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军 田旭:世界现代化的开放逻辑及关系转向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054 次 更新时间:2026-10-07 23:24

进入专题: 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  

● 徐秀军   田旭  

 

摘要:从内在逻辑来看,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西方国家在殖民扩张基础上构筑的世界现代化图景导致国际社会对现代化的认知长期扭曲。西方社会基于线性、等级和竞争思维形成的个体主义现代化认知已难以解释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与多元现代化路径并存的新现实。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其带来的世界现代化实践空间的拓展,开放已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各国现代化呈现日益明显的空间依存、联动发展和多维互动关系。有关世界现代化的认知随之经历深刻的“关系转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亦反映了当代世界现代化的共生、共赢、共享逻辑。新时代以来,为顺应世界现代化的关系转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标识愈发凸显,并不断丰富和塑造着发展的和平性、合作的互利性、繁荣的共同性等世界现代化的新特质。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世界现代化 认知转向 中国式现代化

 

引言

什么是“现代化”,谁有资格界定现代化,是深入理解当今时代世界现代化和构建世界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从历史进程来看,世界现代化发轫于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西方国家才有能力实现现代化、才有资格界定现代化。

西方国家曾经历深刻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变革,长期引领世界科技发展,并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西方现代化的成就也让人类社会付出了惨重代价。无论是瓜分世界的殖民扩张,还是造成惨烈牺牲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深刻反映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生俱来的痼疾,以及西方国家内部和彼此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发展中国家鲜有照搬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案例。不仅如此,当前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众多难以解决的难题,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西方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代化路径的所谓“普世性”日益受到广泛质疑。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人类现代化的未来不应仅由西方国家来书写,非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在各国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全球问题日益凸显,各国发展相互联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靠一己之力实现并维持较高水平的现代化。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角色,世界现代化在空间上大大拓展,为当今时代重新认识现代化提供了多样化的实践素材。为此,中国提出,“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如何重塑顺应历史大势的世界现代化认知?为了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并深入理解中国推进世界现代化的鲜明主张的时代内涵,本文在回顾和反思西方社会现代化认知的基础上,从现实和价值两个维度提出一个新的认识框架。

一、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认知及其时代局限性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并未形成现代化理论,甚至西方社会对“现代”的认知也是模糊和零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急需一套话语来证明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以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避免新生国家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开始立足其现代化实践对“现代社会”进行系统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认知体系。这就决定了西方社会对现代化的认知自一开始就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从形成和演进脉络来看,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认知主要经历了线性发展观、等级结构观和竞争优势观三个阶段。

(一)线性思维与对现代化的传统认知

在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初步阶段,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认知主要立足先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在阐释西方国家“先进性”的同时以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模板。受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思想的影响,被誉为美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基于对社会的结构功能分析,提出普遍与特殊、成就与天赋、中立性与易感性、专门性与扩散性、个体性与集体性等五组模式变量,并以此来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行为。在帕森斯看来,美国社会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最前沿,创造了新教伦理的成功范例。

20世纪60年代,沃尔特·罗斯托、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丹尼尔·勒纳等西方学者也都基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验,从工业化、民主化和城市化等角度扩展了现代化认知。罗斯托认为,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他还提出了以“传统社会”为起点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并认为一国在摆脱各种传统桎梏,进入经济腾飞阶段后,将以自我强化的方式向工业化迈进。李普塞特将民主与经济发展相联系,认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勒纳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城市化水平、教育普及、大众媒体参与三个维度依次发展并相互作用的结果。

总体来看,西方社会关于现代化的传统认知都不同程度地以线性思维看待社会发展进程,将一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并认为现代化是从前者向后者的线性转变过程。正因如此,世界也被人为地划分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

(二)等级思维与对现代化的批判认知

西方社会关于现代化的传统认知自形成之日起,就开始面临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挑战。在理论上,传统现代化认知的片面性和线性发展观日益受到来自依附论等左翼理论的批判;在实践上,传统现代化认知难以为现代化后发国家提供推进现代化的务实方案。为此,在批判传统现代化认知基础上,西方社会形成了关于现代化的新认识。

关于现代化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依附论给出了答案,并形成了激进与温和两派。激进派主张与发达国家脱钩,即切断中心和边缘之间的联系,彻底摆脱依附地位。例如,以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等为代表的依附论者认为,殖民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形成了于西方有利的“中心—边缘”结构,后发国家处于被剥削、被控制的结构性边缘位置,从而导致现代化后发国家面临重重困境;他们还在分析历史案例的基础上指出,当中心和边缘之间的联系最弱时,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最为迅速。温和派则主张依附性发展,在承认“中心—边缘”结构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上,策略性地采取保护措施,以有限的现代化来逐步改善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如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与恩佐·法雷图认为,依附性发展“超越了传统观念中的发展与依附两分法,因为它在推动发展的同时能够维持甚至重新界定依附关系”。

世界体系论更为系统地分析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和世界体系的总体结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吸收了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和大范围研究方法,把整个世界作为分析对象,在“中心—边缘”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在他看来,一国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能成为半边缘国家,中心国家也可能掉入半边缘地区。沃勒斯坦将“中心—边缘”作为一个客观现实进行描述,弱化了依附论关于“中心—边缘”结构的批判性。换句话说,世界体系论通过吸纳依附论的逻辑结构,再次巩固了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地位。

总体来看,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社会对现代化认知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以“传统—现代”二分法割裂世界的朴素认知,并将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尽管面临来自依附论等理论的挑战,但这一时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世界体系的认知仍未脱离依据现代化程度对国家进行区分的做法,并认为西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拥有不可挑战的中心地位,进而形成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是等级结构的认知。

(三)竞争思维与对现代化的多元认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日益崛起,现代化理论的“宏大叙事”日益受到质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文化多样性以及地方知识的重要性。基于对文化和地域差异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认识到,现代化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他们将东亚模式视为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挑战,并推动了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概念的兴起。以色列社会学家什穆埃尔·N.艾森斯塔特认为,文化多样性是导致现代化多元发展的重要因素,并指出“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西方中心的现代性并非唯一正统的现代性,尽管其可为其他国家现代化提供参考”。全球史观倡导从不同社会、文化和国家间互动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克拉巴蒂提出“地方化欧洲”的概念,以多元现代性为出发点,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话语进行解构,并认为应将欧洲现代性作为一种地方经验来加以对待。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观察到,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边缘的非西方文化并非被动卷入全球化,而是主动对西方文化施加影响。他将这一现象称为“替代性全球化”(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s),并认为“替代性全球化为替代性现代化提供了可能”。此外,解释东亚经济发展成就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更可被视为多元现代化认知的代表之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并由此呈现明显的相对衰落势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于2009年实现了对发达经济体的超越,占全球的份额超过50.6%,2025年这一份额达到60.6%。面对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崛起,西方社会转向多元文化和价值观,泛化社会包容,甚至将“多元”视为不可亵渎的“政治正确”,以重塑西方现代化模式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优越性”。西方社会由此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将体现社会差异的主张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这些认识将“自由”“民主”表象化,并试图以此展现西方模式面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竞争时依然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西方学者的多元现代化认知,以对传统现代化认知的反思和重构为起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现代化的西方标签,但仍未能彻底摆脱在现代化认知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有些认知甚至本质上仍是对非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抗拒。

(四)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认知的局限性

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反映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两面性,但后者往往被前者刻意隐瞒或回避。在资本的驱动下,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殖民和侵略,不仅掠夺了大量资源和财富,还为本国商业资本拓展了海外市场,完成了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使用“战争资本主义”的概念论证了殖民掠夺对欧洲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助推作用。在他看来,欧洲商人依靠暴力掠夺亚洲、美洲财富和资源后,通过奴隶贸易将欧洲棉纺产业贸易网络覆盖至亚非拉地区,发展出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棉花帝国。帝国扩张、掠夺和奴隶制成为构建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以及催生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殖民扩张和侵略掠夺为手段的现代化模式无论在发展实践还是在国际道义上,都不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导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那种靠赤裸裸的殖民掠夺为自身现代化创造物质条件的发展模式不仅难以持续和推广,更不可能被他国效仿。同时,人类社会在付出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代价后,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但是,西方社会标榜的“西方领先”的现代化认知并未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西方国家仍在刻意回避其现代化初期原始积累的非正义性。而西方国家对现代化认知的内顾倾向又降低了其推动全球合作来实现共同发展的可能。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的认知都是以西方国家的自身发展为前提条件的,在本质上服务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目标,并非致力于推动与非西方国家建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此外,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认知所隐含的对抗性始终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冷战时期,受意识形态对立和阵营对抗的影响,西方国家在推广民主等现代化认知的过程中,不仅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意识形态渗透策略,还未放弃诉诸武装干涉,既损害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与安全利益,也动摇了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根基。

总之,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认知主要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西方国家现代化实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后发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元素,但在总体上仍带有无法抹去的西方中心主义烙印。从历史来看,欧美等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原发性现代化,其形成植根于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结构和外部环境,因而难以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普适性参照或标准模板。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西方学者所建立的现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产物,甚至可说是战后‘美国第一’的自大狂思潮的产物”。并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认知主要服务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输出和竞争,并非致力于为全球化时代全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和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种在西方国家经济居绝对主导地位时期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认知,贯穿了西方社会对现代化认知演化的始终。面对时代之变,传统西方现代化模式衍生的固有认知范式,难以顺应历史发展大势进行根本性修正,无法回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已日益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掣肘因素。

二、世界现代化的开放逻辑与认知重构

西方现代化认知得以长期主导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其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市场的长期割裂被彻底打破,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现代化进程因此面临全新的时代背景,并为世界现代化认知的重构提供了大量现实素材。同时,随着全球问题日益凸显和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现代化的时代内涵日益丰富。

(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开放条件

从大历史观看,经济全球化以市场扩张为内在动力,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更高效率的配置,始终贯穿并塑造着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经济全球化将资源和要素配置从一国内部扩展到全球范围,为各国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资源,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增进了人类福祉。冷战后,东西方市场加速融合,世界进入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世界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此背景下,世界现代化不再依赖要素的单向度转移,而是以各国的发展为相互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现代化的开放基础不断巩固,开放空间不断拓展。

其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优势互补,为世界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各国在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需要通过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来提升各自的收益。在封闭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生产要素资源主要来自国内市场,生产效率较低,仅少数生产要素充裕的国家进入了工业化阶段。而在开放条件下,国家之间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流动规模和速度迅速发展,要素在全球的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提升,进而形成了全球范围的高水平专业化分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实现了自身工业化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通过出口契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自身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达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实现部分产业和产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其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为世界现代化创造了广阔空间。对外开放推动各个国家的国内市场之间有机融合,形成全球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联通,将各国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拓展到全球。一方面,各国在有效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得自贸易的收益积累国民财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各国能够从海外市场获取实现自身现代化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资源,进而完善自身产业布局,强化自身通过全球分工获利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市场并非各国市场的机械叠加,而是能够通过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式推动国家合作产生乘数效应,提升全人类福祉,为世界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尽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人为阻挠,呈现出“在岸化”“友岸化”“短链化”等趋势,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合带来的巨大福祉证明,开放合作仍是世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世界现代化认知重构的逻辑理路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不可回避的时代背景。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经济全球化孕育并塑造了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现代化持续向前发展,并不断改变人们对世界现代化的认知。为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世界现代化认知何以需要重构、如何重构以及重构的方向。这一框架的核心逻辑是:经济全球化在孕育世界现代化的同时,通过强化世界现代化的开放逻辑,在世界现代化的客观条件与主观认知之间形成持续结构性矛盾,最终推动世界现代化认知转向新的范式(见下图)。具体来说,在经济全球化从有限全球化迈向全面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的实践空间不断拓展,世界现代化的认知空间也随之不断拓展,从而推动世界现代化的个体竞争性认知逐步转向整体协同性认知。

在客观层面,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一个从有限全球化向全面全球化逐步演进的发展过程。有限全球化主要涵盖全球化早期阶段至冷战结束前的阶段。在此阶段,全球市场长期处于相对封闭或割裂状态,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受到地理、技术、政治和制度等方面壁垒的严重制约,全球化表现为局部的、区域性的、西方主导的形态,其主要内容是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和市场扩张,尚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市场的长期割裂和对立得以瓦解,资本、技术、劳动力和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各国经济真正融为一个整体,全球化由此进入全面全球化阶段。在此阶段,全球化呈现全方位、多向度和网络化的特征。与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演进相对应,世界现代化亦由西方主导的时代步入全球范围内各国现代化共存共进、联动发展的新阶段。

在主观层面,世界现代化的认知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并总体呈现出从个体竞争性认知向整体协同性认知的转变。个体竞争性认知形成于西方国家主导的有限全球化时期。它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线性进化论为叙事逻辑,以“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为核心信条,强调各国应奉行“自助原则”,忽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产物。整体协同性认知则兴起于全球南方国家广泛参与的全面全球化时期。它强调世界现代化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开放性,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全球体系而实现现代化,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彼此依赖、相互影响且日益趋同,现代化的评判标准应从单一国家绩效转向全球共同繁荣水平。

在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现代化认知的关系链条中,开放逻辑发挥着中介机制作用,它连接着客观层面的实践变化与主观层面的认知变化,揭示了实践空间与认知空间在开放属性上的统一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断拓展世界现代化的实践空间,并主要表现为地理空间、技术空间、市场空间乃至制度空间,逐步从局部拓展到全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现代化实践空间的不断拓展,人们逐步打破原有的现代化认知边界和思维定势,并形成新的现代化观念、话语和知识。通过开放逻辑的中介传导,客观层面的经济全球化程度及其所反映的世界现代化实践空间决定了主观层面世界现代化的认知形态。当经济全球化处于西方主导的有限阶段时,西方国家垄断了世界现代化话语权,并倾向于从西方传统的个体主义、国家中心的视角理解世界现代化;当经济全球化进入各国全面参与阶段后,以西方为中心的个体竞争性认知日益受到世界现代化实践的挑战,人们开始从整体主义、全球协同的视角重新认识现代化。从个体竞争性认知到整体协同性认知的转型,并非简单的观念更替,而是世界现代化的客观条件通过开放逻辑这一中介机制推动认知重构的必然结果。

(三)全球化时代世界现代化的关系基础

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认知所表现出的局限性表明,西方国家是在对立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相互激荡的时代,基于自身的特性、镜像和利益所规划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资本主义全球变迁方案。但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单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日益趋同。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开放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凸显了世界现代化的整体性。经济全球化将资源配置的范围从一国扩展到全球,资本、劳动力、商品、数据等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向使用效率高的国家或地区流动,并由此形成了全球分工体系和连接的各国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更重要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和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将经济活力、生产效率和发展机遇传导给各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它为许多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各种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旧的、依靠殖民掠夺和经济依附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不仅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模仿和复制,同时,还要看到的是,经济全球化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增多的负面影响。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依然疲弱,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层次矛盾远未消除。一些国家政策取向日益封闭,保护主义也不断抬头,反全球化情绪正在酝酿。所有这些现象和因素都增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经济的高度联动性,一国逆势而为不仅损害世界现代化进程,也会使自身的现代化成果遭受损失。总之,现代化是各国共享的权利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而非发达国家的特权。随着世界经济走向开放与融合,世界各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群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之间的实力差距快速收敛,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从全球化中获益,实现了现代化发展,这已成为人类社会持续演进的总体趋势。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拓展了世界现代化的深度与广度,凸显了世界现代化的协同性。从历史来看,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开拓者和引领者,曾创造了璀璨的工业文明和巨大的物质财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此同时,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被纳入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政治和经济地位往往处于边缘或半边缘的状态。二战后,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浪潮逐渐瓦解了西方殖民体系,一大批新生国家开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但是,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新生国家大都经济基础薄弱、产业体系不完备,难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自主。正是经济全球化给这些国家实现更多领域更大范围优势互补带来了机遇,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很多全球南方国家走上了共同发展道路,为各自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丰富了世界现代化模式,并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展现了各国现代化的协同性。从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到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现代化探索,世界现代化模式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束缚,反映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经济全球化为多元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各种现代化模式之间不必落入“文明冲突”的窠臼,并能够实现和谐共生。总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市场空前拓展,各国高度相互依存,西方现代化模式与非西方现代化模式和谐共生,并由此引发世界现代化的认知重构。

三、世界现代化的关系转向及其挑战

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现代化创造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开放条件,奠定了新的基础。无论是要素的全球配置、知识和技术的全球扩散,还是国际制度的普遍适用,都在当今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025年,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约为26.26万亿美元,为1948年的447.6倍。尽管近年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2022年全球价值链相关贸易占全球总贸易的比例仍创48%的历史最高水平;2024年这一比例仍保持在46.3%的较高水平。2025年,各成员向世界贸易组织(WTO)通报并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累计数量达631个,而1990年累计数量仅为28个。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日益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并使得世界现代化具有了日益鲜明的关系性特征。

(一)当今时代各国现代化的关系属性

在全球化时代,开放已成为现代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验证明,开放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开放首先反映的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建立在开放基础上的各国现代化进程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首先,开放为当今世界现代化创造了新的条件,凸显了各国现代化在空间上的深度依存关系。“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即便最早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英国等欧洲国家,在其国内工商业发展过程中,也同样要依赖外部市场和资源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只不过那时的开放具有强制性和很大程度的单向性,其形式主要表现为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地位日趋平等,对外开放已成为各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动选择,各国现代化的发展空间也因此大大拓展。当然,一国内部的问题有可能向他国溢出,外部环境变化也会对本国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但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更加深入的开放合作才能得以妥善解决。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空间早已超出本国疆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退回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谋求发展,广泛而深入的国际互动已成为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其次,开放为当今世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反映了各国现代化的联动发展关系。从经济发展层面看,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各国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撑。各国的对外开放有助于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生产效率、推动技术进步,从而创造出远超孤立状态下的财富总量,而各国的现代化也由此获得强大发展动能。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调整和优化,生产成本持续下降,现代化后发国家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资金、技术与资源,从而显著降低实现现代化的门槛。从治理能力层面看,开放有助于推动国内体制机制改革和国际制度体系发展完善,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深度融合,增加了各国治理现代化的紧迫性。各国不仅需要协调国内生产、巩固自身比较优势,还需要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保障自身发展权益。此外,开放还促使各国通过制度借鉴、改革和创新,推进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深度对接,从而整体提升各国现代化治理水平,并从根本上反映各国现代化的联动性。

最后,开放为当今世界现代化拓展了新的路径,彰显了各国现代化的多维互动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国既可通过开放分享全球发展机遇,加速自身现代化,也可能因外部冲击导致自身现代化进程受阻。这意味着,在开放条件下,现代化不再仅仅是一国内部事务,而是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全球治理密切相关。由于现代化先发和后发国家在发展、合作和治理三个维度存在不同需求,世界现代化总体形成了两种新路径:一种是“发展导向型”现代化路径,发展居于核心地位,合作与治理皆以促进发展为目标;另一种是“发展—合作—治理型”现代化路径,三个要素之间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旨在通过开放合作与开放治理维护发展成果。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这两种现代化路径存在递进关系,反映了各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需求。由此,开放将世界现代化的核心议题由聚焦发展扩展至发展、合作与治理三者之间的协同互动。

(二)开放条件下世界现代化的主体关系性

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认知往往预设线性发展前提,将现代化视为单一模式的扩散与复制,世界各国则被简单纳入“先进—落后”或“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这种叙事不仅无视各国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也将国际关系简化为非此即彼的对立阵营。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全球问题的凸显,以及数智技术带来的更大范围的互联互通,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关系性不断被强化。

就主体关系而言,世界现代化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尤其是国家行为体互动关系演进的发展进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提出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为这一认知提供了学理支撑。该理论指出,国际政治的本质并非静态的权力分布或制度结构,而是行为体在持续互动中形成的关系网络。在世界现代化议题上,一国的发展路径由其在全球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互动策略,以及相互认知等因素共同塑造。例如,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民众之间“心联通”,以全方位互联互通取代历史上大国的单向模式输出,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性意义的共同现代化实践。欧盟通过规则输出与制度对话,将地区成员纳入共同发展空间,也在区域范围内体现了关系协调对现代化路径的塑造作用。

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作为世界现代化的主体性实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呈现相对孤立或依附关系,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国现代化进程将日益受到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日益显著的溢出效应。基于此,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再是独善其身的历史进程,而是通过“共同现代化”这一兼具理念共识与协同行动的双重中介,将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逻辑主动嵌入全球互动的世界现代化脉络之中。基于此,各国现代化从“自我的实现”转向一种“关系性存在”,从而使现代化的演进从单一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秩序建构,升维为以普遍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基石的“世界现代化”。

世界现代化的关系性本质,并非对一国现代化主体性的消解,而是在“共同现代化”理念与协同行动的中介作用下,将多元主体的现代化从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进程引向互为条件、互相塑造的共生发展进程。这一转向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与规范重构破解集体行动困境,使各具特色的现代化路径在开放互动中产生协同效应。这意味着在全球层面各国必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断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包容性与有效性,公平对待和有效回应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诉求,更加均衡地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多元现代化模式的互学互鉴,有助于构建多元现代性共存的世界现代化格局。在主体间关系层面,西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分别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与后行者,而不再是“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

总之,当今时代的世界现代化处于一个多元主体和多种要素在开放条件下的互动演进进程之中,其关系性转向意味着现代化不再是民族国家封闭体系的内部进程,而是民族国家在彼此相互依存与集体互动中实现协同演化的关系过程。立足当下重新讨论“现代化”问题,不应再局限于传统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化叙事,也不能囿于“东方与西方”或“南方与北方”的二分法,而应在具体议题上开辟务实的合作与妥协空间,将对世界现代化的认知从单一模板的单向模仿转向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全球伙伴关系发展进程。这一转向要求对世界现代化的认知从国家主体性拓展到国家关系性,从自身权力和利益优先拓展到各国合作共赢。

(三)世界现代化关系转向的现实挑战

世界现代化关系转向要求不同文明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同时开展深入的交流互鉴,形成一套相互促进且可持续的共同现代化模式。但是,这一历史性趋势正在经受重大而复杂的挑战。

一方面,日益盛行的逆全球化思潮给各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建构蒙上阴影。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强化了各国现代化之间的关联。然而,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并未得到公平分配,不同国家以及国家内部不同群体获益程度不同,甚至有的国家和群体的利益还受到了损害。随着全球不平等问题的逐步累积,逆全球化挑战不断加大,国家对外政策“泛安全化”倾向加重,部分国家甚至将各国相互依存关系“武器化”。首先,奉行本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扰乱了正常的国际经贸关系,阻碍了全球发展进程。作为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代表,美国滥用关税手段,严重冲击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自由贸易体系,严重阻碍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步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报告指出,脆弱经济体,尤其是最不发达经济体受美国加征关税政策的影响十分严重。其次,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地区热点问题升温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外政策基点由经济全球化转向安全全球化,并且不惜牺牲经济效率来维护自身“安全”。有的国家甚至以“安全”之名,出台超越一般安全范畴的“泛安全化”政策。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加速调整供应链布局,政策基点从“效率优先”的市场原则转向“安全优先”的政治原则,全球环境严重恶化。在此背景下,国际关系“安全化”和“武器化”倾向日益凸显,世界现代化的关系转向所倚仗的国际分工和技术合作严重受阻,后发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实现现代化的难度骤增。

另一方面,有增无减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对世界现代化的关系转向造成严峻挑战。全球“四大赤字”的产生,反映出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问题上的思维桎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存,全球问题愈发凸显。对此,以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认知不仅未能为全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反而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思想障碍。当前,一些西方国家仍抱守霸权主义、负和博弈和集团对抗逻辑,直接挑起或通过代理人发起战争与冲突,推出一系列损人害己的保护主义政策,阻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导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对此,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不仅不深刻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痼疾并以此来修正已有认知,反而对西方现代化模式更加盲目自信,并将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外部竞争与挑战。这导致世界在原本“越来越平”的全球化道路上逐渐驶入“崎岖路段”,国家之间原本相向而行的相互依赖势头逐渐降温,世界现代化关系转向的外部动力受到削弱。

四、推动世界现代化关系转向良性发展的中国选择

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现代化进程正在迎来深刻的“关系转向”。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努力推动现代化范式逐步从“竞争叙事”转向“关系叙事”。长期以来,一国的现代化道路往往以西方模式为参照,强调竞争性发展,奉行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但在开放条件下,各国的现代化实践日益呈现出显著的共生、共赢、共享等关系性特征:一国的现代化不仅依赖内部资源与制度安排,更深嵌于全球经济与制度网络之中。为推动世界现代化关系转向的良性发展,中国走出了一条既能更好发展自身、也能更好造福世界的全新的现代化道路。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提出“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这一世界现代化理念的提出,反映了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当今世界中推动各国现代化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再到“美美与共”的演进逻辑,也反映了世界现代化从共生、共赢到共享的递进关系。

(一)世界现代化的共生关系:发展的和平性

和平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平发展是世界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从长远来看,发展必须是和平的,发展的和平性主要体现为不以殖民或战争方式掠夺领土和资源、不构建排他性军事同盟和划分势力范围、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打压他国发展空间。这意味着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所依赖的对外战争与殖民扩张路径早已行不通。战争与霸权竞争不仅直接摧毁物质资本,还通过不确定性溢价提高长期交易成本,从而对现代化进程产生持续负面效应。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等问题相互交织,现代化收益分配失衡加速侵蚀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对外转嫁危机和挑起战争的动机更加强烈。与之相对,全球南方国家以和平方式实现群体性崛起,且已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但是,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治理赤字等问题,其解决方案仍有赖于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在开放条件下,各国发展的高度联动体现了世界现代化与之相适应的“各美其美”的共生逻辑。这一共生关系一方面源于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一关系的维持需要各国不断巩固彼此现代化的相互依存关系。经济全球化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网络将国家间边际效用曲线紧密耦合,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系统性相互依赖。然而,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议程政治化、国际经济安全化等新现象反映出世界现代化的共生关系逐渐面临许多外部阻力和干扰。因此,这种由市场驱动的分工深化所塑造的共生关系,需要依托国际制度对相互依赖进行“去武器化”治理,以避免由此产生的战略风险。各国应该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将彼此的发展看作共同的历史机遇。为此,“中国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愿同各国一道,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战争和殖民扩张推行现代化的模式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方面,对外战争和殖民统治会导致民族仇恨,国家之间可能会在日后爆发新的复仇战争和政治清算,从而产生复仇跨期的选择。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就是民族仇恨、宗教纠纷和国家利益冲突的反映,并因相互之间的频繁战争更加难以解决。另一方面,对外战争和殖民扩张本身也给被掠夺的国家带来了严重破坏和长久损失。在现代生产力的推动下,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突破原来的农业社会形态,向某种形式的工业社会形态转变,或发生某种适应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最终指向,就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此,“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在既有国际制度框架下,通过内部制度改革与外部规则对接,同样能够获得显著的发展绩效。

(二)世界现代化的共赢关系:合作的互利性

互利是合作的内在属性。但在霸权秩序下,合作往往呈现非对称特征,即参与合作的各方不能公平分享合作的收益,甚至会出现赢者通吃的情形。这意味着合作并不必然是互利的。霸权国通过操控国际事务和制定国际规则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其他国家则承担了高昂的制度适应成本,甚至沦为被支配、被剥削的对象。西方学者指出,“成功的霸主总是支持和维持这种非对称合作”。因此,世界现代化若要摆脱国际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就必须推动合作回归互利本质,坚守主权平等、国际法至上、协商解决争端以及发展政策自主等核心理念与机制。在对外合作中,各国应该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实现彼此利益关系的共通共融。

在开放条件下,国际产业分工通过商品自由贸易实现价格均等化与规模经济效应,放大了合作互利的空间。这反映了世界现代化“美人之美”的共赢逻辑。然而,长期以来,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分配受到“链主”制度性权力的显著影响,美国等消费大国塑造了全球生产格局。随着更加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收益份额不断提升,国际合作的互利性随之增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尽管各国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技术能力上存在差异,但通过推动市场开放、制度对接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提升整体效率和全球福祉。

当今时代,互利合作已成为世界现代化向前发展的驱动力量,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互利合作增信释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通过重复博弈降低不确定性,能够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减少利益冲突和战略误判。二是通过互利合作增加收益。除了通过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产生相应规模效应外,通过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也能给合作的参与者带来正向激励,最大限度地提升合作收益。三是通过互利合作建构共同观念和身份。在合作应对全球问题和挑战的过程中,通过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建构起更加稳固的共赢观念和共同身份,进而不断推进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现代化。

(三)世界现代化的共享关系:繁荣的共同性

共同繁荣是世界现代化的规范性目标,其理论根基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现代性价值。“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离不开各国共同繁荣。共同繁荣不仅要求消除绝对贫困,还需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各国平等享有全球化红利。世界现代化若要实现共同繁荣,就必须在规范层面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包容性制度安排确保现代化进程中“不让任何国家掉队”。

在开放条件下,全球问题日益凸显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必须建立“美美与共”的共享关系。世界现代化的共享关系主要指各国不仅有权共同分享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和合作成果,也应共同承担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全球问题的治理责任。气候变暖、债务失衡、能源危机与数字鸿沟等全球问题的外溢凸显了现代化成本与收益的跨国不对称性,进而要求建立“共享责任”机制。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以单边主义的“选择性退出”转嫁内部矛盾,实质上是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外部化”,削弱了全球治理合法性并加剧系统性风险。

面向未来,世界现代化必须走共同繁荣之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创和实践证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只有“西方式现代化”发展的“恶之路”,而是还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善之道”,即不仅仅只有通过侵略、劫掠、殖民、奴役、战争这一条“恶之路”,而且还有互利、开放、共赢、和平、合作这一条“善之道”。这条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善之道”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现代化路径选择,也有力地证明了共同繁荣的可行性。共同繁荣并不等同于发展水平趋同,而是通过差异化合作与功能性援助,使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能获得帕累托改进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孔子改进”。因此,世界现代化的最终愿景应是在多样性基础上构建共享繁荣的制度复合体。

结语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掌握着“现代化”概念的界定权并赋予这一概念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欧美经验被当作衡量各国是进步还是落后、是现代还是传统的唯一标准,而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与掠夺甚至侵略战争则被淡化甚至合理化。总体来看,西方社会对现代化的认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二战后,西方学者提出“线性发展”的现代化范式,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框架视为具有普适性的发展规律;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试图批判资本积累的不平等逻辑,但因受限于“等级思维”模式,未能从根本上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认知;冷战结束后,西方社会“多元现代性”认识日益兴盛,文化的多样性和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得到日益广泛关注,但在实践中“多元现代性”往往被西方社会转化为一种“政治正确”话语,以文化优越性消解来自非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正当性竞争。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认知虽然形态各异,却都拥有两个维度的深层局限性。在时间维度上,它们都把二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霸权秩序视为终局,忽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要素全球重组、制度规则竞争与观念流动;在空间维度上,它们都以民族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并且主张西方现代化模式向其他国家的单向扩散,无法解释全球南方国家集体崛起、区域合作网络化以及跨国价值链对发展路径的再塑。由此产生的“时空错位”使西方主流现代化认知既难以回应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存在的客观现实,也无力指导各国在高度相互依存条件下有效应对这些重大挑战以实现共同繁荣。当今时代,以西方为中心的个体主义现代化认知日益凸显的局限性,意味着立足各国现代化新实践重构世界现代化认知已成为时代命题。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时代,那些线性、等级化、竞争性的现代化认知正在遭遇三重冲击:一是现代化后发国家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屡陷困境,证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二是全球相互依存加深,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传统“中心—边缘”结构被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重塑;三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潮,战争、掠夺与排他性制度安排失去历史合法性。因此,必须打破现代化认知的“西方中心论”,在“去中心”的多元视角下重塑世界现代化认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成就,为构建新的世界现代化叙事提供了现实参照。只有把现代化放回到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深度耦合的整体时空背景中,才能揭示其开放性、关系性与协同演化特征,进而回答“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之问。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世界现代化呈现日益鲜明的开放属性。首先,开放已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当今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封闭条件下完成产业升级与治理革新。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既提升了生产效率,也成为分散风险和分担责任的重要依托。其次,开放重塑了世界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深度交织,将各国发展利益紧密相连,推动国家间关系迈向和合共生。通过参与全球分工与合作,发达国家可以更好地展现自身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更多地获取全球化红利,共同创造更多现代化动能。最后,开放催生了世界现代化的新路径。后发的全球南方国家倾向于“发展导向型”现代化路径,以合作与治理促进发展;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先发国家则需要转向“发展—合作—治理型”现代化路径,以合作与治理维护发展成果。两条路径递进互补,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对开放深度与制度需求的差异。

随着全球价值链持续深化、全球问题日益凸显以及数智技术加速突破,世界现代化越来越表现为以主体关系性为基本特征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各国现代化不再是封闭或者有限联系的主体性自我实现,而是通过“共同现代化”的理念与行动,深度嵌入全球互动网络。这意味着,各国内部发展决策必然产生跨境外溢效应,同时也受到外部环境的结构性约束,推进现代化必须在全球关系网络中凝聚共识、协调行动和共享机遇。共建“一带一路”以全方位互联互通取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单向输出,欧盟以规则协调推动区域融通发展,均例证了主体互动关系对开放条件下现代化路径的重构作用。由此,各国现代化从相对孤立的演进过程升维为以高度相互依存为基石的世界现代化,主体性实践最终转化为一种主体关系性存在。

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和快行者,中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积极推动世界现代化的良性关系转向,赋予世界现代化共生性、共赢性、共享性三大关系特征:共生性表现为发展的和平性,拒绝殖民掠夺与集团对抗,以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安全为根基;共赢性表现为合作的互利性,要求超越非对称合作,通过真正的多边主义与制度复合体实现互惠共赢;共享性表现为繁荣的共同性,倡导南北国家构建“发展型伙伴关系”,以技术共享、能力建设和规则协同缓解依附,并通过包容性制度安排确保“不让任何国家掉队”。世界现代化的底层逻辑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其成功经验证明了人类完全可以在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内,通过内部改革与外部对接实现共同繁荣,进而书写一部超越西方中心、体现多元共生、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现代化史。

 

〔本文注释内容略〕

作者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田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副教授。(北京 10248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8期P83—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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