而制作活动的欲求因在活动之外，是最低级的甚至是动物性的活动。这种划分不仅反映了古希腊奴隶制的等级秩序，更否定了劳动的价值创造性。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不过是将其技艺施加于物，使后者符合其自然属性。床和屋的价值完全源自其自然属性“睡眠工具”“庇护工具”，而非木匠和工匠的劳动。劳动在此被简化为一种工具，其意义仅限于将潜在形式(原料)转化为现实形式(床和屋)。这种解释本质上是一种现象学还原：床和屋的价值被归结为可见的材质与功能，而劳动的社会性，如分工协作、技艺传承等，与劳动的历史性，如技术革新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等则被彻底遮蔽。亚里士多德未能意识到，床和屋的“自然属性”本身即社会建构的产物，其形成依赖于特定文化的定义。若将视角扩展至不同文化，床和屋的形式与功能可能截然不同，如日本的低榻与欧洲的高床，蒙古族的毛毡房与傣族的竹楼，但其价值在交换中仍可被通约。这恰恰证明，价值的本质并非固定于物的自然属性，而是根植于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对劳动的贬低，与其说是对现实的经验观察，不如说是实体性思维的必然结果。当劳动被简化为“造物”的工具，价值便只能锚定于物的自然属性，而无法与人的社会性存在相关联。
受实体性思维支配，亚里士多德将货币的社会功能简化为服务性媒介。他批判货殖违背了货币的“自然目的”——用于交换，而非自我增殖。这种批判看似具有深度，实则是现象学层面的道德谴责。亚里士多德未能认识到，货殖的罪恶并非源于对货币“自然用途”的背离，而是根植于商品经济中货币向资本的必然转化。在奴隶制社会，货币的流通范围有限，其权力尚未全面渗透进社会关系；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普照的光”，将一切人类活动纳入资本逻辑。亚里士多德的批判缺乏历史性洞察，其结论只能是对现象的表层否定——政治革命，他所追求的自由和平等是建立在工匠、奴隶、妇女、儿童和一部分老人的普遍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基础上的，这种“自由”与“奴役”的二元对立，最终导致其宣称的普遍性原则沦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形态建构。在现实之外寻求“最高的善”作为理论支撑，从本质上说只是一种在“应该与是”的二元对立逻辑中展开的道德规范，其实现自由的方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一样是本体论式与形而上学式的——而不是历史性的，只能实现“精英的独立性和个性”。这充分暴露了亚里士多德不外是剥削性的社会关系不自觉的合伙人，是不自由和不平等范畴的继承人。
亚里士多德将床和屋视为拥有自然目的的独立自足存在，其价值根植于材质、功能等自然属性。这种实体性思维将交换关系简化为物的自然属性的匹配，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真实的人的关系。马克思则撕开了物的外壳，追问背后的社会关系：当木匠和工匠制床造屋时，他们的劳动不仅具有为物质赋形的意义，更编织了一张覆盖全社会的生产关系之网。床和屋的价值不在于材质与功能，而在于它们作为商品所承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千万劳动者在分工体系中协作的时间结晶。关系性思维使马克思看到，商品交换不是物的自然属性的邂逅，而是人类劳动社会化的剧场。马克思从商品这一“经济的细胞”切入，发现了资本主义最隐秘的密码：劳动的二重性。其中，具体劳动是木匠制床、工匠造屋的特殊性活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则是抽离了所有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构成价值的实体。这种二重性并非劳动的固有属性，而是商品交换关系的必然产物。当不同的具体劳动必须通过交换实现社会承认时，劳动就被迫剥离其质的差异，化为可通约的量的单位。亚里士多德止步于“5张床=1间屋”的等式，认为这是床与屋自然属性的量化平衡。马克思却在此看到，这个等式实质上是两种商品背后抽象劳动时间的等同：木匠花费50个小时制作5张床，工匠耗费50个小时建造1间屋。尽管具体劳动形式迥异，但社会通过交换将二者等量化。这种抽象不是思维的虚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社会化的真实过程。
当马克思将目光投向货币这一“物的神经”时，关系性思维展现出更强的批判力度。亚里士多德将金银视为自然选择的价值尺度，马克思却揭示了货币是商品世界自发生成的“一般等价物”——它并非因其物质属性神圣，而是因为整个社会关系体系赋予其垄断性权力。在“20码麻布=1件上衣”的简单价值形式中，麻布的价值通过上衣的使用价值得以表现；当价值形式演进为货币形态时，黄金便成为抽象劳动的直接化身。这种形式演进并非“社会约定”的结果，而是商品生产者社会关系日益抽象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的活劳动被异化为商品，人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在交换中被简化为标价符号，其劳动中蕴含的技艺、情感与社会联系被彻底抹除。这正是商品拜物教的本质：人们跪倒在自身劳动创造的物化关系面前，如同原始人崇拜自己雕刻的图腾。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停留于理论批判，而是在劳动二重性中发现了革命的种子。当劳动者意识到，所谓“等价交换”不过是资本对劳动的盗取，所谓“自由交换”实为物化关系的牢笼，解放的辩证法便悄然启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分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及他人的全面异化；而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正是通过消灭私有制，将劳动从资本的抽象统治中解放出来，使其复归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这种解放不是重返小农经济的浪漫幻想，而是在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基础上，重建劳动的具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劳动者不再是生产流程的附庸，而是以联合主体的姿态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在创造性劳动中实现个体与类的本质统一。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的图景：人们“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而不必被固化在分工的牢笼里。(33)
四、结语
亚里士多德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是古希腊经济思想的巅峰，也是其局限的缩影。他的贡献在于以哲学思辨揭示了经济交换的形式矛盾，并为价值形式分析提供了最初的范畴工具；其局限则源于奴隶制社会的历史条件与实体性思维范式——将价值锚定于物的自然属性，贬低劳动的意义，最终陷入现象学描述的困境。然而，正是这种洞见与局限的交织，使亚里士多德的价值形式理论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思想化石”：它既标记了人类理解价值形式的起点，也预示了后续理论必须突破的边界。马克思在著作中多次援引亚里士多德，既肯定其“天才闪耀”，也指出其未能发现价值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性本质。通过关系性思维，马克思撕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面纱，在劳动二重性中发现了解读现代性的密码。他证明了商品交换的等价性不是物的自然属性的胜利，而是人类劳动社会化的狡计；货币的魔力不是金银的物理特性，而是社会关系的抽象结晶；劳动者的解放不是道德呼唤，而是历史必然性在物化世界中的自我实现。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既不是附庸于政治学的“家政学”，也绝非一种纯经济学的分析，而是把价值形式放置在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开辟了透视和把握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架构”和“新大陆”——价值形式辩证法，这才是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革命性实质所在。当21世纪的数字技术试图重新定义劳动时，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继承与批判的张力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因为只要人类仍在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就始终是打开人之“自由个性”的钥匙。
注释：
①Rolf Hecker,Springpunkte:Beiträge zur Marx-Forschung und "Kapital"-Diskussion,Berlin:Dietz Verlag,2018,S.43.
②[德]罗尔夫·黑克尔：《价值理论发展的若干问题》，载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等编《论〈资本论〉第二稿》，王锡君、张钟朴、王全民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③④[古希腊]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页。
⑤[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1页。
⑥⑩(16)(17)(21)(23)[德]马克思：《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178注释(6)、56、55、195、874页。
⑦(31)(3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7、186、183页。
⑧[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孙鸿敞、李宏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5页。
⑨(11)(12)(13)(2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5—26、27—29、29、209、116页。
(14)郗戈：《〈资本论〉中的亚里士多德：家政与资本主义》，《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9期。
(15)(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416页。
(18)[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5页。
(19)(23)(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405、16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
(22)Isaak Illich Rubin,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Montreal:Black Rose Books,1973,p.42.
(24)[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8页。
(25)[加]罗伯特·阿尔布瑞顿：《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李彬彬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
(28)白刚：《辩证法的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8页。
(3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聂敏里译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页。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