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纲领，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引意义与指导作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包含的重大论断与重要命题，是今天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与根本遵循。在这次讲话的指导下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地位，落实其中提出的“三重体现”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自觉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彰显中国文学的担当，这是我们今天深入学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目的与意义所在。
关键词：《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古代文学/ “三重体现”/ “两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
作者简介：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京)2026年第3期 第4-18页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韩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50)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纲领。《讲话》发表十周年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上，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真正展示了“学术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讲话》尤其有着重要的指引意义与指导作用，开启了新时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进程。其中所包含的重大论断和重要命题，更是我们今天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与根本遵循。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论是学科建设、学术研究，还是话语构建、文化传承，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展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天我们重读《讲话》，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其中的理论内涵与思想精髓，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即在深入领会《讲话》逻辑进路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地位；进而以“三重体现”为指导，探索构建中国古代文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由此进一步探讨《讲话》对当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中国古代文学所担负的时代使命。
一 《讲话》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地位
《讲话》是指导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第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第四，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这四个方面关系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理解自身、回应时代、构建自我的逻辑理路，依次回答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其重要地位就显得尤为突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最具民族特质与文化根基的基础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既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也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内容；同时，它还是冷门绝学的重要补充。
第一，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国古代文学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中国文学史的时限，几乎等同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文化元典代代相传、赓续不绝，形成了贯穿整个文学史的价值谱系与精神脉络，体现出鲜明的连续性；文体形式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文学风格、叙事方式、抒情特征各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新变，在回应社会变迁与思想进步中实现了“以古开新”，体现出独特的创新性；文学经典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共享的价值认同，体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文学内涵兼容并蓄，广泛吸收多种思想资源、融汇多类地域文化、融合多样民族特色，体现出宽广的包容性；文学精神崇尚“和合”、推重仁爱、追求大同、注重和谐，体现出亲切的和平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学不仅集中呈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与历史创造，也为文明的发展与传承提供了重要支撑，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①古代文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具有高度的标识性与广泛的接受性。绵延不断的经典谱系与汉字文脉，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诗性思维与意境、气韵等审美范畴，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家国情怀、仁爱诚信、崇尚和合、追求大同等价值入诗入文，涵养民族精神，并为当代文化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概言之，中国古代文学以文本、语言、审美和价值的集中呈现，既保存传统又激活传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
第三，中国古代文学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文化自信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离不开优秀的古代文学资源。“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②这些文学经典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丰富情感和智慧，集中反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礼乐文明，‘近悦远来、万方辐辏’的大国气象，‘星汉灿烂、光焰万丈’的千古文章，无不散发着中华民族从容、自信、优雅的精神气息。”③这里所说的“礼乐文明”“千古文章”等，本身就是优秀的古代文学资源。深入阐发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与主体意识，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深厚的学理支撑与精神滋养。这就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文学力量”。
第四，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承发展是践行“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⑤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与相互成就，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承发展就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内容，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赋予其自身新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使命。
第五，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冷门绝学的重要补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3页)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当中，有很多领域都属于冷门绝学的范畴，比如古文字学、音韵学、敦煌学、简牍学等，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拓展了材料来源、更新了研究方法，它们本身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这些冷门绝学凸显出基础性学问在古代文学知识体系中的支撑作用，成为理解和阐释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二 “三重体现”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体系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5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要从三个主要方面去把握：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是《讲话》要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重体现”。“三重体现”为我们构建中国古代文学的体系内涵提供了清晰框架：“继承性、民族性”是其本体属性，是体系建构的历史维度；“原创性、时代性”是其主体价值，是体系建构的现实维度；而“系统性、专业性”则是其科学内涵，是体系建构的学理维度。
(一)关于“继承性、民族性”
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以强大的继承性与独特的民族性书写着中华文脉的精神传统。“中国文学具有悠久绵延的连续性，表现在对文学经典和传统的认同上。”⑥中国古代文学肇始于先秦时期，其继承性与民族性也由此开端。《诗》《书》《礼》《易》《春秋》儒家五经，以及楚辞、诸子、史传等早期经典，既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集中地体现了继承性与民族性。从上古二言体歌谣，到后来的四言、五言、七言、杂言、骚体等，中国诗歌的体式特征在先秦两汉时期已大体奠定，此后各类诗体虽代有传承创作，但五言和七言后来成为中国诗歌最为经典和主流的形式。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也自先秦时期奠定，《诗经》中已有大量抒情佳作，屈原创作楚辞延续并发扬这一传统，特别是《离骚》以宏伟篇幅、繁复结构与深挚情感，成为中国抒情诗无可比拟的典范⑦，同样也是世界抒情诗的杰作⑧。此后中国历代诗歌创作都未曾脱离由《诗经》《楚辞》所奠定的“诗骚传统”。赋是中国特有的文体，其形成和发展与汉语汉字、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密切相关，汉赋确立了“铺采摛文”的书写范式，赋体文学自此一脉相承。史传文学肇自《尚书》《春秋》《左传》等经典，《史记》以其独特的思想情感与书写方式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同时也集中呈现了中华民族早期的时空观念、血缘世家与众生样态。这些早期文学经典中所涵育的天人合一、生生不息、家国情怀、明德尚义等思想内涵，奠定了中国文学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创作传统方面，中国古代文学每一个阶段的发展总是在不断汲取前代文学的养分，承袭和沿用前代文学的创作传统，如“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等文学观念，“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等审美理想，还有“风骨”“气象”“滋味”“天真”“豪放”“婉约”等审美范畴，也都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发展、沉淀，并世代传递。中国文学经典和传统代代永续，深刻塑造了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特质、文化内涵与审美取向。
继承性和民族性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体两面，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256页)中国古代文学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书写者。《周易·系辞下》所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⑨，《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时代“抚万民，度四方”⑩，《尚书》所言尧时代“协和万邦”(11)等，这些记载都可视作中国文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与早期演进的回溯与想象；秦石鼓文、《史记》、汉赋等描绘了秦汉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时的社会状况；著名的《木兰辞》《敕勒歌》诞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族群文化融合的背景之中；唐诗的兴盛则是对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荣的精神写照；随后宋、金诗词也从不同侧面记录了中华民族内聚发展时期的世态人情；元代进入中华民族大统合时期，元诗、元文、元曲皆为其重要的记录者；明清以来，中华民族接续巩固并最终底定格局，在文学层面也都有生动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通过“天下”“中国”“九州”“四海”的空间想象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文化认同，深度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格局及其精神历程也被文学深刻书写与反复确认。“文学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逐渐生长的，必有历史的连续性。”(12)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正是历代文学经典所突出表彰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其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重要体现，历代大诗人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以诗弘道，构筑起中华民族的人格典范和精神谱系(13)。可以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史。
(二)关于“原创性、时代性”
《讲话》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9页)如果说“继承性、民族性”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内涵，那么“原创性、时代性”则赋予中国古代文学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文学的原创性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处的“元典精神”。所谓“元典”，即指那些“具有本根性和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14)，而“元典精神”则是凝聚于这些经典当中的一个民族最为核心的原创性精神内核，它规定了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中华元典的两大核心系统“五经系统”和“诸子系统”，也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原创性。《讲话》专门提到了先秦子学：“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4页)将先秦子学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起点，正是对其思想原创力的高度肯定。而儒、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诸家和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既是思想流派，同时又是重要的文学流派，他们所创制的子书元典因其思想的原创性和生发力，与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重要经典一道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先秦诸子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原创性的思想生成，是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也与时代深刻关联，随时代社会的演变而推陈出新、自我进化，特别在每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都会涌现出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学样式。《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5)《通变》又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16)同时，一种文体总是用回顾经典、回溯源头的方式实现自我革新，即“以复古为革新”，这是中国文学独特的创新机制，体现了中华文化“返本开新”的历史智慧。陈子昂的诗歌复古主张、韩柳的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欧阳修的诗文革新、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实践，都是在时代的感召之下，通过对源头经典的回溯追认，激发文体本身的创新活力，实现了“新从古中求”。纪昀评《通变》篇说“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17)，正是这种“复古的通变”使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发展演进中，既传承又创新，既稳定又多变，永远彰显自身风格和时代特色。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8)中国文学总是在回应和书写特定时代的社会心态与精神诉求。《诗经》唱诵周代先民的朴素愿景，《楚辞》刻写战国天下沉浊之中高洁灵魂的自我坚守，汉大赋为大一统格局润色鸿业，汉乐府则“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建安文人以慷慨悲壮书写对功业的渴望与生命之叹，唐诗的博大雄浑映照出蓬勃自信的盛唐气象，宋元词曲又道尽儿女情思与家国情怀，明清小说描摹市井人情与时代变迁。中国文学始终以个体生命感受谱写着群体精神轨迹，既记录和反映时代，又参与和超越时代，永远在与时代的精神共振中完成自我传承与蜕变。
(三)关于“系统性、专业性”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门类多样的传统学科，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时代要求下，必须要在自身的构建逻辑中充分体现出系统性和专业性。《讲话》明确要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2页)，这为我们构建中国古代文学体系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路径。
从学科体系看，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重大转型。“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述而》所说的“孔门四科”，起初是指文献典籍之学，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不尽相同。不过，中国传统学术当中虽没有明确的“文学”分科，但文学作品本身却散布于经、史、子、集等四部之学中，特别是集部，最为文学之渊薮，几乎囊括了历代总集、别集、诗文评、词曲等文学作品的全部；经、史、子各部也涵盖了古代各类文章的全貌。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古代文学也形成了若干专门之学，如“选学”“龙学”“红学”以及杜诗学、辞章学等，还有诗话、词话、文话、曲话等特殊形态的文学批评。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学自有其传统，“其功能是以文传道、以文化人、以文辅政、以文抒情，承担着建构、传递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责任”(19)。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明确为“中国语言文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并逐步细分出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近代文学等具体方向。近年来，各类新兴学科蓬勃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体系构建提供了新的契机。譬如，“中国古代文体学”作为原创性学术理论，在继承中国文体学传统范式与经典方法的基础上，致力于探寻具有当代学术高度，且具有思想内涵、文化视野、科技文明与现实关怀的独特路径(20)；“中国写本学”立足早期文献实际，为文学文本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范式(21)；“中国古典学”显示出融汇古今、整合中外、沟通文明的学术视野；传统四部之学也在新的时代环境与学术背景下生发出新义，如从传统子学的学术范畴中化生出“新子学”，不仅是一种学科观念的变革，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的革新，体现了传统子学的现代新变(22)。在“新子学”内部，“孔学”“墨学”“老学”“庄学”“荀学”“韩学”等都在各自学科内涵、学术命题与研究范式方面不断探索创新。这里要特别提及“韩学”的问题。所谓“韩学”，是指韩非的思想学说及历代关于韩非、《韩非子》的学术研究，包括对韩非生平及思想学说之内涵、渊源、流变、历史影响等的专门研究，《韩非子》的考证、校勘、注疏等文本整理，以及韩学史的专题研究等。我们认为，应当以文献整理与研究为基础，通过古今韩学文献汇编集成、《韩非子》文本深度整理、中国韩学通史建构等，综合贯通“文献”“思想”“文学”“接受史”等多个维度，构建现代韩学体系(23)。构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体系，必须对这些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予以充分重视，不断拓宽自身边界，从而走向学科融通。
从学术体系看，中国古代文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已形成较为成熟、严密的体系，其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以及学术范式都颇具代表性。中国古代文学从早期文、史、哲三位一体、融而不分，到后来逐步独立为专门的学科，其学术体系越来越趋向精细化和科学化；近些年来，在多学科交叉交融的背景下，又呈现出由分科走向融合的新趋势，这也反映了中国学术体系发展演变的独特性。在中国古代文学学术体系建构中，尤其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三种资源的融合与会通，这也是《讲话》特别强调的。中国古代文学始终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所形成的重要学术成果为指引，遵循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广泛吸收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等相关学科资源，同时借鉴西方叙事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资源，真正在“马、中、西”会通中构建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体系。
从话语体系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所要解决的其实就是“谁来说”“给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4页)，文学是最长于讲故事的，中国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好途径。具体来说，一是要坚定中国古代文学话语自主性，中国古代文学由中华民族自己书写，我们也最懂得其背后的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二是要把中国古代文学讲给世界听，这就必须遵循《讲话》中所要求的“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24页)。历史上，像李白诗、寒山诗、《赵氏孤儿》等文学经典曾在欧洲和东亚各国广泛传播，留下文明交流互鉴的精彩印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自信让中国古代文学在世界舞台上重新绽放光彩，用自身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好中国形象。
三 《讲话》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时代使命
《讲话》是新时代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当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讲话精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激活当代价值，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气派。
(一)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之一，也是推动中华文明不断走向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普及与传播，应当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创新，贡献文化智慧，以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进程中有所作为”(24)，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唯有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中国古代文学的创新发展在于“守正创新”。“守正”，就是在溯源辨流中厘清民族精神脉络，在历史传承中赓续中华文脉；“创新”，即在激活经典的当代价值中回应时代命题。这里我们就当前中国文学史各个时期的研究略作讨论。
先秦文学研究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早期文学史的重构，二是先秦元典的创新性转化。早期文学史的重构必须重视与中华文明起源深度关联的物质文化材料。诸如刻画符号、岩画图像、彩陶纹饰，以及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等不同类型的早期书写材料，都是中华民族早期精神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早期文学史的重构，应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宏阔视野下，立足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的互证关系，重新阐释上古神话的思维模式与文化记忆，揭示口头传统与早期书写之间的互动关系，审视各类文学文体的生成机制与演变脉络，以此重构早期中国的神话史、诗歌史、文体史，彰显中国文学的原创性与连续性。先秦元典构成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思想源头与精神根基，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其中，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学传统与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子学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些典籍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深邃的理性精神，对宇宙秩序、社会伦理与人生意义展开了系统而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中华文明早期极具原创性的思想成果。正如黄德宽所指出，先秦元典性文献的传承传播以及历代整理研究和阐释成果，体现了先秦元典性文献对中华历史文明传承、演进的深远影响(25)，深入发掘元典所蕴含的思想智慧，并将其转化为回应当代问题的重要精神资源，扩大轴心时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就是先秦文学创新性发展的题中之义。
新出土材料的持续涌现，以及由此推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与研究视角的不断更新，正不断拓展秦汉文学研究的对象范围、问题意识与阐释路径。比如秦汉简牍的大量发现，推动我们从“大一统”的高度重新审视秦汉文学。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北大秦简等不仅改写了“秦世不文”的旧识，更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秦代文学的丰富样相。西北汉简所呈现的大量行政文书，为我们理解“大一统”政治制度在基层、边疆的具体运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与此同时，简牍文书的书写格式、行文规范、用语习惯等也兼具文学性的审美特征，其程式化表达与修辞技巧反映了秦汉之际实用文体的演进轨迹。我们要立足出土文献，在“大文学观”视野下，反思以传世文献为中心的文学史框架，重新认识出土文献所呈现的多样文学形态(26)。秦汉简牍不应仅被视为历史档案，其语言组织、表达方式与文体形态所承载的文学意义，也应得到充分重视。秦汉简牍的研究，一方面应将公文簿籍所体现的修辞策略、书写程式与情感表达纳入文学考察视野，并关注简牍的物质形态、书写体例、文本生成过程等问题；另一方面，应将简牍文献置于国家治理与制度运行的宏观脉络之中，考察文体生成、文本书写与政治运作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书写实践与制度秩序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进而从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视角，重新理解秦汉“大一统”历史内涵。此外，出土的汉代简牍古书也极具价值，生动地呈现了汉代经学的传承与发展。如海昏侯墓简牍中的《诗经》《论语》，为深入探究汉代经学谱系提供了鲜活样本，武威汉简《仪礼》则凸显了汉代官方经学对西北边陲的影响。随着汉代简牍古书，尤其是其中六艺类文献的进一步公布，我们不但能够以墓葬为单位考察墓主人的经学思想，还可以从一部经典入手，梳理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授源流。进而能够从宏观层面观照汉代经学文献的书写特征与流传谱系，还原汉代经学发展的丰富面貌。
汉代诗歌的研究也亟需引入新的视角加以深化推进。20世纪以来，关于汉代诗歌的总体成就及其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历来偏于低下，不能反映出汉代诗歌成就的实际情况。人们普遍认为汉代诗歌数量少，优秀作品不多，同时认为在文学史上有突出地位的《古诗十九首》等五言诗产生于汉末，在整个汉初至东汉中期，似乎可以提出来说的不多。在研究者旧有的观念中，两汉乃是“诗思消歇”与诗歌“中衰”的时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汉代诗歌的成就？如何对汉代诗歌的文学史地位作新的认识？这就需要在研究的视角上有所转变。诗体形式的流变就是这样一个值得重视的切入点。汉代诗歌在中国诗歌体式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处于四言向五言、骚体向七言、乐府歌辞向徒诗的重要转型期。从体式演变的角度系统梳理四言、五言、七言、楚歌体、骚体和杂体诗的发展轨迹，并将其置于思想变迁、诗歌观念、仪式背景、文人身份建构与知识传播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对汉代诗歌自然会有新的评价。我们近年来对于“汉代诗体流变”的关注，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
魏晋南北朝佛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和塑造，本质上是佛教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深度交流、调适与融合的结果。佛教的讲诵、梵呗与转读，深刻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律化”进程。不仅如此，佛教还推动了这一时期的文体、文类革新，丰富了文学表现形式，拓展并重塑了文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前辈学者如汤用彤、孙昌武、项楚等先生分别从佛教思想史、佛教文学史与敦煌文学研究等不同层面，对佛教与中古文学关系进行了开拓性探讨。近年来，有学者也讨论了佛教典籍与中国文论的关联、佛教视野中的文人书写、僧人创作与文学演进、佛教文化与小说生成等重要问题，深化了对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互动关系的认识(27)。今后的研究可从三个方面深化：其一，系统梳理佛教、西域文化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深度交融，构建“丝路文学交流”的时空谱系，深入考察多元文明在文学文本、语言形式与审美风格上的互渗与共生；其二，进一步加强佛教文学文献的整理，尤其重视敦煌文献、出土文献及域外汉文佛典对中古文学研究的补充意义；其三，将佛教文学研究置于文明互鉴的宏阔语境中，既考察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也从中反思中华文化在吸纳、重构与创新中的主体性。
唐宋文学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接受与转化，是考察东亚文明交流互鉴及区域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视角。唐宋文学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本土化重构中，催生出多元共生的诗学体系，深刻地影响着东亚各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走向，极大地推动了东亚文明的历史进程”(28)。近年来，已有学者从东亚文化交流与汉文学传播的整体视野出发，围绕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汉籍文献的流传、接受与本土化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书籍传播、文体交融、诗学转化与经典建构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未来唐宋文学研究仍须进一步拓展：其一，系统推进东亚汉籍的整理与跨文化研究，加强对域外汉籍的目录学、版本学、写本学及传播形态的综合考察，夯实东亚唐宋文学研究的文献基础；其二，积极借鉴“写本学”“书籍史”“阅读史”等研究方法，将唐宋文学置于东亚知识生产与精神交流的动态网络之中，深入考察其经典生成、文本流播、阅读接受与意义转化的历史过程；其三，从区域文化共同体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野出发，深化东亚诗学比较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新阐释唐宋文学的历史价值、审美特质及其跨文化意义。唯有在文献整理、传播研究与比较诗学阐释等方面协同推进，才能进一步拓展唐宋文学研究的东亚视野，增强其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的解释力，并回应新时代古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新课题。
元明清文学从书斋走向市井，将中国叙事文学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文体下移”中完成了对文学传统的承续与重塑。近年来，元明清文学研究在文献整理、版本考辨、作家作品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研究视野持续拓展，在传播接受、出版印刷、城市文化、日常生活、性别书写与审美风尚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更加充分地揭示了元明清文学与社会结构、文化转型之间的关联。与此同时，围绕元明清文学研究的现代学术史梳理亦不断深入。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元明清文学研究需从以下方向深入：其一，深化多民族文学交融研究，系统梳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的互动关系，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中重新认识元明清文学的生成机制；其二，进一步强化大文学史视野，将元明清文学置于中华文明连续发展和古今文化转型的维度中加以考察，深入阐明其在雅俗互动、文体嬗变和文学传播大众化等方面的历史贡献；其三，积极推进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化阐释，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小说置于世界文学坐标系中，揭示中国叙事文学对权力、伦理、命运、欲望、秩序、人情等人类普遍性问题的独特回应。
(二)服务国家战略，激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2、14页)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必须走出象牙塔，直面时代命题，将研究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联系起来，自觉服务于国家重大文化战略。特别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古籍的整理保护与利用以及传承冷门绝学等方面，要充分发挥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面前，古代文学研究肩负着特殊使命。当前，民族文学研究已由早期相对分散的族别文学整理、区域文学调查，逐步迈向中华文学整体视野下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各民族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歌谣、口传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献典籍的搜集、整理、翻译与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民族文学研究在服务国家文化建设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要求我们系统考察各民族文学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细化和深化汉族文学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交流交融关系，尤其要注重各民族史诗、口传文学文本整理，注重以精深的研究建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的新格局。通过提炼各民族文学经典中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基因，以审美的有效方式凝聚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9)。今后可从三个方面深入：一是持续深化各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证研究，加强对少数民族作家汉语书写的发掘与阐释，揭示其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学史料体系建设，整合分散于总集、别集、史志、碑刻、出土文献中的各民族文学史料，逐步形成“文学共同体史料库”的体系架构；三是系统推进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与书写，以多民族视角重构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图景。总之，要让古代文学研究成为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精神力量。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建立，使珍贵古籍得到充分保护。但我们的研究，不能止步于修复与庋藏，而应组织专业力量，开展系统的叙录撰写、版本比对、文本校勘与文学阐释，实现从“保护性整理”向“研究性整理”的深化。“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持续推进，使大量流失海外的汉文古籍以数字化形式回归。未来，域外汉籍研究应当从“调查复制”走向“文本会通”，借助域外汉籍所存异本、佚文和稀见文献，重新审视文学史中的既有结论，并透过“东亚文化圈”和“汉文化圈”的接受史研究，为理解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提供独特视角。近年来，学者们在域外汉籍目录整理、文献发掘以及东亚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等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30)。今后的域外汉籍研究，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域外汉籍在知识流动、文明互动与文化认同建构中的意义，拓展域外汉籍的理论视野。数智化时代的到来，使古籍活化利用进入全新阶段。大型数据库的建设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支持。但技术的引入不应止步于检索应用，而应致力于研究范式的变革。当前，已有学者尝试利用大数据方法、文本挖掘技术、可视化手段揭示文学主题的历时演变与空间分布、文体特征的量化规律、文学版图的动态演进等问题。在技术赋能中实现方法论的自觉更新，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学术创新，这正是数字时代古代文学研究的应有路径。
甲骨文、金文、战国古文字、音韵学等冷门绝学，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根系所在，也是我们进入古代文学世界、理解中华文脉的“钥匙”。古文字材料，尤其是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等，是研究早期书写文化、文章观念、文体演变、书籍形成等问题的第一手材料。若不能正确释读这些文字，便无法真正进入早期书写的时代语境，所谓“早期文学史重构”更无从谈起。音韵学作为“小学”之一，与文字学、训诂学共同构成古文献整理的基石，古籍中的通假、异文、协韵、校勘、断代与辨伪均离不开专业的音韵学知识。没有音韵学素养，便难以把握汉语声、韵、调系统及其演变规律，更无从对古典诗文进行准确的声律分析与历史解读。正是这些艰深而冷僻的学问，守护着中华文明的关键记忆，也在持续为古代文学研究注入源头活水。因此，古代文学研究应高度重视冷门绝学的传承赓续，着力加强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依托国家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设立专门的人才培养基地，采取导师制培养、跨校协作、联合攻关等多元模式，形成可持续的学术传承机制，确保冷门绝学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从回应民族认同的时代命题到守护古籍遗产的文化担当，从拥抱数字技术的范式革新到夯实冷门绝学的学术根基，这种将学术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自觉，正是激活古代文学研究当代价值的根本保证。
(三)加强文明对话，开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世界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7页)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学术。新时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担负着在世界学术格局中确立中国学派的重任。
要在全球文明的对话中彰显中国学术的应有地位，必须建构具有中国气象、世界眼光的理论话语体系。但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其主流的方法论体系和阐释框架，大多取径于西方或外来学术资源，这是当下研究亟须回应的核心议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要激活其自身蕴藏的“原生理论”资源。“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人对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历史的研究成果中，撷取价值丰厚、意义深远的概念和命题，在贯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概念和命题”(31)，将其从古典语境中解放出来，在跨文化的对话中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但我们的任务不能止于对个别范畴的孤立阐释，而应致力于范畴之间的系联与整合。比如按照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将古代文学范畴分为文学本质、文学功能、创作机制、文体形态、艺术评价、文学风格等不同类别，使之更加体系化(32)。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最终指向的是文明互鉴中的话语权确立。将本土概念通过系统的译介推向世界，打造为“中国学派”的理论标识，同样至关重要。当国际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学时，自觉征引中国的理论范畴，中国学术的话语权才真正得以确立。
中国古代文学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艺术遗产，我们的研究要将自身置于世界文学的宏大格局之中，在与各民族优秀文学的平等对话与深度互鉴中，提炼其独特的艺术精神与美学范式，使之成为滋养全人类的精神资源。
全球视野旨在以跨文化比较彰显民族特质，以文明对话激活人类共通的价值。所以，全球视野应包含内外两个层面：一是“有关联的比较”，即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脉络中，考察中国文学与周边文明的互动与互释；二是“无关联的比较”，即在埃及、希腊、罗马、印度等古代文明的平行参照中，重新发现中国文明的特质(33)。目前，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实证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充分揭示了中国文学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未来的研究，应当从两个方面持续深化：其一，从“影响研究”走向“平行研究”，在文明互鉴中重识自我。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人文学科的深刻转型，中国古典研究与西方古典研究互鉴的学术格局正在形成。这要求我们以全新的问题意识，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明的坐标系中，围绕早期书写、作者身份、文本生成、书籍文化等核心议题，借助语文学、写本学、书籍史和文化记忆等经典研究范式，重新发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共性”与“特质”。其二，从“地方知识”走向“普遍问题”，以中国智慧参与人类精神建构。中国文学研究的目标绝非止步于呈现一种独特的“地方知识”，而是要将其提升为能够讨论人类普遍性问题的重要力量。中国古代文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关于家国情怀的书写、关于生命意义的追问，无不蕴含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怀。将这些命题置于世界文明的坐标系中加以阐发，中国文学才能从“被解释的对象”转变为“参与解释的主体”，在世界学术格局中彰显中国学派的独特地位。
结语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论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战略路径、实践要求，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又是一个具有深刻哲学意蕴和实践价值的方法论体系。从历史脉络来看，《讲话》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标志性作用，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篇章。这是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理解《讲话》的理论维度与思想高度，也是进一步深化、发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依据与根本遵循。
在这种宏阔视野下观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就更为突出。特别是如何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融入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要担负的时代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这些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正是中国古代文学所凝聚、表达、传承的重要内容，更是其践行“第二个结合”的基本依托。
进一步说，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进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滋养和价值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则为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辟广阔前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第290页)。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历史使命！
总之，《讲话》通过确立根本遵循、指明核心任务、加强体系建设、拓展国际视野，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全面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进程。正是在《讲话》指引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理论深度、现实关切、资源融合、学术自主性等方面得到了显著跃升，其研究范式也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再到“自己讲”，发生了深刻转型，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文化坐标”与“文学维度”。
注释：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卷，第350页。
③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43页。
④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卷，第10页。
⑤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5卷，第14页。
⑥陈引驰《中国文学的历史关注、传统意识与包容式创新》，《文学遗产》2025年第6期。
⑦参见赵逵夫《屈骚探幽》“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⑧参见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卷下册，第231页。
⑨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最新增订版)，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10页。
⑩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册，第3页。
(11)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册，第2页。
(1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卷，第330页。
(13)参见莫砺锋《简论中华文化的诗性之美》，《求是》2025年第13期。
(14)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1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册，第675页。
(16)(17)《文心雕龙注》卷六，下册，第521页。
(18)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白氏长庆集》卷四五《与元九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册，第962页。
(19)过常宝《重构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四川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
(20)参见吴承学《追寻中国文体学的向上一路》，《中山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21)参见伏俊琏《通过写本学，解码中国早期文献》，《光明日报》2019年10月12日。
(22)参见方勇《“务为治”：“新子学”的学术理念与价值要求》，《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1期。
(23)参见拙文《韩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构想及意义》，《西北师大学报》2022年第6期。
(24)康震《弘扬传统，创新话语，贡献智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与时代使命》，《文学评论》2016年第6期。
(25)参见黄德宽《再谈中国古典学的构建》，吴洋主编《中国古典学年鉴20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11页。
(26)参见徐正英《出土文献“大文学”研究与坚定文化自信》，《文学遗产》2018年第4期。
(27)参见普慧《中国佛教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
(28)查清华《东亚视野中的唐诗学研究——“东亚唐诗学书系”总序》，《东亚唐诗学研究》第9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25年版。
(29)韩高年《古典文学研究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进路》，《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30)参见漆永祥《燕行录千种解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1)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
(32)参见杜晓勤《关于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回顾与学科思考》，《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
(33)参见徐建委《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的本土重构与全球视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