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系性权力研究存在对权力强弱衡量不足的问题。关系是否具有韧性是衡量关系性权力强弱的重要因素。关系性权力来源于行为体间的关系存在。而关系韧性是关系连接所具有的一种属性和能力，其可以使关系连接在压力下保持存续、发展和转化。因此，可以用关系韧性来衡量关系性权力。关系定位、关系互涵度和关系形构性是衡量关系韧性的关键指标，这三个指标分别从关系主体的性质、关系连接的性质和形成关系的时空条件对关系韧性进行衡量。选用东盟的关系网络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在关系定位上，东盟与其关系对象的性质是重要且亲密的；在关系互涵度上，东盟的关系网络具有多样、灵活和冗余的特征；在关系形构性上，东盟长期良好的关系互动使其将“东盟方式”作为处理关系的基本行为规范。因此，东盟关系圈网所具有的高关系韧性赋予了东盟以强关系性权力来管理关系，这帮助东盟在强结构压力下实现了“中心地位”的存续和重构。

【关键词】关系性权力；关系韧性；东盟关系网络；东盟中心地位

【作者简介】张涛，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转向为我们理解世界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发。国内外学者围绕“关系理论”的实证研究已产生了丰富成果，关系治理、关系性权力、关系平衡以及关系认同等新概念相继被提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关系转向已成为富有活力的理论创新源泉。其中，关系性权力是关系理论最具标识性的概念之一，其解构和重新定义了权力这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性概念。既有研究已经实证分析了关系性权力为大国竞争与权力转移,  东盟地区安全生态建构和中心性维护,以及国家权力衡量等议题带来的独特智识贡献。但这些文献都是对关系性权力这一概念的应用，主要强调关系性权力所具有的独特解释力，很少对关系性权力的强弱做思考。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在开展论述时涉及了关系性权力的衡量标准，如行为体在关系网络中的中心度,关系的亲密度、互惠度和结构密度,以及关系中的“划圈子”与“熟亲信”规则等。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认为关系连接的性质和行为体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会影响行为体关系性权力的大小。

现有关于关系性权力衡量的研究均暗含着一个前提，即假定关系连接存在，并在此前提下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关系性权力的大小。这些研究忽视了探讨关系连接是否存在的问题，亦即赋予国家关系性权力的关系资源的可使用性问题。关系性权力理论认为关系即权力，如果关系不存在，关系性权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衡量关系性权力，就必须关注关系的存续和关系的质量，研究维持关系的条件或保持关系存在的能力。本文提出关系韧性这一概念来描述关系可以经受冲击的程度，并认为越是重要紧密的关系越具有韧性，越具有韧性的关系越会带来关系性权力。强关系性权力只会存在于具有强关系韧性的关系当中，不具有韧性的关系随时面临断裂的风险，也就不会产生强关系性权力。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本文首先在韧性理论和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关系韧性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关系性权力的重要来源。其次，提出衡量关系韧性强弱的可操作性指标。再次，用东盟作为本文的实证案例，分析东盟何以具有高关系性权力。最后是本文的结论部分。

一 韧性与关系韧性

关系性权力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关系即权力。所以，无关系，不权力。因此，主体间的关系存在是产生关系性权力的前提，主体间不存在关系连接就不会出现关系性权力。因此，关系连接在压力下保持存在的能力就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为什么一些关系很容易中断破裂，而另一些关系却可以持续存在？有哪些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韧性理论可以为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启发。

（一）多学科中的韧性

在学术文献中，对韧性一词作出最早界定的是材料学，学者用这一词语来形容固体材料抗击外力冲击的能力，弯曲但不断裂是韧性最早的含义。这一理解直接启发了后续诸多学科对韧性的理解、应用和发展。沿用对韧性的这种理解，韧性的概念逐渐被引入系统工程、生态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在系统工程中，韧性被理解为系统的持续性和鲁棒性（endurance and robustness）；在心理学中，韧性被理解为个体在面对困境时反弹（bounce back）或退缩的能力；在生态学中，韧性被用来形容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在遭受外部干扰后仍能保留其基本结构并重新恢复平衡的能力；在社会工作领域，韧性被解释为个体能在不利环境中保持健康状态，实现适应能力的过程。在2013年国际创伤应激研究学会全体会议的一个小组讨论中，与会学者整理了韧性的跨学科理解：经历极为不利的事件后，仍保持健康运作的稳定轨迹；从不利经历中汲取教训，有意识地以深刻而整合的积极方式向前迈进；动态系统成功适应威胁其生存、功能和发展的干扰；以及利用资源维持福祉的过程。可以看出，对“韧性弯曲但不断裂”的理解贯穿了所有学科，但在不同的学科中，韧性也表现出不同的侧面。

各个学科发展出了韧性在不同议题和领域中的差异性理解，归结起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韧性。首先，就其主体而言，韧性既被认为是个体或系统所具有的属性或特质，也被理解为个体、社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多维社会过程。由于研究韧性较早的材料科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主要关注具体物质和个人，因此，其对韧性的理解主要基于某一事物或个人展现出来的抗压力特质，所以，在这些学科中，韧性主要被理解为特定主体所拥有的独特属性。依据这一理解，在早期的生态学中，韧性也被理解为某一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特质。但随着对韧性研究的扩展和深入，系统韧性和组织韧性的复杂性逐渐展现出来，韧性开始被扩展到主体之外，作为过程的韧性开始受到重视。例如，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韧性不仅被视为个人和社会的特质，更注重作为过程的韧性，主张将韧性视为导致结果的过程，研究韧性就在于研究韧性的中介过程。

其次，就其内涵而言，维持和恢复现状被认为具有韧性，同时更新、转型和变革的能力也被认为具有韧性。与关注系统和组织韧性的研究相比，关注个人韧性的研究更倾向于将韧性视为维持和恢复现状的能力。尽管也强调在不利经历中的调整和整合，但个人韧性还是主要关注个人对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干扰的抵抗，这种抵抗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社会的，但其结果总归是对个人福祉的维护。对系统和组织韧性的研究则更强调作为更新、转型和变革的韧性。系统韧性意味着系统要学会如何维持并调整现状，为了保持系统未来的完整性，有意识的变革是必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识别保留和变革的部分，而非仅仅关注如何快速恢复。

最后，就其价值判断而言，韧性既被认为是维持秩序与稳定的良性能力，同时也被认为是维持现状和压迫的工具。韧性研究的演进基本呈现出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扩散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导致了对韧性道德认识的变化。在自然科学领域，材料、工程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是具有天然正当性的，因此，维持或提高韧性是必要的、无可争议的。但是当将韧性引入社会系统后，韧性也被政治化了，诸如“谁的韧性？”和“韧性的代价是什么？”等问题受到关注，再加上韧性意味着现状的维持这一内涵更加剧了这种质疑。韧性的阴暗面开始被提出，这些学者将韧性描绘为对个人的奴役，认为韧性是社会主流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压迫，是当权者对大众的责任推卸，韧性理论成为束缚大多数人的枷锁。

此外，具有韧性的原因也是韧性研究的重点。其中，对系统和组织何以具有韧性的研究最为重要。在个人心理韧性的研究中，由于个人高度的独特性，其主要强调韧性因环境和具体挑战而异，并未给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可供借鉴和一般化的知识。所以，在这里主要介绍系统和组织具有韧性的原因。艾伦 ·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在综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六条有助于维持系统韧性的原则。第一是稳态原则（homeostasis principle），该原则认为系统通过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反馈来维持平衡，这些反馈发出变化信号，驱动响应，并促进学习。当反馈被有效传递时，系统的韧性就会增强。第二是高通量原则（high flux principle），即资源在系统中流动的速度越快，在任何时间可用于应对干扰的资源就越多，系统的韧性就越强。第三是杂食原则（omnivory principle），也可以说是多样性原则，该原则认为系统资源的多样化以及资源供应方式的多样化可以减轻外部冲击。因此，资源越多样化，供应方式越多样化，关键资源的供应就越不容易中断。第四是扁平化原则（flatness principle），是指系统中相对于基层的层级越少，系统的灵活性就越高，在面对冲击时就可以更及时快速地做出应对。第五是缓冲原则（buffering principle），这意味着系统容量的盈余，那些系统容量超过自身需求量的系统可以在外来冲击中使用多余的系统容量，因此，系统会更具韧性。第六是冗余原则（redundancy principle），该原则认为，系统中一定程度的功能重叠和冗余允许系统进行调整，使关键功能得以继续运行，而原本冗余的元素则承担新的功能。冗余还允许在某个部分发生故障时进行替换。

（二）关系韧性与关系性权力

在对韧性概念和系统韧性原则进行初步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韧性置于国际关系的关系理论中，在关系的情景中理解关系韧性的内涵及其理论意义。将韧性引入国际关系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关系是关系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无论是国内现象还是国际现象，一切变化的根本是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对国家、社会和世界的研究首先要从对关系的研究出发。沿着这一路径，许多研究将关系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关系与竞争、关系与国家地位和权力、关系与地区秩序、关系与对外政策等。其中，大多数研究要么强调关系的重要理论价值，要么将关系作为既定的、一视同仁的分析单位进行研究，对关系性质的研究还相对不足。而关系性质的差异对关系主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一切变化的根本是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则是关系的性质和类型发生了变化。所以，对关系性质和类型的研究应成为关系理论的基础性工作。其次，对关系性质的关注不足导致了对关系性权力来源的研究不足。如前所述，现有对关系性权力的研究主要认为其是行为体在关系网络中的相对位置，如关系网络的中心度决定了行为体的关系性权力。这种“位置关系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从“结构—行为体”的二元结构来理解关系性权力，关注的是权力的外部结构来源，对关系本身的权力来源关注不足。因此，将韧性引入关系理论，可以让我们有合理的理论概念来研究关系的存在本身，关注关系性质差异带来的不同的国际政治后果。

对于关系韧性的概念，依据已有对韧性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关系韧性。首先，关系韧性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能够承受压力，并在压力下更新、转化和发展的能力。以国家间关系为例，两国间的关系韧性不仅体现在双边关系能经得起各种负面事件的冲击而保持相对稳定发展，也表现为在巨大的结构压力下，双边关系为适应压力，将危机转化为机遇窗口，从而实现转型发展的潜力和能力。其次，关系韧性不仅是行为体间关系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或属性，也是行为体间关系在重大逆境下实现积极适应的动态过程。作为能力或特质的关系韧性是指双边关系所具备的那些可以抵抗压力的属性，这比较容易理解。作为过程的关系韧性指的是双边关系在逆境中通过协商、合作，实现与环境动态共生的结果，其中关系与环境的互动实践是关键。最后，关系韧性是一种国家应该追求的能力和状态。讨论关系韧性的前提假设是外部冲击的常在，没有外界不利影响的存在，就失去了讨论关系韧性的必要性。而现实中，关系面临的风险和威胁是常态的、不确定的。因此，出于对安全、秩序和确定性的追求，国家应该提高自己的关系韧性，以增强面对风险和威胁的应对能力和适应能力。

关系韧性之所以有助于增强关系性权力，是因为关系韧性可以维持和提高关系性权力资源。一方面，关系韧性可以保证行为体的关系圈网不会退化，从而维持权力的关系资源。关系即权力，关系性权力是来源于行为体间关系存在的权力形式，每个行为体所具有的关系圈网是其主要的权力资源。因此，拥有和行使关系性权力的前提和基础是行为体间关系的存在，关系连接越多，行为体的关系性权力就越大。关系具有韧性意味着行为体间的关系连接不会轻易断裂，从而保证关系资源的存续。另一方面，提高关系韧性的同时还会增加关系权力资源。关系圈网的状态决定了可供使用的权力资源的多寡，紧密程度（intimacy）和范围广度（extensity）这两个指数，前者表示关系的质量，后者表示关系的数量。这两个指数与韧性息息相关。韧性系统原则中的杂食原则要求关系数量和类型的多样化，这可以扩大关系圈网的范围广度。高通量原则和扁平化原则要求关系间资源和信息的高速流通，而唯有紧密高效的关系才可以实现资源和信息的高速流通，才可以提高关系圈网的紧密程度。因此，提高关系韧性就意味着关系性权力的增强，关系性权力也可以用关系韧性来表征和衡量。

二 关系韧性的衡量指标

衡量关系韧性就是衡量哪些因素或特质有助于关系的可持续性、适应性和可转型性。关于这一问题，韧性研究者给出了形式相异但内涵相同的回答，即认为面临重大威胁或严重逆境以及实现积极适应是韧性的一贯属性，这一取向来自心理韧性这一概念的影响，它将韧性研究转向“向内看”（looking in-ward），强调积极适应和自我实现的重要性，而忽略外部挑战的性质。对韧性能力这种以行为体为中心的理解遵循了西方一贯的理性个体主义的假设，这种假设对世界的理解是：世界是一个由物性客体和独立实体构成的体系，世界被结构和行为体一分为二。其将韧性理解为一种能力，又因为能力只能是行为体所拥有的，所以导致其得出个体属性决定有无韧性的认识。但关系理论认为世界是由关系组成的，对人的理解是需要回到关系情景中的。因此，关系理论的世界观具有环境敏感性，重点考察行为体所处的环境，包括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自行为体与他行为体以及诸多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因此，对韧性的理解还需要“向外看”，关注行为体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性质与特点，这些属性将决定关系韧性的强度。基于内外因素，本文认为对关系韧性的衡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关系定位，即关系主体双方的性质，判断标准是主体相互间的重要性和亲密度；其次是关系互涵度，即关系连接的性质，判断标准是多样性、灵活性和冗余性；最后是关系形构性，即形成关系的时空和社会历史条件。

（一）关系定位

行为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系韧性的强弱。对一个行为体来说，与其他行为体关系性质的区别首先表现在相互间身份和角色的不同，面对不同的行为体，其关系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取向与韧性。“身份角色反映的是关系性质，是自我与具体的他者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认同。当一个行动者采取行动之前，他势必要清楚他的行动对象是谁，也就是说，他所要采取的行动是基于他和行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性质”。因此，关系定位是相对于关系圈网中的其他行为体而言的。对一个行为体而言，其关系圈网中某一行为体相对于其他行为体更重要，那么其与这一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定位就更高。例如，在人际关系中，相比其他类型的关系，血缘关系可以说是最具韧性的关系。对个人来说，血缘关系或许不是最亲密的关系，但却是最具韧性的关系，尽管历经再多磨难，血缘关系也难以断裂，而诸如朋友和工作关系等，即使再稳定长久，也很容易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断裂。因此，在衡量关系韧性时，首要的任务是明确行为体间的关系定位，明晰所研究关系对象在关系圈网中的相对位置。在行为体的关系圈网中，不同的关系对象具有不同的关系定位，正是这种定位的区别导致了行为体之间关系韧性的不同。

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行为体对关系对象的定位判断？秦亚青认为有两个指标可以用来区分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定位，一个是亲密度，另一个是重要性，并以此区分出亲密且重要、亲密但不重要、重要但不亲密和既不亲密也不重要四种关系类型。本文将沿用这一分类，探讨其对关系韧性的影响。亲密度表示的是行为体之间情感连接的亲疏远近，情感距离越近，双方关系的韧性就越高，反之则越低。按照亲密度的程度，黄光国将关系类型化为三种：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对应的是需求法则，工具性关系对应的是公平法则，混合性关系处于二者之间，对应的是人情法则。关系中的情感因素越多，双方的联系就越紧密，关系也就越持久和越稳固。所以，情感性关系相比于混合性和工具性关系更具韧性。因为随着情感投入和情感纠缠的增加，关系双方会越来越重视关系的长久、良好存续，而较少受到短期性利益考虑和外部影响的干扰。另一个重要指标是重要性。重要性是指对方在自我关系圈网中发挥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其相对于亲密度的情感考量更偏向于工具性考量。工具性考量在社会的关系圈网中尤为重要，这是因为相对于人际关系，国家间关系中情感的相对稀缺，而且也因为国际关系中工具性因素的显著性。依据黄光国对关系的分类，国际社会是一个混合型关系占主导的社会。因此，在情感性因素不突出的环境中，重要性是一个关系韧性的突出因素，有时甚至是影响关系韧性发展变化的决定性指标。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性因素受双方的战略、经济及地缘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对大国来说，最重要的关系是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对小国来说，能决定其生存和发展的周边政治经济关系要比与超级大国的关系更重要。

据此，我们就可以依据亲密度和重要性两个指标划分出的四种关系定位的关系韧性进行衡量。第一，行为体间重要且亲密的关系具有的韧性最高。这种关系在情感上纠缠很深，这意味着双方有很强的信任基础和合作意愿，双方互为对方的优先合作对象，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依靠长久的良性互动和信任基础保持强劲韧性。同时，双方关系的重要性更为双边关系提供了现实动因，如果在各自的关系圈网中对方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功能，那么双方的关系将牢不可破，即使面对再不利的情况也会保持连接。第二，重要但不亲密和亲密但不重要的关系具有的韧性次之。对重要但不亲密的关系来说，双方关系中的物质和现实考量占据主导地位，但从情感上来说双方不是各自的最优先合作伙伴，双方的信任度不足。对亲密但不重要的关系来说，双方的信任度很高，但双边关系中缺乏促进合作的物质基础。这两种关系都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但是或基于现实考虑，或基于情感考虑，双方都有较强的意愿与对方保持关系连接。第三，既不重要也不亲密的关系具有的韧性最低。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之间既缺乏合作的信任基础，也缺乏合作的利益基础，所以其关系是临时的和不稳定的。一旦外部出现不利的影响因素，双方的关系就会断裂，只有等出现新的机会时，关系才会再次建立。

（二）关系互涵度

衡量关系韧性的第二个指标是行为体间关系连接的性质与特点，即关系互涵度。互涵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与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互涵性关系是指自我与他者是不可分离的实体，并且在互动实践中是互系互构的存在，这会在行为体间形成共同的属性和特征。在互涵式关系中，关系连接的双方会在关系互动和关系环境中形成互相认可的身份与特征。因此，在关系主义者眼中，行为体间的关系圈网与生态系统和工程系统是类似的，系统内的节点、连接和互动决定了系统的良好运转，关系圈网内的关系者和关系连接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因此，行为体间关系互涵度的提高有利于关系圈网韧性的增强。多种多样、灵活多变、稳定的关系连接对关系韧性的增强有重要意义。借鉴韧性系统原则，本文将关系互涵度理解为关系圈网的多样性、灵活性和冗余性，而关系圈网具有的这些特征和属性会决定关系韧性的强弱。

首先是关系多样性。多样性对关系韧性的意义在于可选择性的增多。行为体间不同种类、不同功能和不同领域的关系连接越多，行为体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来预防危机，以及在危机来临时有更多的应对工具。关系面临的风险因素是多样的，因此，对风险的应对策略也是难以提前规划的，所以关系的多样性能使行为体在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有能力应对由多种不同风险引发的危机。例如，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可以求助于一系列国际组织，其中一些国际组织可以分担银行的金融风险，另一些国际组织可以帮助国家避免破产，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可以帮助国家降低市场波动。可以看出，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多样化关系提高了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使国家在面对不同风险时都有相应的关系来应对风险。外生冲击的挑战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关系连接来应对，进而提高了关系韧性。

其次是关系灵活性。关系的灵活性越高，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作出反应所需的时间就越短，也越有能力和资源来应对风险。韧性系统的扁平化原则有助于信息快速传递从而使系统及时作出反应，高通量原则意味着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调用大量资源来应对危机。所以，一方面，关系的灵活性意味着行为体间的关系能够建立一个快速反应的扁平化关系圈网，这样的关系圈网是多中心、多节点的少层级关系网络，在面对危机时，这些中心和节点就可以缩短决策和反应时间，迅速对危机作出反应。另一方面，行为体间的关系还应该是高效的，信息、技术、人员乃至观念和外交支持等资源能够在关系连接中快速流动，这将有助于关系圈网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形成有效的应对能力。

最后是关系冗余性。系统容量的盈余与系统中一定程度的功能重叠和冗余有助于系统韧性的提高。在关系圈网中同样如此，关系圈网一定程度的冗余、功能重叠和溢出也有助于关系圈网韧性的提升。关系冗余是指有两个或多个关系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和类型，例如，国家之间可能有多个旨在促进经济合作的协调对话机制。与惯常对冗余的负面理解不同，在关系韧性的培养中，冗余和备案对关系韧性至关重要，关键职能和类型的重复可以保证在某个关系失灵时仍然有正常运作的关系执行关键任务。这种思维在计算机系统中常被应用。例如，计算机系统会对存储系统进行分区和备份，就是为了在一个分区或备份被损坏的情况下，还能有正常运行的分区保证计算机系统的正常运作。此外，单个关系还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僵化。国际机制的“制度关节炎”现象反映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机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去活力，功能下降。所以，关系连接的适度重叠和冗余可以提高关系圈网的抗风险能力。

（三）关系形构性

关系的形构性也会影响行为体间的关系韧性。形构这一概念是与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是指过程的特定形式在具体的时空点上构成了某种特定的实体，简单地说，其是描述形成实体的过程和关系的概念。关系形构性表示的是关系形成的时空和社会历史条件。此处使用这一概念，是想强调关系过程对关系韧性的影响。关系韧性不仅受当下关系性质与环境的影响，也会受关系历史互动的影响。在国际关系中，谈及双边关系时，历史总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比如，要理解当下的中美关系，就有必要对自冷战后甚至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进行考察，分析中美关系的历史周期与趋势，以史为鉴，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中美关系，而不是仅以当代信息来判定双边关系。再比如，要理解如今的东盟中心地位，就有必要回顾“东盟中心”规范的产生与发展过程，通过对这一规范的历史考察和机制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规范的内涵及其所面临的挑战，进而对东盟何以维护其中心地位产生新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关系的历史进程也会影响关系韧性的强度，并用形构性这一概念来表示这种影响。

关系的形构性说明关系韧性并非一种抽象的静态属性，而是一种根植于特定历史轨迹和地理空间的动态能力。关系韧性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体能否从其过去的时空情境中学习到应对新挑战的智慧与资本。首先，从时间维度来看，一个拥有长期良好互动历史的关系会拥有更多的关系资源来维持韧性。长期丰富的历史互动会形成一套成熟的危机应对机制，当再次面对新的冲击时，可快速调用的成熟机制会大大加强关系的适应力和抵抗力。其次，从空间维度来看，关系的形构总是在特定的地缘政治空间和社会网络中发生，所以对地缘政治空间和社会网络的塑造和利用会极大地影响自身的关系韧性。地缘的相邻性是一个重要的形构条件，如能将这种相邻性塑造为经济互联的平台，其韧性就会极大增强，反之若因现实和历史恩怨相互封锁边界，地缘的邻近反而会成为脆弱的环节。所以，对关系形构的地缘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利用和塑造会极大影响关系韧性的实现。最后，关系的时空性质意味着关系韧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时间序列中不断重述自身故事，并在地缘和社会空间中重构自身位置的能力。高韧性的关系能从自身的历史中学到应对危机的良策，从而灵活地适应甚至塑造其地缘和社会空间，而低韧性的关系则因缺乏经验和智慧，不仅无法适应危机，更无法做出面向未来的创新。因此，要衡量行为体间的关系韧性，就不能脱离对其形构过程的考察，找寻行为体在其形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积累了何种关系资源？又创造了怎样的新空间和新路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对关系韧性的动态演化理解。

三 东盟的关系韧性衡量

关系理论视角下的东盟被认为是具有强关系性权力的行为体，这种权力帮助东盟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维持和重构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但很少有研究对东盟的关系性权力进行评估，论述其为何具有强关系性权力。因此，用关系韧性的衡量指标对东盟的关系圈网韧性进行测量，有助于我们理解东盟所具有的关系性权力。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按照不同指标逐次分析东盟关系网络所具有的韧性，以及这些韧性如何赋予东盟以强关系性权力来维持其“中心地位”。

（一）东盟关系网络的关系定位

由于东盟关系圈网复杂多样，且重要的关系对象颇多，为了突出重点，本部分主要以东盟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关系连接为对象来分析关系定位对东盟关系韧性的影响。

从重要性的维度来看，东盟与中美日都是对方重要的关系对象。对东盟来说，中国、美国和日本是其重要的关系对象。东南亚国家与中美的关系常被形容为“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这一学界共识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中美对东盟的重要意义。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截至2024年7月，中国连续15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也连续4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则在东南亚国家中拥有首屈一指的军事安全影响力和软实力。通过盟友关系、防务协议，以及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等方式，美国在东盟的安全事务中拥有关键和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日本是东盟经济中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1997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在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帮助东盟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在资金、技术和市场方面使东盟更加依赖日本，双方经济关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厚度和广度。

对中美日来说，东盟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对中美来说，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东盟扮演着一种“关键第三者”的角色，其在中美的权力均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类似于摩根索提出的权力均衡竞争模式。对美国来说，其对中国没有压倒性优势，所以必须争取关键第三方——东盟的支持来获得相对于中国的权力优势。对中国来说，维护好与东盟的关系不仅意味着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更意味着有更大的能力和战略空间来应对美国的战略遏制。且东南亚还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先行地区，其形成的示范作用对中国正面国际形象的树立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日本来说，争取东盟的认同和支持是实现其地区领导地位和政治抱负的最重要因素。一方面，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是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展现国际责任担当，获取大国地位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发展与东盟关系是日本制衡中国的重要手段。例如，在推动“10+3”扩容的过程中，日本的核心关切是对中国崛起的考虑，他们希望引入更多国家来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日本与东盟国家加强网络安全合作的驱动力也是出于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

从亲密度的维度来看，东盟与中美日之间也有较高的亲密度。在国家间关系中，我们可以用信任度来表征亲密度。对东盟来说，在中美日三国中，日本是其最信任的国家，对日本的信任度也较为稳定，自2019年以来东盟国家有60%左右的人认为日本值得信赖。如前所述，日本与东盟的关系起步较早，且在东盟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加上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防务的限制以及日本与东盟国家无领土争议，长期的良好互动造就了东盟国家对日本的低威胁认知和高信任度。东盟对美国的信任度次之，总体来看，对美国的信任经历了一个提升，2019年仅有27.3%的人认为美国值得信赖，而到2021年以后，对美国信任度总体稳定在40%— 50%。这反映出东盟对美国长期存在的一种情绪，即东盟国家对美国既十分信赖，但当美国忽略东盟时就会产生失落情绪，只要美国再次显示出对东盟的重视，东盟就会恢复对美信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的袖手旁观使东盟大失所望，而美国在之后的时间里也没有真正重视东盟，所以东盟对美失落情绪直到美国为竞赢中国而再度重视东盟才改变，这解释了为何东盟在2021年后对美信任度明显回升。东盟对中国的信任度呈现出显著提升，从2021年前的不足20%，增长到2025年的36.6%。由于地缘的邻近性，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实力的急剧增长，个别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长期低迷，这显著影响了东盟对中国的信任度。但随着中国在应对美国战略竞争的过程中较多考虑东盟国家的利益，既不逼迫东盟选边站，不违背东盟国家的意愿，还坚定地支持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东盟对华信任度明显好转。中国逐渐成为东盟最值得信赖的伙伴国家之一。

从中美日的角度来看，东盟也是较为亲密的合作伙伴。中国在处理与东盟关系中表现出显著的情感性特征，在周边外交中，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对与东盟的关系也从最初维护周边稳定的工具性考量发展为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升华。在202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双方关系比作亲戚，双方一直“重情义，讲信义，遇到喜事共庆贺，遇到难事互帮衬”。可以说，东盟在中国关系圈层中处于核心部分。对日本来说，东盟是日本最信赖的关系之一。在东盟-日本合作伙伴关系建立50周年之际，日本外务省发布《东盟—日本友好合作50周年专家小组报告》（Report of the Expert Panel for the 50th Year of ASEAN-Japa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其中回顾了坚持与东盟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和“心连心对话”的福田主义，并继续在此基础上将提升相互理解和信任作为升级双边关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希望与东盟扩展多层次外交网络，在新一代人中建立双边信任关系。对美国来说，其对东盟的信任度较低。回顾美国与东盟的历史，可以看出美国在处理与东盟的关系时，工具性考量占据了主导地位。当美国需要东盟协助应对越南、苏联、中国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时，美国就会发展与东盟的关系，而当美国没有此类需求时，美国就会忽略东盟和东盟的需求，即使当东盟深陷经济危机时也选择袖手旁观。这与中国和日本对东盟的认知和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通过对东盟与中美日之间关系定位的分析可以看出，东盟与中美日都具有较高的关系定位。尤其是在关系重要性方面，各方在对方的关系圈网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关键位置，这使得东盟与中美日的关系具有很高的韧性。这种关系定位带来的韧性赋予了东盟以较强的关系性权力来维系自身地位和地区稳定。利用这种关系韧性，东盟得以将自身角色从“被动平衡者”转向“主动塑造者”，并能够在利用大国竞争来获取发展资源的同时避免被卷入对抗漩涡，提高适应和塑造自身战略环境的能力。以东盟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为例，美国视东南亚为打造“印太”安全网络的重要支点，并提出一系列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的措施，东盟-美国海上演习（ASEAN—US Maritime Exercise）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东盟对此表现积极，强化与美国的安全防务合作，防止被美国组建的小多边组织边缘化而丧失地区主导权；另一方面，东盟也避免被认为是选边站，在联合演习的规模、地点和目标上都没有倾向性，严守中立立场。同时演习也被认为是对东盟防长会议及其扩大会议所确定的优先事项的落实，从而在东盟框架内理解与美国进行的联合军演。这会进一步强化东盟主导地区安全合作的印象，避免被认为是选边站。而东盟能够传达出这种信号是因为其与美国重要的关系定位所赋予的关系性权力，因而东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与美国的关系，而不害怕与美国的关系破裂。

（二）东盟关系网络的关系互涵度

东盟关系网络的韧性还来自其自身所具有的多样性、灵活性和冗余性等特征和属性，这帮助东盟关系网络在面临外部冲击和压力时能有更多的资源以更及时有效的方式作出反应。

首先，东盟关系网络的多样性使东盟有更多的选择来应对风险和危机。一方面，通过伙伴关系的建立，东盟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轴辐式伙伴关系网络。从双边层面来看，东盟与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均建立了对话与合作关系。截至2025年，东盟已与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俄罗斯、英国、美国等建立了对话关系，并与联合国等主要的全球和地区国际组织发展了对话伙伴关系。从多边层面来说，“东盟+N”合作模式使东盟成为地区合作的枢纽国家。通过“东盟+N”合作，东盟分别与中、美、日、韩、澳、新、印、俄建立了双边和多边联系，形成“小国领导大国”的伙伴关系形态，东盟实现了与所有重要地区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网络，并在其中发挥中心作用。另一方面，东盟不仅与这些国家建立了联系，而且发展了多维度的关系连接。例如，东盟与美国在政治安全方面就海上安全、网络安全和跨国犯罪等议题展开联合演习、政策对话和专题会议等多样合作；在经济领域，双方定期举行贸易代表对话和财政首长对话，通过各种经济协议和框架加强双边经济联系，加大了美国对东盟交通、能源和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在社会文化领域，双方在灾害管理、妇女儿童权益、健康、环境与气候变化等事务上通过相关政策对话、峰会和计划倡议等实现文化交流。东盟与中国在政治安全领域通过定期磋商机制、专题政策对话和东盟相关机制就跨国犯罪、毒品贩运、反恐和海上安全等诸多领域建立密切合作，并成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维护了地区稳定；在经济领域，双方已建立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博览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在科技合作、旅游和农业等领域建立双边机制。

多样而全面的关系连接赋予了东盟应对风险和危机的丰富关系资源，面对不同的问题，东盟可以借用不同的关系资源来处理。1997年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盟国家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在此艰难时刻，东盟亟需外部援助来渡过难关，但美国并未全心全意帮助东盟渡过危机，反而趁东盟陷入危机之时，借助援助提高自己对东盟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相比于美国的“无所作为”，中日韩三国则对东盟雪中送炭，联合提出“清迈倡议”这一区域性货币互换协议为陷入短期国际收支困难或面临流动性危机的东盟成员国提供紧急资金支持，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资金方面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这一倡议有效帮助东盟缓解了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可以看出，东盟得以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其多样的关系连接，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没能帮助东盟缓解危机，但与中日韩的经济关系帮助东盟有效应对了危机。在政治危机中，东盟多样的关系连接同样可以发挥关键作用。2025年5月28日，柬泰因领土争议爆发冲突，在后续的交火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东盟在冲突升级后立即向冲突双方表达愿意调停冲突的意愿，并及时组织了东盟外长联合声明，敦促双方停火，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但东盟的努力一度遭到泰国的抵制，令东盟左右为难。在此过程中，美国也积极调停，利用关税议题和联盟关系向冲突方施压，并取得一定效果。此外，中国的调停也对最后的停火作出了贡献。

其次，东盟关系网络的灵活性使东盟能对风险和危机做出更高效及时的应对。东盟关系网络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其关系网络具有的扁平化、多元化和高连接度特征。其一，东盟关系圈网是扁平化的。东盟关系协调的核心原则是协商一致和不干涉。这意味着所有关系体，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节点。这种强调协商而非强制压服的模式，在本质上构成了一个多中心、无绝对权威的扁平化网络。这种扁平化的结构使各国的信息和资源可以直接传递到决策中枢，避免了因层级过多导致的信息延迟与损耗。例如，在2025年的柬泰冲突中，东盟就在充分尊重双方意愿的基础上开展“协商一致”和“静悄悄外交”，最终成功斡旋，实现了双方的停火。东盟扁平化的结构通过维护各行为体平等，最大程度保障了组织的包容性和存续韧性，使其在危机时能迅速高效应对。其二，东盟关系网络是多元化的。如前所述，东盟与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发展了多样化的关系连接，这种多面参与的做法使东盟的关系网络形成了多节点、高密度的特征。东盟在其中发挥着核心连接枢纽的作用。此外，这种多节点的关系网络赋予整个系统多元信息渠道，当其中一个节点功能受阻时，其他节点可以实现信息传递和替代功能，从而保持关系网络的灵活性与连通性。每年下半年定期举行的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是东盟多元关系的集中体现，在此期间，东盟与各伙伴关系或单独或集体举行一系列会议，就各方关切进行磋商和交流。其三，东盟关系网络也是高效的。多元扁平的关系网络使东盟可以充分调动资源和信息，及时对风险和危机进行灵活应对。东盟不依赖单一紧密的关系，而是建构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多重网络框架，这成为东盟信息和资源流通的硬件基础设施，使资源和信息可以沿着多条并行的“高速公路”流通。同时东盟对“软联通”也十分重视，推动在地区形成以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为核心的结构性连接，提高关系连接的“链联通”程度。

行为体之间灵活、扁平化、多节点的关系网络，能够通过促进信息与资源的快速流动来增强其应对危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关系性权力。东盟确实通过构建一个扁平化、多中心、对外高度连接的关系网络，显著提升了其调用资源、设定议程和维护自主性的关系性权力。在2025年10月26-28日召开的东盟峰会及其系列会议上，东盟充分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将各方合作纳入东盟框架，东盟与其伙伴共通过80份成果文件，显示出东盟坚持推进多边合作的信心和决心。其中不仅与中国升级了双边自贸协定，还召开了首届RCEP峰会，同时还与美国，中日韩和联合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深化了经济合作，从而成功地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兴领域合作设定为会议核心议程，并将合作框定在东盟平台，成功维护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东盟在其峰会及系列会议上的亮眼表现和丰富成果表明，东盟灵活高效的关系网络所带来的关系性权力是其“中心地位”得以维护的主要原因。

最后，东盟关系网络的冗余性使东盟有更多资源来应对风险和危机。关系网络的冗余主要体现在功能网络的重叠，即有多种不同的关系连接具备相同或相似的功能。东盟关系网络的冗余较多体现在经济和安全合作领域。例如，在东盟的经济合作网络中，自贸区建设呈现出明显的重叠性。一方面，东盟主导建立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该协定以消除贸易壁垒与促进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为主要目的。另一方面，东盟也已与该协定成员国分别签订了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并分别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组建了三边自由贸易区。这些双边和三边自由贸易协定也同样致力于消除贸易壁垒与促进贸易投资。这种经济合作的重叠可以在某一协定因成员国分歧或外部压力陷入僵局时，其他协定仍可维持经济合作的基本框架。例如，若个别的双边协定受政治因素影响，RCEP作为更广泛的多边协定仍能提供替代性合作渠道，防止区域经济合作陷入停滞。

东盟的安全合作同样呈现出一定的重叠性。诸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和东亚峰会（EAS）等机制均涉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形成“冗余”但具有韧性的安全合作网络。东盟的安全合作关系侧重于信任建设，并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增进地区信任。在双边关系上，东盟分别与各伙伴国家举行包括领导人对话在内的多层级的双边对话，以增进相互间理解和信任。在多边关系上，东盟一方面通过ARF、ADMM+和EAS等机制促进各方对话交流，就关切问题展开磋商，从高层外交入手来增进相互间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东盟也通过促进成员之间的联演联训、人员交流、提高透明度、救灾合作等具体功能合作措施来积累理解和互信资本。这些关系连接均致力于预防冲突、管理危机、促进对话、增进理解和建立信任，正是这种对关键功能的重复保障可以帮助东盟提高信任，建设关系连接的韧性。若某一机制因一国或某一敏感议题而陷入僵局，其他相关机制就可以发挥替代作用，防止相关各方因特殊和意外状况而使长期信任建设中断。例如，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侧重于防务功能合作，其可在政治对话陷入僵局时维持军方对话渠道。

（三）东盟关系网络的关系形构性

关系形构性强调行为体从其关系互动和历史情景中学习到的智慧与资本。东盟的关系形构可以从长期良好的关系互动历史和东盟对这段历史经验教训的学习两个方面来分析。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总体上经历了奠基期、发展成熟期和转型适应期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美苏冷战格局严重影响东南亚和平与稳定，同时，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美国扩大侵略战争，对东南亚各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东南亚地区“内忧外患”，东盟创始五国摒弃前嫌，基于“协商一致”传统建立了东盟，并将其作为核心行为规范，这为东盟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东盟开始“扩容提质”，与地区各主要国家都建立起联系，并逐步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主导的制度框架，这一阶段是“东盟中心地位”的形成发展期。最后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特别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东盟进入转型适应期，依托有利的历史和地缘空间，东盟在艰难环境中重塑着自己的“中心地位”。

从1967年东盟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是东盟发展的奠基期，这一时期奠定了“东盟方式”作为东盟处理内外关系的核心规范。东南亚由于其地缘位置的重要性成为冷战前沿地带，一度服膺于大国权力，向美苏两国寻求安全保护。在此期间，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联盟和马菲印联盟等组织相继建立，但由于这些组织具有鲜明的对抗性而都走向终结。因此，于1967年成立的东盟吸取经验，避免涉及多边安全合作，并坚持不干涉主权和协商一致原则。“中立”原则在此时被提出，既作为东盟成员国的重要行为准则，也被用来在大国竞逐的环境中维持生存。1971年，东盟各国签署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确立了地区中立原则，并承诺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为地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东盟召开高级官员委员会商讨地区中立原则的落地，促成了以集体中立为核心内容的行为准则，“使东盟国家就与域外大国进行集体接触、互动时应遵循的规范形成共识，在如何更好地处理东盟对外关系以维护地区整体利益的问题上有了共同原则”。1976年，东盟又签订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又称《巴厘宣言》），再次强调了东盟国家之间团结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性，提出通过团结以应对共同挑战，实现共同发展。至此，东盟初期通过几次会议和条约奠定了在处理内外关系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地区中立”、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规范被确立为区域基本规范。

从20世纪70年代到2017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是东盟中心地位的发展成熟期。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中苏交恶、中美关系缓和、美国战略防守以及地区形势的变化使东盟获得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美国鼓励与亚洲盟友建立平等关系，鼓励其承担更多责任，并从亚洲部分撤军；中国随着东盟对华认知的转变也开始承认东盟，并支持东盟建设。东盟在这种环境下，开始积极与外部国家建立关系。从1978年开始，东盟开始邀请其对话伙伴参加年度部长级会议，东盟的中心地位开始形成。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中国和印度等先后加入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此后，沿着这一会议形成的共同体意识，东盟地区论坛（1994年）、亚欧会议（1996年）、“东盟+3”会议（1997年）、“东盟+6”会议（2005年）、东亚峰会（2005年）、RCEP（2020年）等地区合作机制相继建立，东盟中心地位逐步得到发展和巩固。依托这些机制，东盟主导了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东南亚的重视程度下降，东盟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区域内部的合作上，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地区共同体建设得到长足发展。

在此过程中，东盟始终坚持将“东盟方式”作为管理关系的基本准则。高尔夫外交、清谈馆、舒适度原则等具有东盟特色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东盟也运用这些独特的关系管理方式实现了地区经济发展和地区信任建设，为地区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也为各方所接受，如马凯硕等所言：由东盟产生的地区进程确实阻止了地区内国家战争的爆发，一种由东盟在东南亚范围内创立的和平生态系统影响到了更广泛的地区，并产生了积极的氛围改变。以“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为例，东盟面对敏感的主权争议议题，首先，优先考虑区域多边进程，防止主权争端导致区域合作的终止，为此东盟积极参与沟通和协调，避免了争端各方僵局的出现，维持了区域合作关系的存续；其次，防止“航行自由”规范政治化，将“航行自由”与南海问题分开，避免了议题政治化可能带来的困局；最后，东盟避免了南海问题中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通过话语转变，规避了“航行自由“等明显会导致争议和冲突的话语，转而强调地区安全、繁荣和利益。东盟主导了谈判进程并通过强调合作规范使各方避免在南海问题上陷入对立，实现了磋商的平稳有序进行。

从美国提出“印太战略”至今是东盟的转型适应期。随着中美竞争强度的上升，东盟中心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各方普遍对东盟能否维持这一地位表示怀疑。但东盟表现出了强劲的韧性。面对美国在“印太战略”下各种小多边组织的制度挑战，东盟坚持中立立场，在不选边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与中美的关系来对冲风险，着力提升自己的战略自主能力。2019年，“东盟印太展望”发布，强调要建立开放包容、合作而非竞争的地区秩序，加强东盟中心性，奉行开放、透明、包容，以在变局中继续维持和强化东盟主导制度的作用。为推动“东盟印太展望”的实施，东盟将东盟印太论坛（ASEAN—Indo—Pacific Forum, AIPF）作为具体实施机构，旨在通过包容性合作，使亚太地区实现更紧密的一体化和互联互通，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和繁荣。2023年9月，东盟印太论坛召开，吸引了来自51国的2500多名代表，包括各国元首、政府要员、企业高管及各领域专家。此次论坛促成93个合作项目落地，总价值达382亿美元；同时为73个项目创造新增机遇，价值178亿美元。此外，东盟地区论坛作为东盟重要的地区合作机构，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受到显著冲击。传统安全议题在地区回归，安全治理合作遭到弱化，地区安全形势显著恶化，在此背景下，东盟作为论坛的主导方，通过机制建设、议程设置和主席声明等方式引导东盟地区论坛重新聚焦非传统安全合作，同时将重要议题进行议程设置以增加东盟观点的影响力，重新校准了东盟地区论坛促进合作和对话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协调了大国关系，维系了区域合作的存在。东盟的中心地位也在此过程中再次得到强调和维护。最后在区域经济合作中，2022年1月1日，由东盟发起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既是在中美竞争背景下东盟主导建立的涵盖了中、日、韩、澳、新五国的自贸协定，也是东盟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稳定全球经济的重要行动。

纵观东盟推动区域合作的历史，可以发现，正是“东盟方式”帮助东盟与地区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使各国乐意以东盟为主导参与地区合作。而东盟也在这种良好互动的历史中认识到“东盟方式”在处理大国关系时的价值和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各种合作机制成为协调和管控大国利益的有效机制，也使东盟始终处于区域发展变化的核心。因此，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东盟始终以“东盟方式”为行为准则，与区域内外国家建立了良好稳定的关系。尤其是在处理大国间关系和地区敏感议题的过程中，东盟十分注重当事各方的感受，在处理过程中会注意措辞和处理方式，避免使自己的立场看起来偏向任意一方，严格秉持中立立场。这一方式使东盟成功地在大国竞争的缝隙中找到了维持大国平衡、协调大国关系、缓和地区局势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再次强化了东盟中心地位的固有印象，有利于东盟继续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中心作用。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同样如此，东盟以维护区域合作关系为底线，通过频繁的沟通与协调来促进当事方的相互了解与关系缓和，同时秉持“宁愿不达成共识也要维持磋商进程”的取向，最终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这就是东盟关系的韧性所具有的承受内外压力的强大能力。可以说正是东盟与各方友好合作的历史、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成功经验以及主导推动地区合作的有效实践塑造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也赋予了东盟中心地位以强大的关系韧性。

四 结论

关系理论将关系性权力理解为管理关系的能力，但并未说明管理关系的能力从何而来。对关系的管理既需要一定的管理技巧，也需要足够的资源，还需要关系对象的理解与认可。因此，关系韧性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行为体何以具有管理关系的能力。借助韧性概念，关系韧性可以被理解为行为体间关系所具有的一种能力和属性，可以帮助关系连接在压力环境中应对和适应冲击，维持关系的存续、发展和转化。关系定位、关系互涵度和关系形构性是衡量关系韧性的三个关键指标。依据这一衡量标准，本文分析了东盟关系圈网的关系韧性，并认为其具有强关系韧性，也正是这种关系韧性赋予了东盟强关系性权力来应对大国竞争的结构压力，同时维持自身的“中心地位”。这解释了关系主义对东盟关系性权力和“中心地位”的研究。诸多对东盟的关系主义解释均认为东盟具有强关系性权力，但大多解释未能回答其何以具有强关系性权力。关系韧性概念的引入解释了东盟关系性权力的来源。

本文提出了测量关系韧性强弱的关键指标，用以衡量关系性权力的强弱，并选择东盟作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我们对关系性权力的理解，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韧性是跨学科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应用也十分广泛，这带来理论迁移和应用的困难。关系韧性概念只强调和借鉴了韧性的一部分内涵，这可能导致对关系韧性理解的不全面。未来研究可对此概念做进一步的挖掘和完善，扩展其内涵和适用范围。其次，本文所选的案例是东盟，更具体地说，是衡量东盟对外关系圈网所具有的韧性。但用关系理论对东盟进行分析的研究已比较充分，因此，本文的实证结论未能超越既有研究的共识性结论。未来研究可以将此概念应用到更广泛的案例中，检验其普适性。最后，本文对关系韧性与关系性权力的关系考察不够深入，未来研究可对关系性权力的构成和来源做进一步的拆解和分析，明晰关系韧性发挥作用的边界和范围，以进一步深化对关系性权力的理解。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6年第2期，第7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