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方法论是鉴别学科科学含金量的试金石，也是决定学科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基本依据。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讨论中，相关文献聚焦于方法论上的百家争鸣，既反映了学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自觉性，也表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分歧。本文以区域国别学为例，发现其在方法论上存在三大分歧：其一，方法论是否等同于具体方法？其二，方法论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其三，如何重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围绕这些分歧，本文提出三个基本观点：其一，方法论与方法固然有内在关联，但方法论不等于方法；其二，具体方法是多元的，但方法论的选择却是一元的；其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方法是开放、包容的，但指导这些具体方法的方法论则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区域国别学 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一、引 言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学界在新时代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自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以来，这门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己任的学科，正在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引人注目的显学。正如杨丹教授所言：“区域国别学是‘顶天立地’的学科，‘顶天’是指它可以通过推动中国全面深入地认知世界，形成中国的世界观，推动学科知识体系创新；‘立地’是指它可以通过推动中国融入和影响世界，形成世界的中国观，提升学科的咨政服务能力。”或许是因其跨学科的特性以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导向，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对象、研究领域、学科身份、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等等，都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尤其是关于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更是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方法论不仅是鉴别学科科学含金量的试金石，也是决定学科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基本依据。有鉴于此，本文以区域国别学方法论中的分歧为例，提出三个基本观点：其一，方法论与方法固然有内在关联，但方法论不等于方法；其二，具体方法是多元的，但方法论的选择却是一元的；其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具体方法是开放、包容的，但指导这些具体方法的方法论则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导向

截至2026年5月19日，笔者用“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作为主题词，在知网上共检索到23篇期刊或辑刊文献。若加上报纸刊登的文章，相关文献大约有30篇。对于如何认识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已有文献做出了很有意义的学术讨论，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观点。有学者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遵循。立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形成田野调查、数据核验、历史梳理的链路研究范式”。有学者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理论构建的根本和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在区域国别学方法论的讨论中，学者也提出了有待进一步商榷的观点。

（1）折中主义方法论。有学者提出：“方法论折衷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方法论取向，通过‘兼容性论题’与‘实用主义理念’鼓励基于问题导向的方法论灵活选择，破除了范式与方法间嵌套关系的绝对性和先验性。在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选择方法论折衷主义路径，有助于推动区域国别学内部的方法论融合、研究对象聚焦以及研究方法的‘去西方中心化’。” 换言之，在区域国别学中应当引入“方法论折衷主义”（Methodological Eclecticism）。其结论是，区域国别学应当以“方法论折衷主义”为方法论。

（2）理性主义方法论。有学者提出：“作为一级交叉学科, 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是推动多学科方法论的交叉融合。基于自利性与最大化两个基本原则的经济学理性主义方法论, 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宗教、社会与历史变迁等方面都有应用价值。……在全球正义面临挑战的背景下, 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条腿走路, 实现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与马克思的价值维度理性的兼容并蓄, 对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重要意义。”所谓“多学科方法论的交叉融合”以及“实现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与马克思的价值维度理性的兼容并蓄”，就是主张多元化的方法论。其结论是，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应当引入“经济学理性主义”。

（3）广义方法论。有学者提出：“由于该领域的跨学科性质，所谓‘方法论’必然是广义上的，涵盖了现代社会科学与传统人文学的不同研究取向，有些研究领域或研究议题甚至可能还涉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既包括数据分析、统计问卷、田野调查等各种‘技术性’的研究手段，也包括思想方法(如批判性思维)、研究途径与学术视野(如跨学科融合或比较研究视阈) 以及不同的研究目标、文化偏好与价值取向(如本土关怀与人类共同价值)等深层次问题。”该学者还特别强调，在广义方法论中，“还原论、整体论和系统论这三种重要的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重要启发”。其结论是，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是“广义方法论”。

（4）超学科方法论。有学者提出，“鉴于区域国别学追求问题导向，强调学科交叉融合，本质上具有超学科性，本文提出运用超学科方法论来构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四梁八柱’”。该学者特别强调，超学科方法论是源自量子力学的量子思维和由其衍生出来的四大公理：本体论、逻辑、认识论、价值论。其结论是，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是“超学科方法论”。

（5）“三个超越”方法论。有学者提出，“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要实现三个超越”，即“超越自我”“超越西方陷阱”“超越西方中心论”。其结论是，区域国别学方法论应当实现上述“三个超越”，亦即构建“三个超越”方法论。

（6）“五观”方法论。有学者提出，“区域国别研究的五个研究方法论，即整体观、时空观、比较观、大局观和双发展观，简称‘五观’方法论”。其结论是，区域国别学应当以上述“五观”作为自己的方法论。

（7）“融合内外方法”的方法论。有学者提出，区域国别学的经济研究应当采用融合经济学内外方法的方法论，强调在尊重区域国别特殊性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学科工具以提升研究的深度与情境理解力。其结论是，区域国别学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是“融合内外方法”的方法论。

（8）“方法多元主义”的方法论。有学者提出，“笔者基于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基本问题的普适性方式，如东非社会应对疾病或健康问题时采取的多元方式，尝试探讨‘方法多元主义’成为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取向之可能”。其结论是，应当采用“方法多元主义”的方法论，即综合多种方法的方法论。

（9）另外，有学者提出：“强化‘一分为三’思维，重建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超越‘非中即西’的中西两分法，不是简单地用中国的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面临的区域国别问题，而是在‘以中释外’‘以外释外’‘以西释外’中找到平衡，致力于形成在中国、西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时具有普遍性意义和适用性功能、更为客观、更为均衡、更为可靠的新知识体系。”换言之，必须重构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还有学者从“文化是有边界的，文明是没有边界的”的视野出发，提出“研究方法论”的概念。至于什么是“研究方法论”，该学者尚未给出明确的定义。

上述观点不仅反映了我国学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自觉性，也表明区域国别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以下三大分歧。

分歧一：方法论是否等同于具体方法？笔者发现，很多论者把方法论与方法混为一谈。比如，不少学者提出的“多元方法论”“多元主义方法论”“广义方法论”等，其实指的是多种多样的具体方法，而并非方法论。又如，有学者提出“方法多元主义方法论”，其实就是把多种多样的方法打包之后，称为“方法论”。问题是，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往往是开放、多元的，然而研究范式一旦定型，那么指导具体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就总是一元的。把多种具体方法定义为“‘方法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说明论者尚不清楚方法论与方法的异同。至于“‘融合内外方法’的方法论”，也不过是“多种具体方法”的另一种表达而已。更有某些文献的标题是“方法论”，然而文章内容讨论的仍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分歧二：方法论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科学研究固然应当提倡具体方法的开放、包容和多元化，但方法论的选择是否应当多元化则值得进一步讨论。比如，针对有学者提出的“方法论折衷主义”或“经济学理性主义方法论”，笔者认为，既然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向，那么主张“方法论折衷主义”，或者以“经济学理性主义方法论”来“实现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与马克思的价值维度理性的兼容并蓄”，这些建议能否成为我国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选择，恐怕就有待商榷了。又如，针对有学者提出的 “超学科方法论”，笔者认为，科学方法论从来就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学科或某个研究理论的方法论，它总是具有超学科的特质，甚至具有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质（比如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就是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因此，将“超学科”作为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未免有些言不及义、不得要领。至于有学者提出“还原论、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方法论，以及“五观”方法论，笔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在具体方法层面借鉴“三论”或“五观”，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作为统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其理论内核和基本逻辑显然不能是离散的、多元的，只能是聚焦的、一元的。

分歧三：如何重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基于区域国别学的问题导向，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由西方主流学界主导的方法论确实需要重新构建，这已是学界的共识。然而，究竟什么才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呢？这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针对有学者提出“重新构建方法论”的主张，笔者认为，重构的意思是解构西方既定的主流方法论，重建超越“非中即西”的中西两分法，且蕴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问题在于，重构后的方法论究竟是什么样的方法论呢？论者对此基本语焉不详。又如，针对学者提出的“三个超越”（“超越自我”“超越西方陷阱”“超越西方中心论”），笔者认为，“三个超越”有很强的问题导向和现实针对性。然而严格来讲，这“三个超越”指的是区域国别学在研究任务、研究目标以及研究结果上的超越。要完成这个任务，要达成这个目标，要实现这个结果，则必须把握科学方法论。至于什么才是科学方法论，则是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了。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笔者认为，要打破西方主流学界的话语垄断，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澄清上述有关方法论的三个分歧。只有在澄清上述三个分歧的基础上把握科学、正确的方法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区域国别学才能实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

三、方法与方法论

有关方法的含义，在学界并没有太大分歧，通常是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使用的办法、途径，亦指科学研究的手段、路径等。在科学研究中，常见的方法有：归纳与演绎，具体与抽象，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实证与规范，等等。在科学的语境下，方法论是把方法作为对象来研究的一门学问，其研究领域涵盖：什么是方法，有哪些具体方法，方法有何作用，支配方法的基本逻辑和基本原理是什么，等等。一言以蔽之，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的系统理论。

学界常见的一个做法，就是将方法论与方法混为一谈。其实，方法论不等于方法。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讨论”，所谓“讨论”，就是对方法的认识和研究，或者对方法的言说和分析。方法论的任务是：构建方法的一般结构，考察方法的历史脉络，把握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揭示统摄各种方法的基本逻辑，探索方法的发展趋势。正如有学者指出，方法论不同于方法，方法一般指研究过程中收集和分析资料的具体技术、程序和手段，而方法论主要体现了研究背后的整体哲学取向——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

在人类历史演化进程中，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每一次新方法的出现都极大地促进了方法论的不断完善。这里所说的方法论，不仅仅是指科学方法的总和或体系，更是对科学方法的哲学提炼。换言之，这里讨论的具体方法是指“科学”的方法，而不是“神学”或“超验”的方法，由此形成的方法论也指的是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方法论指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即对自然科学研究中具体方法的理论概括，包括对观察法、实验法、数学方法等的总结和提炼。广义方法论则并不限于自然科学，它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各种具体方法的理论提炼（比如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等）。至于科学方法论的衡量标准，笔者将在本文第四节讨论。

科学方法论起源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大致涵盖近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发展阶段。近代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先验主义，大致兴盛于16世纪至19世纪。现代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大致兴盛于19世纪至20世纪。后现代科学方法论主要有历史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致兴盛于20世纪后期至今。上述“八种主义”在科学方法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西方主流学界已有基本共识。美国学者威廉·劳伦斯·纽曼将方法论的“八种主义”概括为三大方法论取向，即实证主义、诠释主义、批判主义。实证主义通过检验假设及理论追求 “客观真理”，诠释主义注重理解、解释人们的行动及意义，批判主义强调揭示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并倡导变革。纽曼的概括在社会科学领域有较大影响。

方法论的“八种主义”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已然成为当代西方学界的主流认知。正因如此，笔者有必要强调被西方学界忽略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虽然贯穿这三个组成部分，但主要寓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正如常言说：“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由两个部分构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颇有争议（由此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为减少不必要的争论，笔者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定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方法论的语境中，辩证唯物主义亦可称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亦可称为唯物史观。

四、实证与理性

将上述方法论的“八种主义”定位于科学方法论，这是西方学术话语的通识。这个通识的依据是：方法论的“八种主义”，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具备科学的性质，符合科学的衡量标准。那么什么是科学的衡量标准呢？对此，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了五个标准：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虽然库恩的上述标准已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视域中，这五个标准仍是比较现象的。那么科学在本质上的标准是什么呢？人们都说“科学不同于神学”，其实未必尽然。科学与神学相同的地方在于：不论科学抑或神学，都是一种信念。既然是信念，当然就需要提供依据。问题是，神学的信念固然可以提供“依据”，但却不能提供可检验的经验证据。科学作为一种信念则不一样，它必须提供可检验的经验证据。科学之所以不同于神学，既不在于术语的不同，也不在于结论的不同，而在于方法论的不同。科学方法论之所以不同于神学方法论，就在于科学的最终裁判不是上帝和权威，而是证据和逻辑。也就是说，科学方法论具有两个基本特质——实证和理性。笔者认为，科学方法论的这两个特质，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根本标准。

首先考察科学方法论的第一个特质——实证。所谓实证，就是实际的证明、确凿的验证。实证的目的和结果有两种可能：（1）证实，即“证明其是事实”，或“证明其是”；（2）证伪，即“证明其不是事实”，或“证明其否”。实证（positiv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肯定”“明确”“确切”。在方法论的语境中，实证的含义是用实验观察来证实，或者说拿出感性证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实证在科学方法中的重要地位。感性是什么？从感官的角度而言，感性就是经验，就是实验，就是实证。说白了，所谓实证，就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为什么实证对于科学而言是如此重要？因为，某个知识和理论到底是不是科学，人们只能以自身感知到的现象来判定。也就是人们通过主观感受到的现象，来反推客观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事情。虽然主观意愿并不是判定客观事实的依据，但能够重复的感性却为客观事实提供了经验证据，这就是实证。自然科学之所以被称为硬科学，其说服力就来自实证。

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段话有三层意思：（1）所谓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就是理论的“科学性”，或者理论的“科学含金量”。这里的“真理性”，可以理解为“科学性”。（2）理论是否科学，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换言之，理论的科学性并不是一个理性问题，而是一个实证问题。（3）人们只能通过实证来证明某个理论的科学性。离开实证来讨论理论是否符合现实，纯粹是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把实证看成是科学的基本要求，或者是科学最基本的特质。

有人误以为唯有定量分析才是实证，实则不然。实证涵盖定量与定性两个维度，并非只有定量分析才是实证。以气象预报为例，“气温40℃”属于定量刻画，侧重库恩标准中的“精确性”；而“天气炎热”则属于定性刻画，侧重库恩标准中的“简单性”。必须强调，科学的实证分析需要兼顾定量和定性：没有定量的实证因缺乏精确性而不完备；仅有定量而无定性，即便数据再精准，若不能揭示事物本质，也会沦为数字游戏。遗憾的是，当下的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存在着过度依赖定量而忽视定性的倾向，这种淡化定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其学术导向值得反思。

接下来考察科学方法论的第二个特质——理性。理性（reason；rationality）源于希腊文词根逻各斯，本义是计数。逻各斯作为欧洲古代哲学术语，意为言语、思想、思维、理性、比例、尺度等。英文reason作名词时，意为理性；作动词时，意为推理。在方法论的语境中，理性的含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讲道理”。reason这个词，鲜明地表达了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特质——讲道理。换言之，科学的思维和表达必须“讲道理”，不能像神学那样仅仅靠主观意识和个人激情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理性的“理”，其实就是逻辑。逻辑是关于思维的规律。何谓逻辑思维？逻辑学家且大有先生说：“概念、判断（命题）、推理与论证是逻辑思维的思维形态。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是否以概念、判断（命题）、推理与论证为其思维的表达形式。”这个定义清楚地区分了逻辑猜想与胡思乱想。科学的思维和表达之所以不是胡思乱想，就在于它必须遵守形式逻辑的三大定律——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用逻辑（比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来思维和推理，就是理性。理性是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

从实证和理性这两个特质来看，科学方法论本质上是唯物的。其所以唯物，就在于科学方法论不是“子曰”，不是“耶稣说”，不是“我觉得”，不是某人的主观“诠释”，而是能提供经验验证的逻辑推理。经验验证是实证的，逻辑推理是理性的。概而言之，作为科学方法论的结果，科学知识和理论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客观性由实证来证明，必然性由理性来推论。正因如此，马克思对科学作了这样的定义：“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把理性方法运用于感性材料。”所谓“理性方法”，就是逻辑思维；所谓“感性材料”，就是实证依据。马克思的定义表明，科学方法论的本质衡量标准就是实证加理性。

在科学方法论中，实证和理性二者不可偏废。尽管感官知觉是人类认知世界的起点，但感性现象往往也会掩盖事物本质。受限于进化机制，人类感官无法捕捉外界的全貌，感官经验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与欺骗性。因此，仅凭直观感知无法抵达真理。唯有借助抽象思维能力，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加工处理，才能洞悉事物的真相并把握其内在关系。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之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换言之，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是科学方法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实证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学界尚有不少争议。尤其是理性能否完全独立于实证之外，学界存在较大分歧。这里就不展开了。总而言之，从科学方法论的两个特质来看，西方主流学界的“八种主义”均属于科学方法论的范畴。问题是：这“八种主义”能不能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选项呢？

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倘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仍然停留在引进和模仿的层面，那么西方主流方法论的“八种主义”，尤其是当下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备受学界的关注和青睐，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从新时代的要求来看，西方主流方法论能否担当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显然是值得怀疑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指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呢？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我国的社会性质使然，更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使然。

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观点是：（1）“唯物”是根本前提。唯物辩证法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2）“辩证”是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强调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反对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3）“变化”是基本特征。唯物辩证法对现存事物既肯定又否定，揭示了其内在矛盾与必然灭亡的趋势；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表明，社会是活的机体，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之中。（4）“唯物和辩证”是理论内核。唯物论与辩证法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历史唯物主义，是用唯物的逻辑去解释人类历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其基本观点是：（1）历史发展有规律，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由此确认了历史必然性。（2）历史发展动力不是伟大人物的意志或绝对精神，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核。（4）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历史目的论，历史必然性并非由某种预设的“目的”或“意识”所决定，而是由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所决定。

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是：（1）辩证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2）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历史领域的展开和运用。（3）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唯物主义者，但唯物主义者未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接受了唯物史观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之，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唯物史观是唯物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展开和贯彻，二者统一于“物质决定意识”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内在关系之中。

若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始终贯穿了科学方法论的两个特质——实证和理性。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是，为何仍有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选择性失明呢？笔者认为，这与学界流行的两个认识误区有关。

第一个认识误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缺乏实证。晚近以来，西方主流学界指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缺乏实证的理由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缺乏形式化的叙述形式，所谓形式化就是用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亦称数学化；二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缺乏计量方法的统计检验，计量统计检验的旨趣就是用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亦即抽象或归纳。然而，笔者从三个维度证明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实证性质。这三个维度分别是逻辑起点、理论内核、认识过程。首先是逻辑起点的实证性。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摒弃了黑格尔式从“理念”出发的唯心主义路径，更不同于唯心史观“从天国降到人间”的思维逻辑。其出发点立足于可被实证的客观物质世界，具体展现为“现实的个人”及其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与实践活动。这种从物质解释观念而非相反的思维路径，确立了逻辑起点的实证性。其次是理论内核的实证性。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之所以具备实证性质，就在于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上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最后是认识过程的实证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社会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尽管“实践”的内涵和外延大大超出了“实证”范畴，但二者在依赖感性经验和客观验证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实证侧重于科学研究的经验证明，而实践则涵盖了人类改造世界的全部社会性活动，二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认识闭环。

第二个认识误区：唯物辩证法不能用经验方法来证实或证伪。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唯物辩证法不是经验科学方法，所以不科学。这种看法以证伪主义的提出者卡尔·波普尔为代表，且在中国学界也颇有影响。比如有学者认为：“辩证法不是具体的经验科学方法，它不是在经验科学的视域中作出具体的经验发现和科学预测，因而也不能用经验的方法证实或证伪。辩证法作为哲学的思维方式，只能在大尺度的历史过程和奎因所说的整体性经验中得到检验。”换言之，唯物辩证法不属于科学方法论的范畴，而属于思辨哲学方法论的范畴。笔者认为，断言马克思的辩证法“不能用经验的方法证实或证伪”，值得商榷。

马克思在描述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时明确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所谓“倒立着的”辩证法，就是立足于“社会意识”的黑格尔辩证法；所谓“倒过来”的辩证法，就是立足于“社会存在”的唯物辩证法。黑格尔辩证法“从天国降到人间”，而唯物辩证法“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倘若辩证法是建立在“社会意识”基础之上的辩证法，它当然就“不是具体的经验科学方法”，只能是思辨的哲学方法论；然而，一旦辩证法是建立在“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辩证法，那么这样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就是名副其实的“经验科学方法”。

六、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按照科学方法论的特质（实证和理性）来衡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毫无疑问地属于科学方法论。问题是，既然西方主流认可的方法论如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同样属于科学方法论，那么为何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呢？换言之，既然都是科学方法论，那么说马克思主义比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更科学，又有何依据呢？公允地看，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具有科学方法论的特质，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虽然在刻画现象上做得精细、到位、科学，也发现了现象层面的客观规律，但是在揭示事物本质的时候往往乏善可陈。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科学地刻画事物现象，而且更要科学地揭示事物本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比西方主流方法论更科学的地方。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能够科学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呢？西方主流方法论的“八种主义”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既没有辩证法的位置，更没有唯物辩证法的位置。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西方主流方法论却熟视无睹。问题是，不仅物质世界存在的辩证性（比如量子纠缠）已为自然科学所不断证实，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辩证性也为社会科学所不断证明。比如经济现象客观存在的辩证性，倒逼着现代经济学模型也不得不接受辩证法的科学性。计量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即“随机变量”。这个变量之所以是随机的，就在于客观经济活动是发展变化的，经济行为因而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是辩证的。如此一来，就需要有一个“随机变量”来刻画这种情况。于是我们看到，在消费函数Y=α+βX中，还必须加上一个随机变量u，原来的公式就变成：Y=α+βX+u。

尽管“随机变量”的引入在事实上表明计量分析接纳了辩证法的某些要素，但以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为方法论的主流经济学模型，仍对辩证法持排斥态度。这个方法论上的悖论，集中体现在计量模型对“内生性”（endogeneity）的严格规避上：在数理逻辑框架下，解释变量被设定为外生输入，而被解释变量则是模型处理后的内生输出。倘若各变量之间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即被视为违背了形式逻辑中“非此即彼”的排中律，从而构成模型谬误。这种基于符号化形式逻辑的思维模式，难以处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亦此亦彼”的辩证特征。于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辩证观点，因不符合线性建模的逻辑要求而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不正确”。以至于有经济学家抱怨：按照马克思的逻辑，一会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会儿生产关系又影响生产力，这还怎么构建模型？这就深刻揭示了方法论的痛点：若不懂得辩证逻辑，就根本理解不了《资本论》。计量分析之所以对经济变量之间真实的矛盾关系采取回避态度，根源在于其方法论始终局限于数理逻辑（数学化的形式逻辑）。

与拒绝内生性的计量分析不同，《资本论》构建的变量体系始终处于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之中。诸如“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以及“价值与价值形式”等基本范畴，本质上均具有内生性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在辩证逻辑的视域下，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互为矛盾的统一体。换言之，内生性原本就是真实经济活动中内生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已。比如，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什么“统计悖论”。正如恩格斯所言：“辩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承认什么僵硬和固定的界限，不承认什么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的各方相互联系起来。”西方主流学界强调形式逻辑在科学方法论中的地位固然必要，也值得尊重，但是面对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内生性联系，形式逻辑的局限性显露无遗。在承认形式逻辑对“日常应用”和“细小研究”的作用的同时，恩格斯明确指出，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已经“越来越不够用了”。因此，科学的态度应当是运用辩证逻辑深入剖析事物内生的矛盾，而不是用形式逻辑来回避内生性。

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亟须在创新的基础上自觉吸纳各种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然而，研究方法的多元开放并不等同于方法论的多元化。笔者注意到，当前社会科学广泛应用的计算机程序与数学模型，其底层运行逻辑仍是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而非辩证逻辑。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工具能增强定量分析的抽象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涉及人类社会活动本质的辩证抽象，仍须依赖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人脑来完成，这是数字化工具比如计算机系统目前尚无法突破的局限。只有当计算机能够运行唯物辩证逻辑时，数字化工具替代人类进行辩证抽象才会成为可能。因此，我们不能因技术加持而盲目确信数据处理结果的科学性。若拒绝辩证逻辑，即便复杂的模型拥有最先进的算力，所得出的结论也难免停留在现象层面，沦为一种缺乏生命力的“不死的死”。

“实事求是”是唯物辩证法能够冠以“唯物”的认识论特质，也是唯物史观能够被称为“唯物”的方法论特质。换句话说，唯物史观的唯物属性，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其本质就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始终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第一，“从事实出发”并非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独有的属性。旧的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自不必说，就连标榜实证精神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同样将“从事实出发”奉为自身的研究准则。第二，既然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都强调“从事实出发”，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终得到的结论与它们推导出来的结论会如此大相径庭呢？关于这两个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讨论，这里简要概括如下：问题不仅在于能否从“实事”出发，更在于用什么方法论来“求是”。比如，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方法论虽然崇尚实证精神并强调“从事实出发”，但却拒绝接受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如此坚持“从事实出发”，与“半截子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一样，又怎么可能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实事求是”呢？

综上所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之所以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不仅仅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使然，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比西方主流方法论更科学。

七、余 论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显著提高了社会科学定量分析的精确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主流方法论在科学层面上超越了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先进的计算技术固然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但方法论的根本性变革依然是西方主流方法论的短板。毋庸讳言，从培根的经验主义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西方主流方法论凭借引入自然科学的实证手段，不断增强自身的科学含金量。然而，由于缺乏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所统摄的抽象力，尽管西方主流方法论在世界观上是唯物的，但其历史观却深陷唯心的窠臼，难以将实证逻辑彻底贯彻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究其原因，就在于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方法论对辩证思维的排斥，以及对唯心史观心理分析的盲从。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概括为“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由此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六个必须坚持”的基本逻辑，“六个必须坚持”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中国化。正如程恩富教授和兰鹏研究员所言：“‘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高度一致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具体化表达与具象化呈现，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根本遵循。”两位学者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这里就不赘述了。

赵 磊，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赵晓磊，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工智能管理、金融工程。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