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然置身于历史巨变中，市场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的力量相互交织，驱动着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与深度重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在此背景下，从当下丰富而复杂的治理实践中提炼出重大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更具洞察力与解释力的理论乃至思想体系，显得尤为迫切。本文旨在回归治理研究的基本议题和基本关系，基于当下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方法论，揭示人民需求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治理挑战，并提出大治理观的议题转向。
治理研究的基本议题与基本关系
无论如何定义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其最重要的主体仍然是政府。而在现代国家，政府的核心职能是执行并体现公民意志。这一职能的履行贯穿于政策制定到政策执行的每一个环节，更体现在政府将人民需求转化为政策行动与可见成果的能力上。因此，理解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是治理研究的出发点。
（一）理解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政府的权威，在本质上源自人民的授权；而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全民福祉，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或者说，政府的价值所在，即是对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政府承担市场机制难以有效供给的公共产品责任，诸如国防建设、基础教育普及、公共卫生体系构建等，并在突发危机时迅速响应，实施有效管理。相应地，人民通过纳税义务为政府运作提供经济基础，同时，通过选举、任命等民主机制参与政府决策，实现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参与。这一逻辑链条，不仅揭示了现代政府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存在合理性，更为治理过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前提假设。它强调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角色定位，以及治理实践在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公平正义中的核心作用。
基于此，治理的基本议题可表述为：如何以政府为主导保障人民的充分生存权与适度发展权，同时确保国家与社会、公权与私域以及当下与未来的相对平衡。适度的发展权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石，而充分的生存权则是其不可或缺的保障。中国政策语境中经常提到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等目标，既界定了政府的基本责任，也划定了政府职能的边界，并成为政府在现代社会的重要立场和逻辑依据。
（二）以人民为中心：政府与人民关系的 中国表达
基于以上议题可以认为，治理过程的基本关系就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治理的主导理念，也是政府与人民关系的实践表达。“以人民为中心”，强调政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为何治理”“为谁治理”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其不仅是中国政治哲学与社会管理思想的精髓，也是现代民主治理的价值导向，更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诸多政党的核心。“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直至新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就无法在复杂、艰苦、多变的环境中始终可以实现社会凝聚、团结和动员；如果不是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远大的使命作为基础和驱动力，就很难长期引领和坚持发展的方向和目的，更无法进行不断的自我革命、推进全面改革开放。”
而从哲学层面来看，“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个体价值与共同体利益和谐统一的追求。人民不仅是管理的对象，更是权力的来源和治理效果的评判者。这一理念强调的不仅是数量上的“多数”，更是质量上的“整体”，即需要关注不同个体的合理需求与权益，尤其是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易被忽视的群体。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理念的实现则意味着，当不同人民群体需求并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时候，如何以最迫切人民群体的最迫切需求为中心，同时兼顾其他群体和其他需求，也即笔者所提出的“人民算法”。这意味着政府的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迫切性，也就是需要建立一套高效、灵活且响应迅速的决策机制，确保能够准确捕捉并有效回应人民多样化的需求；不仅要进行民意调查与数据分析，更要建立开放的对话平台，鼓励人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实现“共建共治”；同时，还需要具备平衡与协调能力，当面对不同人民群体间利益冲突时，通过公正合理的程序，寻找最大公约数，促进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将矛盾论作为把握社会结构变化的方法论
显然，在具体治理过程中的“以人民为中心”，本质上需要在各种矛盾关系中达成平衡。也即，需要用矛盾论作为把握人民变化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方法论。这是建构政府与人民良性关系的关键，也是治理研究的实践指向。
（一）矛盾论是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力工具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内容，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经典作家曾在不同维度上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也强调了要重视对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的认识方法。比如，“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强调要运用矛盾论来分析和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的国家治理实践，其核心在于确认社会基本矛盾的同时，精准把握并适时调整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与应对。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社会矛盾体系的基石，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矛盾运动遵循一个客观规律：生产关系必须适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层建筑则需与经济基础保持协调，以适应并促进社会整体进步。由于社会内部的不适应是常态，社会基本矛盾因而成为贯穿所有社会形态发展始终的根本动力，制约并引导着其他社会矛盾的产生、发展与解决。相较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普遍性，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更具体的历史性与阶段性特征，它是在特定社会形态及其不同发展阶段中处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矛盾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矛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且指向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的逐步实现。这也意味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每次更迭，都标志着社会发展阶段的“质跃”，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
或者也可以认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衡量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尺”。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正是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与解决，社会才得以实现持续进步。因此，深刻理解并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推动社会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坚持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化，这些转化都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框架下逐步展开。其中，1978年开启了改革开放，此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界定，为之后的全面快速发展提供了清晰的问题导向，也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显著进步与辉煌成就。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体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更反映了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多个方面都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这一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具体国家实际深度融合并结出硕果的体现。
必须认识到，虽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这并不改变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一论断既体现了对目前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也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三）把握主要矛盾的“目的项”：理解 美好生活需求
矛盾总是双方的矛盾。矛盾双方一般由“目的项”和“条件项”构成，即为了达到某种目标 （目的项）而现实条件（条件项）还不够充分，于是导致“目的项”和“条件项”之间的矛盾。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命题中，一方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另一方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前者是对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的目标设定，因此，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目的项”。后者则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要创造的客观历史条件，即解决发展的平衡和充分问题，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条件项”。
目的项是根本，是我们讨论的起点。党的根本宗旨就深植于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之中，而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追求，则是对这一宗旨的时代诠释与升华。也因此，要准确捕捉并回应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点，就必须深入剖析并理解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多维度、深层次需求。深刻认识人民需求及其群体结构的变化，不仅是社会发展阶段演进的直接反映，也是判断历史方位、界定新时代特征的重要依据。而从理论层面审视，“美好生活”理念不应被抽象化、单一化，而应置于具体历史情境与社会实践中予以动态理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美好生活需求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的美好生活”是中国语境下对马克思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新性阐释与实践性转化。具体而言，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既体现在对生存条件的持续改善上，如物质资料的丰富、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也表现为对更高层次享受与发展权利的追求，如文化娱乐的多样化、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社会参与度的提升等。这种需求是量的增长与质的飞跃的双重叠加，要求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等宏观领域实现质的飞跃。而从微观层面而言，人民的美好生活渗透于教育、住房、就业、医疗、养老等民生细微之处，体现为对优质教育资源、宜居住房条件、稳定就业机会、高效医疗服务、完善养老体系的迫切期待。这些具体而微的需求构成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侧”，是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后增长阶段”的主要社会结构挑战
先发国家发展表现为“串联式”的演进模式，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依次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发展的循序渐进与稳健性。而后发国家则通过借鉴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制度框架，采取了更激进的发展路径，即“并联式”发展模式。以中国为例，各种进程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的市场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的“三化共时态”格局。“三化共时态”不仅意味着这三个进程在时间上的高度重叠与空间上的深度交融，还构建了一个超越传统时序的、高度压缩的社会发展结构。这一结构内嵌着复杂的动力机制与潜在的紧张关系，既展现发展机遇，也为社会结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制度无法匹配或者治理能力不相适应的时候，这种挑战将更严峻。
（一）阶段性增长滞缓引发生活期许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展现出持续高速增长特征，这一特征及其所孕育的未来憧憬勾勒出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与运行逻辑。在过去多年，我们对诸多社会问题的分析基本上建立在经济不存在重大、持续衰退的基础之上。而在当前，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阶段的转变，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周期和阶段，姑且可称之为“后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阶段性增长滞缓，这不仅影响了宏观经济发展，也对社会群体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增长滞缓的直接冲击体现在就业市场的变革。在传统产业领域，伴随着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的双轮驱动，大量低技能或者无AI技能劳动力面临着被边缘化乃至失业的风险。虽然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了新的就业空间，但这些岗位往往要求较高的专业技能与知识水平，使得许多传统行业从业者难以跨越技能门槛，实现顺利转型。这一就业结构的剧烈调整，不仅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内部的分化现象，更在无形中构筑起一道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鸿沟。
而在更深层，增长滞缓还引发了人民对未来生活预期的动摇。在高速增长时代，人们普遍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就能逐步改善生活条件，实现个人与家庭的梦想，这种朴素的信念被形象地概括为“有奔头”。这一信念如同社会的精神支柱，支撑着无数人在各自岗位上耕耘，共同推动经济的蓬勃发展。而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这一信念遭遇了挑战。曾经看似稳固的“付出—回报”逻辑不再那么确定。一些人发现，即便他们付出了比以往更多的努力，也难以确保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基本的安全感都付诸阙如。这种变化无疑是对“有奔头”信念的冲击。这种预期的不确定性如同一股无形暗流，在悄无声息中侵蚀着社会信心，而内卷感知的普遍化也加剧了社会情绪的微妙波动与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预期的不确定性还渗透到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各层面。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加速推进与社会保障体系承压能力的相对有限，人们对于未来能否获得充足的教育资源、可靠的医疗保障及安心的养老服务的担忧日益加剧。这种普遍存在的忧虑，不仅深刻影响着社会生育意愿与家庭规划，还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心理负担，加剧了社会群体的普遍焦虑与不安情绪，对社会的长期稳定也构成了潜在威胁。
（二）线上社会的崛起助长群体价值观的撕裂
互联网技术进步与智能设备的广泛采用，重塑了人际交往的模式，且从根本上转变了人们的社交互动与信息获取途径。在这一过程中，线上交往的兴起并非简单替代了传统线下交流，而是与之并行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生态，即线上社会。线上社会成为每个个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社交习惯的物理空间迁移，还促进了信息获取的即时性与多样性，也对个体的认知框架与价值观念构建提出了新挑战。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是双刃剑，一方面为各类信息与观点的无障碍流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另一方面也成为极端、片面乃至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念滋生之地。由于当前网络空间仍然缺乏有效的信息筛选与验证机制，大量带有鲜明个性与主观倾向的内容得以迅速扩散。这些信息的无序传播不仅干扰了公众对事实的准确判断，还助长了非理性情绪与极端思想的蔓延。尤其是，非主流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张力，在网络空间的催化下显得更突出。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与虚拟性特征，更是为这种价值观的分裂提供了土壤。个体在网络空间中能够隐匿真实身份，以虚拟面貌自由表达观点与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表达的自由度与多样性。然而，这种自由也伴随着责任感的淡化，使得部分个体在缺乏现实约束的情况下，可能无所顾忌地发表极端或偏激的言论，进而加剧了社会舆论场的极化现象。
线上社会的崛起还对社会结构中的权威与信任机制构成了挑战。在网络空间中，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与碎片化使得权威机构的声音变得相对微弱，而个体间的信任关系也更多地依赖于网络互动中的即时反馈与口碑评价。这种信任机制的转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群体间的价值观分化与隔离，使得原本可通过理性对话与协商解决的问题因缺乏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桥梁而变得更加棘手。由此，整体而言，线上社会的崛起加剧了不同人民群体价值观的隔离与撕裂。
（三）线上市场的兴起激发资本—新劳动者之间的冲突
与线上社会类似，由互联网平台企业构建的市场也可以称为线上市场，这一市场并非虚拟存在，而是与现实经济活动紧密相连、交易行为真实可触的实体空间。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企业的本质是为了通过“外部性内部化”机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互联网企业同样遵循这一逻辑，且在数字化浪潮中展现出更显著的纵向一体化趋势，产业内的寡头竞争或垄断竞争态势也愈发明显，并激发了资本—新劳动者（新就业群体）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凭借其掌控的线上空间资源，实现了线上空间使用权的商业化出租。这里的线上空间，特指企业基于自身产业链布局与网络技术架构所构筑的专属市场空间，而非泛指的公共网络领域。这种空间出租不仅为企业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也巩固了其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线上市场展现出与线下社会相似的扁平化结构特征，缩短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企业通过提供低成本的基础服务、构建产品导向的网络社群、运用算法精准捕捉并引导消费者偏好以及实施精细化的营销策略，维持了用户黏性并实现了用户规模的持续扩张。这种高度用户黏性使得消费者即便面对新平台涌现，也往往不会轻易改变对原有平台的忠诚，从而加剧线上市场的细分化与割据化趋势。
交易平台化的兴起也催生了新就业群体的涌现，如网络主播、带货博主、内容创作者等。他们游离于传统企业雇佣关系之外，通过数字平台直接与市场对接，实现了就业模式的个性化与灵活化。这些新就业群体的出现，虽然赋予了劳动者新的自由度与自我实现的空间，但其经济地位却更加依赖于平台算法、用户偏好及市场需求的瞬息万变，导致收入结构高度不稳定，生活状况易受外部冲击影响。这种“平台依赖型”就业模式，实际上加剧了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力量失衡。同时，交易平台化还引发了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随着大量劳动力涌入线上平台，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为争夺订单与收入，平台的时间竞争将新就业群体的健康剩余压缩到极致，也将产品成本压缩到极致，即所谓“被困在系统里的骑手”。显然，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整体上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倾向于通过算法优化、自动化替代等手段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新劳动者虽然享受了数字技术带来的工作灵活性，但面临着收入不稳定、劳动保障缺失、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
更复杂的是，交易平台化带来了劳动关系的多元化与法律监管的新挑战。在新就业群体中，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形成了既非传统雇佣关系又非简单合作关系的复杂劳务关系，这使得法律监管变得棘手。平台可能利用自身优势制定不公平规则，损害就业群体权益；而法律监管滞后与不完善让这些群体在权益受损时难以获得有效保护，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群体的不稳定性与不公平感。
（四）全球性平台与国家和社会之间边界的模糊
全球性平台作为新兴力量，不仅跨越了地理界限，更在国际层面展现出重塑权力结构与交往规则的非凡能力。甚至于，全球性平台在国际层面具有消解国家权力、改变国际交往规则的能力。这些平台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础、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以及网络连接，正逐步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全球平台的国家化”成为一种典型现象，即全球性平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类似甚至超越传统国家权力的作用，并在此过程中促进国际交往规则的深刻变革。
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看，全球性平台通过提供无国界的信息交流与商品服务交换空间，削弱了国家对经济活动和社会互动的限制。用户无须考虑地理位置，即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获取信息、进行交易，这直接挑战了国家通过地域管辖来行使主权的能力。平台的经济力量和技术优势使其能够设定并推广一套跨越国界的统一标准或规则，这些规则往往超越国家法律法规，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准则”，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在制定国际规则方面的主导地位。乃至于，全球性平台在某种程度上正演化成为一种新形态的国家权力。这种权力并非源自传统的领土控制或军事力量，而是基于数据、算法和用户网络的垄断性控制。平台通过收集和分析海量用户数据，不仅能够精准预测市场趋势、影响消费者行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公众舆论导向，甚至介入政治进程。“数据权力”使得平台在特定领域内拥有了类似政府决策的能力。
全球平台的国家化还体现在对国际交往规则的改变上。传统国际交往基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遵循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框架。但全球性平台的兴起促使国际交往更加多元化、去中心化。平台作为连接全球各地的桥梁，促进了跨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使得个人、社会组织和企业能够绕过正式渠道直接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与合作。这不仅对国际交往规则提出了开放性、包容性要求，也对国内规则的制定和流程提出了同样要求。特别是，还有一些依托全球性平台崛起的“民间外交家”，其非专业性的立场表达与情感流露，不仅在日常交流中对普通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国家外交的社会舆论环境与舆情导向。如果考虑到国际议题在社交媒体中的自带流量属性，则这一点的影响将更大。
静而喧嚣：当下人民群体结构的深度变化
可以认为，在当下貌似安静实际喧嚣的社会快速变迁中，人民群体结构正经历深度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为物质层面的改善，更在于精神层面、社会认知、行为模式以及心理状态的全面转型。
如何把握这些变化，既是把握主要矛盾的关键点，也是实现主要矛盾的目的项，即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关键点。
（一） 人民需求层次的叠加:从更好的生存到更好的生命体验
马克思将人类的需求层次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与发展需要三大类别。生存需要作为人类存续的基石，涵盖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资料与生产条件。“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享受需要，则是在生存需要得到高质量满足后自然萌生的更高层次追求，是物质充裕后的精神与感官享受之求。“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这一需求体现了人们对提升生活品质的渴望。至于发展需要，则代表着人们对个人全面发展与自我实现的向往。在此层次，我们渴望摆脱资本与分工的束缚，拥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实现“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生活模式。
参照上述分类，如果以人的自觉自主性为标尺，笔者将当前人民需求层次细分为“生存与供给的需求”“参与与分享的需求”以及“自主与自觉的需求”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不仅揭示了人民主体性与权利主体性在发展历程中的逐步确认、深入挖掘与明确界定的动态过程，更映射出超时空压缩结构下需求层次的交错与并存。也即在“三化共时态”下，人民需求层次的先后顺序被打破，各阶段需求相互交织叠加。特别是，第三层次的“自主与自觉的需求” 是权利诉求中最为抽象的部分，其关乎个体依据自身意志行事或决策的能力，体现为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认与追求，即“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在西方哲学与心理学中，这一需求层次与“寻找生命意义”的叙事紧密相连，凸显了人类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深切渴望。而从现代化进程而言，这一层次恰好是现代性最重要的内涵和维度，也是现代化与人本身最密切关联的部分。
相较于前两个层次，“自主与自觉的需求”不仅融合了现代性对个体自由与权利的尊崇，更吸纳了后现代性中的多元性、差异性与不确定性。这种指向个体生命体验的需求广泛而多元，情感、审美、文化等维度皆在其列。在情感层面，人们渴望在人际交往中收获尊重、理解与关爱，寻求情感归属与心灵慰藉；在审美层面，人们愈发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追求优雅的环境、丰富的艺术与独特的审美享受；在文化层面，人们则通过参与文化活动等方式拓宽视野，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性别权乃至宠物权（从伴侣动物到家庭成员的转变）等都被建构为重要的“人权”。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当代社会对多元化、包容性价值的深刻认同，也体现了权利观念随着社会进步与文明演进而不断扩展与深化的复杂过程。如是，不同的人民需求相互多维叠加并产生各种复杂的权利演变。比如，宠物权的倡导可能引发关于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体权益平衡的讨论，以及对于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问题的重新考量，等等。
（二）人民群体的分化：财富分层及其风险分层的蔓延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结构中的群体分层现象已很明显。分层不仅揭示了社会多元性与差异性，还映射出不同层次及同一层次内部个体间存在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有时还体现为不公平与不平等。在改革开放前，群体的收入差距主要源自生命周期的自然波动，收入分化水平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1998年实施的住房货币化改革，标志着住房成为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家庭财富的核心。房价的持续攀升使得是否拥有一线大城市的房产或是拥有房产的数量成为影响财富积累速度的关键，也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财富分化。与此同时，股市、数字货币等多元投资渠道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分层趋势，使得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并呈现出远超收入分层的分化进程。
这种财富分层也在不断转换为风险分层。一方面，随着房贷、网络借贷等金融服务的普及与便利，借贷行为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年轻群体中表现突出。借贷作为对未来劳动收入的预支，无形中增加了个人、家庭面临的各种金融风险。一旦家庭主要经济支柱遭遇失业、疾病等突发事件导致收入中断，整个家庭便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甚至濒临破产边缘，即所谓“中产阶层的幻想”。另一方面，面对疫情大流行、自然灾害等突发性风险，一旦行动被限制乃至“劳动不可为”情境下，充足的财富储备成为抵御风险的重要基石。比如在疫情期间，一些城市出台的防疫规定往往意味着只有拥有城市固定住房的居民才能通过社区居委会确认身份，进而解决健康码异常等问题。这一现象揭示了住房作为资产与社会管理依据的双重角色，其背后隐含的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划分，更是社会资源、权利与义务的重新配置。当住房成为各类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基本依据时，住房分层不仅直接关联到居住条件的优劣，更开始延伸出次生分层，包括但不限于教育资源分配、医疗服务可及性、社会交往网络的构建以及紧急情况下的救援与响应效率等。与财富积累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现象相似，风险分层同样呈现出马太效应：弱势群体在面对风险时更为脆弱，更易遭受冲击与伤害，而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群体则能更好地应对风险，减轻其负面影响，即“富者更安，穷者更危”。
（三）人民认知逻辑的重构：被算法锁定的知识生成
线上社会作为具有空间属性的真实社会，与线下社会构成“孪生空间”的总体布局。但线上社会的自身特质更为强烈。在人人自媒体时代，网民不断拓展信息传播的覆盖面，获得流量和关注度的内容会不断在更广范围内进行传播。“流量至上”“流量即真相”“流量正义”成为互联网内容传播的准则。在群起而攻之的网络洪流下，始作俑者只希望事态朝着热度增长的方向发展而忽略事实究竟为何，真相本身变得不再重要。
这种线上社会的传播方式带来了认知建构逻辑的变化。过去人们的认知主要来源于知识的传授，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认知则主要来自流量的传播。其中的机制是，算法不仅作为信息的分发者，更在无形中成为认知的塑造者。个体在享受算法带来的个性化内容推送的同时，也面临着认知被算法“锁定”的风险。算法通过复杂的计算模型，根据个人历史行为和偏好，精准推送定制化信息，形成了一个个“信息茧房”。网民所接触到的世界，是被算法精心编织、以强化用户黏性为目标的“定制现实”。这种现实如同一个难以窥探其内部运作机制的黑箱，普通用户往往缺乏足够的能力与途径去挑战算法的权威，更难以挣脱算法所设下的认知牢笼，从而成为算法囚徒。而ChatGPT、DeepSeek等大模型的横空出世，一方面带来信息和知识的完全无门槛化，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新的认知“回音壁”。大模型看起来中立的知识输出背后，其实潜藏着难以追溯的技术伦理黑洞。而人们在享受智能便利的同时，可能也在不自觉中签署了认知主权的让渡协议。
更重要的是，算法推送的内容往往经过精心挑选和优化，旨在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和点击率，而非传递客观全面的信息。这种以用户黏性为导向的推送机制，削弱了人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使认知逻辑趋于单一和片面。算法作为互联网世界的隐形守门人，以其高度的智能化与个性化推送，占据了信息与认知传播的制高点。这不仅限制了人们接触多元观点的机会，还可能导致认知的偏见和固化。这种认知逻辑可能导致个体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缺乏分析和理性判断的能力，从而增加决策失误和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四）人民行为方式的变化：价值观不只是行为背景更是直接变量
基于以上变迁，价值观及其分歧在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它不仅仅是行为的背景，也成为塑造社会事件、影响个体选择的关键变量。
一方面，信息的多元化丰富了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内涵。人们可以轻松接触到来自全球各地的信息，这些信息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为价值观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素材。人们不再受限于单一的信息来源，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性地吸收和整合信息，从而形成更加多元且清晰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算法作为人的“代理角色”，承载着算法设计者与所有者的意志与偏好，甚至可能暗含歧视与偏见。在算法的价值评价体系下，个体被无形中归类、排序，被分配到算法所“认为”的、符合其预设价值标准的认知层级中。这一过程往往在用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极端价值观的传播，正是在此逻辑下找到了最便捷的途径。而商业运作特别是近年来饭圈文化的兴起，则为这种分化的价值观提供了具体的呈现和表达方式。饭圈文化以其独特的组织方式、强烈的情感投入和排他性，将粉丝群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强化了粉丝对偶像的崇拜和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非理性的行为“以爱之名”变得合理化和普遍化。
可见，网络为人们寻找相同观点的支持者或是所谓“志同道合者”提供了捷径，但意识形态极化、情感极化的可能性也大大提升。价值观的分化不只是社会环境变化下的产物，也直接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建构以及社会制度的结构。人们的行为方式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诸多社会科学研究曾提出依理抗争、依法抗争等行为逻辑，但当下这些逻辑已难以完全解释和预测社会群体行为。一种新的“依圈抗争”现象正在逐渐显现，即人们倾向于在自己所属的社群或圈子内寻求认同和支持，通过集体的力量来表达诉求和争取权益。这种行为方式不仅具有更强的组织性和影响力，也更容易引发剧烈冲突。
（五）人民群体心理的变化：从无理由焦虑到无差别暴力
无理由焦虑作为当下特定的社会心理症候，其内涵不止于个体在无明显外界威胁情境下所体验的持续性、难以言喻的不安与忧虑；事实上这一现象根植于多维度的社会变迁之中，包括但不限于全球化竞争加剧、生活节奏的不断提速、信息爆炸导致的认知过载，以及个人层面对于未来职业规划、社会地位稳固、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的深刻不确定性。特别是，目前的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类极端成功案例与负面新闻，这不仅催化了人们的“比较陷阱”，还强化了广泛存在的自我怀疑与不满情绪，使得无理由焦虑成为亟待正视的社会心理现象。
这种弥漫性焦虑情绪若未能得到及时且有效的社会干预与个体疏导，极易在群体中发酵，进而演化为更极端的行为模式——无差别社会暴力。此类事件近年来多有发生，不仅凸显了施暴者个人心理健康的严重失衡，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社会整体心理环境的脆弱性与不健康状态。当个体长期承受的心理压力累积至临界点，加之缺乏有效的情绪释放渠道与心理支持系统，其可能在没有明确攻击对象或特定动机的情况下，将内心的痛苦与不满以破坏性的形式向外投射，对无辜公众造成伤害。值得注意的是，无差别暴力的发生，不仅是施暴者个体心理扭曲的直接体现，更是社会心理结构失衡的警示信号。它严重侵蚀了社会的安全感与信任基石，对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也对社会稳定与和谐构成严峻挑战。因此，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不仅是缓解个体心理压力、预防无理由焦虑向暴力转化的关键，更是构建健康社会心理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必由之路。但在阶段性经济下行阶段，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关键在于治理方式、重点及有效制度的建构。
变化中的矛盾凸显：人民群体结构深度变化带来的治理挑战
人民群体结构的深度变化对不同层面的治理（从国家到地方）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矛盾分析角度看，这些挑战不仅源于人民需求层次、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认知逻辑及群体心理等方面的深刻变革，更在于这些变化与政府治理机制、政策制定和执行、价值承诺和具体诉求之间的复杂互动。
（一）公共政策的标准化与群众诉求复杂性之间的矛盾
标准化或整齐划一的政策设计，往往基于高度抽象和理想化的社会模型，该模型假设存在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解决方案，足以应对绝大多数社会问题。但这种政策思维从根本上忽视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人民诉求的多样性。标准化和整齐划一的政策在具体实践中通常表现为“一刀切”。政府部门倾向于采用“一刀切”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方式，主要是出于对工作标准统一化和评估便捷性的追求。这种策略相对而言能够简化决策流程，确保各项任务在同一框架下迅速推进，便于上级部门对下级单位的绩效进行横向比较和量化评估。“一刀切”不仅映射出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种种局限，也揭示了社会多元化发展趋势与既有制度框架之间的巨大张力。
一方面，整齐划一的政策在面对具体社会情境时，往往难以精准回应各群体的独特需求和新需求。例如，在社会保障领域，统一标准的福利政策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至关重要，但也容易出现实际很困难却无法得到救助的“夹心群体”。这类群体在面对疾病、失业等突发状况时，往往因政策空白而陷入困境，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援助。另一方面，整齐划一的政策容易忽视社会内部的差异和不平衡，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当政策未能充分考虑或有效回应特定群体的利益时，这些群体可能会感到被边缘化或忽视，进而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冲突。这种政策的“一刀切”模式，实际上是在用简单化的部门思维来处理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此外，整齐划一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政策制定往往基于宏观视角，而政策的执行则需要在微观层面具体落地。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转换过程中，政策的细节和适应性往往会被削弱。加之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人民在政策理解和执行上的差异性，进一步加剧了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兼顾标准化与灵活性，如何在承认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实现政策精准落地，成为当前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民意回应的及时性与被隐匿的民意之间的矛盾
精准识别并及时回应民意，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基础。但是一方面，地方政府往往将民意简单等同于舆情。舆情作为经由媒体平台汇聚并放大的公众声音，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民众情绪的某些面向，但其本质是一种经过媒体筛选与解读后的公众意见集合，难以全面、真实地代表所有民众的具体诉求与深层次意愿。媒体议程设置、报道倾向及舆论引导等因素，往往会使舆情呈现出一种特定的叙事框架，有时甚至可能放大或扭曲部分群体的声音，而忽略、压制其他群体的合理诉求，导致所谓“民意”实际上是被塑造的不完全真实的公众意见。因此，政府若过度依赖舆情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不仅可能偏离真正的民意导向，还可能加剧决策失误和决策损耗。另一方面，被隐匿的民意也是民意回应的障碍。从传统媒体到新兴社交媒体，从官方公告到草根论坛，信息的流动看似无处不在，但民意的表达与传播实则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状态，这种不均衡不仅体现在信息的量与质上，更反映在信息流动的结构与影响力上，其结果便是大量民意被隐匿，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与回应。信息不对称、表达渠道的不畅通以及特定利益集团的强势干预等，都是导致部分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民意被隐匿或边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听民意不只是一种表态，更是一种能力。
而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这一矛盾还有新的特质。代表性机制是传统政治和行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设置。由于技术限制和成本考虑，决策者无法直接掌握每个个体的需求，因此需要通过代表以及抽样等方式来了解民意。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兴起，决策者掌握的数据规模和质量得到极大提升。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掌握每个个体的需求，那么基于代表和抽样的治理方式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如果需要调整的话，应该如何调整？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多思考。
（三）价值承诺的饱和度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党的使命是“一切为了人民”，这一承诺不仅是对人民期望的回应，也是党自我约束和提升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更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理念。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基于各种考核压力，这些价值承诺通常直接变成了具体任务和考核指标，比如“即诉即办”“未诉先办”“让群众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等，这导致价值承诺与行政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价值承诺通常体现了政府对社会发展的愿景和目标，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另一方面，高饱和度的承诺往往意味着对所有需求都给予即时回应，但这在现实中很难做到。因为行政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有限的，且需要分配给众多不同的服务和项目。政府需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平衡各种需求和利益，而每个方面都有其特定的优先级和挑战。因此，高承诺的简单落地可能导致资源在各个领域间的分配失衡，一些关键领域可能因资源不足而得不到重视和支持。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不仅可能降低政府的服务质量，还可能引发社会不满。高承诺还意味着官员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期望，对基层官员的考核压力尤为凸显。基层工作者面对群众，其表现直接影响人民满意度和信任度。当承诺无法兑现或兑现程度低于民众期望时，基层官员往往会受到质疑和批评。同时，上级政府也会通过考核和评估来监督基层官员的工作表现。这种双重压力导致基层官员陷入“考核焦虑”的无限内卷状态。
承诺的本质在于其可实现性和可信度。一个承诺若能得以兑现，不仅能够增强人民的信任感，还能为政府树立良好的形象和信誉。然而，当承诺超出行政资源的实际承载能力时，其可实现性便受到质疑。必须意识到，“让人民群众满意”更多是党和政府的价值使命和承诺，而在具体治理实践中，让每一个具体的办事对象满意其实很难达成，也非必要。比如，“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法院”并非意味着每一个判案原告和被告都要满意（能满意当然最好）。或者说，政府具体办事的逻辑是依法依规办事，而只要每个法院部门都坚持这一点，也就在整体层面实现了“让人民群众满意”。公共承诺的权威性不在于满足所有个体诉求，而在于通过程序正义保障多数人的长期利益。当政府将“满意”标准异化为对具体结果的妥协时，反而可能动摇法治根基。
（四）技术的广泛应用与组织痛点被遮蔽之间的矛盾
回应性政府和服务性政府建设在技术支撑下已成为可能，网格化治理、在线政务平台以及大数据平台等应运而生，技术成为管理的工具。目前技术非常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管理领域，一方面，一些社会问题在技术的广泛应用下更容易被解决。另一方面，社会是复杂且具有张力的，而技术则试图将社会简化并呈现在管理者面前。同时，管理者很可能会先验性地植入自己的偏好，技术会不由自主地对社会进行裁剪与分割，以便于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地收集数据，这使得国家看到的社会图像更加碎片化，其只能在参差不齐的数据拼图中洞悉社会。因此，“当国家用技术审视社会的时候，其看到的可能是国家自身的倒影”。当使用技术挖掘更多信息以开拓“国家的视力”时，技术本身的测量误差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技术运用于治理的边界尤其需要重新权衡与再考量。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使用方面投入了巨大资源与进行设施装备升级。但这一技术驱动路径可能潜藏着对组织内部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遮蔽风险。技术应用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决策中的若干表面症状，如决策滞后、信息不畅等，但往往难以触及并根治结构性顽疾，诸如官僚主义痼疾、本位主义壁垒以及利益固化。这些深层次问题根植于政府组织的权力结构、决策机制与文化氛围之中，其解决非单纯的技术迭代所能胜任。因此，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仅实现了对问题的临时性缓解，但未触及问题根源。技术的广泛渗透还可能引导政府组织改革的焦点发生偏移，让部门过度聚焦于技术效率与便捷性的提升，而忽视了更迫切的行政体制机制改革需求。例如，虽然技术手段的引入促进了信息的快速流通与共享，表面上似乎解决了信息孤岛与部门壁垒问题，但实际上，障碍的根除还需依赖于更彻底的行政流程优化、政府角色与职能的重塑，以及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强化。在此意义上，技术应用可能掩盖了更重要的改革议程，延缓了政府组织结构的根本性转型。
此外，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还可能加剧政府组织内部的不平等与权力失衡现象。技术资源的非均衡分配可能导致某些部门或地区在资源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不平等不仅可能激化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与利益冲突，还会进一步固化既有的权力结构，阻碍改革的深入进行。同时，技术的应用在提升决策透明度与人民参与度的同时，也可能为决策者提供操纵信息、隐瞒真相的手段，从而引发新的透明度问题与挑战。
（五）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交叉叠加的矛盾
线上社会具有自身特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其不仅对线下社会产生冲击和重构，也对基于线下社会形成的治理模式和治理形态带来冲击。
线上社会的扁平性对相对垂直的线下社会结构造成了冲击，线下社会是被层级化的分层社会，正如科层制使得政府形成了“条块协同”“上下分治”的治理模式，并让跨层沟通和信息传递变得非常艰难。传统科层制存在明显的信息分级和信息传递分层，只有拥有相应权力和资源的人才能够表达和传递信息，信息的传递权实际上只是掌握在少数的部门或者少数人手中。信息传递不仅倚赖逐级“上报—批复”的烦琐流程，还离不开人情、关系与面子的助推。而在线上社会，人们通过注册账户获得网民身份，并默许其账户能在网络上公开，因此只要能够获得对方的账户信息就能与之取得联系。这在某种意义上冲破了线下社会“六度空间理论”（six degree of separation）的假定与测算。
同时，线上社会的即时性也能够实现对线下社会的过滤，其中过滤掉的就包括传统科层程序、具体的信息制度安排等。例如，线下社会中的突发事件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传播和对内容的加工、过滤才能到达不同地方。在政府内部的行政链条中，每一层级的向上报备都将耗费大量时间。在漫长传播周期中，原本的信息还可能受到污染而越传越失真。但是互联网的即时性改变了传统社会对信息的过滤性，并让行为变成可被解读的数据。线上社会也揭露了大量的政府信息，倒逼政府增强对公众和社会热点事件的回应。
线上社会人民的网民性也加大了公共政策制定的难度。数字化也是一种民主化过程，其丰富了新的在线参与形式，推动了人民之间以及人民与政府的互动交流，并进一步增强了治理的透明度，这为人民参与公共政策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群众是公共政策制定面向的对象，而在线上，群众变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网民。网民是具有鲜活个体意义的“我者”。如果说传统政策制定面对的仅是群众，现在则需要面对多元分化的个体。就此而言，虽然线上社会提供了更多来自人民的数据，这为开展“基于证据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可能，但大量异质化和分散化的信息也为政府进行利益权衡和资源分配带来了更复杂的实践。这种线上和线下治理的交织无疑是极大挑战。这也意味着，政府不应该将线上议题简单等同于舆情处置，而是需要建构全新的线上治理议题。
（六）非常态治理与常态治理之间有效切换的矛盾
科层制作为现代组织管理的基石，其刚性和稳定性在确保组织运行效率和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突发事件或非常态情境，科层制的这种特性反而可能成为灵活应对挑战的障碍。因此如何在保持科层制优势的同时注入必要的弹性与韧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韧性与组织的应对能力密切相关，即要求组织受到突发事件冲击时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低的成本恢复至灾前水平甚至达到更好的状态。韧性的提升不仅需要治理结构的适度解绑以赋予决策者和执行者充分的调适空间，还需要治理技术的升级从而保障组织应对策略与实施方案的精准性。
一方面，非常态治理向常态治理的转变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长时间、多地区的试错和纠偏，才能逐步实现。另一方面，突然的政策转变会带来潜在风险，如果政府不能平衡好其中牵涉的不同利益，风险的爆发将带来灾害性后果，而人民群体中的少数者、弱势者、失能者将承受更严重的风险伤害。因此，非常态治理和常态治理既要做到高效协同转换，又要兼顾多种群体、多类人群的不同需要，同时还要做好规避系统性风险、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在非常态治理和常态治理有效切换当中如何做到“既要，又要，还要”，是当前治理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七）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逻辑相斥之间的矛盾
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各自遵循着特定的逻辑框架与运作原则。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两者间张力与矛盾愈发凸显。
国内治理根植于国家主权原则与民族国家的发展需求，强调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连贯性与稳定性。在此框架下，政府致力于维护公共安全、促进社会公正、推动经济发展，并通过法律、行政与市场机制等多元手段，实现对国内事务的有效管理。这一逻辑强调国家利益的优先性，以及政府在国内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相比较而言，全球治理则侧重于跨国问题的应对与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它强调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协议与全球治理机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国际贸易等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倡导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与集体行动，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包容与可持续的全球秩序。
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逻辑差异，导致两者在实际运作中产生冲突与矛盾。一方面，国家主权原则与全球治理的合作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各国政府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往往难以在跨国问题上达成完全一致，从而影响了全球治理的效果与效率。另一方面，国内治理的自主性与全球治理的协同性之间也存在矛盾。国内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影响，难以完全适应全球治理的需求与标准。此外，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在资源分配、权力结构与决策机制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加剧了两者间的矛盾，还可能导致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与低效性。因此，如何在尊重国家主权与促进国际合作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在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成为各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内治理逻辑与全球治理逻辑之间的张力与矛盾，不仅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治理领域的复杂关系，也揭示当代治理体系面临的深刻挑战。
让治理成为专业：新时代更需要科学叙事
显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的概率已经大大增加，如上所述的各种矛盾发生的概率也在大大上升。“我们对公共行政的期望决定了我们要去做什么。”应该说，化解上述矛盾的关键仍然是实现我们的期待，即实现人民的更美好生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基于上述讨论，有必要再次回到治理的基本问题并将其转变为化解矛盾的方法论。这里的根本在于，“为了人民”不是口号或标语，而是需要专业技术支撑的实践行动。或言之，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有合适的方法和技术，对人民群体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分析，以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对于大国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而这种连续性的关键在于从科学角度持续调适治理结构、治理模式和治理方法。就此而言，当前治理困境的解决最迫切的可能并非改革叙事而是科学叙事，或者说是在科学逻辑主导下的改革逻辑，这包括更精准的需求回应、更有效的财政支出、更细致的政策工具、更科学的常态治理、更整体的组织变革、更系统的国家治理等命题。
（一）更精准的需求回应
需求回应精准性的缺失不仅影响治理效果，还可能导致政府部门的职能错位与资源浪费。当部门被大量任务（临时的、被安排的）所困时，其原本应专注的公共服务与监管职能便可能被边缘化，形成“空转”。这背后反映出的是治理体系对需求识别能力不足、资源分配机制不灵活等问题。因此，笔者曾提出要强化“人民算法”的应用，这意味着要重塑流程，建立基于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确保政策制定更加科学、民主，能够精准对接人民的真实需求。
“人民算法”不仅是理念上的革新，更是实践操作中的科学。它超越了简单的立场声明或价值追求，深入到了技术与治理融合的复杂机理之中。其核心在于，实现特定的治理目标需精准匹配有限资源，这要求在纷繁复杂的人民需求中识别并优先解决那些最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最迫切需求。这一过程不仅是价值的权衡，更是技术与策略的精妙运用。“人民算法”意味着在治理实践中，需要构建一套高效的需求识别与响应机制。这要求决策者不仅要具备收集、分析大数据的能力，更要深入理解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群体的具体需求，从而设计出既能满足多数人需求，又能尽可能减少少数群体利益损失的方案。此外，构建“人民算法”还需重视人民群体间利益冲突模型的构建与优化。治理中的冲突往往源于资源分配的不均与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因此，开发一套能够预测、评估并有效管理冲突的模型至关重要。这要求在政策制定初期就充分预见可能的利益冲突点，通过模拟、协商等方式提前寻求共识，减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和成本。
（二） 更有效的财政支出
目前治理领域的财政问题研究还远远不够。从治理视角审视，财政支出的本质超越了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框架。它嵌入于能否精准捕捉并有效回应人民多元化需求，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并巩固人民信任的复杂政治过程之中。事实上，将政党使命与公共事务治理相融合需要构建一个闭环系统，而该系统的核心机制是通过高效、精准的财政支出策略，实现人民需求的有效满足与政治信任的持续累积。当前财政支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诸多决策虽心怀人民，不惜投入巨资，却常因项目执行效率低下、成果不显著，未能赢得认可甚至引发不满情绪，这凸显了财政支出有效性的严峻挑战。
财政支出的有效性意味着：在该花的地方花钱；小事花小钱；花大钱办大事；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好心不能办坏事。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将财政支出的测算过程转化为政治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借助技术来优化“花钱政治学”。这里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聚焦于如何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将海量社会经济数据转化为精准指导预算分配的定向信息，确保预算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同时，税收结构的合理化调整，不仅是财政收支平衡的技术问题，更是关乎人民感知与政府公信力的政治议题，需通过精细化的税收设计与动态调整机制，确保税收负担公平合理，提升税收遵从度。此外，如何缩短人民需求与财政投入之间的距离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科层制因其层次性而难以快速解决这一问题，但可以尝试在承认科层制层级的前提下，利用线上科层和线上治理来缩短这一距离。当然更重要的是，需要改变原有的问题讨论路径。笔者针对很多地方实践，都提出了更符合实际的复合财政支出模型，即通过再造治理场景优化财政支出。这是一个更综合、更有机的支出模型。
（三）更细致的政策工具
更细致的政策工具，主要指的是中国式治理工具的探索与运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中国式政策工具的典型例子，其本质就在于“利、法、理、情”的综合运用。自治激发人民参与热情，强化治理的内生动力；法治确保规则之治，为社会稳定提供坚实保障；德治则通过道德教化，促进社会和谐与信任。情作为核心，贯穿其中，以情感共鸣为桥梁，降低治理成本，增强治理的人文关怀。但这些高度情境化和文化嵌入性的政策工具的运用，其成效评估却面临诸多挑战。传统的基于西方管理理论的绩效评估体系，往往侧重于量化指标和显性成果，难以捕捉“三治融合”中隐含的“避免的成本”、治理过程中的沟通效率、信任的培育等非物质化、长期性的价值。这些工具往往可以测“做了的”，但很难测“避免的”；能测结果，但无法测过程；能测执行，但无法测沟通；等等。测量不仅无法改善工作，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非意图后果，扰乱原本的治理秩序。比如，网格化的具体指标虽然提升了社会管理的精细化，但也出现了制约社会资本生成、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以及治理手段局限性与僵化等非意图后果。
在数字化背景下，可以探索一些新的测量方式。首先，测量应该是无感的，避免给被测量者带来心理防御和抵抗。其次，测量的目的不是为了比较和撤离，而是为了真正改善工作。最后，不仅要测量已经做了什么，更要测量避免了什么。在强政党承诺和强问责背景下，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估设计，可以识别和剔除无实质意义的活动（即无意义的工作或者无用的忙碌），确保治理解决实际问题的本质。
（四） 更科学的常态治理
应急管理作为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治理的焦点过度集中于非常态治理并将其视为治理工作的核心与全部时，这种倾向不仅偏离了治理的本质，还可能引发深层次的问题。过度追求非常态治理的极致化，往往会忽视常态治理质量的提升，导致政府在危机过后难以迅速且有效地恢复常态治理的轨道，甚至无法实现从非常态到常态治理的平稳过渡。这种治理失衡不仅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和人民支持。
经过多年实践，我们已经到了从非常态治理中总结经验、反思常态治理的时候了。比如，应急管理中技术的使用，并非仅仅是细化社会管理的颗粒度（如天网工程、雪亮工程），更重要的是分解复杂问题的颗粒度并提升常态治理的技术水平。因此，非常态治理中大量运用的治理资源和技术必须实现重大转向，从单纯应对危机的“应急模式”转向支撑常态治理的“智能模式”。这要求在制度设计、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上实现变革，确保治理资源和技术能够灵活地在常态与非常态之间切换，既能在紧急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又能在平时为常态治理提供强大支撑。
（五）更整体的组织变革
传统组织变革主要以行政体制改革的名义推动。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中，机构改革是常见的选择，建设小政府则是核心理念。在此过程中已经涌现了诸多问题。比如，改革可能半途而废，或者改革成果被抵消，甚至越改革问题越多。另外，随着特定公共事务的不断增加，在严格控编情况下也常常面临人手不足的困境。
我们更应该追求一个更美的政府，而非绝对的小政府。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这种组织变革加减法的逻辑，或者说需要重新定义组织变革的维度，即并非简单的规模问题，而是如何让组织变得更有活力、更能解决问题。在数字化背景下至少有如下问题需要重新思考，而这些问题以往并未纳入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第一，如何让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供给过程、评估过程（也即问责过程）更好地融合，并降低公共服务的整体投入成本。第二，如何构建不同组织之间（包括党政体系的所有组织）的数据关系，让决策更科学。第三，如何利用技术弹性弥补时空差距，通过跨部门、跨议题协作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第四，如何将决策者视为组织过程中具有丰富需求的个体，并考虑他们对决策的影响。
现在讨论这些问题恰逢其时。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打造一个更有机、更整体的政府，据此，组织变革模式也将重塑。过去的模式侧重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通过观念重塑来推动变革，但这种方式成本高昂。而在数字化背景下，可以尝试通过技术的嵌入优化流程，进而改变生态，最终重塑观念并引领变革。这种有观念准备的改革可能会遇到更少的阻力，并取得更好的成效。这就是“技术向善”，即通过技术的力量来完成组织变革模式的重塑。
（六）更系统的国家治理
全球竞争和区域竞争越来越深刻地塑造政府行为，即便是美国也不得不重拾产业政策工具来加强市场干预以应对全球竞争，以至于改变了国内的产业政策以及经济发展导向。同时，也正在“踢开帮助它们爬向顶端的梯子”。地缘政治在全球化时代发挥着更加显著的作用。地缘政治不仅覆盖了从局部到区域再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揭示了不同类型国家的兴衰更替，还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其核心逻辑在于权力的竞争和实力的对抗，这种竞争和对抗不仅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渗透到国家治理以及地方治理的层面。地缘政治的复杂性要求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国际竞争中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一方面，国家自主性越来越重要，而这种自主性仍然需要治理能力捍卫。另一方面，“三化共时态”虽然很难撼动国与国之间空间意义上的边界，但确实打破了传统时代信息传播的边界与阻碍，一个微小事件带来的蝴蝶效应将被快速放大和扩散。于是，国际议题正在变成国内的治理议题，与此同时国内治理议题也有可能转变成国际议题。这要求国家具备更加坚实的治理“硬实力”，以应对外部力量的多方施压，同时能够灵活处理国内可能面临的失序问题和潜在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决策的逻辑可能也需要发生改变，即决策依据不仅是源自国内民意，还有全球主流主张和价值观的基本共识。正因为如此，还需要进一步凸显国家功能的二重性，将生产力发展与政治秩序维护统一于国家制度安排和国家治理优化中，实现利益关系、经济关系与权力关系等诸关系协同，继而在国家的基本政治关系层面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实现持久的政治秩序与稳定的政治发展方向。唯此，美好生活的国家叙事逻辑才能真正形成。
结论：大治理观与治理思想的出场
随着互联网的深度渗透与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猛烈冲击，中国乃至全球都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后增长阶段”。这一阶段是长期高速增长后的社会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期，是发展动力与挑战并存的复杂时期。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此间的作用已远非单纯的信息传播和获取工具，而是成为重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决定性力量。数字经济的迅速崛起，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催生了众多新兴业态，也引发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数字鸿沟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与此同时，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对全球经济体系与社会运行机制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暴露了全球化背景下的脆弱性，也揭示了繁荣背后日常增长与社会心理的双重脆弱。面对这一全新的阶段与结构，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深入的剖析。
从矛盾分析出发，本文强调了对田野中人民群体的特别关注，以及对人民群体结构制度机理的深刻剖析。人民的日常生活，往往蕴含着结构性与制度性的深刻机理。正如米尔斯所言：“我们的时代是焦虑与淡漠的时代，但尚未以合适方式表述明确，以使理性和感受力发挥作用。人们往往只是感到处于困境，有说不清楚的焦虑，却不知用——根据价值和威胁来定义的——困扰来形容它；人们往往只是沮丧地觉得似乎一切都有点不对劲，但却不能把它表达为明确的论题。”人民不善表达，但对社会变化的感知却是最鲜活、最真实的。将人民群体的研究引入治理理论的框架，不仅能丰富治理理论的内涵，还能让我们从不同角度审视同一概念。为了人民更美好的生活，这是大国的大发展观；而基于人民群体结构深度重塑的治理，则是大国的大治理观。为此，我们，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始终需要深入田野，与人民对话、分享与共情，以捕捉那些更细微的行动、行动间的关联与变化，以及情境对行动的影响。这些隐藏在社会中的微妙变化，正是理论创新与治理实践的源泉。社会科学是否有效的标准应是，“能否准确描述特定场景下人与社会的真实状态，能否引领特定场景下人与社会的发展进步，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获得基于特殊性的普遍性”。自主性知识体系并非封闭的概念，而是如何以中国实践为方法论，构建面向真实实践的知识与理论，为全球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做出积极的学术贡献，提供超越国家与文明界限的普遍学术价值。在此意义上，学术研究的真实性是其自主性的基础，而自主性则是其普遍性的前提。
总而言之，社会转型正是经典理论诞生的最佳时机。具有鲜明特质的“三化共时态”时代背景，已为治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窗口与机遇。而中国罕见的发展轨迹，无论作为自变量还是因变量，都具有极高研究价值。治理研究共同体身处变革之中，能够深切体验到时代的变迁，从而基于变化的实践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发现研究的新缝隙与空间，开展更为细致而精准的实证分析与理论建构。从全球来看，如何确立旨在推动全球良性发展的秩序新标准，反思“自反性现代化”风险并切实阻拒文明倒退，已成为所有实践者和研究者跨越国界的共同任务。也正因如此，基于这种大发展观和大治理观，更能引起人民共鸣的治理思想的出场已变得迫切而可能。治理思想的理论深度与系统性，源于其能在微观经验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自如切换，重新审视社会变化，并关联当下与历史。同时，治理思想能够揭示治理的本质与规律，提出具有温度和力度的倡导和呐喊。面对这个我们共同的壮丽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治理研究共同体需以更持续、更诚恳、更谦卑的态度深入田野，以自我反思与使命担当为研究的前提，产出更具影响力的高质量学术作品，为治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当下，恰逢其时！
［本文写作和材料收集得到了北京大学刘博奥同学的协助，本文核心观点在多个学术会议上表达过，感谢与会学者的建议和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