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靳奇轩，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来源：《当代亚太》2026年第2期；当代亚太

周边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如何从理论层面突破西方周边关系话语的桎梏，建构顺应时代潮流的新型周边关系话语体系，并以此指导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实践，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学术议题。

尽管西方话语体系中很少直接使用“周边”一词，但存在三种蕴含周边意涵的经典概念。一是将周边视为自身势力范围的“后院”，以“门罗主义”及其特朗普推论为典型，旨在排挤域外力量，实现对邻近地区的绝对控制；二是将周边置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依附结构，周边国家被视为原料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三是将周边视为经济上的“近岸”，即在地缘竞争和供应链安全政治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倾向于将产业外包转移至政治、地理、文化上邻近的国家，以所谓去风险将经济全球化进程深度嵌入地缘竞争战略。

由此可见，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周边概念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地缘工具性。在政治上，它体现了西方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周边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发展自主性被严重侵蚀，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或附庸。在经济上，周边关系服务于西方国家的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将周边国家锁定在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中低端，形成一种不可持续的外生发展模式。在安全上，大国通过划分势力范围、构建排他性军事同盟来管控周边，牺牲小国利益以实现自身绝对安全。

周边关系的地缘政治逻辑日益背离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政治上，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求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西方话语中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霸权秩序的翻版，无法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经济上，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要求解决好发展失衡问题，而西方主导的“近岸外包”等政策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歧视性，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阻碍了真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西方国家的周边关系话语在政治上体现的不平等性和在经济上表现出的排他性，决定了其无法承担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历史进步的功能。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种超越传统地缘政治逻辑的新型周边关系话语。

新型周边关系话语的建构首先需要回归“周边”概念的本质属性，即地理属性与互动属性的有机结合。周边关系既是以交往可及性与互动频繁性为尺度的地理概念，也是基于地理分布的互动关系。新型周边关系应从器物、文化和制度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重构。在器物层面，新型周边关系表现为互联互通与平等交往。这既包括公路、铁路、航道、数字基础设施等“硬联通”，也包括基于平等互利原则的经贸往来、货币金融合作等“软联通”；在文化层面，新型周边关系表现为互学互鉴与包容共存。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是超越纯粹物质利益、构建情感认同与社会互动结构的关键。通过广泛深入的人文交流，周边国家可以形成共享的历史记忆、价值符号和互惠规范的认知框架，从而在心理和观念层面构建起“民心相通”的共同体意识。在制度层面，新型周边关系表现为互商互谅与公正合理。国际制度的建立与演进往往受制于非对称的权力结构，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的制度常常反映其自身偏好，固化不平等关系。因此，构建新型周边关系，必须在制度形成与实施过程中强调各方广泛参与、共商共建。通过制度化安排反映各方的共同利益和合理诉求，规范国家行为、降低交易成本，为周边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可预期发展提供保障。新型周边关系是器物、文化、制度三个维度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一种迈向全方位合作的国际关系，也是一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国家以“势力范围”、“中心—边缘”和排他性经济集团为特征的周边关系话语。

在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背景下，中国的周边环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一方面，世界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相对衰落，中美博弈成为牵动地区格局演变的主线。另一方面，周边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重塑了地区经济力量对比，成为周边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同时，域外大国强势介入，利用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分歧等制造紧张，加剧了地区安全格局的不确定性。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相互交织，既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增加了潜在风险。

在这一新形势下，周边在新时代中国外交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第一，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联系紧密，互为重要的市场和合作伙伴，周边稳定繁荣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繁荣。第二，周边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作为陆海复合型大国，漫长的陆海边界既是天然屏障，也是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传导的通道，周边安全直接攸关国家安全屏障的有效性。第三，周边是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周边外交是检验和践行中国外交理念、拓展海外利益的首要区域。第四，周边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实践将为构建更大范围的命运共同体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基于上述战略定位，新时代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关系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战略新思路，即共同愿景、理念方针、基本遵循、主要平台和战略支撑。共同愿景是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这一愿景超越了零和博弈和单一维度的安全或经济视角，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标注了理论坐标，体现了对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追求。理念方针是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这一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从确立平等关系向实现共同安全与共同繁荣的演变，是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根本原则。基本遵循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该价值观传承亚洲悠久文明传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为处理周边国家间的差异与分歧提供了根本遵循，强调以真诚沟通增进理解，以求同存异处理分歧。主要平台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建“一带一路”始于周边、惠及周边，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拓展了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发展新空间。战略支撑是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该模式反对片面追求自身绝对安全，主张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通过持续的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增进互信，为维护地区稳定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在实践层面，中国通过四大务实行动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一是巩固战略互信，通过支持周边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妥善管控分歧来化解“近而不亲”的疑虑。二是深化发展融合，通过推动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建设和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与共同发展；三是共同维护地区稳定，通过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强化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破解部分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困境；四是扩大交往交流，以“民心相通”为基础，通过便利人员往来、深化人文交流，培育牢固的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

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区域方案，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实践赋予新型周边关系新的时代内涵。从内向维度看，周边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周边关系是一种更加包容共生的关系。它超越地理邻近的局限，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在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原则下，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繁荣。从外向维度看，它是一种更加开放共荣的关系。周边关系并非排他性的“小集团”，而是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多个周边关系圈层相互联系、向外延伸，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

总之，新型周边关系话语的建构是对西方传统地缘政治逻辑的全面超越。它以互联互通平等交往为物质基础，以互学互鉴包容共存为理念支撑，以互商互谅、公正合理为制度保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实践将这一话语体系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行动，扎实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这不仅为处理大国与邻国的关系提供了新范式，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重要的区域智慧和实践方案，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