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中国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缺乏中国自主性和民族特色，面临着严峻的本土化任务。从输入西方知识到本土化尝试，用西方理论整理本土资源、探究本土问题、塑造本土风格，形成本土学派，是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的基本趋势。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尝试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的：一是“以中国为对象”，站在中国立场上研究中国问题，用西方理论方法来分析中国材料，实现研究对象的中国转换，这显然是初级的低层次本土化尝试；二是“以中国为方法”，依据中国具体研究实践改造、补充和创新来自西方的理论方法，实现研究范式的中国转换，这是深度的高层次本土化。从整体上看，用西方理论整理中国材料并解决中国问题的低层次本土化，是民国时期本土化构建之主流。这种低层次的本土化尝试，难以完成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任务。既然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的关键，在于对“西方理论”的根本突破和“中国理论”的自主创新，那么中国学术界努力的重心应集中于“以中国为方法”的高度本土化实践，致力于创建本土化的“中国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具体研究实践，实现从“西方理论+中国材料”的低层次本土化向“中国理论+中国材料”的高层次本土化之飞跃，完成近代以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自主性；历史溯源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5期。
近代以来，以“四部之学”为框架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逐渐解体，被西方以“学科”为分类标准的现代知识体系替代。中国效仿西方创建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因其明显的移植性和模仿性，缺乏中国自主性和民族特色，故面临着严峻的本土化构建任务。民国时期学术界逐渐意识到西方知识本土化之重要性，沿着西方移植学科及其相关知识本土化的发展轨迹，尝试中国自主的现代知识体系之构建，取得了一些经验。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学科本土化的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从西方引入的现代学科（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本土化的历程，揭示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的动因、途径及其经验，为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历史镜鉴。
一、以中国为主体：本土化的前提和立足点
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分科性的“专门之学”，但形成了一套与西方知识体系迥异的以“四部之学”为框架的知识体系。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大潮冲击下，中国通过两种渠道效仿西方创建了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一是“移植之学”，即直接将西方近代学术门类移植到中国，这主要指中国缺乏的那些学术门类，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民族学、逻辑学等；二是“转化之学”，即间接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演化而来，这主要指中国固有的那些学术门类，如历史学、哲学、文字学等，按照西方近代“学科”分类及其标志加以转化而来。然而，无论是“移植之学”，还是“转化之学”，都将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作为模版加以效法，故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具有明显的模仿性，缺乏中国自主性和民族特色，面临着严峻的本土化任务。
吴文藻描述中国现代社会学初创时期的状况说：“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国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亦有稍取本国材料者，又继而由国人用本国文字讲述本国材料……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品。”有人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状况描述道：“还观吾国经济学界，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不少学者且视为固然，各以其留学国或师承之学说奉为圭臬，曾不思转而自谋创造。多数学者未尝不知创造之重要，惜真能致力创造者不多，致力创造而已获有圆满之收获者，更未之见。”有人认为“很少有站在中国经济的立场上作严正的批判的人”，“对于中国经济特性的分析，中国经济结构中之特殊法则的发现，以及对于中国经济独立自主之革命的需要和建设的方针之推论与指引，还没有完成正确的理论体系”。故有人明确主张：“中国人研究经济科学，必使经济科学的理论与技术，适合中国经济的特性，适合当前中国革命的需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改进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
民国时期法学界“西化”偏向及其后果更为严重。蔡枢衡认为，清末以来全方位移植西方法律，不仅使中国法学长期处于对西方法学的“摘拾、祖述”状态，导致了“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和中国法的历史脱了节，和中国社会的现实也不适合”的后果，而且形成了中国法学“大半为翻译文化、移植文化”的“殖民景象”。他尖锐地批评说，一味移植西方最新法律的做法“实在是无我的表现，也就是次殖民地的反映”。由此出现了一幅“法律自法律，社会自社会”的“次殖民地景象”。
面对移植西方知识体系所造成的失去中国自主性的后果，民国时期的学术界逐渐萌生了将引入的西方现代学科本土化的“觉醒”意识。梁启超根据“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的历史特点，率先倡议“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加以“整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刘国钧予以回应并建议“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金敏甫则明确将中国图书馆学定位为“适合乎中国图书馆应用之图书馆学”。蔡枢衡则强调：“自然科学可以移植，法学则不可抄袭。法为国家社会组织之一形式，与本国现实社会有不可分离关系。法学不出于翻译抄袭之境地，是谓法学亡国；所谓法学文化亦即殖民地文化之别名。今后中国真正的法学文化之建设，似应以法学之国家的民族的自觉或觉醒为起点。”
随着西方社会学的引入，民国社会学界同样认识到构建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社会学之重要性，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口号。1925年，许仕廉率先倡议建设“本国社会学”。梁启超随后提出了发掘“本国材料”以推进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思路：“根据某种学科，已经发明的原则，证以本国从新搜集的资料；或者令原则的正确度加增，或者遇必要时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1931年2月，孙本文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今后之急务”，是“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正式开启了“社会学中国化”之尝试。
1928年，谭熙鸿在中国经济学社杭州年会上发出了创建“中国经济学派”之先声：“但为吾国前途计，更盼贵社于理论方面，将来别成中国一派。”1929年，李权时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建立“卓立一家以与世界学术界并驾齐驱”的“中国经济学”目标，并将这个构建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制造国货”以“代替洋货”：“提倡国货的最初步是在乎仿造洋货，所以提倡国货教科书的最初步是在乎翻译外国教科书。进一步则为自己监制或自己编述。再进一步则为自己能够精制以与洋货逐鹿于世界市场，或自己能够卓立一家以与世界学术界并驾齐驱。”程天放随后明确提出了创建“中国之经济学”主张：“窃尝为自然科学具有世界性，而社会科学则必依一国之历史环境，乃至风俗习惯而确立其内容。希望经济社会诸君子，能本中国固有之经济思想学说，参以近代各国之新兴之理论，融合而贯通之，成为中国之经济学。”这样，民国时期经济学界出现了倡议构建“中国经济学”“经济科学中国化”“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科学”的新气象：“一般新进有识的经济学者对于至今流行的经济学说不能引为满足，他们企图针对着新环境与新需要，创造一种经济学的新体系。”
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本土化构建，实际上是从依附和效仿西方学术走向中国学术自主的过程，是中国学术独立意识觉醒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故坚守中国立场和中国本位，强调以自觉意识觉醒的中国人为创造主体，即“以中国为主体”，就成为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的前提和立足点。
针对以往中国法学缺乏自主性的重大缺陷，蔡枢衡认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法学体系，既不能走法理派“全盘西化”之路，亦不可拘泥于礼教派的“原状复古”，应该站在本土化立场上进行“自觉”创造：“因为是自觉的，所以是自己创造，不是摘拾和祖述”。本土化立场的中国法学，“第一应该是自我的，第二应该是觉醒的，第三应该是体系的”。所谓“自我的”，就是中国自主的，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创造的主体是中国人；所谓“觉醒的”，就是进行创造的中国人要有“觉醒”意识，要参照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实际需求进行系统的自我创造。他精辟地指出：“法律意识是自我觉醒的。所以创造的材料在中国国境范围内；认识的对象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理想，是中国的法律、判例、风俗、习惯、学说和思想，不是外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理想，不是外国的法律、判例、学说和思想。”
民国时期学术界强调中国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的中国主体性，强调作为本土化构建主体的中国学者必须坚守学术自主，以中国为本位，根据中国自身的实际需要，在对西方理论进行充分鉴别基础上做出自主的选择，进而掌握现代知识生产之主导权。如郭沫若所说：“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易办到”，“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孙晓楼认为“法律民族化运动”有两个要点：一是“谋民族性本位的发展”，二是“谋社会性的发展”，此处所谓“民族性本位”，就是中国立场和中国自主性。针对域外汉学崛起与本国史学被边缘化状况，陈垣号召“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傅斯年提出使“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吴文藻呼吁民族学和社会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顾寿恩则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经济学”想法。这样，民国时期学术界相继提出了“中国化的社会学”“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西方哲学中国化”“使新教育中国化”“科学中国化”等主张，从各自学科领域进行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之本土化尝试。
二、以中国为对象：低层次的本土化
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的任务，是从中国本土出发着力研究中国问题，形成本土化的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它大体包括两个由浅入深的渐进阶段：一是“以中国为对象”，站在中国立场上研究中国问题，用西方理论方法来分析中国材料，实现研究对象的中国转换；二是“以中国为方法”，依据中国具体研究实践改造、补充和创新来自西方的理论方法，实现研究范式的中国转换，形成本土化的中国现代新知识。民国时期学术界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路径进行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的。
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首先是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需要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针对漠视中国本身社会问题的弊端，当时学者多强调关注中国国情和现实，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旨归。唐庆永提出要破除西方理论“万能”的偏见，重视“本国”经济现状及其经验：“吾人应当根据本国事实，参用外国学理来研究经济，更应处处不抛弃本国风俗习惯及经济时代背景之观念，勿固执成见以为西洋学说是万能的。用新的经济思想，新的经济方法创造新的中国经济社会，是余所引领而深盼者也。”王伯琦严厉批评中国学术界一味追随西方思潮的偏向，认定倡导概念法学才符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芮沐提出要将从外国引进的概念表征的规则与中国法制相贯通，以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朱正主张以“人事化的法理学”代替“机械化的法理学”，创建“着重法律对于社会实际生活的贡献”的中国法学。林纪东提出法学研究的标准“非在某种法制自身之逻辑系统完整与否，而在于某种法制对于社会实际状况适合与否，能否发生实际之效用”。蔡枢衡则强调，符合中国现实的法学才是“意识着民族自我”的中国法学。
孙本文将调查研究中国现实社会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强调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今后全国社会学者宜各就所长，对各种范围较小的问题，分别作详尽的研究，以期彻底了解本国社会问题的特质及其可能解决的途径。”他明确主张：“从多方面对现实社会作详尽精密的调查与研究，藉以彻底了解我国社会的本质。故今后应就各地重要区域，从事于有计划的都市与农村调查，编成各种调查研究报告，以供各方参考。”他进而提倡中国社会学家要重视对社会建设问题进行研究：“今后全国社会学者应根据上述有关社会问题、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的材料，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会运动各方面，详细探讨当前及今后全国的需要，审慎拟订各种社会改革方案，藉供政府参考。”民族学是实用性很强的新知识门类，近代民族国家建设迫切需要民族学知识。民国时期学者多将民族学视为服务社会的实用工具，对其实用性有着明确认知：“今日我们所要求的，乃在于回顾往昔，经过在书斋中的深思考索之后，策动现在，促成将来，培养强韧的民族精神，因而打定民族发展的基础，树立民族发展的支柱，那末所谓民族政策才可以由此构成起来。这也就是民族学的最可贵的价值。”故民族学界注重发挥民族学在民族建设、边政开发等方面的功用，实用性成为民族学本土化的重要特征。
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必须借鉴中国本土资源，从中国本土寻求学术资源，使本土资源成为构建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之重要源头。民国社会学界多主张从中国古典学术资源入手推进“本国社会学”的构建。如潘光旦将《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思想、“孔门社会哲学”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结合，提出了“社会位育论”，尝试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学解释理论。孙本文强调“中国社会思想，为研究中国社会学者必须研究之材料”，故格外重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并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列为社会学中国化构建的重要工作，强调从五个方面加以整理：一是关于社会学说者：“凡古人对于社会生活或社会问题的各种思想，均应加以搜集与整理，依历代顺序，编成有系统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二是关于社会理想者：“古今贤哲所发表有关社会组织及社会生活的各种理想与计划，亦应加以搜集与整理，编成一部中国社会理想史。”三是关于社会制度者：“历代社会制度的性质、功能、状况与变迁，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均应加以分析，以期编成各种社会制度史。”四是关于社会运动者：“历代社会运动的性质、起源、范围及其对于社会所生的影响等，均可加以分析与整理，以期编成一种中国社会运动史。”五是关于一般社会行为者：“历代伟人哲士所发表的嘉言懿行有足供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参考与印证者，极为丰富，可分别加以搜集，编成社会资料类书，以供采用。”他身体力行并贯彻始终，不仅撰写《社会学原理》时“引证事实之处，凡可得本国材料者，即用本国材料”，而且1946年撰写《社会心理学》时同样“以取材本国历史故事为主，兼及西史与报章时事，并尽量采择重要实验例证”。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同样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之本土源泉。唐庆增强调要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汲取智慧：“欲产生一适合国情之经济思想，非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之历史不可，学者当注意现在中国经济组织之内容，再细察过去中国经济思想之得失，采用学说之长而创一新思想，以解决现在之经济问题。”地政学派注重从中国传统土地思想中汲取历史经验，对中国传统民本、均平思想的深层内核和基本精神进行挖掘，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思想变迁中考察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的因素，为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蔡元培倡议中国民族学要借鉴本土学术资源：“记录的民族学，发端甚早，我国有《山海经》一书”，“后来如《史记》有‘匈奴’‘西南夷’等列传，此后专史，都有这一类的列传”。通过考察历史更能说明当代中国某些社会现象的性质，如吴文藻所言：“因为我们所要知道的历史，是现在制度上尚能发生作用的历史”。故民族学格外重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志资料，并对历史上各民族的族源、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进行专题研究。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知识，图书馆学界予以高度重视并加以研究整理：“中国向来也有些似是而非的图书馆专门学问，我们对于这种学问，也非痛下一番研究不可。”图书馆学中国化主要围绕分类编目等技术而展开，故中国古代“目录学”或“校雠学”等进入了民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古典目录学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得以彰显，推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目录学著作。
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的核心理念，是用引入的西方现代理论方法研究中国本土问题。将西方的理论方法运用到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问题，是民国时期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尝试之主流。孙晓楼强调，民族化是要“拿中国固有的民族性与夫现实的社会性做材料，做基础，用西洋科学的方法来整理来改善。一方面涵育滋养，任其本性之发展，以永天年；一方面修剪耕耘，将民族性社会性的有害于国家之生存者除之去之，有益于国家之生存者珍之藏之，发扬而光大之”。蔡枢衡明确将中国法学本土化构建路径确定为：“中国人运用西洋的方法对付中国的自然、中国的历史、社会、思维以及中国所有的一切问题，而获取其成果，这是新中国的文明文化创造的过程。”
孙本文认为，社会学中国化的重心，在于用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整理中国本土问题，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就是运用欧美社会学理论研究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资料而综合形成的本土化知识，故其所设想的“社会学中国化”图景为：第一，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社会学，其具体的路径包括：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第二，建立中国自己的应用社会学，其具体的路径包括：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第三，训练社会学人才。在他看来，“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用欧美社会学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进而用它解释中国社会现实，创建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体系。用他的话表述就是：“充分搜集并整理本国固有的社会材料，再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审的理论，创建一种完全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正因将“社会学中国化”理解为用欧美社会学理论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固有的社会材料，故孙本文建议中国社会学研究，首先将重心集中于整理诸如家族问题、人口问题、农村问题、劳资问题等中国社会问题的材料，然后用西方理论方法加以阐释并予以解决，进而创建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学体系。孙本文、许仕廉、李景汉等综合学派所尝试的“社会学中国化”实践，就是沿着这样的本土化构建逻辑推进的：使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配上中国社会的经验材料，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本土问题，得出中国结论，创造中国本土社会学知识体系。这种被费孝通概括为“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研究模式，成为民国时期构建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之主流做法。
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社会学综合学派，沿着这样的本土化路径推进社会学中国化实践并取得突出成绩。为解决中国现实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学界立足于中国社会，从了解中国现实社会状况入手，将西方社会学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调查中，形成一些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调查方法，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如李景汉主持的河北定县调查，许仕廉、吴文藻等人的清河镇调查，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调查，潘光旦的家庭婚姻问题调查，陈达的人口调查，林耀华在福建家乡的调查，杨懋春在山东抬头村的调查，严景耀的中国犯罪问题调查，陈翰笙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和禄村调查等，这些社会调查，故在记录、描述中国社会实况，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本土材料。随后，中国学者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方法整理这些中国本土材料，研究并解决中国劳工、家族、人口、农村、社会控制、慈善、犯罪、鸦片等社会问题，撰写了大批有本土化特色的学术成果，如陈达的《中国劳工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潘光旦的《中国之家庭问题》、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许仕廉的《中国人口问题》、孙本文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严景耀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抬头》、吴景超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等，推进了社会学本土化进程。
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法学界反思移植的西方法律和法学与中国国情的契合程度，提出中国法学应当“以国家和民族的自觉或觉醒”为起点，着力于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功能主义为视角，以实证分析方法为工具，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借鉴，对中国古代社会与法律进行了深刻分析，成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严景耀的《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方法运用于中国的犯罪问题，将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与犯罪现象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堪称西方社会学方法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之成功典范。
三、以中国为方法：高层次的本土化
用西方理论方法整理中国材料并解决中国问题，仅仅是构建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之低层次的本土化尝试。中国学术界在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具体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源自西方的理论方法进行本土化改造，以中国本土实践补充修正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理论学说，探索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新途径与新方法，逐渐构建起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本土的理论体系，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深度的“彻底的中国化”。正如时人所言：“要想社会科学的自主，社会科学的独立，我们一定要先去改良我们的工具——社会研究方法。”构建中国本土的研究理论方法并用以指导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遂成为深度本土化尝试的方向。
吴文藻不满足于仅仅用西方理论方法整理中国材料之低层次的本土化尝试，提出了“试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事实并用中国事实“验证”西方理论之“彻底的中国化”主张。他申明：“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在他看来，社会学中国化首先要“试用”西方理论，看它是否适用于中国，避免出现用西方理论“图解”中国现实的偏向；然后运用中国实地调查的社会事实来“证验”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可靠性，使西方社会学知识与中国现实需要相符合，用中国事实“检验”西方理论，从而将“理论与事实糅和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的中国本土化理论，进而用这种“新综合”的中国化理论，指导中国学者进行“独立的”研究，创造自主的新知识，才能实现“彻底的中国化”。这种“彻底的中国化”，实际上是高层次、深度的本土化。
正是基于这种“彻底的中国化”理念，吴文藻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社会学研究的中国范式，倡导中国本土的“社区研究”。西方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在研究领域及方法上有着明确区分：社会学主要考察和研究以城市为代表的“文明社会”；人类学主要研究那些没有文字历史的“初民社会”和乡村社会。中国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多民族之文明国家，故照搬西方研究“初民社会”的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显然是不合适的，必须首先转变研究对象，进而更新研究理念及其方法。吴文藻指出：“今西洋所谓应用人类学，大都是以殖民行政，殖民教育，殖民福利事业，以及殖民地文化变迁等题目为研究范围。在中国另换一种眼光，人类学的应用，将为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这样，西方人类学“在中国另换一种眼光”，就创建出包含“边政学”在内的体现中国特色之民族学。
吴文藻认为“人类学、社会学实在是二而一的东西，尤其在中国是应该为此”，故根据中国社会文化实情，打破了西方关于这两种学科研究对象的区分，将人类学引入社会学研究，尝试创建将两者贯通起来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新范式。他大胆地将社会学考察人口、地理及社会组织三者之间关系的方法，与人类学考察异民族、乡村的客观观察、实证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功能主义理论分析，形成了融合人类学与社会学之中国本土化的“社区研究”。所谓“社区研究”，就是“大家用同一区位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对社会组织及其变迁作出整体性解释。他认为，“现代社区的核心是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故提出“本着功能的眼光及制度的入手法，来考察现代社区及现代文化”的核心学术理念。所谓“功能的观点”，“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个就在这整个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且认清这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必须就从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索穷究。”他强调：“每一种社会活动，不论它是风俗、制度或信仰，都有它的独特的功能，非先发见它的功能，不能了解它的意义。任何活动的功能，便是它在社区视为统一体系下的全部社会生活上所占的地位。”因此，用“功能的观点”研究中国社会，就能取得一种“新的综合”，由此形成了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社区研究”范式。
正是在吴文藻倡导推动下，民国社会学界兴起了“社区研究”和文化人类学调查运动，产生了诸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许烺光的《祖荫下》等代表性成果，并在吴文藻主持的《社会学丛刊》中得到集中展现。该丛刊甲集专门收集普通社会学和特殊社会学著作：“有关于文化的功能方面如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宗教社会学、道德社会学或艺术社会学；也有关于团体的制度者，如家族社会学、阶级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民族社会学或国家社会学，此外亦兼收关于历史上社会制度的专题研究，或当代社会变迁的研究。”该丛刊乙集则收录各类型社区的实地调查报告：“有属于边疆民族的部落社区者，有属于内地工业前期的村镇社区者，有属于初期工业化的近代都市社区者，亦有属于种族、语言、文化各异的杂居社区者。”这些根据“社区研究”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学“彻底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故吴文藻自信地说：“目前本着社会学理论而进行的实地调查工作，尚在初步尝试时期，所以现阶段可发表的各种实地研究专刊，未必能充分满足我们的期望，更说不上真正实现我们的理想。但是，我们深信努力地推进实地工作，发表研究专刊，从此痛下苦功夫，以建立‘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这种看法绝对是正确的，这种立场亦确是颠扑不破的。”
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开辟了将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之新路径。费孝通高度评价说：“他们不是单把西洋的理论用适当的中国传统概念加以翻译，不是专注重于西洋理论的系统介绍，也不是素白的胪列中国的社会事实，而是企图用西洋所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及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进一步地想对中国社会怎么会这样的问题提出解释……他们能从可以征实的现实生活中去求概然性的解释，使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有了去认识的兴趣，以及继续研究的基础了。”故“社区研究”推动着社会学中国化“向着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的具体和实际化的路上的迈进”。
费孝通是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的积极尝试者和理论创新者。他从《江村经济》《生育制度》到《乡土中国》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既是中国社会学从低层次本土化向高层次本土化演变的过程，也是西方社会学“彻底的中国化”之经典范例。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实现了研究对象的转换，将原本被马林诺夫斯基应用于一些太平洋小岛部落社会的功能理论方法应用于中国，故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但费孝通随后根据中国社会实情对功能主义进行理论修正，并在1947年的《生育制度》中“根本放弃了把婚姻、抚育、家庭、亲属、宗族等一系列的文化现象看成满足生物需要的文化措施”，提出了社会继替、世代参差、长幼行序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他说：“我认为人们结合成了社会，为了要维持社会的存在，社会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成员去维持其分工合作的体系，而人是个生物机体，有生又有死，所以社会要维持其完整，使分工合作体系能继续不断发生作用和不断发展，就必需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机制。这个机制我称之为‘社会继替’。为了完成社会继替的功能，才产生婚姻、家庭、亲属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总称之为‘生育制度’”。费孝通在随后出版的《乡土中国》中，继续对中国社会的特性进行整体性说明，提炼出乡土社会、礼俗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更适合于解释中国社会之新概念及其阐释理论，集中展现出中国乡土社会的特色。
在法学本土化实践和理论创新方面，吴经熊以“中西会通”的方式，提出了“心理法理学”“法律多元论”“法律三度论”等极具创新性的法学理论。他强调从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中考察社会利益的调整问题，根据心理学的原则来解释法律现象，提出了“心理法理学”理论；他以“法的社会科学研究”为视角，强调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法律的影响，提出了“多元论的法律哲学”；他认为具体存在的法律均有三度：时间度、空间度、事实度，提出了“法律三度论”。这些创新性的法学理论，代表了民国时期法学界的独立思考，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流派之形成，是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尝试最突出的成绩和标志。中国社会学界以中国本土资源为依托，积极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大胆进行本土化探索，形成了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学派等；中国民族学界形成了以杨成志等为代表的边政学派；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以萧铮为代表的地政学派。地政学派以“研究土地问题，促进土地改革”为宗旨，立足中国现实土地问题，既参照西方土地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又保留中国传统土地思想的内核，将相关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问题。该学派对土地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做了明确界定，实现了研究对象的扩充和研究范式的创新，建起一套颇具中国特色的、逻辑自洽的土地经济学理论：“以土地经济之学理为经，我国之事实为纬，举凡土地上生产分配诸问题，均予以讨论，尤注意于中国之事实”，推动了西方经济学之“彻底的中国化”，成为民国时期尝试构建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之成功范例。
边政学不仅是民族学应用性在中国的集中体现，而且是“以中国为方法”进行“彻底的中国化”之典范。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西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致力于边疆教育、边民生计、边疆文化、边疆民族认同研究的边政学勃然兴起。吴文藻说：“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族不同文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镜。‘为政由学始’，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边政学在实用上的功用。”边政学研究范围涉及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等边政问题，成为中国民族学家将民族学应用到中国现实政治建设的有益尝试。
结 语：本土化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是近代由西方传入的，具有鲜明的“舶来”特性，必然经历从移植性的“效仿”到本土化的“自觉”、从低层次的应用到高层次的创新之构建过程。其基本趋向，是首先将中国学术与西方知识体系作“比附”，以“中体西用”方式，“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以欧洲新理比附中国旧学”，“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套用西方学科体系的理论与方法，解读和分析中国典籍的例证，将从西方引入的概念、理论、方法用于对中国现象进行分析，用中国例证验证西方理论，故此时期中国之知识生产尚处于“学徒”状态。随着中国学人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学术自主性之强化，民国时期的学术界逐渐从“学徒”状态进到“自觉”创新阶段，有了自觉的本土化追求，逐渐形成中国化的现代知识体系。因此，从输入西方知识到本土化尝试，用西方理论整理本土资源、探究本土问题、塑造本土风格，进而形成本土学派，是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尝试之基本趋势。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构建的本土化尝试，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着力于研究对象的本土转换并开始触及“彻底的本土化”的深层内涵，形成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首先，“以中国为主体”的本位意识和学术“自主”意识，是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之前提和立足点。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创建的主体是中国学者自己，是中国学者站在中国立场上自觉进行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造。故必须树立中国主体意识，要依靠中国学者自己，不依靠他人。本土化的目标，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的知识体系，故中国学术界必须站在中国立场上，自觉地将从西方引入的现代知识体系进行中国本土化构建。本土化构建之尝试，必须牢固树立“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理念，明确学术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解决“中国问题”，是在解决中国问题过程中形成创新性知识，将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作为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之重点。
其次，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之过程，在于实现从“以中国为对象”的低层次本土化，向“以中国为方法”的高层次本土化的范式转变。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本土化，是尝试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植根于中国，使外来学术的合理成分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知识体系之演进过程。因此，本土化构建的初级目标，是“以中国为对象”，将西方引入的研究理论方法运用于中国问题的解决上，以西方理论方法整理中国材料，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形成关于“中国的”现代知识体系。在这个初始阶段，中国学者固然是站在中国立场上研究中国问题，但其所用之理论方法则是“西方”的。中国学者尝试将“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研究过程中，使之成为适用于理解中国社会现象之有效工具。以西方理论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中国问题，是民国时期学术界构建中国现代本土化知识体系之主流。
然而，这种用西方理论解决中国问题之本土化尝试，仅仅是初级的、低层次的本土化。这种低层次的本土化，是难以完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任务的。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本土化，不仅意味着研究对象的“中国”化（即“以中国为对象”），而且意味着研究理论方法之“本土”化创新（即“以中国为方法”）。故必须在运用西方理论方法解决中国问题过程中，敢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大胆突破“西方”理论方法的束缚，在中国具体学术实践中开辟新领域，将“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层面提升到“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层面，以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历史经验为依据，提出新概念和新方法，创建对中国本土经验更具解释力之创新性理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必须从初级的、低层次的本土化向深度的、高层次的本土化推进。从整体上看，民国时期尚处于用西方理论整理中国材料并解决中国问题之低层次本土化尝试阶段，尽管像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研究”派开始了“以中国为方法”的深层本土化尝试，但尚未成为民国时期学术界本土化尝试之主流，故难以完成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的历史任务。
民国时期学者的本土化尝试，为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必须将“以中国为对象”的低层次本土化提升到“以中国为方法”的高层次本土化，才能实现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本土化构建之根本突破。肩负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使命之当代中国学术界，必须牢固树立学术自主意识，坚定地站在中国立场上，以鲜活的中国经验大胆突破西方理论，提炼中国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中国理论”，实现学术研究理论方法之根本突破。只有理论方法的根本突破，才能实现学术研究范式之革新。只有学术范式的革新，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研究之独立自主，进而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范式的革新，不仅意味着研究立场是“中国”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的，而且意味着研究理论方法同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更意味着学术研究“西方理论”的根本突破和“中国理论”的创建。这种在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基础上根据中国经验提炼而成的带有本土特性的“中国理论”，不仅对指导中国具体研究实践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因其是在全球本土化视域中提炼形成之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理论，故对与中国有类似处境的国家地区之学术研究，同样具有借鉴、启示价值与意义。因此，当代中国学术界不能仅仅满足于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之低层次本土化，而要突破对西方概念理论和方法之路径依赖，致力于中国本土化理论方法之创建，并用以指导中国具体的研究实践，实现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构建之高层次本土化。只有高层次本土化，方能创造出有增量的创新性之新知识；唯有创新性新知识之创造，方能实现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之自主性。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对“西方理论”的根本突破和“中国理论”的自主创新。为此，当代中国学术界必须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重心，置于“以中国为方法”的高层次本土化实践中，致力于创建本土化的“中国理论”并用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致力于推动从“西方理论”到“中国理论”的范式突破，实现从“西方理论+中国材料”的低层次本土化向“中国理论+中国材料”之高层次本土化的飞跃，进而完成近代以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