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历程，就是一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社会稳定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提出一系列维护稳定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稳定观。关于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的功能和地位方面，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观；在稳定要素外延的关联性方面，构建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观；在稳定内涵构成方面，提出兼顾活力与秩序的平衡观；在稳定的层级结构方面，把稳定纳入和提升为国家安全的范畴之中，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稳定观，打破了西方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难以兼顾的论断，创造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中国式现代化 稳定 安全
作者谢海军，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郑州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张秋霞，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4期
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容易出现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现象。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的观点被奉为圭臬。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外源性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的初始条件与早生内源性的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面临人口规模庞大、传统因素掣肘、利益关系交织，以及外部国际形势更为复杂的复合型挑战。赶超型发展战略使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串联式”发展过程不同，“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我国把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数百年间逐次展开的社会矛盾压缩在有限的时间内，容易形成压缩性风险“胶囊”。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历程，就是一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稳定的发展史。
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重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尤为重要”的判断。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是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的全局性、关键性战略抉择。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深入分析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稳定的各种因素，化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风险挑战，使“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由于政局动荡、社会动乱，不仅失去发展机遇，也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相反，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密码之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我国社会保持长期稳定是密不可分的。”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稳定工作的重要论述，归纳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稳定观。在理论层面能够驳斥西方关于发展与稳定“二元对立”的片面认识；在实践层面为续写中国式现代化两大奇迹新篇章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为发展中国家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在稳定的功能和地位方面：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观
科学判定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世界现代化发展经验证明，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必然带来社会稳定。因此，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多元复杂的关系。一些研究现代化的学者甚至提出：“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经济发展对社会稳定的多元复杂关系主要表现为双向效应，即经济发展在某个阶段可能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正向效应，促进社会稳定；但在另一个阶段，也可能会给社会稳定带来负向影响，导致社会不稳定风险加剧。正如习近平强调：“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但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从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往往面临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挑战。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稳定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之一，就是“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著名论断：“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科学判断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独特地位，即稳定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所谓前提，就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当稳定与现代化其它要素发生矛盾时，稳定是第一位的。“所以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如果发生矛盾，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前进”。这就明确了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独特功能和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分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将国家安全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极大拓展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前提条件的内涵。
科学提出稳定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前提观，蕴含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灵活运用。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肯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强调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中国共产党关于稳定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观，对唯物史观中关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的灵活运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正向保障。
二、在稳定的外延方面：构建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观
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单纯依靠稳定来实现社会安定有序的预期是短暂的，一个国家要保持长治久安就必须跳出“狭窄”的稳定观，把稳定与发展联系起来，形成“大稳定观”。世界现代化发展经验证明，影响稳定的因素是复合型的，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政府管理、社会公平等维度。其中，经济发展对一个国家保持稳定起着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发现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提出稳定是必要的，但仅仅依靠稳定并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把稳定和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社会长期稳定。“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邓小平提出，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在不同语境和条件下，邓小平提出“两手抓”的内涵有所不同，其中，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是邓小平“两手抓”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把“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是硬道理”有机联系起来，初步拓展了稳定的内涵与外延。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社会稳定需要其内在不同要素的相互协调运转。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单纯的稳定观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稳定与改革、发展之间的横向关系越来越密切。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超越单纯稳定观，把稳定与改革和发展有机联系起来，提出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观，即“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的著名论断。同时，分析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没有改革，我们就不可能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没有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保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进行”。这就跳出稳定来看稳定，把稳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重要变量，即改革、发展有机联系起来。
中国共产党运用系统思维，把稳定与改革、发展有机联系起来，提出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论断，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论断把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即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联系起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三个要素既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承担各自的功能，但同时三个要素又形成一个整体系统，相互协同发挥最大的效应。从此，改革发展稳定成为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对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
首先，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道理”的论断，把稳定和发展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发展成为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同时，稳定作为软指标，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往往被弱化，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针对这种理念和实践的偏差，习近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把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包括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
其次，进一步深化了对改革发展稳定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为实践中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具体指导方针。习近平把改革发展稳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重要支点，提出：“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改革不能停顿，但改革力度不能超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发展不能单纯追求高速度，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相统一；改革力度和发展的速度要与人民群众在心理上的承受度相适应。
最后，习近平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找到改革发展稳定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体现出人民至上的方法论。改革离开了人民支持，改革就会缺乏动力；发展成果不能惠及大多数群众，发展就难以持久；稳定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参与，稳定就会异化，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把民生领域作为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具体运用，折射出唯物史观的底蕴。
三、在稳定的内涵结构方面：完善兼顾活力与秩序的平衡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需求日益增长，各种利益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流动性加快，我国社会稳定也面临着兼顾活力与秩序的双重挑战。“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传统刚性、静态的维稳方式已经落后于社会治理实践，需要改变过去把稳定与活力相对立的二元思维，处理好社会活力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这就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探寻社会活力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点，实现兼顾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
首先，活力与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不能很好实现活力与秩序的统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经济腾飞的同时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使国家陷入动荡不安；另一些国家则处于刚性稳定，而社会失去活力，经济发展低迷。中国式现代化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既注重市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高效能治理，使经济社会发展既“放得开”，又“管得住”，做到“活而不乱”。
活力与秩序之间的平衡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复杂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存在两种基本社会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是人类社会赖以运行的两种最根本、最基础、最普遍的机制。一个社会能否正常和健康地运行，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它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制度和体制表现出来的良好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秩序是社会平衡机制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活力则是社会动力机制的外在表现形式。由于社会是一个复杂有机体，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往往不能很好兼顾。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腾飞时，经常出现政治社会不稳定现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有效驾驭社会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相向而行，协同发力，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良性状态。
其次，通过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统筹处理好活力与秩序之间的关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关键是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健全社会利益表达和矛盾化解机制，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使社会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习近平指出：“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又要避免刚性、静态的稳定导致社会缺乏活力，在社会韧性稳定前提下释放社会活力，增加社会流动性，创业进取心，使社会“活而不乱”。
然后，激发社会创造力是处理好活力与秩序辩证关系的关键。一是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激发社会创造的潜力。“要深化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潜能，鼓励科学家、企业家、文艺家等各方面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创新、创造。”二是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解决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当等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三是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加强社会舆论引导，形成劳动创造财富、实干创造业绩、奋斗创造幸福的正确导向，防止轻视劳动、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坐享其成、消极躺平等不良思想滋长蔓延，充分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
再后，正确处理好维权与维稳之间的辩证关系，树立科学的稳定观。针对一些基层政府运用刚性维稳思维来处理社会矛盾，忽视维护群众利益的倾向，习近平提出：“从人民内部和社会一般意义上说，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只有把群众利益维护好，才能从根源上实现社会稳定，否则，只注重维稳而忽视维权，陷入本末倒置的状态，这种社会稳定状态只能是静态的、暂时和刚性稳定。“对涉及维权的维稳问题，首先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单纯维稳，不解决利益问题，那是本末倒置，最后也难以稳定下来”。在克服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下静态、刚性维稳观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动态的、柔性的科学稳定观，“不能简单依靠打压管控、硬性维稳，还要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
最后，把平衡活力与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上升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关系之一。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同时，把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作为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处理的六大关系之一。
四、在稳定的层级上：把稳定提升并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稳定纳入并上升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范畴。稳定是改革开放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使用频率较多的一个范畴。稳定是指某一事物安定稳固、没有变化的状态。安全则是指某一事物处于没有危险的状态。与稳定相比较，安全则比稳定更符合事物的良性运行状态，是事物良性运行状态的质的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后，安全成为比稳定使用更为广泛的范畴，是中国共产党对稳定理念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习近平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首先，坚持党对国家安全的全面领导。后发外源性的发展中国家与早生内源性的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初始条件上存在巨大差异，政党（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大相径庭。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具体到国家安全而言，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国家安全工作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坚持党对国家安全的绝对领导，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
其次，把国家安全也纳入改革发展的前提。“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这样，就把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进一步扩展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都是改革发展的前提，从而把国家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再次，从过去“发展与稳定”提升为“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深刻论述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习近平关于发展与安全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是对西方关于发展与安全二元对立观点的超越，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灵活运用。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习近平把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升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同时，把发展与安全之间的静态联系，提升为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动态嵌入关系，“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关于发展与安全之间辩证关系的新观点新论断，将安全从“防御性安全”提升为“发展型安全”，从过去安全对发展的约束，提升为安全对发展的赋能，是对发展与安全之间辩证关系认识的飞跃与深化。
然后，与稳定范围相比较，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更加复杂的时空内涵。过去的稳定范围主要是指政治社会安全领域，范围比较狭窄，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空领域更加复杂。从空间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内涵既包括外部安全，也包括内部安全；既包含传统安全，又涵盖非传统安全，等等。从横向维度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安全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传统政治社会大局稳定，涵盖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领域等。“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随后，注重运用制度特别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一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二是提升运用制度应对安全风险挑战的能力。创造性运用宪法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应对治国理政中遇到的国家安全重大风险挑战，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实践效能。“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此外，完善从矛盾事后处置向事前风险预防的理念和策略转变，注重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风险挑战。一是在理念层面，发挥居安思危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必须积极主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二是在实践层面，提升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社会安定挑战。”
最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人民主体性，不仅注重财产等物的安全，更加注重人的心理安全。“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西方安全观侧重于物的安全，忽视人的安全的倾向，凸显了国家安全人民性的宗旨。
总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风险挑战世所罕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执政党，敢于面对、认识和化解各种矛盾、风险和挑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稳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稳定的系统性认识，从稳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观，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协同观，再到兼顾活力与秩序的平衡观，最后上升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稳定的规律性认识，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稳定观。它有力驳斥了西方关于发展中国家难以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片面论断，创造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持社会稳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