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邱耕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陈来仪，杭州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摘要：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与价值旨归，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的整体性超越。这一规定从根本上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根基地位，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获得现实的历史形态，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了合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的长远目标。正是基于这一本质规定，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方式、发展理念与发展本质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三重扬弃：以内生驱动超越资本强制，以低代价、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超越盲目的扩张式积累，实现发展方式从“物的依赖性”向“人的创造性实践”的历史性转变。在实践路径上，中国式现代化以“五大特色”为基本展开形式，在对国情自觉把握与对发展规律深刻遵循的统一中，确证人作为“类存在”以自觉的、整体的方式创造自身历史的主体能动性，从而在唯物史观的逻辑引领下，推动中华民族迈向更高文明形态，彰显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现代化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现代化　人的全面发展逻辑

在现代化语境中，发展无疑是核心议题。这一“发展”既指向社会进步，也涵盖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主要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并且均围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以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并不会因为追求社会全面进步而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更进一步而言，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均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需求而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的价值目标，不仅是构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石，更承载着深刻的历史进步意义。

一、比较视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逻辑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和解答着两大基本问题：一是因何发展，二是如何发展。“因何发展”是关乎发展的终极目的问题，“如何发展”则涉及发展的方法论问题。李斯特在《发展的迷思》中分析，西方的发展模式虽然涉及发展合作、国际援助等积极行动，但“始终是边缘因素”，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经济体系运行背后的利益逻辑，是西方社会不可让渡的资本增长需求。一味追求经济增长，本质上是受资本增殖逻辑主导的发展模式，这种过度资本化进而是片面化的发展，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也给世界带来经济动荡，甚至引发一系列全球性危机。这也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价值缺失甚至扭曲问题。要实现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新突破，拓宽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就必须确立既引领时代方向、又契合现实发展需求的价值目标，“在社会关系上强调均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和资本主义最不相同的地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人类历史尚未完全实现，而新时代迫切呼唤的价值追求。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逻辑，才能更加彰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显著优势与进步意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这里，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作出了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他既强调这一发展必须基于生产力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历史前提，也指出它必须建立在人的社会关系与能力全面展开的基础之上，最终走向人类共同实现对自身生存条件的自觉支配。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涵在于：伴随历史进程中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人的能力得到全面拓展，人的个性获得全面彰显，人的自主性得以真正实现。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普遍交往的形成，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得以协调满足，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与积极性将得到充分发挥，个体的独立性与独特性也得以充分彰显，最终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中实现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逐步实现的长期历史过程，这里的人既是整体概念的“一切人”，也是个体概念的“每个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在个体维度是要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整体或“类”的维度要实现平等、自由和解放，从工具人过渡到自由人，在过程维度要实现物质富足和精神充实的协调发展，在关系维度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交往联系的全面展开和平衡协调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场系统性的文明进步和共同体活动的跃迁。不过，这一实现过程并非在阶级分化的社会里出现，也不能靠原子化的个体努力去实现，而是依托真正的共同体——消灭阶级对立，在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基础上来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虽然获得了物质上的极大满足和生活上的各种享乐，人的能力和潜力得到创造性的发展，但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单一性、片面性，缺少共同进步和共享意识，因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的发展困境。

首先，在发展方式层面，西方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后，逐渐被资本增殖逻辑所支配，内部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外部走向霸权扩张与殖民掠夺。回望历史，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欧洲，“1500年前后，西欧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为一种新的文明开辟了道路，为西欧酝酿了现代化的因素。其中包括：农奴制解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随着技术革新和新的经济领域的开拓，欧洲社会进入工业化进程，也迎来了成熟的经济时代，即资本主义社会。随之出现城市化、技术化和规模经济驱动，欧洲一些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本质上而言，“现代化是一种文明的转型”，是“现代文明战胜传统文明，先进文明战胜落后文明”，但是西方文明在走向历史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西方现代化不仅带来内部的问题，还造成外部的极大破坏。当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内部市场的有限性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时，“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给殖民地的人民带去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导致近代以来人类发展不正义和不平等问题的凸显。学者钱乘旦分析指出，“思想上的高人一等是西方殖民扩张的精神依附，而正是这种思维定式，构筑了西方在近代以后的话语优势”，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不仅没有解决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贫穷问题、安全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并且有些问题似乎更严重了，比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与之形成本质区别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动力上完成了从“资本驱动”向“人本驱动”的根本转换。它既不依靠内部剥削制造两极分化，也不依靠外部扩张转嫁危机，而是将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统一于14亿多人口的整体利益之上，通过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在释放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有效遏制了资本逻辑的无序扩张，以“人的创造性实践”替代“物的增殖”作为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发展方式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性重构。

其次，在发展理念层面，西方现代化过度推崇理性而陷入理性主义危机，进而遭遇整体性的道德困境。西方社会通过一系列社会变革，逐步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实现了个体的独立和解放，并确立了理性、科学和知识进步的核心地位。然而，恩格斯在审视以理性王国著称的资本主义社会后却发现这种进步有着严重的弊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当资本主义社会对理性的追求过度片面化、抽象化以及脱离社会现实时，便极易遮蔽劳动者群体的真实困境，削弱了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使得理性走向反面，带来整体性的道德困境，甚至出现道德失范问题。西方哲学中，无论是休谟质疑理性，以不可知主义和怀疑主义否定因果律，还是康德限制理性，通过揭示理性的内在矛盾给信仰留下地盘，抑或是黑格尔企图挽救理性，把理性从人的本质变成一种独立的、客观的理念，这些都说明理性主义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合理性危机，哪怕黑格尔用尽全力构造一个庞大的绝对理念体系，却反而给理性主义埋下了祸根。但是完全抛弃理性是否就能找到出路？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一书中，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思想史进行批判性梳理时指出，非理性主义思潮削弱了理性对社会的批判能力，间接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温床，反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应该说，理性主义危机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陷入文化思想困境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马克斯·韦伯认为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内部失衡问题，工具理性（目的理性）支配价值理性带来精神危机。无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拉锯失衡，还是理性内部的分化失衡，皆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未能超越的发展理念问题。

与之形成根本分野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方法论自觉，实现了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性超越与创造性重构。它既吸取现代理性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方面的积极成果，又将理性从工具性、技术性的狭隘桎梏中解放出来，将其重新置于人的价值追求与共同体伦理的规约之下。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信修睦”“天下为公”的德性传统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中注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规定，使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冷冰冰的技术统治或利益算计，而是始终贯穿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对道德人心的涵养。这一理念转换从根本上破解了西方现代化中“事实”与“价值”的分裂，使“物的现代化”复归于“人的现代化”，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理性与德性相统一的发展理念。

最后，在发展本质层面，西方现代化构建的经济体系导致人与物的关系发生根本性颠倒，在物役性逻辑的主导下，人的主体性被消解，最终产生普遍异化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创造空前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却在社会存在论层面形成了经济必然性对主体的物役性支配。这种深层次的异化表现为物质生产体系反过来支配了作为创造者的人本身。换言之，人类在征服自然力量获得解放的同时，却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丧失了主体性。工业化大生产中，社会分工巧妙地运用人力资源，在促进经济巨大发展、带来巨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降低了每一个人的能力发挥。个人的自我规定性被抽离，并被分解为各种需求的抽象整体，成为交换活动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作为手段出现的货币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真正的力量和唯一的目的，那使我成为本质并使我占有异己的对象性本质的手段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目的本身”，就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深入程度和货币积累的数量而定了。他进一步用生动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是，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征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货币的“人化“和人的“货币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克服的异化问题。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异化行为开启了学界对异化问题的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面临的发展困境也得到更为深刻的批判和剖析。

与之形成历史性超越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质规定，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对异化逻辑的根本性去除与对主体性地位的整体性复归。它不再将人视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是把“现实的人”及其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使物的生产与分配始终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高目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同时创造着全面发展的人——使劳动者在创造性实践中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使每一个人都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从“依附于物”向“自由个性”的历史性跨越，从而在发展本质上回归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最高命题。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化模式在积累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始终无法超越资本逻辑的内在限度，不可避免地陷入物役性与异化困境。历史与实践已经表明，那种以资本增殖为目的、以物质主义膨胀为表征的传统发展道路，无法解决人的精神空虚与价值失落，以及社会出现根本性撕裂的问题。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敦促人类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道路，可谓是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二、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正因如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从根本上看，人的全面发展从以下三个维度重构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在理论维度上，它突破了传统现代化的单一工具理性尺度，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也就是实现人的完整理性的复归与发展，实现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占有，标志着人从“异化”状态向“自由自觉”状态的回归，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在现实维度上，通过构建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既保持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又有效规避了西方现代化高代价的发展困境，使人的“对象化实践”能力得以自由实现，主体实践方式发生质的飞跃，开辟出一条可持续的现代化新道路；在历史维度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引，将现代化发展与文明形态演进有机统一，推动人的“类本质”在历史进程中自觉实现，真正确立了人的历史主体性，有效发挥了共同体作用，为中华民族迈向更高维度的文明形态提供了价值参照。这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不仅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更在实践中开辟了人类现代化的新境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在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方向、推动进程、实现目标方面发挥了关键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首先，从理论维度来看，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逻辑上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长远发展的目标，实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路径呈现鲜明的辩证统一特质：它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性动力，特别强调科技创新对生产力跃升的主导和引领作用，在整体发展格局中坚持效率优先、创新驱动的发展导向；同时，这一进程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价值遵循，通过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领域发展的整体均衡性。这种发展模式既遵循了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物质进步与精神富足之间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这种统一意味着人超越了纯粹工具性的存在方式，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中恢复了理性的完整面貌，体现为既掌握有效改造世界的手段，又不迷失于手段本身，始终以人的终极意义、价值、目的为指引。这一发展路径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见物不见人的弊端，也避免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失衡困境，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范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党和国家不断关注人的需要，重视人的能力，了解人的困难，考虑人的发展，“把尊重人和关心人的原则贯彻到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基本环节之中”，真正实现了以人的整体性发展和普遍性福祉为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还赋予现代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使命和价值张力，既“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又强调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进而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协调和平衡。价值理性尺度在本质上体现为人的尺度，它深刻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发展目的的人民性和价值归属。

工具理性尺度是真理尺度，根本上是为价值理性尺度服务的，价值理性尺度是主体性存在的内在规定性，为工具理性尺度确定伦理边界，工具理性尺度与价值理性尺度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方法论，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实现了历史必然性与道德合理性的有机融合。“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应当把价值与真理统一于自身，就是说，它应当有两重品格：既是价值标准，又是科学标准。”从认识论角度看，工具理性尺度体现为对客观规律的科学把握，价值理性尺度彰显了主体发展的应然追求，二者统一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实践哲学。在现代化实践中，工具理性尺度通过科技创新、制度优化等驱动生产力发展，价值理性尺度则通过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等校准发展方向。由此可见，“当社会历史经验地趋向于超越的目标时，理性与价值便在人类历史的无限发展与进步中内在地统一起来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可以确定，这里的“自然必然性”王国的法则就体现为工具理性尺度，它可以透过劳动来反映。从生产过程支配人的角度而言，工具理性尺度对应于物质生产的客观规律，能体现出劳动过程的技术合理性和经济合理性。但是，社会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到人支配生产的阶段，这就关乎价值理性尺度的问题，在生产过程中体现为“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价值理性尺度作为“自由王国”的伦理诉求是要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因此社会发展必须要关照劳动的尊严、生态正义、共同体价值等诉求。这个时候，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辩证关系也就体现出来。“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迈进是一个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离不开稳健的战略指引和稳步的实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并不断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国家做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满足人民需要与促进人的发展而言，第一步战略旨在实现“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第二步战略则致力于使“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这一宏伟目标明确了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社会发展到人的发展都能协同推进，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其次，从现实维度来看，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运行机制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内生驱动的动能，主体的创造性实践引领发展方式实现质的飞跃，为低代价、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开辟了现实路径。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通过高质量、低代价的发展模式为有效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现实路径。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推进高质量、低代价发展，使增长真正惠及人的发展；虽然低质量、高代价发展短期可能带来GDP增长，但只能满足人的低级的粗放式需要，不能支持人的全面发展，从长远而言不仅不可持续，最终还会损害人的福祉。不可否认，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存在现实的张力，唯有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统合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化解矛盾，比如当前城乡能力建设差异可能制约主体性发挥，需要通过乡村振兴的人才赋能机制来推动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而言这条道路的实践模式就是“作为主体的中国人创造着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也创造着现代化的中国人”。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规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具体性，唯有始终坚持将人的发展置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变革中考察，才能以价值引领有效化解矛盾。重视人的现代化正是当下历史条件下适应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结果，也是通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能有效激发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更高质量迈进提供动力源泉。人的全面发展本质上是主体性力量得到全面的发挥，对异化劳动的终极扬弃，以及真正实现类本质，进入自由个性的发展阶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对象化。这种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在中国语境下具体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教育现代化、数字技术革命以及制度创新驱动等，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根本源泉在于人的创造性实践。比如，当人的创造力不仅用于征服自然，而且用于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它标志着人的实践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与自然对立的、索取性的“对象化”，升级为与自然和谐的、建设性的“对象化”。创新具有革命性特质，在主体能动的实践活动中，人类通过创新性劳动不断突破既有边界，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迭代升级，从而激发社会创新系统的整体活力。人的全面发展与思想上的创新突破存在内在关联性。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整体性突破和全方位进步，这一过程离不开创新意识的发挥和实践方法的突破。人的创新意识要发挥出来，须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意志等方面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即实现改革旧传统、创造新传统的转化过程。现代化要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引领，通过推动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个体与类、必然和自由的统一而不断发挥其生成性动能。

要实现创新思想的全面突破，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以此推动国家和社会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在中国革命和改革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首创精神是改革的源泉，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真正推动历史进步。从根本上而言，人类社会发展既要遵循历史的必然规律，又离不开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唯有科学认识并系统把握历史发展进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互现的规律，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历史进步。

最后，从历史维度来看，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价值目标上为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了彰显人本价值与文明进步的追求，人作为“类”的整体，以集体的、自觉的方式把握共同体的历史命运，以唯物史观指引中华民族迈向更高维度的文明形态。

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社会理想和终极奋斗目标，“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最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是不能像理论解析那样分离的，而是统一发展的两个维度，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个维度被分割和对立起来。资本主义社会在形式上强调个体维度，但个体的自我规定性却被不断抽离，人不再是具有自主性的主体，反而被强制归类为两种被规定的角色——资本家与工人。在这种结构中，人丧失了真正的主体性，社会机制也无法对主体性予以肯定，取而代之的是对象性存在主导了一切，“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美国学者普拉萨德分析指出，美国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其贫困人口如此之多的原因在于，美国在二战后“一直生活在一种消费秩序中，最终导致美国大规模的信贷融资消费”，“建立在信贷融资私人消费基础上的制度可能会成为金融泡沫的牺牲品”。这一分析让我们更要反思资本主义社会货币金融政策背后的逻辑是以增长为中心，还是以人民为中心。

以维护少数群体利益的发展，以人的片面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发展，以私有制为根本特征的劳动社会，是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的，因为人类文明的推进不是单一维度的进步。因此要从普遍性和整体性来认识人的意识与存在——类意识和类存在，更要从社会的整体发展角度来考量。一个民族创造新文明形态，不是仅仅依靠技术或制度更新，还需要整个“生活世界”和“意义体系”也获得重构。马克思指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一个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创新性观念，其认识前提就是确认人既是个体的，又是总体的，确认人既不能被抽象化，也不能被片面化和狭隘化。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强调共同体的作用和力量，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更高文明维度迈进的过程中，更重视凝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发展和进步，“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改革开放成果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发展格局。

三、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打破西方传统现代化的固有模式和弊端，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自觉以“五大特色”为原则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其各方面的目标与要求，从个体素质提升、社会关系优化、发展理念升华、发展方式变革，以及发展空间拓展等五个方面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1.着力推进人的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赋能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筑牢发展根基，依托人的现代化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实现个人素质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可见“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议题。美国学者英格尔斯在一项关于“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调查研究中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国内学者也持相似观点，指出“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而且是社会现代化的目的”，并强调“社会的现代化最终是为了改善人的素质，丰富人的需要，提高人的自由度和主体性”。由此，一个核心问题自然浮现：究竟何谓“人的现代化”？英格尔斯认为，“现代人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他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和他欣然准备改变”。从更基础的特征来看，现代人“不仅知识丰富，而且有强烈的个人与社会的效能感，强烈的时间观念，积极地参与地区社团的活动和事务，乐于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和接触新事物”，掌握专门的技术或技能，对传统、老人、女性等表达尊重和理解等。这些特征都是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主体意识不断确立、潜能不断释放、主体性地位稳步抬升的具体表现，在历史的进程中实现了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型。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是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概念。人的现代性是指一种精神状态，一般指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处于一种进步而混乱、功利而矛盾、物质丰富而精神迷失以及在心理感知和交往过程中虽获得一定自由，但也出现焦虑、冲突和挣扎的状态。出现人的现代性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资本增殖是西方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人的现代化以服务社会的现代化为目的，人的发展是片面独立的，人性的贪婪和欲望变得难以控制，进而带来人的生存与发展上的问题。与之不同的是，人的现代化是指现代化过程中，人们不断确立平等意识、效能意识、自主意识等，在知识、技能、涵养上达到新文明高度，整体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文化先进的状态，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强调过程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呈现为一种人的高质量发展状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追求人的现代化为目标，避免出现人的现代性问题，以共同发展的模式推动现代化的步伐。

高质量发展要以人的现代化来推动，人的现代化也要确立高质量的标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必须注重系统化提升与整体性推进，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良性互动、协同并进。在宏观层面，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要提供相应的战略支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微观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立足人的高质量发展需求，从三个维度协同推进：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根本奋斗目标，确保发展成果始终指向人本身；二是夯实公共服务的保障基础，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提质增效，在逐步满足人民核心利益关切的过程中，增强人的获得感与安全感；三是实现人口素质的整体跃升，面对14亿多人口整体迈向现代化的历史任务，需推动人口工作从依赖规模增长转向发挥素质红利，通过提升人口的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思想品德素质，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使人口压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2.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富裕重构社会关系，在发展成果向人回归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智慧和方略，对于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所遇到的卡点瓶颈和短板弱项，要做好深入研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道路扫清障碍，用有效方法举措来攻坚克难、解决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过程中不断努力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防止阶级固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时代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手突破。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动乡村振兴，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使广大农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战略不仅基于中国农村人口仍占相当比重的现实国情，更是从攻破发展中最突出的不平衡问题入手，系统推动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农民发展。其次，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跃升，确保科技进步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推动“科技向善”成为广泛社会共识和文化理念，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最后，在关乎国家发展大局的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完善，更致力于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强化数字时代的社会基础能力，为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筑牢社会根基。

3.稳步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以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相统一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汲取历史经验后实现的发展理念升华。只有实现两大文明协调发展，才能在健全人的发展过程中迈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在现实社会中，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首要前提，同时也为精神生产提供了现实基础。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然而，精神生产一旦从物质实践中分化出来，便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逻辑，并反过来通过对生产关系的重构、对主体意识的塑造，深刻地反作用于物质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一辩证关系呈现为一种扭曲的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这种物化逻辑不仅渗透到经济领域，更塑造了整个社会的意识结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并形成支配人们思维的隐形框架。在此条件下，人的独立性只能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基础上，“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单个人本身的交换和他们本身的生产是作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物的关系而与他们相对立”。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正需要在这种辩证视野中重构两种文明的协调发展：既要通过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巩固为精神解放创造历史条件，又要通过自觉的精神文明建设，避免走入物化的意识困境，培育具有历史主动性的社会主体。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培育具有历史主动性的、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足的现代人。唯有如此，才能统筹推进各项社会事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真正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与发展。

4.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低代价发展之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汲取人类发展史的深刻教训后，开辟出的低代价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从根本上变革了现代发展方式，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面对过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要走低代价发展之路解决相应的问题。低代价发展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实践选择。发展不仅仅指经济增长，还包括人、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和各领域的综合进步，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人的因素都需要考虑进来，才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并非绝对的进步，回望历史来看，发展必然要付出代价。低代价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主要源于对三大高昂代价问题的深刻反思：一是发展不平衡的代价，即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的增长而导致系统结构失衡，造成此消彼长的高昂成本；二是发展不公平的代价，表现为零和博弈、分配不公和非正义的发展方式，加剧社会矛盾与排斥；三是发展的逆事实代价，即陷入竭泽而渔、不可持续的发展困境，最终导致发展进程停滞甚至出现系统性退步。走低代价发展之路，不仅意味着要规避上述三类代价，更要求我们深入把握人与自然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三对主要矛盾，即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实践过程的合规律性与主体诉求的合目的性之间的矛盾、人的对象性存在与主体性存在之间的矛盾，通过辩证转化和实践超越，真正实现高质量、低代价、可持续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我们要充分发挥对立统一规律的推动作用。

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规定性，是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低代价发展的根本宗旨，在于最大限度地抑制与减少这种异化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以保障人在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与价值尊严。在对待“身内自然”（即作为对象性存在的自我生命）方面，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应超越那种仅为维持生存而劳动的“动物式”生存模式，避免以僵化、单一的标准主导实践活动。人应致力于追求一种具有丰富内涵与创造性的更高维度的发展形态，使发展始终保持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人作为“类”的整体，不再盲目地被历史规律所驱使，而是能够自觉地、集体地把握自身的历史命运，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整个社会的存在方式。落实到现实层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

在对待身外自然（作为对象性存在的自然界）方面，马克思认为，我们要历史地看待每一个发展阶段所遇到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这种承继关系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的，尽管新一代会改变所承继的现实基础。他进一步指出，这种现实基础虽然被各种历史观所忽视，或者视之为附带因素，但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可以确信“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而言要遵循天人合一的思想，合一不是静态的合一，而是维持动态的和谐与平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5.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人民安全和幸福最基本的保障，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战争与冲突只会缩小人类的发展空间，而和平发展不仅能拓展人类的发展空间，更能在类的整体视野中筑牢人的全面发展的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中国式现代化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仅为本国人民的发展与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始终发挥着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重要作用。和平问题对人类而言本质上是安全问题。安全问题首先关乎人类最宝贵的生命，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在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可能谈幸福美好生活和谈光明的未来。安全构成人类历史活动的前提性秩序。只有在消除战争威胁与社会动荡的基础上，社会共同体才能将更多的精力从“应对风险”转向“创造价值”，从而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开辟现实的时间与空间。

安全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然而在当今全球背景下，它已成为一项难以实现的目标。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类安全”框架，涵盖了经济、粮食、健康、环境、个人、社区和政治安全七个领域，强调了“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双重自由，推动了全球安全治理从以国家为中心向以人为本的转向。202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又发布了“人类安全报告”，警示人类安全感处于低位，全球每7个人中有6人感到不安全，即使在高收入、健康良好和教育水平高的人群中，焦虑感也显著增加，主要威胁包括社会不平等、暴力冲突、数字技术引发的安全隐患以及公共卫生危机。该报告强调通过保护、赋能和团结的政策协同解决安全、环境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回应联合国的呼声，关切世界人民的和平需求，中国式现代化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作为国家主体，中国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以安全保障发展，致力于避免战争、减少暴力冲突、消除各类不安全因素，为人的全面发展营造和平、安定、有序的环境，并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积极贡献。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民安全被纳入安全框架。国家高度重视国民安全，强调“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国家在抓好政治、经济、国土、社会、网络等方面的安全工作基础上，保障人的发展免受安全威胁。学者刘跃进认为，国民安全“既包括国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安全等，也包括国民生活资源、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安全”。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安全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存在论根基——它守护着发展进程的连续性，确保人在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实践中，不被生存风险所打断或反噬。

四、结语

回望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人的片面发展曾导致恶性竞争、零和博弈以及人对人的剥削等一系列问题。而人的全面发展，旨在从根本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通过人才发展、人民发展和民族发展这一具有梯度性的进步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特别强调人才、人民与民族这三个层次的发展，是因为：人才的发展旨在突破自然禀赋的限制，带动全体民众超越人类认知的局限，拓宽人类在认识活动、科技活动等精神层面的上升通道与发展空间；人民的发展重在打破群体意识的束缚，使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巨大价值与丰硕成果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享；民族的发展则强调各个民族自立自强，拒绝依附性发展，破除民族歧视与偏见，推动每一个民族都能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贡献力量。三者之间不仅紧密关联，更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即都立足于对人的尊重、对差异的包容、对潜能的释放，并共同追求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此即马克思所说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追求，既是历史比较视野下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最广泛地汇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开拓现代化新道路，构建现代化新模式，创造人的发展的积极条件和新社会形态。基于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发展逻辑，只有做到“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发展失衡问题”，才能走向人类发展史上的最高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理念，更不同于极具破坏力的孤立发展，而是确认人的主体性存在，认识人的特殊性地位，以及全方位支持人保有生机活力的合乎自然规律的积极发展。正如马克斯·舍勒在批判消极理论和古典理论对人的精神认识的分析时所指出的，我们对人的精神认识既不能消极置之，亦不能过度拔高，而是还原一种真正实然的存在状态：“使精神变得活生生”，“只有这个值得被合理地称作‘生命之升华为精神’——但这不是一种神秘的进程，它应创造崭新的精神质量”。人之存在的维度是多元而立体的，支持和保障人的发展也应该是积极而全方位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朝着全方位积极支持和引导人的发展这一方向努力前行。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