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治理研究面临理论创新与实践成就之间的结构性落差，知识自主性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当前研究存在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就不匹配等困境，根源在于知识生产驱动力的错位安置——或依附既有理论，或沉溺于经验特殊性，但忽略了研究者在理论与经验之间遭遇的“困惑”。困惑是无法被既有概念装置轻易消化的结构性张力，是对理论框架本身的质疑而非对文献空白的填补。它并非客观存在，而是在理论凝视与经验世界互动中生成的；需要在理论的沉默处、实践的反常处被主动遭遇；更需要被有意识地维持而非被急于消解。研究者应当培养“困惑素养”，即识别、维持并转化理论与经验落差的能力。

作者：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摘自：《学海》2026年第3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9期

为什么要讨论知识自主性

首先需要厘清主体性、原创性与自主性三者的关系。此三者呈现出既层层递进又相互支撑的逻辑关联。主体性强调的是研究者的中国立场与问题意识，也就是谁在提问、为谁而研，关乎知识的主权归属；原创性强调的是概念与理论的创新突破，也就是能否提供新知，关乎知识的增量贡献；而自主性则侧重于研究在问题设定、概念建构和理论评价上的自我立法能力，也就是不依赖外部框架而独立运转的能力，关乎知识的操作系统。三者相互支撑：主体性是前提，原创性是结果，自主性是使前两者得以持续的内在机制。缺少自主性，主体性易沦为姿态性宣言，原创性则易滑向碎片化的标新立异，塑造新概念却无法形成有机的理论脉络。所谓知识自主性，是指学术研究领域在问题提出、概念建构、理论评价等核心环节上所具备的自我立法能力，其本质在于研究者能够摆脱理论进口依赖症，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出发设定研究议程、创生扎根于本土实践且具有普遍理论潜能的解释性概念，并自主地确立理论有效性的评判标准。

中国治理研究作为中国故事的最重要载体之一，其知识生产的自主性程度，直接关系到能否真正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但现状尴尬而紧迫：中国治理实践已经产生了堪称奇迹的成就，却未生产出与之相匹配的理论创新。我们目睹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最典型的减贫实践、最复杂的政党与国家及社会关系的重构，却仍在用国家—社会二元框架、多中心治理模型来裁剪这些经验。研究者经常面临的困境是：直接借用西方理论，容易导致问题错位；强调本土特殊性，又容易陷入概念孤立。要么是西方理论的中国版本，要么是中国经验的不可通约性宣言。这一困境不应归咎于研究者的个人能力，而是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究竟以什么为路径从事知识生产？

基于长期实地调研，本文提出一条不同的知识生产路径。这条路径的起点不是既有理论，也不是纯粹经验，而是研究者在理论与经验之间真实遭遇的、无法被既有概念装置轻易消化的张力。我们将由此产生的张力感称为困惑。以困惑为起点，意味着困惑不是知识生产的障碍，而是最宝贵的动力来源。当经验拒绝被理论“驯服”时，不是经验错了，而是理论需要被重构。在治理研究中，如何直面困惑、维持困惑并让困惑牵引我们重构概念装置，这既是一种研究姿态，更是一种认识论立场。

知识自主性的困境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驱动力问题

治理研究中存在三个普遍性难题，表面上是方法论或技术层面的困境，实则是知识生产驱动力的危机。

第一个难题是材料丰富与理论贫瘠之间的悖论。研究者进入田野后，访谈记录、政策文件、观察日志等堆积如山。材料越多，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最后写出来的往往只是对治理现象来龙去脉的描述，虽描述得很详尽，但读完以后却没有获得更深的理解。症结在于，描述的充分性被误认为是解释的深刻性，研究者误将信息收集等同于知识生产，将数据呈现等同于理论建构。没有追问信息背后的逻辑、条件和边界，就没有选择的标准，无法判断哪些材料是“噪声”，哪些是“信号”，只能进行全景式、无差别罗列。

第二个难题是概念丛生与创新不足并存。目前治理研究并不缺少新概念，但这些概念大多是一次性的，被引用几次后便消失在文献洪流中，形成“概念孤儿”现象。概念的孤立化，根源于提出概念时缺乏能够与既有理论形成实质性对话甚至动摇其根基的张力。

第三个难题是进入田野与理解实践之间的断裂。田野变成资料采集场，而不是意义生成场；变成数据挖矿的现场，而不是理论灵感的来源。可以精确记录基层工作者做了什么，却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可以详细描述政策执行过程，却难以把握执行者的伦理考量和策略计算。

以困惑为起点：意味着什么

上述难题的根源都是知识生产驱动力的错位安置：要么将驱动力放在既有理论上，用中国经验去验证或修正西方概念，成为理论消费者；要么将驱动力放在经验材料上，沉浸在特殊性描述中无法进入一般性对话，成为经验搬运工。两种取向都假定理论创新的动力来自外部，忽略了研究者自身在理论与经验之间那种鲜活的、不舒服的却又充满可能性的感知。这种感知就是困惑。

所谓困惑，是指研究者带着既有理论框架进入实践时，所遭遇的一种结构性的、无法被既有概念轻易消化的张力感。困惑不是简单的疑问，不是“我不懂这个政策”或者“这个数据怎么解释”。困惑是超出了研究预期的费解谜题，是一种更深层的认识论共振，是理论与经验对不上号时产生的震颤，就像齿轮啮合时发出的刺耳摩擦声，提醒我们机器需要修理了。

首先，困惑不是“发现问题”的另一种说法。通常所说的“发现问题”，往往是在既有理论框架内部寻找文献缺口，研究者只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砌墙。困惑则不同，它不是对理论空白的识别，而是对理论框架本身的质疑，是对“问题的问题”的审思。比如研究垃圾分类政策执行，“发现问题”路径会问哪些因素影响了执行效果，而“困惑”式的发问会注意到：同样的政策设计、同样的资源投入，为什么在不同社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执行效果？这个反常挑战了关于政策执行的线性假设，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政策执行”的边界。

其次，困惑不是客观存在于实践中等待被发现的实体，而是在研究者的理论凝视与经验世界之间的互动中生成的。实践本身不会说话，只会抵抗那些不适合它的理论。困惑的产生需要我们带着特定的理论参照系进入现场，在理论与经验的双重阅读中主动制造张力。一方面要深入实践者的意义世界，用他们的眼睛看世界；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理论的距离感，持续追问实践者的解释在什么意义上有效、在什么地方开始失效。这种在靠近与疏离之间的反复穿梭，就是困惑的生成过程。真正的困惑发生在我们既理解实践者又觉得他们的解释哪里不对劲的时候，就像一件看似合身的衣服，却总在某一处勒得太紧。

最后，困惑需要被维持，而不是被急于消解。我们被训练成问题解决者：提出一个问题就要给出答案，发现一种张力就要提供解释。困惑让人焦虑，让人想尽快找到一个出口。但理论创新恰恰发生在困惑的持续震荡中。当我们允许困惑停留更长时间、反复回到田野寻找新线索、不断调整理论参照系来重新审视同一个现象时，新的可能性才会慢慢浮现。原来以为对立的理论框架可以在更高层次上整合，原来被忽略的细节就是理解整个现象的关键，原来我们问错了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在别处。这些发现都不是在急于求解的状态下获得的，而是在困惑的缓慢发酵中涌现的。

困惑从哪里来：并非捷径的路径

困惑的层级由浅入深：最初是具体经验现象与理论预期不符，如政策执行偏差；而后是对理论预设本身的质疑，如对执行概念的线性假设；最后是对学科基本范畴的反思，如国家—社会框架的适用边界。这样的困惑不能凭空产生，有三种路径可以帮助我们有意识地面对困惑。

第一条路径是在理论的沉默处发问。每一种理论都有其沉默处，那些被当作前提的、被认为理所当然而无须再追问的内容，可能就是困惑最肥沃的土壤。比如长期以来默认国家—社会框架可解释基层治理，但其隐含前提是国家和社会的边界清晰且稳定。进入现场后发现，党组织在国家、社会乃至市场之间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又是社会利益的表达者，还是市场机会的分配者，这个现象在既有框架中无法得到清晰阐释。于是困惑产生，开始追问：是不是需要一个不同于国家—社会的新框架？是不是应该讨论政党、国家、社会与市场四重关系？

第二条路径是在实践的反常处停留。反常是指那些不符合理论预期的“刺点”，让丝滑的理论叙述“出戏”的细节。比如网格化管理被设计为高度标准化的技术系统，理论上应提升效率、减少人为偏差。但实际情况是，部分基层工作者总能找到绕过系统的方法，在系统要求的时间节点前集中补录数据，在系统无法监控的环节采用非正式协调，用线下沟通替代线上流转。这不是因为不遵守规则，而是因为规则无法覆盖所有情境，技术的刚性与治理的弹性之间存在冲突。这个反常让我们追问：标准化与情境化之间的矛盾，是不是现代治理的一个根本性张力？反常处的停留需要勇气，因为它要求我们承认：不是基层工作者非理性，而是我们的理性假设太狭隘。

第三条路径是在意义的裂隙处穿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总是存在意义的裂隙，这种裂隙通常被视为方法论的麻烦，但其恰恰是困惑的重要来源。例如，我在调研中经常听到基层工作者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初将其理解为资源约束下的无奈感慨，但听多了以后就产生了困惑，因为这句话不仅出现在资源紧张的情境中，也出现在资源充裕的情境中，而且不同人说时的语气和神态很不一样：有的是抱怨“你们不懂我们的苦”，有的是辩解“不是我不想做，是真做不了”，有的带着职业自豪“正因为难，才显得我们专业”。这让我意识到，这句话不只是一个关于约束的事实陈述，还是一种多维度的意义生产，在同侪群体中彰显付出，在面对研究者时建立“我们”与“他们”的边界。同一个表达，在研究者听来是一种意味，在说话者心中又可能是另一种意味。这种意义的复杂性，只有在裂隙处才能被感知。

这三条路径在实践中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困惑是研究者带着理论武装进入田野，故意寻找麻烦的智识冒险。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保持张力，然后在这种张力中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让新的可能性慢慢浮现。

维持困惑为什么困难又为什么重要

维持困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方面是来自理论惯性的诱惑，成熟的理论框架像认知舒适区，会提供现成的解释方案。它不是说“你不要困惑”，而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被回答了，不需要你再困惑了”。维持困惑意味着对现成的解释保持警觉，即使它们看起来很合理、很权威。另一方面是来自对确定性的心理需求，人类心智天然倾向于寻找模式、建立秩序、获得确定感，困惑将这种思考悬在半空中。但真实实践总是充满矛盾、意外和不可化约的复杂性，维持困惑意味着有能力承受不确定性，愿意做一个暂时无知的人。维持困惑是积极的智力纪律，是一种“主动的被动”，主动地让经验抵抗理论，被动地等待新的可能性浮现。它迫使我们在理论与经验之间保持一种生产性的紧张关系，不让一方过早地遮盖另一方。正是在这种紧张中，既有理论的边界被暴露，经验现象的深层结构得以浮现。

知识自主性如何可能：困惑作为一种素养

中国治理研究的知识自主性究竟如何实现？它可能发生在研究者敢于让中国经验冲撞既有理论，同时又有能力将这种冲撞转化为可交流的理论贡献的过程之中。此过程的核心就是困惑的遭遇与维持。知识自主性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态度问题，关乎研究者如何看待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如何对待不确定性，如何在学术体制压力下保持对复杂现实的诚实。这些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训练来培养，成为一种身体化的知识。

我将这种训练而得的素养叫作“困惑素养”，包含三种相互关联的能力：第一种是识别理论与经验落差的能力，即在丰富的材料中辨识出具有理论潜力的结构性张力，而不被信息洪流淹没；第二种是维持这种落差而不急于消解的能力，即耐受不确定性、抵抗过早闭合的诱惑，敢于说“我现在还不知道”；第三种是转化这种落差为概念创新的能力，即将困惑转化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装置，而不是停留在困惑本身或将其降格为特殊情况。这三种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试错和学术共同体的包容，在一次次的田野失败、理论重构、困惑维持中慢慢积累，最终内化为研究者的学术直觉。

主体性不是宣称“中国本位”的姿态，而是在理论与经验的结构性落差中确立问题的真实来源。当我们真正被一个中国经验现象所困惑时，发现既有理论框架无法消化它，主体性就自然显现，因为问题是从我们对经验的感知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文献空白处找出来的。原创性则发生在我们重构概念装置以回应困惑的过程中，当新概念能够解释实践者的行动逻辑、回应理论盲区、经受实践变迁的检验时，它就有了原创性。困惑是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共同土壤，而自主性正是持续耕作这片土壤的能力。

中国治理研究如果要为世界学术贡献更多，就需要这种从自身实践的困惑中生长出来的提问方式和概念建构方式，实现由方法自觉到方法论自觉的转变。基于一个后发大国的壮阔发展历程，中国治理的广袤田野中充满困惑：令西方理论失效的瞬间、实践者言不由衷的时刻、政策意外后果的显现。这些困惑不会自动转化为知识，它们需要被识别、被遭遇、被问题化，同时在特定的认识论中被加工为理论资源。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只有在这条路上，我们才不是在回答别人规定的问题，而是在提出自己的问题；才不是在用别人的概念来解释自己的经验，而是在创造能够同时解释自己和别人的概念。中国治理研究的自主性，最终不仅是为中国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也将为全球治理研究提供不同的认识论。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以确定性、通则化为知识理想，而中国治理的复杂性恰恰要求一种以“困惑”为起点的知识生产伦理：承认复杂性的不可化约性、承认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意义裂隙。这也是中国治理研究能够贡献于世界学术的最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