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将发展拓展到全球视野，将开放发展和共同发展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实现了内向维度现代化与外向维度现代化的有机统一。这既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必然结果，也为构建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现实基础。在开放条件下，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发展进程，还是包含合作与治理的国家间互动进程。根据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主要可分为发展导向型现代化和发展—合作—治理型现代化两种模式。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会实现从发展导向型现代化向发展—合作—治理型现代化的跃升。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践行开放发展理念，立足商品要素型开放奠定的基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体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以及自立自强与自主开放的互补互促。从学科建设和研究议程拓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政治—经济互动可以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开放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开放政治经济学;发展导向型现代化;自主开放

一 引言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1)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开始向世界寻求真理，开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展开更加紧密的互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与新的飞跃。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历史进程相伴相生，是世界日益迈向更加开放条件下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选择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晶。

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在实践上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思维定式，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也意味着长期以来建立在西方现代化实践上的国家现代化理论并不具有普遍性，从而引发了许多关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从内向维度来看，现代化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基于这种认知，现代化主要是指一国范围内的发展进程。从外向维度来看，现代化是传统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的过程，呈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进步与扩散、知识生产与分享。以技术与知识为依托，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各国现代化进程的联动性不断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践将发展拓展到全球视野，给现代化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对传统现代化理论创新的意义在于它将开放发展和共同发展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从而实现了内向维度现代化与外向维度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两个问题随之产生：其一，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其二，如何在开放条件下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中，第一个问题具有理解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性，侧重理论上的思考与分析；第二个问题具有立足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侧重实践上的总结与探索。两者从根本上来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由中国实践提供了理论创新的源泉。从过去百年的探索与实践历程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开放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宽广视域，反映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进程。由此，可将开放政治经济学作为探讨上述问题的逻辑起点。

二 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既有理论及其局限

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国家现代化离不开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基础和条件，都拥有立足主客观条件而形成的自身发展逻辑。同样，在国家现代化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化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现代化的时代内涵不断拓展，也由此突显了现有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

(一)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时代条件及其理论逻辑

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可追溯至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自19世纪起西方学界对现代化的理论探索才日渐兴盛。20世纪中期，西方学界掀起了第一次现代化研究高潮。总体来看，西方国家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离不开三方面的时代条件。

一是工业革命与西方国家工业化浪潮。西方国家现代化深度融入工业化进程中。早期西方现代化理论主要关注与工业化相关的发展问题，因此预设社会的单一进化模式(2)和现代化意味着发展上的进步性。(3)同 时，早期现代化理论遵从类型学分析方法将现代化进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并试图在不同阶段间寻找演变逻辑。例如，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认为，国家发展都遵循“传统社会—为经济起飞创造前提—起飞—走向成熟—大众高消费—追求生活质量”的路径，不存在其他可选择模 式。(4)在西方理论看来，“现代化的过程是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前者是普遍的起始状态，后者是以西方工业社会为典范的终极状态”。(5)

二是有限全球化与弱势国家的被动开放。作为较早开启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大国，英国主导的跨国贸易与生产体系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但这种全球化总体上是一种不全面、不平等的开放，不仅在地域和领域范围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并且所带来的大部分收益被少数发达国家瓜分了。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仅承担自然资源出口，甚至不具备成规模的轻工业，其所谓“开放国门”往往意味着资源遭到霸权国掠夺，总体上属于被动进入少数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为此，很多西方现代化理论忽视了全球化的局部性与弱势国家被动开放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将这种建立在历史上国际关系严重失衡基础上的现代化逻辑作为普遍性理论。

三是殖民体系与非常态化的发展模式。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往往是掠夺性的发展，伴随着海外殖民地的扩张。(6)它们不仅从殖民地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还通过对外贸易来拓展市场。回顾既有理论不难发现，殖民体系以及不平等的主权国际体系对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虽然很多现代化理论回避了殖民体系，但殖民扩张事实上充当了西方国家拓展市场和缓和国内矛盾的工具，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创造了规模巨大的原始积累。(7)这是一种当今时代现代化无法借鉴的路径。同时，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较低，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处于不平等的经济依附状态，并且西方大国间的相互依赖相对薄弱。(8)

(二)后发国家的发展诉求及相关理论

随着殖民体系的逐步瓦解，后发国家现代化问题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新兴民族国家相继独立并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基于对后发国家发展诉求和现代化进程的关注，学界开始反思西方传统现代化理论，推动了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总的来看，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基于拉美地区发展经验的依附理论。所谓“依附”,是指部分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其他国家政策的不平等状态。(9)依附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被剥削的劣势地位，而发达国家将不断巩固其优势地位，因而将工业化诉求和主权独立诉求相统一。(10)依附理论支持进口替代战略，主张通过补贴国内企业实现工业化。(1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依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世界体系理论，将资本主义世界分为中心、边缘和半边缘。(12)其中，边缘国家因为其政治经济结构的内在缺陷而无法成功现代化。(13)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体系理论对亚洲崛起的解释力很有限，并具有西方现代化理论过度侧重工业化的问题，其操作性和成功经验也相对有限。

二是基于亚洲国家和地区实践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基于“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成功发展经验，部分学者总结出出口导向战略，即通过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为产业升级积累资本的发展模式。(14)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等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有别于苏联“计划经济”与欧美自由市场的“理性计划”模式，指出专业官僚对战略产业的支持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15)沃尔特·哈奇(Walter Hatch)和山村耕造(Kozo Yamamura)发现，日本政府利用发展援助等模式为企业拓展市场，将企业海外扩张与国家战略布局相结合。(16)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局限性在于案例多数具有特殊历史背景，如亚太经济体大多受益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扶持以及对其“非民主”政治的不干涉态度。

三是基于东欧和拉美地区其他一些案例的多样化市场经济研究。西方学者对推行“自由市场”的国家展开研究时注意到，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市场经济遭到扭曲”现象。(17)在东欧，部分经济体成为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其国内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欧国家的跨国企业。(18)在巴西等拉美国家的“等级化市场经济(hierarchical market economy)”中，跨国企业、本土农业与资源企业以及本国政府形成了基于关系网络的利益同盟。(19)这些理论将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最终阶段，将发展中呈现的其他社会问题归因于“市场化不充分”,因此仍未脱离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整体框架，也未针对后发国家的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此外，西方学者还提出一些关于西方现代化社会未来发展的理论，即所谓的后现代化理论或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包括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理论(20)、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理论(21)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理论等。(22)这些理论预测了科技发展和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尤其是社会的个体化，但较少涉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困境，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指导意义相对有限。

(三)经济全球化对既有现代化理论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塑造了当代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启动和加速推进的。由于跨国生产的效率优势，经济开放几乎成为后发经济体发展和追赶的必然途径。可以说，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本质上是国家推动的开放经济的政治进程，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发展离不开跨国合作。同时，经济开放既放大了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联动性影响，也引发了一系列全球问题。这些新变化从三方面挑战了既有的现代化理论。

第一，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发展的分化，颠覆了传统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是单一且单线进化的论断。许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实行不同政治制度且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中，并开启或加快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进程。在此过程中，不同国家取得的发展成绩和获得的经济收益不一。这为现代化理论增加了大量新样本，传统上一些被认为是驱动现代化进程的西方特质可能既非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和“灵丹妙药”,也非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唯一路径。(23)政治民主化理论同样受到冲击，一些国家的寡头通过垄断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巩固其政治权力，另一些国家的“民主化”则日益体现出民粹主义兴起等“非民主”特征。(24)

第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家间互动，冲击了依附理论或世界体系理论关于发展中国家单方面依附或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观点。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应对国际不平等产生的矛盾提供了新工具。在全球化生产模式下，发达国家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有所强化。一旦将某些发展中国家排除出跨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相关产品的生产成本可能大幅提升；相互依赖也为国家间冲突提供了更多缓冲和博弈空间。(25)即使对一些低附加值产业，实现规模化生产也需要合格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和管理制度。(26)通过提高这些领域的发展水平，部分发展中国家展现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实现了从边缘向半边缘、中心的地位升级。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传统上不具备优良禀赋的边缘国家也可以通过数字产业建设提升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通过国际合作摆脱依附理论所预期的经济附庸地位。

第三，经济全球化侵蚀了国家自主性，削弱了发展型国家理论在实践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侵蚀日益成为后者自主现代化的阻碍。(27)近年来，个别发达国家的“长臂管辖”、跨境执法以及进行附带政治条件的发展援助等行为愈发频繁，直接干预他国发展进程。(28)部分发达国家“踢掉了发展中国家的梯子”,(29)不允许他国使用发达国家早期实施过的保护主义政策，又频频以“民主化”旗号干涉他国内政。同时，发达国家不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全球问题也成为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挑战，全球治理与国内发展的关联性更加突显。开放经济政治学(OEP)重点关注了国际市场整合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等强调国家的碎片化，开始以多元政治为框架、以社会行为体为单位分析国家决策。(30)但是，这些主要诞生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淡化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没有针对发展中国家自主性弱化的问题给出解决建议；而随着美国经济影响力相对减弱，即使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决策也日益受到国家间经济治理博弈的影响。(31)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对国内决策的影响日益显著，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权力竞争已成为国家维护自主发展权的重要前提，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议程与路径也应随之做出调整。

总之，既有的现代化理论未能充分重视经济开放对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也未能有力回应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则更加突显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理论在深层逻辑上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和挖掘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的逻辑。

三 开放条件下的现代化：从发展到合作与治理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后发国家现代化无法回避的时代背景。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开放，因而也是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前提。通过要素的全球配置与国际分工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问题及其治理，经济全球化将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支点由发展延伸到合作与治理，这为构建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现实基础。

(一)经济全球化与要素的全球配置及国际分工

经济全球化是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升的进程。相互依赖是指国家或国际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状态，全球主义是相互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32)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相互依赖意味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嵌入和要素资源的融通互补。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则资本、劳动力、技术、人才、数据和货物等要素资源的跨境流动规模越大、全球配置效率越高。要素资源的全球流动与配置通常以国际生产分工的形态呈现出来。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真正推行到全球范围以来，世界各国几乎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融入全球化，不少后发国家也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工业化起步和经济腾飞。因此，要素的全球配置与国际分工成为理解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现代化意义的重要基础。

一方面，要素资源的全球配置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增进全球福祉。在世界尚未步入经济全球化的时期或在封闭条件下，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要素资源都只能依靠本国内部供应，来源单一、规模有限、种类简单，生产效率总体较为低下。人类社会的前工业化时代较好地诠释了这一逻辑。要素资源在那时尚未实现全球流通，只能通过小范围、当地化的生产来满足当地人的需求，全球经济增长总体乏力，贫困与落后的现象较为普遍。伴随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兴起，发达国家通过市场扩张和资源整合率先实现现代化，而后发国家借助全球化浪潮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与资金，向外输出劳动力与最终商品，由此快速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33)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全球仅有9%的人口处于每天生活费低于2.15美元的极端贫困状态。(34)而在1870年，全球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人口占比约为70%。即使是对今天的贫困人口而言，他们中的大部分也能够获得公共医疗和移动通信服务。(35)

另一方面，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分享经济全球化收益。国际分工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在于国家不必囿于己之所短，而可以择己所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国际分工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底层逻辑，其表现形式之一是产业间分工，即把全球产业体系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不同产业类型，不同国家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重点从事其中某一个或数个产业并向世界市场输出相关产品，再从他国进口本国生产存在比较劣势的产 品。(36)国际分工还有一种表现形式是产业内与产品内分工，即将产品的生产过程划分为研发、中间产品或零部件生产以及加工组装等环节，各国同样按照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其中特定环节。(37)这 是当前更为普遍的国际分工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通过将产品的加工组装环节和部分零部件生产环节外包至发展中国家，再从后者进口最终消费品，赢得全球产业链的主导权和全球价值链较大比重的利益分配；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的附加值相对较低，但经由融入全球产业链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本国的优势，并通过将最终消费品出口至发达国家获得收 益。(38)这是发展中国家在现有条件下分享全球化收益的最便捷路径。

基于此，分工合作成为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格局，使一国的现代化不再只是单一国家内部的发展问题，顺利推进现代化有赖于全球经济的稳定有序发展以及国家间的和谐相处。这就突显了合作对于发展或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如果排斥合作或以冲突乃至敌对的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任何国家不仅无法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红利，而且可能陷入孤立落后的境地。国家以发展或现代化为目的开展国际合作，重点方向之一也在于积极参与、妥当维护与不断改善国际分工格局，具体策略包括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有序增长等。

(二)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及其治理

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经济全球化在为世界各国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全球问题，并可能因此阻碍世界现代化进程。正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强调的：“世界市场既提供一个获取利润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本身也是一个造成分裂和动荡的诱因，其利弊大体相当。”(39)全球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包括世界性贫富分化、环境破坏与生态危机、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地区争端与恐怖主义等。以世界性贫富分化为例，未受管理的经济全球化可能使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同时出现“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现象。这种趋势在经历2020年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干扰后更是日益深化，加剧了各国内部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冲突，(40)使得很多后发国家现代化停滞不前、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也受到威胁。二是一国内部问题外溢并影响他国尤其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其内部政治经济变动可能引发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动荡。最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其源头在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再通过美国与世界各国的金融、贸易等纽带大范围扩散蔓延。(41)这种一国内部问题的外溢扩散也会冲击相关国家的现代化成果。基于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进国家现代化，需要对全球问题进行有效治理。

一方面，国家现代化包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和要义。因应全球问题的两种情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可从两个维度加以理解。其一，改善全球治理，即世界各国协调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在这一维度上，各国发挥的具体作用可能有所不同，如全球性大国可以发挥引领性作用，提供器物和制度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其他国家主要扮演参与者的角色，积极响应和配合大国的全球治理实践。但各国殊途同归，最终都将推动全球治理总体能力的提升，确保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与健全。其二，改善国家或国内治理，即一国妥善解决内部问题，防范国家内部风险外溢成为全球问题，同时建立起应对外部风险的有效机制，对冲他国危机蔓延对本国造成的破坏。国家或国内治理体系的改良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依托国家自主性的恰当发挥、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准确界定以及体制机制与时俱进的改革等。简言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现代化需同时兼顾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42)

另一方面，国家现代化是国家与全球迈向良治(good governance)的过程。如果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聚焦的是治理过程，那么良治则是从治理效果的角度解读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对现代化的意义。所谓“良治”即良好的治理，主要是指治理的高质量。良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国家与民众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协同管理。这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最佳状态，包含合法性、透明度、问责制、法治、回应性与有效性六个要素。(43)良治概念主要源于国家治理维度的阐释，良治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也非常清晰明了。(44)良治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全球治理维度。在该维度下，良好的治理表现为国际机制或国际组织在制度建设方面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如成员结构合理)和合法性(如获得主权国家一定的授权),在制度运作方面以透明且清晰的规则为基准，能够有效规范成员国的行为以及有效回应成员国的切实需求并且接受成员国的监督。只有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达到上述效果，全球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国家现代化的内外阻碍才有可能被真正破除。

(三)开放条件下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实现现代化。即便是较早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国家，也需要借助外部资源和市场来实现自身发展。(45)但在殖民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下，西方国家推进现代化所依赖的开放更多的是强行打开他国国门和掠夺他国资源。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走向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并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开展对外交往，主权平等成为当今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与历史上西方国家现代化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所依赖的开放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开放，主权国家有权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自主做出对外开放的决策。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开放条件下一国现代化进程既会受外部因素影响，也会对外部世界产生溢出效应。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对所有国家而言，只有通过彼此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实现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并避免相互之间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家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发展进程，还是一个包含合作与治理的国家互动进程。长期以来，由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世界各国总体上被分为两类，即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相对发达的国家和仍未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等进程的发展中国家。(46)在开放条件下，现代化内涵的拓展意味着那些在发展维度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合作与治理维度仍可能处于现代化进程，区别只是发展在两者的国家战略目标中占据不同的地位。换言之，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其现代化进程的优先目标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首要目标仍是解决发展问题，而发达国家在发展维度上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发展往往不再是其进一步推进现代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理论逻辑上，开放是国家/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从国内向国际延伸的过程。在开放条件下，国内市场成为全球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政府的目标设定与功能发挥受到的外部约束大大增加。这使得以国内发展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化进程逐步转变为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进程。总体来看，开放条件下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行为逻辑主要包括两种模式：一是发展导向型现代化(如图1a)。在这种模式下，无论在发展理念还是在路径上，发展、合作和治理都是开放的，而且合作和治理也是聚焦于发展领域，即合作是为了发展的合作(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治理也是为了发展的治理(governance for development)。这种模式是后发国家在奠定现代化的发展根基时的必然选择。二是发展—合作—治理型现代化(如图1b)。在这种模式下，发展、合作和治理三者在开放环境中相互影响和作用。尽管发展问题不再占据优先地位，但维持已有的发展成果仍需要开放合作与开放治理。不合作会迟滞发展与治理进程，不治理则会侵蚀发展与合作成果。

图1  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两种现代化模式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从总体上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选择。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会实现从发展导向型现代化向发展—合作—治理型现代化的跃升。当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所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发展导向型现代化。但当中国完成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发展进程后，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逻辑必然会随之改变，迈向更为平衡的发展—合作—治理型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可以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开放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奠定基础。一方面，开放政治经济学是理解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pening up),反映了开放条件下国际国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逻辑；另一方面，开放政治经济学也彰显了政治经济学的开放性(the openness of political economy),将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拓展到安全等相关领域。不同于以探索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互动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开放经济政治学，开放政治经济学尤其关注企业、部门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等集团行动者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对其经济政策偏好的影响，(47)而较少涉及国际政治与国内经济的关系。可见，开放政治经济学比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视域更为宽广。

四 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特质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契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其最终目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确保国家经济发展，通过发展实现全方位的现代化。以高水平开放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主要路径。(48)同时，开放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合作与治理的方式以及为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前提。开放特质深度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环节。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发展导向型现代化模式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其对发展、合作与治理的诠释都以开放为内核，同时将开放发展、开放合作与开放治理的逻辑贯穿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在开放发展维度，对外开放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全面开放、高水平开放和共赢开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引领经济发展的理念旗帜。在开放合作维度，商品要素型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合作基础。作为器物层面的开放，国际贸易、跨境投资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推进国际合作的主要途径和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物质财富来源的最主要渠道。在开放治理维度，制度型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治理保障。开放条件下的国家现代化对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的规模与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制度型开放正是要对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进行更符合开放需要的调适、改革乃至创新。

(一)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主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形态呈现。(49)作为新发展理念的五大支柱之一，开放发展是国家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发展契机。国家“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50)对外开放实际表现为开放的合作和开放的治理，最终目的都在于促进发展。开放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基石，主要包括三层意涵。

一是以全面开放推动实现全方位现代化。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基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51)强调“这(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本世纪(20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21世纪)前五十年也不能变”。(52)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主要通过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吸引利用外资和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呈现出来，这四者在实施步骤上存在先后之分，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理念内涵与实践进程的不断发展、扩大与深化。(53)2000年，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54)这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成为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战略，(55)更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理念并非僵化不变，而是与时俱进、踵事增华。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决定。(56)中国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57)全面开放强调开放领域与范围的全面性，其目标是建立开放型市场、开放型经济与开放型社会。(58)全面开放不仅意味着降低关税、放宽市场准入、提升金融业和服务业开放水平，推进电信、教育、医疗和文化领域开放，还意味着为经济开放打造基础设施支持和制度支撑，包括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推动监管体系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59)全面开放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既重视外资对国内发展的拉动作用并致力于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又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全面开放还要求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即在既有的开放基础上逐步扩大内陆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全面开放观念及相关实践有助于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0)

二是以高水平开放创造现代化新机遇。如果说全面开放关注的是开放范围与领域，高水平开放则进一步聚焦开放的质量。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初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尚处于工业发展落后、人民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在此基础上的对外开放也是一种相对初级的开放。以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为代表的理念及相关开放实践对新时代中国推进高水平开放及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6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决定，(62)并由此进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部署，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开放是指以更高的水平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它不仅要求具有较大的贸易和国际投资规模，提升贸易和投资质量，分享全球价值链高端收益，而且要求更高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以及经济政策的公平、透明和可预期。(63)高水平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并使之持续迸发出新的活力。一方面，高水平开放对中国国内改革产生了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突破攻坚。(64)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65)另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动能。

三是以共赢开放共享现代化成果。全面开放和高水平开放描述的是开放的过程，共赢开放的内涵则侧重开放的结果或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无论中国的对外开放理念如何发展演进，合作共赢原则始终贯穿其中。在国际政治中，共赢开放的对立面是对抗结盟，而在对外开放初期，“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是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66)不结盟意味着“不孤立、不对抗”以及“共建、共享、共赢”。(67)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的开放发展包含共赢开放的内涵。(68)全球发展要求各国秉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的开放理念，(69)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推行权责平衡的公平合作。所谓共赢开放，即中国奉行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它强调“既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70)“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突显了中国通过共赢开放促进全球发展的坚定决心和稳定方向。共赢开放强调国家间交往的互利性，呼吁各国在开放中分享发展利益和机会，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顾及他国的利益与诉求，不断扩大各方利益汇合点，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71)共赢开放使对外开放的意义实现重大升级，突出开放不仅仅针对少数国家或少数利益集团，而是让经济发展或国家现代化的成果和效益更具有世界意义，让开放更具有包容性、开放成果更具有普惠性。(72)

(二)商品要素型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合作基础

商品要素型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它既是国际合作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更广泛深入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品要素型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具体来说，中国的商品要素型开放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三方面，它们共同推动了过去数十年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一是货物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与结构逐步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经历了以试验园区带动开放的“广度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的深度贸易自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开放”等阶段，逐步实现从出口导向型发展向自由市场型发展的过渡。(73)从贸易规模来看，202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5.94万亿美元，占国际市场份额的14.2%。(74)中国连续7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连续15年出口额居世界第一、进口额居世界第二。(75)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主要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日益提升，在20世纪80年代从初级产品过渡为工业制成品，在90年代过渡为机电产品，21世纪以来数字和信息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比重在逐渐上升。货物贸易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放合作的主要表现之一。一方面，货物贸易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为中国国内发展营造了积极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欧盟、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巴西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强化经贸往来，不断提升双边经贸关系的质量和政治韧 性。紧密的经贸联系提升了中国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相互依赖的程度，也降低了反华政治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干扰和冲击。

二是跨境投资不断提质增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和利用外资总体上经历了规模导向的粗放式吸引外资阶段、效率导向的全方位吸引外资阶段和创新导向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逐渐扩大外资的地域和产业范围覆盖，不断深化投资市场开放水平和“放管服”改革，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型引资向市场主导型投资的过渡。(76)在全球性竞争激烈化、创新型发展重要性上升的当下，开放投融资对于促进行业创新、保持国家产业竞争力的作用日益突显。(77)多种形式的外国投资成为中国工业体系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税收和就业的增长，助力国内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投资也持续扩大。2001年，“走出去”战略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78)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301亿美元，连续11年稳居世界前三；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8万亿美元，连续6年居世界前三。(79)中国境外投资已覆盖全球80%的国家和地区，投资领域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跨境投资不仅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阔市场，增加了中国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影响力，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际共生关系。不仅如此，中国的对外投资尤其是对外承包工程通常蕴含着中国特有的发展知识，能够较好地满足东道国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的需求，从而助力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更快地实现现代化。(80)

三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稳步深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稳步推进，在合作范围和水平上均持续提升，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仅以2013—2018年为例，中国在这一时期提供了2702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援助，其中包括1311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这些贷款大多用于购买生产型设备和建设大中型基础设施。(81)“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共建国家推动建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同时推进规则标准领域“软联通”。共建“一带一路”依托数字技术发展创新，建立数字化的物流管理体系和数字化物流中枢，推动海陆空物流一体化。基础设施国际合作不仅能够为中国国内企业开拓市场，也深刻改变了国际经济与治理格局。基础设施本身蕴含重要的发展意涵，(82)中国的海外基建以及由此初步构建的互联互通网络不仅对出口产生了拉动效应，而且对项目所在国家乃至邻近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83)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支撑，“一带一路”倡议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给共建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上的聚合效应，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区域乃至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不断推动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和新型国际关系构建走深走实。

(三)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保障

近年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盛行，部分国家以“本国优先”为第一原则制定对外政策和国际规则，谋求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实现自身获益最大化。这些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并试图对中国发展进行“规锁”。(84)同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推进全球治理制度改革和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并将其作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85)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来看，中国推进的制度型开放具有双重意涵：一是促进国际合作的对内制度改革，即“制度内涵型开放”;二是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普惠包容性的跨国制度对接，即“制度外延型开放”。(86)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路径和保障。

一方面，以制度内涵型开放健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内体制机制。制度内涵型开放旨在建设可持续的制度化合作关系，以此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外市场资源联动，鼓励企业创新，提升开放型发展的质量和水平。(87)从实践角度来看，制度内涵型开放的实质在于国内制度建设与改革。围绕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中国的国内制度改革不仅体现在立法和监管制度建设上，如2019年通过旨在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外商投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还表现为一系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自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中国已建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因地制宜推行制度创新。试验区在优化监管效率、提升互联互通和发挥区域优势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8.5%与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7.3%,持续向其他地区提供开放经 验。(88)制度内涵型开放有助于破除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内体制机制性障碍。具体而言，其可以将国际环境压力转换为改革动力，以开放发展的现实需求为导向确定改革突破口，借助海外经济伙伴和跨国发展合作网络推动制度创新，以试验区为先锋进行经济改革的纵向突破。(89)

另一方面，以制度外延型开放营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制度环境。制度外延型开放旨在提升本国对更高水平国际规则与标准的适应、参与和塑造能力，同时通过提供更多器物性和知识性公共产品，增强本国在国际制度建设与改革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最终构建起协同的全球制度网络。中国制度外延型开放的实践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主动参与对接高标准经贸协定，如《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90)二是引领创建更契合当前全球治理需求或弥补既有国际制度不足的新机制，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澜湄合作机制等；三是积极推动既有国际制度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如近年来中国力促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以维护该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制度外延型开放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加和谐宽松的外部环境。它提升了多边国际贸易体制的合法性，并通过多层次的区域合作、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增加全球治理制度的韧性，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长期征程创造稳定的国际制度环境与基础。

五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政治经济学

开放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它突出了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脱离了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可能失去内核以及绝大部分的创新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也会成为空谈。另一方面，它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开放性。中国式现代化所关涉的领域并非固定不变、封闭自守，而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因应时代的变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涉及政府—市场关系等传统的政治与经济互动问题，而且涉及国家安全与国际政治等更为广泛领域的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开放条件下推进现代化的实践主要建立在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发展与安全、自立自强与自主开放三组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市场互动、发展与安全并重、自立自强与自主开放兼顾，都深刻诠释了开放发展、开放合作与开放治理的逻辑思路，并最终落脚于“为了发展的合作”与“为了发展的治理”的发展导向型现代化模式内核。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市场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长期受到关注的核心议题。相关讨论主要聚焦于政府与市场孰强孰弱或谁凌驾于谁之上的实然或应然辩论，其中大部分研究的视域集中于一国内部情境或国家之间的比较，而较少关注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在经济开放这一特定语境之下的适宜选择。在开放条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增强。一方面，经济开放意味着更广阔和更自由的市场，即市场的力量在开放条件下得到了强化；另一方面，经济开放或融入全球化催生了诸多全球性问题，这又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91)基于此，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的有效推进对政府与市场互动的协调性与互补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市场互动对此做出了良好示范。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突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承认市场无法解决开放条件下的合作与治理问题等固有弊病。古典现代化理论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张遵循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逻辑，将“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视为现代化的强有力机制。(92)这一主张以“华盛顿共识”的形态通过美国及其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得到强力推广，一度被西方世界和部分追求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奉为圭臬。(93)不可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实现更高效率的发展。尤其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和生产越来越多地以跨国方式进行，资源总量日益增多且结构更趋复杂，更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影响和引导，使资源能够依循比较优势的逻辑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升为“决定性”,(94)正是对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最佳机制的充分肯定。同时历史经验也证明，市场并非万能，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失灵”现象仍时有发生且足以干扰乃至破坏国家现代化的进程。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等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市场失灵”的表现。这些问题或危机的解决有赖于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但市场并不具备这方面的功能。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政府—市场关系模式对市场作用的强调并不是片面且绝对的，而是在坚持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承认市场的缺陷并寻求补足之道，由此突出政府在促进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方面的重要性。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突显了国家行为体的主体作用，有力推进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合作与发展治理。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实际上是一个公共产品供给过程，而以私利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体通常不会主动提供公共产品。(95)这 就需要以政府为核心的国家行为体发挥能动性和指导性，进而对政府或国家的自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关于政府或国家在开放与现代化方面的自主性，发展型国家理论所遵循的国家中心主义或强国家/强政府逻辑已进行了深入分 析。(96)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 提出了“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即强调国家在拥有自主性的同时善于协调合作，能够与市场构建互惠合作的密切联 系。(97)经济学界基于凯恩斯主义提出的“市场增进论(market-enhancing view)”(98)“社会规划型市场(socially contrived market)”(99)“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100)等概念或理论与发展型国家理论异曲同工、视角互补，共同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角色的部分原理及内涵。然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政府角色并不局限于对国内市场的有效管理，还表现在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对国际市场的共同管理上，包括降低国家间贸易与投资壁垒、缓解国家间经济冲突等，从而为各国发展创造更加稳定和谐的外部市场。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与相辅相成，有效缓和了发展同合作、治理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有效市场表现为“生产竞争、市场公平、营商有序”,而有为政府表现为“尊重市场规律、遵循市场规则，维护经济秩序、稳定经济发展，有效调配资源、参与区域竞争”,二者结合主要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作用”。(101)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各有分工：政府在宏观经济层面提供积极指导，市场在微观经济层面发挥决定作用。(102)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逻辑还自然延伸至国际层面。有效市场追求商品和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有序流动，而全球有效市场的形成又是国家发展或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有为政府的“作为”主要包括促进政府间合作、推进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国家主权和国家间差异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使全球有效市场难以自发形成，中国积极推进的开放合作与开放治理就是为促进全球有效市场的形成而付出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形成的推动力，而有效市场的稳定运作可以成为有为政府存续的保障。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与安全

妥善处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开放条件下国家现代化的固有命题。统筹发展与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既有研究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进行了多维度的关注，(103)有研究探讨了二者之间的悖论或张力，(104)也有研究指出发展与安全互为前提：若国家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则经济难以发展，而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也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因素。(105)但这些研究难以在理论上回答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问题，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为相关理论突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新的视角。从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包括热战和冷战在内的战争时期往往是“安全压倒发展”,在和平时期则是“发展压倒安全”,而在新时代中国政府强调“发展与安全并重”。(106)在高水平开放的历史新时代，国家安全问题与对外开放相伴相生。开放条件下的国家发展因此成为一个不断有效化解和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乃至安全危机的过程。将发展与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开放合作和开放治理的重要思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筹发展与安全主要体现在正确理解和妥善处理共同发展与共同安全、安全发展与发展安全以及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三组关系。

第一，共同发展与共同安全并驾齐驱，进一步突显了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必要性。共同发展是指世界各国都充分获得发展机会，强调各国发展互利共赢、普惠均衡、包容联动。共同发展的理念基于“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107)并深度嵌入中国的开放实践。共同安全与“一国的绝对安全”相对，体现了安全的普遍性、平等性与安全的共建、共享及共赢。(108)从21世纪初“新安全观”的确立到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坚持共同安全的理念与原则，重视共同安全对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重大价值。由此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发展与安全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即强调“共同性”,在实现本国发展和确保本国安全的同时尊重和保障其他国家的发展与安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的先后提出与落实正是中国为推进以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为目标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而做出的重要努力。

第二，安全发展与发展安全相互交织，深刻践行发展合作与发展治理的理论内涵。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有相对安全保障的发展成果最大化”。(109)所谓安全发展，指的正是有相对安全保障的发展。安全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在当前的开放条件下，中国的安全发展意味着国家能够有效规避或应对“脱钩断链”、筑墙设垒和单边制裁等外部威胁。(110)这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应对少数国家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径的过程。反过来，发展安全强调的是以发展为支撑的安全，主张通过推动发展化解社会内部或国家间矛盾，消除不安全和冲突的根源，进而实现可持续安全。发展安全实际上是发展“被安全化”的产物。(111)总之，经济开放加深了发展“被安全化”的程度，发展不再只是一国内部的经济问题，而是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内容。

第三，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略。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112)高水平安全是指“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和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高标准高水平”,追求高水平安全可以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合作共赢、和谐有利的外部环境。(113)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总体表现为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二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在发展合作和发展治理方面的良性互动在中国对外发展援助的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有别于西方国家对外发展援助通常伴随着政治干预和民主转型等要求，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强调以维护受援国的主权独立、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为前提。(114)事实也证明，中国对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政权稳定与和平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115)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开放性的鲜明体现。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自立自强与自主开放

开放条件下的国家现代化实践最终还需要回应和解决如何稳妥开放的问题，该问题的本质在于厘清和处理自立自强与自主开放之间的关系。所谓自立自强，是指“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16)自主开放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强调在独立自主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二是指“主动的开放”,这与“被动的开放”相对。自立自强和自主开放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立的，前者主要面向国内、后者则主要面向国际，但二者在强调国家自主性方面是高度统一的，都是国家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自立自强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之基，对外开放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根本动力。(117)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二者表现出辩证统一、相互保障、彼此促进的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兼顾自立自强与自主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充分体现了内外兼修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智慧。此外，对自立自强与自主开放进行统筹兼顾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现代化，其过程也是对“为了发展的合作”与“为了发展的治理”这一发展导向型国家现代化模式内核的有效践行。

一方面，自立自强是自主开放的必然前提，只有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才能真正做到自主开放。“落后就要挨打，在现有的国际分工和发展态势下，经济实力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全球交往中难以拥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118)没有国家的自立自强，自主开放也将成为空谈。不仅如此，中国的自主开放还要求具备足够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后者正是自立自强的表现之一。在中国的自主开放实践中，单边开放是一项重点内容。单边开放主要面向最不发达国家，指无论对方是否开放，本国都会继续向其开放。单边开放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中国针对特定商品和特定国家实行的零关税政策上。自2015年起，中国对越来越多商品的进口关税进行了逐年下调，纳入零关税的商品目录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的《2024年关税调整方案》,自2024年1月1日起，中国对1010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其中446项商品实施零关税，并继续给予43个与中国建交并完成换文手续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待遇。(119)中国之所以能够顺利实施这些单边开放措施，依托的是庞大的经济体量、强大的产业实力和贸易竞争力，因此即便是在开放中主动让利，也不会侵蚀中国的总体利益。

另一方面，自主开放是自立自强的必然途径，可以为自立自强创造更多活力和动力。自主开放包括面向发达国家的开放和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二者对提升国家自立自强水平的重大意义有所不同。中国面向发达国家的自主开放强调有自己的开放节奏，不因外部压力而盲目开放，更不会因外部干扰而放弃开放。这种适度与有定力的开放是中国学习和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最终也将转化为中国创新的动力源，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例如，作为扩大自主开放的新举措，中国于2024年9月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从而实现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120)同时，中国还宣布“拟允许在京津沪等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121)这些外商一般来自发达国家，相关外资的引进将带动先进医疗技术输入，促进中国医疗领域的高质量发展。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开放尤其是单边开放实际上是中国为相关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供给反过来又可以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中国提出的国际合作与治理倡议，助力中国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与范围更广的全球治理相同，发展治理的有序推进也有赖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当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赤字问题突出，在制度维度的主要表现就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制运作效率和助力国家发展的效果不佳。(122)中国充分发挥全球治理的引领作用，适时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球发展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些举措在助力发展中国家更好更快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也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反哺效果。

当前，鉴于中国已具备较强的国家实力，同时基于自身的特殊地位与国家责任担当，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对而言更突出自主开放。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数十年扎实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备较强的国际影响力，在实现自立自强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而在自主开放方面，中国主观上具有更大的推进需求，客观上也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自主开放是中国在发展合作与发展治理中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体现，其中单边开放尤其展现了中国主动让利的大国责任担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缘于气候谈判与治理实践，是指各国在面对同一全球性问题时都应共同承担责任，但由于能力、收益和贡献等方面的差异，各国所承担责任的内容和体量可以有所不同。该原则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总体而言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123)在发展合作和发展治理方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发展议题之争上，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日益不满并阻滞世界贸易组织正常运作的背景下，该原则成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突破口。(124)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纷纷抬头的背景下，中国扩大自主开放的行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为了发展的合作”和“为了发展的治理”注入了更强的信心。

六 结论

世界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围绕发展、合作与治理展开实践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国现代化实践的联动性空前强化，一国的现代化更加深刻地嵌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二者表现出日益突出的趋同性和不可分割性。经济全球化还使国家现代化突破了国内发展的领域界限，进一步延伸至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实践都无法回避对发展、合作与治理三方面问题的关注和回应，只不过是基于发展阶段的差异而倾向于采用不同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模式。发达国家已超越追求发展的阶段，遵循的是发展—合作—治理型现代化模式，其中发展、合作和治理三者具有彼此独立却又相互联动的逻辑，即以开放合作与开放治理来维持发展成果。发展中国家则专注于发展这一阶段性使命，突出发展合作和发展治理的核心功能，把合作与治理同发展紧密融合起来，因而形成了发展导向型现代化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同样需要回应发展、合作与治理三方面的问题。当前，虽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无法否定中国也是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事实。这一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仍需将发展放在首位，遵循和践行发展导向型现代化模式。因此，现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仍需要紧密围绕发展展开。不过，有别于过去数十年成功那些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也不同于当前世界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发展导向型现代化模式的实践更能体现时代要求和中国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特质上。中国式现代化深刻践行着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尤其强调全面开放、高水平开放与共赢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还牢固建立在商品要素型开放的合作基础之上，并通过制度型开放塑造强韧的治理保障。

总之，理解和诠释现代化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厘清开放条件下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传统研究主要聚焦政府与市场的互动。但是，开放条件下的国家现代化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与经济间关系还包含发展与安全的互动、自立自强与自主开放的关系等新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为如何界定这三组关系提供了良好范例，如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以及自立自强与自主开放的互补互促。从学科建设和研究议程拓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了更加贴近现实的开放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如果说西方学者提出的开放经济政治学高度聚焦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那么开放政治经济学则是将开放条件下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研究囊括进来，不仅可以充分覆盖开放经济政治学研究，也能吸纳世界经济与国家安全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进一步拓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25页。

(2)徐大兵、杨正喜:《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与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超越》,载《探索》,2002年第1期,第21—24页。

(3)阿格尼丝·赫勒著,李瑞华译:《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页。

(4)Walt W.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Walt W.Rostow,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5)参见燕继荣主编:《发展政治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6)Md.Shafiqur Rahaman,“Western Modernity:The Origin,Development and the Limitation,” Advances in Sciences and Humanities,Vol.8,No.1,2022,pp.5-11.

(7)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不依赖殖民地建设但主张殖民地市场自由开放,同样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西方工业化国家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关系中获益。

(8)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9页。

(9)Theotonio Dos Santos,“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in K.T.Fann and Donald C.Hodges,eds.,Readings in U.S.Imperialism,Boston:Porter Sargent,1971,p.226.

(10)Raul Prebis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1950;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7,p.117.

(11)Fernando H.Cardoso and Enzo Faletto,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eter Evans,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opital tu Brazi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10.

(12)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

(13)梁孝:《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反思——一种方法论的视角》,载《齐鲁学刊》,2021年第6期,第52—64页。

(14)朱天飙:《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70页。

(15)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aul Krugman,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Cambridge:MIT Press,1986.

(16)Walter Hatch and Kozo Yamamura,Asia in Japan's Embrace: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75-191.

(17)Stephan Haggard,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1-48.

(18)Peter A.Hall and David Soskice,e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68;Andreas Nölke and Arjan Vliegenthart,“Enlarging 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Emergence of Dependent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World Politics,Vol.61,No.4,2009,pp.670-702.

(19)Peter Evans,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s,the State,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pp.1-57;Robert H.Bates,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153;Ben Ross Schneider,Hierarchical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Business,Labor,and the Challenge of Equitable Develop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2-63;Taylor C.Boas,F.Daniel Hidalgo and Neal P.Richardson,“The Spoils of Victory:Campaign Donations and Government Contracts in Brazil,” Journal of Politics,Vol.76,No.2,2014,pp.415-429.

(20)丹尼尔·贝尔著,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114页。

(21)阿尔文·托夫勒著,黄明坚译:《第三次浪潮》,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83—233页。

(22)丹尼斯·米都斯等著,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117页。

(23)W.茨阿波夫:《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载《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29—38页;Deepak Lal,“Does Modernization Require Westernization?” The Independent Review,Vol.5,No.1,2000,pp.5-24。

(24)Pedro Ramos Pinto,“Authoritarian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c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Comparative Democratization Newsletter,Vol.13,No.2,2015,p.2,pp.14-15;Andreas Bergh and Anders Kärnä,“Globalization and Populism in Europe,” Public Choice,Vol.189,No.1-2,2021,pp.51-70;Dani Rodrik,“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Vol.1,No.1-2,2018,pp.12-33.

(25)张宇燕、徐秀军:《确保相互依存与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41—54页。

(26)裴长洪、刘斌、杨志远:《综合竞争合作优势: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久不衰的理论解释》,载《财贸经济》,2021年第5期,第14—30页。

(27)Jennifer M.Oetzel and Jonathan Doh,“MNEs and Development:A Review and Reconceptua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44,No.2,2009,pp.108-120.

(28)周戎:《“长臂管辖”危害及应对》,载《前线》,2023年第7期,第43—44页。

(29)Ha-Joon Chang,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London:Anthem Press,2002.

(30)海伦·米尔纳:《政治的理性化:正在显现的国际政治、美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研究的综合》,载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提芬·克拉斯纳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40—169页;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p.163-174;Jeffry A.Frieden and Lisa Marti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Global and Domestic Interactions,”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eds.,Political Science: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New York:W.W.Norton,2002,pp.118-146;David A.Lake,“Open Economy Politics:A Critical Review,”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4,No.3,2009,pp.219-244。

(31)李巍、刘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1期,第97—124页;吴澄秋:《经济治理理念结构的变迁——兼论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第25—32页。

(32)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第254页。

(33)吴志成:《经济全球化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的担当作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6期,第6页;郑宇:《全球化、工业化与经济追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1期,第107—109页。

(34)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参见“Poverty Headcount Ratio at $2.15 a Day (2017 PPP) (% of Populatio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DDAY?view=chart,访问时间:2024年7月30日。

(35)布拉德福德·德龙著,余江、冯伟珍译:《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版,第10页。

(36)参见Francis Hutchinson,“Globalisation and the ‘Newer’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abour and Management in Development Journal,Vol.4,No.6,2004,pp.3-24;郭吴新:《19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载《经济评论》,1996年第6期,第16—21页。

(37)卢锋:《产品内分工》,载《经济学(季刊)》,2004年第4期,第55—82页。

(38)关于国际分工的内涵及表现,可进一步参见Folker Fröbel,Jürgen Heinrichs and Otto Kreye,“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17,No.1,1978,pp.123-142;Gereffi Gary,“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1,No.1,2014,pp.9-37;孙浩进:《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演进及新趋势的启示》,载《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第85—88页;潘悦:《国际产业转移的四次浪潮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第23—27页。

(39)丹尼·罗德里克著,王勇译:《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让开放起作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40)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3/2024:Breaking the Gridlock:Reimagining Cooperation in a Polarized World,New York: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2024,pp.173-203.

(41)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扩散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张明:《论次贷危机对国际金融体系、国际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2期,第5—6页;Stephen C.Nelson and Peter J.Katzenstein,“Uncertainty,Risk,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8,No.2,2014,pp.361-392。

(42)郁建兴、徐越倩:《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新角色》,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92—102页。

(43)Yu Keping,“Governance and Good Governance:A New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Vol.11,No.1,2018,pp.1-8.

(44)参见杜小林:《良治还是良政?——非洲国家如何治国理政》,载《当代世界》,2004年第9期,第22—24页;Rajat Mohan,“Good Governance Is Good Development,” in Rajat M.Nag and Harinder S.Kohli,From Here to Denmark: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s for Good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3,pp.41-80。

(45)为此,在西方学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主张以自由贸易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将“得自贸易的收益”作为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参见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46)虽然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界定并未在国际上取得共识,但这两个概念仍被国际社会广泛使用。

(47)David A.Lak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Maturing Interdiscipline,” in Barry 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763-764.

(48)王跃生、马相东、刘丁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改革》,2022年第10期,第12—23页。

(49)关于新发展理念的详细内涵,参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139页。

(50)《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

(5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53)《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236页。

(5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55)韩振峰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页;侯树栋等主编:《党和国家关注的十四个重大课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56)本书编写组:《改革开放简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47页。

(57)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

(58)胡鞍钢、门洪华:《从对外开放到全面开放:回顾与前瞻》,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9页。

(59)《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新时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述评(上)》,载《人民日报》,2021年12月23日。

(60)郭敬生:《习近平全面开放观及其实践价值》,载《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6期,第5—11页。

(61)林凡力:《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关于对外贸易战略地位重要论述的意蕴及启示》,载《邓小平研究》,2023年第5期,第79—90页。

(62)本书编写组:《改革开放简史》,第347页。

(63)桑百川:《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载《红旗文稿》,2021年第20期,第29—32页。

(64)王德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的实现路径》,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年第6期,第1—3页。

(65)习近平:《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强调坚持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16日。

(6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7页。

(67)李文、沈予加:《论邓小平外交思想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指导意义》,载《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7页。

(68)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五大发展理念”解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69)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8年11月6日。

(70)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5日。

(71)吴志成:《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共同缔造人类美好未来》,载《光明日报》,2021年2月3日。

(72)张二震、戴翔:《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理论内涵、引领理念与实现路径》,载《经济研究参考》,2019年第14期,第95页。

(73)余淼杰:《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奇迹:成就与路径》,载《国际贸易》,2018年第12期,第4—9页。

(74)“Global Trade Outlook and Statistics,” https://www.wto-ilibrary.org/content/books/9789287076335,访问时间:2024年7月26日。

(75)《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介绍2023年中国货物贸易国际市场份额情况》,http://file.mofcom.gov.cn/article/xwfb/xwsjfzr/202404/20240403502777.shtml,访问时间:2024年7月28日。

(76)刘建丽:《新中国利用外资70年:历程、效应与主要经验》,载《管理世界》,2019年第11期,第19—37页。

(77)徐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载《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第4—20页。

(78)郭凌威、卢进勇、郭思文:《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回顾与展望》,载《亚太经济》,2018年第4期,第111—121页。

(79)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23》,中国商务出版社2024年版,第2页。

(80)陈兆源、李晨阳:《对外投资合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扩散》,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6期,第18—39页;陈兆源、马凯云、马亮:《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与东道国治理能力提升》,载《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2期,第1—38页。

(8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21年1月)》,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15页。

(82)毛维准:《发展—安全互动中的全球基础设施议题》,载《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5期,第98—99页。

(83)叶世雄、蔡一鸣:《中国海外交通基建的出口效应评估》,载《世界经济研究》,2023年第10期,第104—119页;陈默、李荣林、冯凯:《中非产能合作能否照亮非洲经济腾飞之路:基于对外承包工程视角》,载《世界经济研究》,2021年第10期,第119—133页。

(84)“规锁(confinement)”主要出现在美国对华战略的语境中,是指“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内”。参见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载《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第24页。

(8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2页。

(86)徐秀军:《制度型开放与“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载《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1期,第28—45页。

(87)林毅夫、付才辉:《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内涵与首要任务——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阐释》,载《经济评论》,2022年第6期,第3—17页。

(88)《近十年来,全国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国开放新高地“多点开花”》,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4月20日。

(89)任保平:《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载《国家治理》,2021年第Z1期,第28—34页。

(90)李平、杨雪、史亚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下制度型开放的逻辑阐释与发展路径》,载《南开经济研究》,2024年第6期,第9—10页。

(91)关于开放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分析,参见徐秀军:《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场与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99—121页。

(92)张振华:《比较政治经济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科学内涵及其文明意涵》,载《人文杂志》,2022年第3期,第7页。

(93)Sarah Babb,“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s Transnational Policy Paradigm:Its Origins,Trajectory and Likely Successo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20,No.2,2013,pp.268-297.

(9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11页。

(95)Bruce M.Russett and John D.Sullivan,“Collective Good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5,No.4,1971,pp.845-865;Cecilia Albin,“Negotia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Global Public Goods and Fairnes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9,No.3,2003,pp.365-385.

(96)关于发展型国家及其相关概念理论的探讨,参见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1982;Stephan Haggard,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1990;Linda Weiss and John M.Hobson,Stat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Meredrth Woo-Cumings,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Atul Kohli,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97)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98)这一概念是相关学者对“亲善市场论”和“国家推动发展论”进行折中后提出的,用来强调“政府政策在促进民间部门协调能力中所发挥的作用”。参见青木昌彦、凯文·穆尔多克、奥野(藤原)正宽:《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作用的新诠释:市场增进论(上篇)》,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5期,第2页。

(99)“社会规划型市场”是曼瑟·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提出的,是指通过社会中某些制度型安排才得以形成的市场。参见曼瑟·奥尔森著,苏长和、嵇飞译:《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5页。

(100)“强化市场型政府”是指“一个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权利”。奥尔森并未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直接提出“强化市场型政府”这一概念,但查尔斯·卡德韦尔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指出,该概念是奥尔森在完成该书后创造出来用以概括何种政府有助于国家实现繁荣的词汇。奥尔森仅在会议上提及这一概念,并没有专门著述。参见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序言”,第4页。

(101)林毅夫:《中国经验: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缺一不可》,载《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0期,第12—14页;陈云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载《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第4—19页。

(102)张宇:《市场有效,党政有为,根基牢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8期,第4—8页;黄惠:《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载《经济问题探索》,2022年第2期,第15—25页。

(103)相关研究参见金新、李云娟:《国外学界“安全—发展联结”研究探析》,载《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2期,第144—151页。

(104)Björn Hettne,“Development and Security:Origins and Future,” Security Dialogue,Vol.41,No.1,2010,pp.31-52.

(105)Frances Stewart,“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Conflict,Security & Development,Vol.4,No.3,2004,pp.261-288;高培勇:《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前行》,载《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第4—13页。

(106)刘跃进:《“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历史演进及融发展和安全为一体的国家大战略》,载《学术论坛》,2022年第2期,第81—92页;Howard Wang,“‘Security Is a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ment’:Consensus-Building Toward a New Top Priority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32,No.142,2022,pp.1-15。

(107)钟飞腾:《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发展与中国外交新理念》,载《国际论坛》,2014年第1期,第34—39页。

(108)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期,第10—15页;杨鲁慧:《共同安全:凝聚亚洲新型安全观》,载《理论视野》,2015年第3期,第63—66页。

(109)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40—162页。

(110)方世南、黄雪梅:《以安全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学习论坛》,2024年第4期,第7页。

(111)刘毅:《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全球发展治理新规范赋能——基于“发展安全联结”与“发展安全统筹”比较论析》,载《新视野》,2024年第2期,第114页。

(112)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载《求是》,2024年第12期,第2页。

(113)王文章:《新时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载《国家治理》,2024年第1期,第62页。

(114)Shahar Hameiri,Lee Jones and Yizheng Zou,“The Development-Insecurity Nexus in China's Near Abroad:Rethinking Cross-Border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n Era of State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49,No.3,2019,pp.473-499.

(115)Liselotte Odgaard,“China's Policy o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frica,” Scientia Militaria: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Military Studies,Vol.46,No.2,2018,pp.78-92.

(116)《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117)赵可金:《坚持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4期,第35—38页。

(118)付文军:《在“内”与“外”的深度交融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国家治理》,2023年第8期,第47页。

(119)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2024年关税调整方案》,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2/content_6921686.htm,访问时间:2024年7月30日。

(120)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https://zfxxgk.ndrc.gov.cn/web/iteminfo.jsp?id=20435,访问时间:2024年9月9日。

(121)《三部门:拟允许在京津沪等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https://www.peopleapp.com/column/30046529732-500005739627,访问时间:2024年9月9日。

(122)田旭、徐秀军:《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应对实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9期,第142—143页。

(123)李艳芳、曹炜:《打破僵局: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重释》,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92页。

(124)徐清军、高波:《WTO改革的发展议题之争及解决之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第134—150页。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