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亚里士多德奠基的牺牲与付出的外在目的劳动观，代表着从奴隶制雇佣制到现代谋生的普遍心态，并相反相成地孵育出弃绝劳动的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将亚里士多德实现活动理论引入已被定型化的劳动—实践论，旨在借助其深层的动态活动原理，激活对马克思实践与劳动发生状态的动态研究。马克思将等级分裂的内外目的统一为人类自我生成的劳动结构，并将亚里士多德内在目的生成机制的energeia实现活动与entelecheia目的完善活动形而上学，分别对应于活劳动与自由劳动而转化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观念史转变，基于生产方式历史与社会化的演进。内在目的的自由劳动既是演进目标又是活劳动的趋向动力，其全面发展与创新基于对外在目的的内在目的转化，它涵盖了从实体改造到虚拟化与交往化的全部行为原理。这也是外在目的最新技术承担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根基与限定所在。与自然世界建立直接关系成为人工智能根本性期望，空前发达的生产力使外在目的从使用价值转移向与自然变换物质的人类发生学。活劳动所置身的无穷可能性与相关性世界不仅成为自由劳动渊薮，而且成为人工智能无尽数据的基础。劳动外在目的从而指向人工智能时代最具深度的内在目的。

关键词：劳动；内在目的；外在目的；马克思；亚里士多德

马克思称亚里士多德为“伟大的研究家”。但他所建立的劳动哲学却在根本上颠覆了亚里士多德劳动观。20世纪阿伦特称马克思是“现代最伟大的劳动理论家”，却以激进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否定了马克思劳动观。亚里士多德奠基的牺牲与付出的外在目的劳动观，代表着从奴隶制雇佣制到现代谋生的普遍心态，并相反相成地孵化出弃绝劳动的现代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关系的演变，构成马克思劳动哲学变革的深层线索，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变革的枢纽。

一、亚里士多德的劳动观与外在目的性

亚里士多德基于自然本性定位劳动。“人类确实原来存在着自然奴隶和自然自由人的区别”。“奴隶的被应用于劳役同驯畜的差别是很小的；两者都只以体力供应主人的日常需要”。劳动的奴隶是“作为劳役的工具”。

这种奴役性的劳动：1.代表着人类各种语言的劳动词源的人性负面感受：“困苦”“被迫”。古希腊人性本质的理性体现为沉思与政治的德性之善。正是基于这一人性本质，劳动才成为非人牺牲。2.人性等级的深层基础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脑力与体力分工。马克思后来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因此不仅着眼于私有制及其生产关系改造，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溯源于分工。3.它不是社会化的劳动，而是家庭私域劳动。这是后来阿伦特劳动定性的基点，也是她攻击近代市场化劳动僭越公共领域的关键依据。

奴役劳动（ponos）是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制作（poiesis）三类活动中制作的被迫性类型。奴役劳动吸取了制作活动的一个根本性质，并以此涵盖了全部劳动行为而成为劳动的第一特性，那就是：劳动是外在目的的活动。

目的分为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目的之中也有区别。它有时是实现活动本身，有时是活动以外的产品。”劳动没有自身内在目的，是以获取食宿生存条件的外在目的支撑其他内在目的活动的手段，是动物生存方式的延续：“动物的生活行为可以分为两出——其一为生殖，另一为饮食；一切动物生平的全部兴趣就集中在这两出活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于是被20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以拉丁经典形式定义为“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

劳动所延续的动物性，不仅是劳动外在目的的直接消费性，而且是私人厨务所代表的外在目的消费与再生产的周而复始循环性与单一性。这一类劳动产品不具有持存性：“劳动动物受制于吞噬一切的生命过程并沉沦其中。”“吞噬一切”的生物本能消费无从建立人类文明。

劳动的奴役性分工在亚里士多德背景下获得人类学辩解：

由于我们的身体需求而成为必需的劳动是奴性的。

奴隶制正是从这类理由上得到了保卫和辩护。劳动意味着被必然性所奴役，而这种奴役内在于人类生活条件中。因为人受到生命必需品的统治，他们就只能通过统治那些由于被迫而服从必然性的人，来赢得他们的自由。

古代，甚至近古的奴隶制度，并不是一种利用廉价劳动的手段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是一种把劳动排除出人类生活条件的尝试。人与所有其他类型的动物生命共有的东西，都不被看成是属于人的。

劳动不只是内在目的活动的低级手段，甚至是原罪惩罚。近代政治经济学在肯定作为财富源泉的劳动同时，依然持有亚里士多德劳动观的奴役不幸立场：“‘你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这是耶和华对亚当的诅咒。而亚当·斯密正是把劳动看作诅咒。”资本雇佣劳动将亚里士多德外在目的的劳动强化为与劳动主体对立的异化劳动：

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

异化劳动表明，劳动外在目的的恶化源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但是，外在目的的劳动特性在变革雇佣制度之后依然存在，它保留在更为普泛的谋生劳动中。

二、亚里士多德内在目的活动及其实现机制

亚里士多德的“内在目的”指的是，每个事物都包含使其成为自身并趋向完善的内在目的与实现功能（从小树与儿童的成长，到人性高阶代表理论与政治）。它构成宇宙秩序的基础，并赋予活动本身意义。内在目的基于两项动态功能：

1.“实现”活动（Energeia, ἐνέργεια）。energeia源自希腊语ergon（工作，活动、功能），字面意为“在活动中”（en-ergeia），强调的是“完成于自身之内”或“内在的实现”的活动。它用于描述事物的“实际性—现实性”（actuality），是事物从潜在状态（dynamis）转化为现实的“实现活动本身”机制。当energeia所在的活动是一个朝向自身目的实现的活动时，它就是一个实现过程。当energeia就是指在目的之中的完满性活动时，它就是现实性本身。

2.“完善”（Entelecheia, ἐντελέχεια），其词根是telos（目的、完善），由telos（目的）和echein（持有）构成，字面意为“持有目的”（en-tele-cheia），或“达到目的的状态”。它指向目的的完全实现，即事物最终达成其本质形式的圆满状态。但不是静态结果，而是动态过程，即让内在目的动起来，以形成不同于外在目的的自主运动。它强调的是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趋向于实现其内在目的的活动能力。如此才与具体外在目标（σκοπὸς）、静态“形式”（eidos）与目的不在自身之中的物理位移的动态“运动”（kinesis）区分开来。

没有无目的的Energeia，也没有不通过活动达成的Entelecheia。亚里士多德以energeia和entelecheia的互通支撑，相辅相成地提供了综合巴门尼德静态存在与赫拉克利特流变论的新的形而上学。它以内在目的动力因与完善形式因统一结合的活动原理，提供了将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实现活动”机制。

活动的完善度取决于内在目的的纯粹度：

那些因自身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比那些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更完善；那些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比那些既因自身又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更完善。所以，我们把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

内在目的的完善极端是与外在目的无关的自足的神，神无须实现性活动。自然存在物都会经历潜能—运动—实体—完善的四个实现阶段，在前面的运动阶段是趋向完善的过程，完善阶段则是无过程、无实现的entelecheia显能状态。所以，energeia和entelechia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可以换用的。人是外在目的欲求与内在目的并存的存在，因而人需要经历上述实现过程。亚里士多德以劳动与德性的等级分离人的活动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但是二者仍然不可避免地重合为实现过程。特别是在制作活动中：

房屋的建造活动就在被建造的房屋之中，也就是它与房屋同时生成和存在。在那些与使用不同的生成物中，现实存在于被制作的东西中，例如造屋活动在被造的房屋中，纺织活动在被纺织的东西中，其他东西也同样。总而言之，运动在被运动的东西中。倘若除了现实之外没有其他的活动，现实就存在于主体自身之中，例如，观看就在观看者中，思辨就在思辨者中，生命就在灵魂中（所以，幸福也是这样，因为幸福就是某种生命）。

因此，亚里士多德国际研究界重要的观点是：

ἐνέργεια在亚里士多德的严格意义上是含目的于自身之中的活动，而在相对的意义上它也可以是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ἐνέργεια作为实现自身目的或同时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目的的活动，与能力有基本的区别。它是付诸运用的能力，而与作为潜质而未起作用的能力无关。而在泛义上，……是指积极的活动状态，意义甚至比实践还要广泛。

内在目的的建筑活动实现于外在目的的建筑物中，这已是对象化理论先声。亚里士多德内在目的的实现活动推进过程，已经包含着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的互动。本文将亚里士多德实现活动理论引入已被定型化的劳动—实践论，旨在借助其深层的动态活动原理，激活对实践与劳动发生与运行机制的研究。亚氏关于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区分，尽管被分析哲学技术性指责为逻辑悖论，但这一区分拯救了目的的独立本质。自然生存要求将外在目的置于第一位，人类活动史表明，人类活动不仅起源于外在目的，而且始终受制于并跟随于外在目的。亚氏作为活动本身的内在目的，是一个超越生存压力的形而上学命题。其限定在于两种目的的等级与割裂，因而不能获得普遍性。马克思恰恰突破的是这两个限定。马克思直接字面使用innerer Zweck、äußerer Zweck、fremder Zweck集中见于1844年手稿、1857—1858年大纲与《资本论》第三卷；《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第一、二卷、《哥达纲领批判》虽无成对术语出现，但频率仍很高；若计入同义概念“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的发展、自主活动、谋生劳动、强制劳动”等语义等价表述，则文本支撑数量大幅扩充，这一对概念构成马克思劳动本体论与自由理论的核心概念谱系。马克思的劳动观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活动形而上学的物质实践化，而且揭示出外在目的对于内在目的的本体构成性：作为活动形而上学原理的energeia适用于人的全部及物动词亦即外在目的行为，而并非特定活动的手段；energeia保持着区别于具体行为能力的“元能力”，亦即实现外在目的的自主性动力。它显示了“实现”外在目的的行为中内在目的的动力机制。由此揭示出劳动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对立统一的深层结构，并已成为当代人类行为最具解释力与指导性的思想。

三、劳动目的二重性：外在目的的人类学与内在目的的对象化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要点，是将亚里士多德被迫牺牲的劳动观转变为人类学正常正当的外在目的需求：

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

值得注意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一哲学本体层面已转换了“对自然物的占有”的外在目的，而使之进入人类发生学的物质层面，它包含着物质、能量、信息三重耦合下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与自然人化。

外在目的的劳动成为人类自然本体的纽带。外在目的的需要使人类成为对象性的存在：

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此，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使自身解除饥饿，它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使我的身体得以充实并使本质得以表现所不可缺少的。

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

“身体得以充实并使本质得以表现”，前半句是外在目的，后半句是内在目的。二者同时“实现”并依托外在目的获取食物劳动。外在目的与自然的联系所形成的自然对象性存在，成为人类内在目的的自为本质对象化前提：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

劳动对象性的外在目的构成族类本质对象化的内在目的不可或缺的关系结构，而不仅仅是形式载体。亚里士多德分离开的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统一于劳动：劳动的实现活动（energeia）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外在目的，同时就是趋于完善的自我实现的内在目的（entelecheia）对象化活动：

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

巴黎手稿阶段的“对象性”与“对象化”已经思辨地建构了劳动本体性的双重目的结构。然而，劳动外在目的性却在生产关系造成的异化劳动中与内在目的分裂；改造异化劳动的生产关系，并不能消除劳动外在目的性。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的二重性持存，要求劳动人类学转向历史哲学：

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虽然外在目的提供了内在目的自我实现的活动架构，但是，内在目的却并非现成存在，其完善化需要扬弃性转换外在目的，从而“实现”从谋生劳动向自由劳动的演进。内在目的完善化过程是扬弃外在目的的演进过程，它被称作“历史”：

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马克思的“历史”一词使用的是他一贯使用的发生与起源机制的“Geschichte”，而不是知识范畴的“Historie”（源自拉丁文Historia）。马克思著作中的Geschichte，强调生产方式与劳动目的动态的、发生学的、自我生成的、目的性的运行机制，而非既成往事的记录。这与亚里士多德energeia-entelecheia的内在目的实现活动逻辑一致。

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因而既非神学预定论，也非第二国际无人称的客观必然进程终点，而是“有意识地扬弃自身”，亦即内在目的借助外在目的框架进入物质世界关系、同时扬弃外在目的欲望的物质实践过程。与energeia实现活动趋向内在目的完善状态的德性entelecheia相比，这是人类真实的物质改造与基础更深广的内在目的实现活动。因此，内在目的的自由劳动不是悬设的未来理念，而是此时此地energeia-entelecheia实现过程的现实活动。承担这一实现活动的生命存在体，被称作“活劳动”。

四、活劳动：内外目的对立统一的劳动生命体

马克思对雇佣生产的剩余价值源头追究，是基于人类学的劳动过程。劳动过程的人类学主体是生产方式，承担生产方式的基元是生命个体的活劳动（lebendige Arbeit）。活劳动的过程，是活劳动从潜能到实现的活动：

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表现。

劳动过程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吸收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原料被消费了，因为它被劳动改变了，塑形了；劳动工具被消费了，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被使用了，磨损了。另一方面，劳动也被消费了，因为劳动被使用，被推动了，以致工人的一定量体力等等被耗费了，结果是工人精疲力尽。但是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同时从活动形式被固定为，被物化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劳动在改变对象时，也改变自己的形态，从活动变为存在。

活劳动的上述潜能实现过程充满艰辛，但并非异化劳动的屈辱与疏离，而是外在目的的人类学劳动的正常状态。活劳动的“消费”，是对包括原料、工具以及劳动主体自身的改造：“劳动在改变对象时，也改变自己的形态，从活动变为存在。”这正是作为人类本质对象化的个体化形态。如同黑格尔主奴辩证关系中基于劳动获得主体性的奴隶，活劳动依托外在目的的对象化实现着自身的内在目的。即使劳动过程的外在目标占据着劳动对象意识，透过外在目的意识依然表现出活劳动内在目的方向的作用力：

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这种改变不像在死的对象中那样是创造作为物质的外在物，作为物质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的形式），——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就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

物质形式变换所服从的是劳动的外在目的，但“实现”外在目的的机制却是“活的、造形的火”。“造形的火”并非比喻，而是energeia-entelecheia式的内在活动。特别是“造形的”（gestaltende）一词。德语“die Welt gestalten”（塑造世界）的经典表述，并非指改变世界外在的材质，而是为世界赋予可理解的秩序与整体意义。这正是区别于外在目的的材质对象改造的劳动对象化的内在目的的自由劳动生成。活劳动之“火”，亦即人的内在目的驾驭外在目的的对象化运行机制（energeia-entelecheia），不仅陶冶物质对象，而且陶冶生产资料与劳动者自身、陶冶全部劳动相关物与协作者，外在目的的造型活动由此成为劳动要素整体性秩序意义建构的内在目的实现活动。内在目的的自由劳动生成并完善于活劳动中，同时作为方向动力引导着活劳动。有形的劳动产品，既是外在目的对象性的使用价值体，又是劳动过程内在目的对象化的精神存在体。劳动从而实现了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的双重存在：使用价值产品与新的劳动主体。后者透过前者的外在形态直观自身的创造力本质。

活劳动gestaltende的造型与赋予意义，并非孤立的个体创造，而是活劳动个体自然生命潜能依靠以工具与协作为轴心的生产方式所实现的功能：

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亦即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换句话说，劳动陶冶事物。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

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犁是比由犁所造成的，作为目的的、直接的享受更尊贵些。工具保存下来，而直接的享受则会消逝并忘却。人以他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在自然界的威力，尽管就他的目的说来，他倒是要服从自然界的。

工具技术的操作与协作（交往），使个体活劳动实现直接外在目的的活动成为人类生产方式行为。个体活劳动实现族类本质的对象化，是双向的建构：人类历史与社会所积淀形成的生产方式，是活劳动在族类本质水平上运行的前提与方式；活劳动个体性的现实—实现活动，是生产方式生成与发展的动态运行的生命基元动力。

因此，外在目的的内在目的化，根本上是族类生产方式与个体活动结合的结果。传统深厚的东方修身，可以有宗教伦理背景下的“百姓日用即道”或“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甚至是“天堂地狱，只在一念之转”，但由于缺失生产方式前提，因而只是无社会普遍性的个人心性修养（当代文化甚至戏称为“心灵鸡汤”），而不能改变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的社会分离现状。尽管这种个体心性修养随着生产方式的当代演进将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五、自然与自由：历史演进的内在目的与人工智能时代新课题

近代生产方式的社会化表征是，劳动工具与技术系统高度标准化而通用，产品商品化并且流通交易法制契约化。二者从加工自然的生产力与协作交往的生产关系两方面，都限制着外在目的的私人化而成为工具理性与伦理理性保护的公共行为。工具技术的通用化已由人工智能开始承担外在目的的劳动程序，法制契约化对包括商品交易在内的基本交往消除了私人关系条件，而成为透明社会。这两个方面的社会化是现代人作为自由个体劳作与交往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才可能有活劳动普遍的内在目的对象化。但是，马克思社会化指向的自由个性联合体并非民族国家、私有制或垄断的共同体。生产方式的社会化需要经历历史变革。

与社会空间不同，历史是时间。“活的时间”是个体活劳动者当下时态的生命活动。它激活着过去时态的死劳动存在，“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变成自己灵魂的躯体，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由此发生现在时刻的活劳动时间，与“死劳动”对象的生产劳动材料、劳动资料赖以形成的过去时态的活劳动时间的继承汇合与定向。此即活劳动的生命时间为基点所发生的自我实现的内在目的的“历史”（Geschichte）。

社会与个体的历史演变并非外在目的的自然流变或神性预定，而是完善发展人类内在目的并引导生产方式与活劳动互动演进的过程：

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必然性本身证明了两点：（1）个人还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2）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合体的产物。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

……

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

……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

……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

“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这一历史哲学视野中，“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的思辨，才获得政治经济与历史的证明。同时，活劳动经由商品交换价值所取得的社会普遍性，并非永恒的模式：

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被设定为一般劳动。而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会被设定为一般劳动。

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在事后成立。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参与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中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中介的。

后资本市场的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生产的共同性使劳动产品自始即是共同的一般的社会性产品。活劳动从而将不仅成为自由的个性化创造，而且自始就是社会普遍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的直接目的，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内在目的：

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这一自由个性的劳动，以人的全面发展的无终结的内在目的历史运动，置换了亚里士多德德性等级的energeia-entelecheia不停滞活动，同时终结了亚里士多德奴役劳动的“ponos”与阿伦特沿袭的“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

人类学活劳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机制与内在定向，但却与人工智能代表的无个性的劳动程序处于新的分离中。这也是劳动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新时代的矛盾。人工智能的发展根基与人工智能的限定，要求活劳动的自由个性在让渡外在目的重复流程后，不仅外在目的实现流程可控，而且保持内在目的引导。这不仅要求完全不同于energeia-entelecheia形而上学原理的物质实践，而且要求人—机关系体区别于活劳动个体生命的全新活动机制。

自由个性劳动不仅集中于科学与艺术类创造性活动，也普泛地实践于人工智能之外的人类日常生活中。后者使活劳动成为缺乏劳动的现代人的本体性修身功课。活劳动成为养护培育感知、自由意志、共鸣情感与想象力的母体。

但自由个性的活劳动的母体是物质性自然。劳动追求的人类本质对象化的内在目的，经由外在目的而起源于自然母体。与自然世界建立直接关系成为人工智能根本性期望。劳动外在目的将技术程序让渡于人工智能后，空前提高的生产力促使外在目的的意义，从使用价值转移向与自然变换物质的人类发生学：活劳动外在目的与自然物质变换包含着物质、能量、信息三重耦合，使人类置身于无穷可能性与相关性的未知世界。它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发生学的渊薮，也是人工智能无尽数据的基础。劳动古老的外在目的从而指向人工智能时代最具深度的内在目的。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的这一预言需要在人工智能与活劳动的关系处境中获得新的解释。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