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本刊特别策划这组笔谈，旨在系统梳理新时代部分冷门绝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学科建设成就。笔谈汇聚该领域5位专家学者，立足文献整理刊刻、人才队伍建设、研究范式革新、中外学术对话等多重维度，集中呈现新时代冷门绝学研究的标志性学术成果，深入剖析学科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进行前瞻性思考。各位专家学者坚守中国学术立场，深耕本土学术实践，传承中华历史文化根脉，积极回应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命题。从中可以看出，新时代冷门绝学研究的学科自觉显著提升，学科建设已迈向自主理论创新的新阶段。期待本组笔谈能够进一步推动学界关注冷门绝学的传承振兴，为夯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根基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冷门绝学 学科建设 自主知识体系 多元一体 文明互鉴
【作者简介】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0—13世纪的宋辽金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权并立的阶段。元朝在修撰前代史书时，仅编纂《宋史》《辽史》《金史》，未为西夏修撰专史，导致西夏史料稀缺、史实模糊，后世遂有“神秘的西夏”之称。近代以来，大量西夏文献与文物相继出土，尤其是1908—1909年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的发掘，彻底改变了西夏史料匮乏的局面，推动了西夏学的形成与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西夏学的成就尤为突出，成为推动全球西夏研究发展的核心力量。
一、西夏学的形成与发展
西夏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彼时中国、苏联、日本的西夏研究均取得显著成果。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罗振玉等国学大师密切关注西夏新资料，纷纷参与西夏文献与文物研究并撰写著述，掀起第一波西夏研究热潮。1932—1933年，王静如先生出版《西夏研究》第1～3辑，代表了当时西夏研究的最高水平。中国学者始终明确，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探索其历史、传承其文化遗产是中国学者的主体责任。
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夏研究突破单一的文字文献研究局限，逐步拓展至西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发展为一门综合性人文学科。西夏学由此与敦煌学、藏学、蒙古学并列，跻身国际显学行列。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是西夏研究的主要阵地，年事已高的王静如先生仍深耕西夏文献与文物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史金波、白滨则早在1976年便赴西北六省区开展实地考察，搜集大量西夏研究一手资料，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学者聚焦高难度、高学术价值的文献译释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对全面记载西夏文字形、字音、字义的韵书《文海》开展系统翻译与研究，于1983年出版《文海研究》，绝大多数西夏文字由此得到准确解释。1986年，李范文出版《同音研究》，该书在《文海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夏字进行注音、释义，成为当时西夏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之一。2008年，韩小忙出版《〈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对黑水城出土的《同音文海宝韵合编》进行全面校勘、整理与研究，贡献突出。
通史类著作与传统史料整理同步推进。1979年，钟侃、吴峰云、李范文合著的《西夏简史》出版；1980年，吴天墀所著《西夏史稿》出版，该书是利用传统史料研究西夏的奠基之作，影响深远。韩荫晟耗费数十年心血，整理出版《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9册），于1983年至2000年分阶段出齐。该书汇集党项与西夏相关史料，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20卷，今存19卷）是反映西夏社会状况的核心资料，对西夏社会各领域做出了细致的法律规定。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学者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用俄文翻译出版该法典，并刊布西夏文原文影印件。鉴于其重要学术价值，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耗时五年完成该法典的中文翻译，于1994年出版《西夏天盛律令》，后于2000年推出修订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学界提供了译本，推动相关研究大量涌现。
二、西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西夏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承载者。中国学者坚守这一立场，确立了西夏研究的中国定位。这一理念历经数代传承，成为中国西夏研究的精神内核。针对西方部分学者将西夏归入“中亚”国家、割裂其与中国联系的错误观点，中国学者以扎实成果、严谨论证给予正面回应，筑牢了西夏学的中国根基。
（一）坚持学术主体性，锚定研究的中国定位
中国学者坚持学术主体性，立足中国本土开展西夏研究，进而阐释西夏文明内在的中华文明根脉，这是构建西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前提。在此基础上，中国西夏学界进一步界定研究范畴、明确价值导向，使西夏学成为阐释中国历史、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西夏学学术体系。新时代以来，西夏研究的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其中史金波发表的《论西夏对中国的认同》一文，从政治、文化、民族三个维度，结合大量史料，系统论证了西夏对中国的历史认同，清晰阐释了西夏作为中国历史一部分的必然性。
（二）主导资料建设，掌握文献出版主动权
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盗掘的文献占全球西夏出土文献的90%以上。这些文献因长期藏于俄国，仅有少量刊布，故严重制约了西夏学的发展。199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下，民族研究所全程主导中俄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工程，统筹整理、拍摄、编纂、出版流程。1993—2000年，中方先后4次组团赴俄，完成全部文献的高清拍摄、分类与校勘，最终将俄藏黑水城文献在中国出版。这一学术工程是西夏学资料建设的里程碑，同时催生了《中国藏西夏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等出版项目，形成了中国主导的全球西夏文献整理出版体系，为构建西夏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支撑。
（三）深耕各领域研究，取得原创性、体系化成果
中国学者全面深化各领域研究，取得了大量原创性、体系化成果，回应了学界关注的西夏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填补了西夏社会历史研究的诸多空白。
2005年，由李范文主编的《西夏通史》出版，该书立足中国学者主导的文献整理与考古成果，构建了中国自主的西夏历史叙事与知识体系，成为西夏研究的标志性成果。2007年，史金波出版《西夏社会》，该书是中国首部系统研究西夏社会的大型专著，利用西夏文原始文献、汉文史料与考古实物，还原了西夏多元一体的社会全貌，标志着中国西夏研究进入成熟阶段。
三、新时代西夏学的重大进展
新时代以来，西夏学进入快速发展期，在考古发掘、文献整理、专题研究、学科建设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产出了一批标志性成果，推动西夏学进入国家重点支持的冷门绝学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研究核心领域，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格局。
（一）出版西夏文教材，完善学科教育体系
2013年，史金波基于50余年科研与教学实践经验，出版《西夏文教程》，这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翔实的西夏文教材，为培养西夏文专门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该书被译为英文，由博睿出版社（Brill）出版，成为中国西夏学首部外译的著作。2025年，该书获评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教学奖（优秀教材），彰显了其学科教育价值。
（二）持续深化专题研究，填补多项学术空白
新时代以来，西夏专题研究持续深入，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例如，2015年，梁松涛出版《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该书系统整理、译注、研究西夏文医药文献，厘清了西夏医学与中原医学的渊源关系，同时填补了西夏学与中医文献学的空白；同年，孙伯君出版《西夏文献丛考》，该书围绕西夏文献、语言、音韵、佛经对音等方向展开专题研究，提出了诸多创见；2017年，彭向前所著《俄藏西夏历日文献整理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该书对俄藏黑水城所出连续88年古历书（现存最长古历谱）进行了系统整理、翻译和研究，填补了西夏历法文献整理的空白；2025年，李华瑞出版《回望贺兰：西夏文明史再研究》，该书系统论证西夏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其中华基因，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重要启示。
（三）破解西夏社会文书，还原西夏社会面貌
中国学者赴俄罗斯整理黑水城出土文献时，发现了1000余号西夏社会文书，涵盖户籍、契约、账目、军籍等，学术价值巨大，但这些文书多为残页，并以西夏文草书书写，辨认难度极大。中国学者历经多年攻关，最终成功释读西夏社会文书，相关研究成果体现在2007年《西夏社会》、2017年《西夏经济文书研究》、2021年《西夏军事文书研究》等著作中，为揭示西夏社会、经济、军事状况提供了新资料、新认识。
（四）整理汉文文献，提升研究整体水平
黑水城汉文文献数量众多、价值极高，但多为残页、残片，整理难度相当大。中国学者组织团队联合攻关，成果卓著：2008年，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0册）出版，系统整理中国藏相关原始文献；2011年，孙继民等著《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将相关研究提升至新水平；2016年，杜建录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14册）出版，对4000余件汉文文书逐一录文、校勘。此外，胡玉冰校注《西夏书事》等古籍，也为西夏文献整理作出新贡献。
（五）出版《西夏通志》，填补纪传体专史空白
2025年，杜建录主编的《西夏通志》（11卷）出版，该书是构建西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又一里程碑式成果，包括《西夏史纲》与《地理志》《经济志》《职官志》《军事志》《人物志》《部族志》《风俗志》《语言志》《文献志》《文物志》等分志，全面系统地呈现了西夏历史脉络、制度文化与社会面貌，弥补了元朝未为西夏修撰纪传体专史的缺憾。
（六）西夏陵申遗成功，彰显西夏文明多元价值
考古专家对西夏陵进行了长期发掘与研究，厘清了陵园布局、陪葬墓规制、陵园建筑形制与水利系统，发现了大量碑文残片、瓷器、石雕、建筑构件等文物，并先后出版《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西夏六号陵》《西夏陵突出普遍价值研究》等重要著作，为西夏陵申遗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11日，西夏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标志性遗产，向世界展示了西夏文化的独特魅力。
（七）出版《西夏文物》，构建西夏物质文化谱系
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立项，该项目下设编纂《西夏文物》的子课题，由史金波任总主编。全书分为《宁夏编》《甘肃编》《内蒙古编》《石窟编》《综合编》，共35册，至2025年全部出版。《西夏文物》通过全国联动、多学科协作、长期攻坚，系统构建起西夏文明的物质文化谱系，开了出版中国单一王朝文物全编的先河，为西夏陵申遗提供了坚实的资料支撑。这既是西夏研究的基石，也是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成果。
（八）建设人才队伍，保障学科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宁夏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建立西夏研究团队，开设西夏文、西夏史等相关课程，培养硕士、博士专业人才，推动形成了稳定的西夏研究学术梯队。2011—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宁夏大学先后举办4届西夏文研修班，参训学员累计逾230人次，培养了大批西夏研究后备人才。此外，国内每年举办各类国际性、全国性西夏学术研讨会及论坛，既推动了西夏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为人才培养提供了交流锻炼的平台，确保西夏研究后继有人、持续繁荣。
（九）普及西夏文化，推动学术成果大众化
中国学者积极与大众传媒合作，借助纪录片等形式，将专业的西夏历史文化知识推向社会，让西夏文化走进公众视野。200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科学纪录片《寻找西夏》；同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科学历程》栏目播出《西夏文字》2集。2004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连续播出5集电视纪录片《尘封不住的西夏》，提升了公众对西夏文化的关注度。2015年，中央电视台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推出10集大型历史纪录片《神秘的西夏》。该片由史金波、李范文、陈育宁、杜建录等西夏学家担任顾问，多位西夏学家出镜解说，全面系统地呈现了西夏历史文化。同时，各地与西夏相关的博物馆不断推出文物展览，并通过开发文创产品等形式，推动学术成果的创造性转化，让西夏文物“活起来”，扩大了西夏文化的影响力，增强了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十）技术赋能研究，提升学科发展效能
西夏文输入法的开发与普及应用，解决了西夏文录入计算机的难题，方便了学者在著述中录入西夏文，为西夏文资料数据库建设和文献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学者研发出“西夏文语义输入法”，大幅提升了西夏文的录入效率，进一步推动了西夏文资料建设与西夏研究的数字化发展。
新时代以来，西夏学加强有组织科研，取得丰硕成果。在学术著作方面，西夏学界每年出版著作数十部，既有独立专著，也有“西夏研究”“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等系列丛书。其中，甘肃文化出版社推出的“西夏学文库”已集中出版西夏学著作60余种。在学术期刊方面，宁夏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夏研究》（季刊）、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主办的《西夏学》（半年刊）每年刊发论文100余篇，成为西夏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
四、中国西夏学的光明前景
西夏学是一门国际化学问，国外专家在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等方面成果丰厚，为西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西夏在中国，西夏文化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国学者在西夏研究中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主体责任。为更好地推动西夏学的发展，我们应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开拓新视域，取得新进展。
第一，继续夯实资料基础。目前有关西夏的传统文献已基本得到系统整理，近代出土文献绝大多数已整理出版，一部分重要西夏文文献已经译释，西夏文物也已系统普查并出版。今后可继续寻觅新的资料，进一步丰富资料基础，瞄准学术发展前沿，译释更多重要西夏文文献，同时注重利用不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建设好西夏资料数据库，做好西夏文智能翻译系统的研发与利用。
第二，明确主攻方向。西夏研究要继续向阐释西夏历史文化内涵的方向发力，下实功，收实效；要重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证相结合，提升学术认知；要继续深入发掘西夏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基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新贡献；要特别注重总结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防止缺乏宏观考量的碎片化倾向。
第三，攻坚克难，补足短板。西夏研究虽已有了大量成果，但仍有很多难点。例如，西夏语言还有一些未知现象没有破解，西夏文文献中还有不少重要世俗文献尚未译释，关于西夏文献与文物的专题研究还须深入，西夏学的综合研究、理论探讨更须加强等。西夏研究的难点往往也是学术创新的突破口。中国学者应发扬勇往直前、心无旁骛的治学精神，取得数量更多、水平更高的创新成就；要避免只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的取向，积极打造高质量、标志性的自主科研成果。
第四，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我们要着力培养既有学术志向，又在西夏学多领域具备精深业务能力，还能进行综合分析、理论探讨的人才，使之立足学术前沿，发挥推动和引领学术发展的作用。此外，我们还要培养既有很强专业能力，又有突出科研组织才干的人才。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要始终把良好的学风建设摆在第一位。
总之，中国西夏学当为弘扬西夏文化、守护这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尽责尽力，为构建西夏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懈努力，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9期，是“重点学科巡礼笔谈·冷门绝学”文章之一，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