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政策话语，周边关系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作为理论话语，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政策和理论话语中存在普遍的周边概念扭曲现象，赋予周边关系浓重的地缘政治内涵，并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地缘工具性。西方国家周边关系话语日益背离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呈现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文章指出，一般意义上，周边关系是周边的地理属性与关系的互动属性的有机结合，既是一个以交往可及性和便利性为尺度的地理概念，也是基于地理分布的互动关系。超越西方地缘政治话语的新型周边关系在器物层面表现为互联互通和平等交往的关系，在文化层面表现为互学互鉴和包容共存的关系，在制度层面表现为互商互谅和公正合理的关系，从而超越了纯粹地缘关系和狭隘政治考量。在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定位中，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当前，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战略新思路进一步丰富了周边关系话语体系。中国同周边国家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将赋予周边关系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互动关系。

关 键 词：周边关系/周边外交/地缘政治/周边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靳奇轩(通讯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原发信息：《当代亚太》(京)2026年第20262期 第4-37页

标题注释：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工程2025年度重点项目“习近平外交思想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研究”(项目编号：2025XYZD03)的阶段性成果。

周边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快提质升级。2013年10月，中国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强调应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基本方针。①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周边外交不断取得新突破，同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关系日益紧密、各领域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相关各方有效管控周边热点问题，共同维护了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2025年4月，中国首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成功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系统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周边工作的成就和经验，科学分析形势，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周边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强调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从更广阔的视野将周边外交融入周边工作的整体战略部署中，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指明了方向。如何在理论层面推进周边关系的话语构建，并在新的话语体系下进一步塑造新时代中国新型周边关系实践？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对有重要影响的西方周边关系话语进行了梳理与批判，对超越地缘政治的新型周边关系话语开展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了新时代中国新型周边关系实践的理论价值。

一、周边关系的西方地缘政治话语及其局限

从概念属性来看，“周边”(neighborhood)首先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主要用来描述地理方位上“以己为中、以他为周”的邻近关系。尽管西方话语体系中很少直接使用“周边”这一概念来区分外交对象国，但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不重视周边关系。相反，根据地缘关系亲疏来区别对待不同的国家群体，在西方国家的对外战略中非常普遍。在地缘政治知识体系中，围绕“周边”与“周边关系”的西方话语有其独特表达，并在当今时代展现出日益显著的局限性。

(一)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周边概念

话语是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意义结构，既可以建构所涉及的事物，也能造就知识并产生相关的权威、政策与实践等。③话语体系承载着民族国家特定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国国际话语权的前提与基础。④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尽管很少直接使用“周边”一词，但存在不少蕴含周边内涵的概念。从历史维度看，西方话语体系中蕴含周边意涵的概念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后院”(backyard)的周边。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就警告欧洲国家不要再将美洲视为未来殖民的对象、反对欧洲将其制度扩展到美洲，表示不会对欧洲任何形式的干预无动于衷。⑤由此发展出来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及其推论逐渐成为美国干预拉丁美洲事务的借口，拉美地区由此成为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后院”。⑥《门罗宣言》实质上是美国试图在其周边地区建立自身势力范围的初步尝试。⑦此后，美国在对外政策中长期将拉美视为“后院”，对域外国家介入拉美事务保持高度警惕，甚至对它们同拉美国家的正常合作也常加干扰。19世纪初，拉丁美洲开启反抗殖民统治以争取政治独立的历史进程，但该地区至今仍难摆脱被美国视为“后院”的阴影。⑧20世纪早期，美国将古巴、巴拿马、尼加拉瓜等拉美国家变为被保护国(protectorates)，⑨将其置于自身的势力范围之下。随着联盟体系的建立与巩固，美国也不断尝试安抚这些被保护国，以阻止其增强自主防卫能力或转而依赖别国；在美国自身资源有限、被保护国实力日益提升且后者有联合第三方选项的时候，这种安抚显得更为迫切。⑩2025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收购格陵兰岛、接管巴拿马运河并将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且不排除对格陵兰或巴拿马运河使用“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的可能性，甚至声称对北方邻国动用“经济力量”(economic force)持开放态度。(11)2025年1月8日，《纽约邮报》在当期封面首先使用“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一词。此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客》等媒体相继使用该词指代美国维护其在西半球优势和主导地位的政策。(12)2025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Trump Corollary)，强调拒止域外对手，宣示对西半球关键通道、战略资源和基础设施的绝对控制。(13)2026年1月3日，美国突然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将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带离委内瑞拉，并交由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审判”。这被视为“唐罗主义”的首次具体实践。2026年1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26～2030财年机构战略计划》，确定六大战略目标，推行“唐罗主义”作为第二大目标正式成为复兴“门罗主义”、实践“特朗普推论”的代名词。(14)无论是冠以“新门罗主义”还是“唐罗主义”之称，美国以霸权行径干涉美洲和西半球事务，试图阻止该地区国家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最终损害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总之，在西方话语体系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大多从划分“势力范围”的思维出发，将周边国家和地区视为自身战略“后院”。由此，与西方大国在地理上邻近的“后院”既蕴含了周边意涵，也往往成为其势力范围的优先选择对象。

二是作为“边缘”(periphery)的周边。西方大国在对外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常以自身为中心，将周边的外延扩展至范围更广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并将其定位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下，大国的周边国家始终处于依附性的边缘地带。随着西方大国对外扩张与殖民统治的推进，周边的外延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周边关系话语体系。这深刻反映出西方大国周边的小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全球范围内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周边以及周边关系也因此深嵌于这种“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之中。在哈尔德福·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看来，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其东、西、南面易受海上力量的干预，在历史上屡次经受冲突和战乱”。(15)也有研究批判了“心脏地带”的决定性作用，转而提出控制“边缘地带”是增强国家权力的基础，“边缘地带”才应是大国竞相争夺的地区。例如，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声称：“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控了整个世界的命运。”(16)还有研究指出了“边缘地带”的能动性，认为其在殖民帝国治下拥有位置性权力(positional power)，可以紧密联合帝国统治结构外部的行为体，以增强对抗帝国核心的能力。(17)在美国历史上，由于受到“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信念的驱使，早期统治者不断将美国的边界向西推至太平洋沿岸，使广阔的西部边缘地带陆续变为美国的领土。笼统而言，可将美国的发展史视为一部帝国扩张与兼并的历史，早期只是在北美洲大陆内部扩张，而后逐步转向太平洋和亚洲地区，紧接着建立海外殖民帝国，最终通过金融与制度霸权控制整个国际社会，将全球各地纳入美国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18)即使在欧洲大陆，同为西方国家的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之间也曾出于争夺领土、荣誉或复仇等原因而多次爆发旷日持久的战争。总体来看，中心与边缘源于地理位置上的关系，不仅反映了国家间权力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也揭示出西方国家通过制度手段维持自身核心地位的战略逻辑。

三是作为“近岸”(nearshore)的周边。经济全球化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进了人类福祉。在此进程中，西方国家普遍推行离岸外包(offshoring)政策，开拓了世界市场，获取了全球化的最大收益。但是，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将相互依赖武器化(19)与泛安全化(20)的倾向，利用全面监管(panopticon)与准入拒止(chokepoint)两种网络性权力，试图将经济全球化纳入地缘竞争战略框架，进而推行与市场原则和经济全球化相悖的近岸外包(nearshoring)政策。近岸外包是指将国际分工合作的对象转移到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这些近岸国家通常与母国位于同一地区或大洲，其主要特点是地理邻近性以及可能具备的文化相似性。从成本—收益视角来看，近岸外包既具有离岸外包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又具备回流(backshoring)在某些高质量领域的竞争力和快速交付的独特优势，同时还能避免离岸和回岸外包因生产场地与销售市场之间地理遥远所产生的局限性，从而弥合了地理、文化及语言上的隔阂。(21)但是，一些西方国家推行的近岸外包政策并非面向所有地理上的邻国，而往往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对邻国进行选择。例如，为降低对华依赖、实施所谓供应链“安全”及对华“脱钩”，美国正借助地理邻近、成本优势及《美墨加协定》等条件推动产业转移，加强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近岸外包合作。(22)总之，近岸外包等经济现象的兴起，不仅反映了西方国家对经济周边话语的建构，也反映出国家权力深度干预经济行为以及经济行为与地缘政治日益绑定的趋势。

近年来，北约对亚太地区的介入不断加深，通过联盟转型加强对华竞争，北约“亚太化”趋势加速推进，(23)美国及欧洲大国的“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也日趋复合化，这些既是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以国家安全为名，将自身周边外延向他国周边推进的表现，也反映出在西方国家的认知里，周边概念本身所固有的权力与地缘属性。

(二)西方话语体系中周边关系的地缘政治内涵

由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周边概念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属性，因此，周边关系也常被视为周边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关系。(24)随着西方文明的兴起与全球性扩张，西方国家的周边地区往往被视为野蛮或未开化之地。(25)因此，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周边关系还深刻反映出现有世界体系的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具体来说，西方话语体系中周边关系的地缘政治内涵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周边关系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作为种族中心主义的独特类型，西方中心主义凭借西方国家的历史殖民和经济支配，在政治、知识、意识形态等领域维持了西方百余年的优势地位。(26)在历史进程中，凭借自身先进的工业文明，西方中心主义逐渐演化成一种国际话语与意识形态，对世界多元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层影响。(27)在对外关系上，西方中心主义表现为本国利益和地位的绝对优先。在国际法上，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在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优先考虑西方的规范、叙事和价值的理论与实践。(28)西方国家用“后院”“边缘”等地缘政治概念指代其周边，并将“近岸”地缘政治化来界定自身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则是西方中心主义。在这一话语框架下，西方国家始终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则不断被赋予不同的从属性身份，环绕在西方的周围。正因如此，西方话语体系中周边关系的常见逻辑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属于美国的“后院”，但美国并非他们的“后院”；发展中国家位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半边缘或边缘地带，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处于中心，二者的角色定位不可互换；在技术、资本等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将生产外包给地理、政治或身份认同上邻近的国家，而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则只能受到西方国家在技术和规则层面的双重遏制。

另一方面，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周边关系具有突出的地缘工具性。在西方的认知中，周边往往被视为实现特定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安全层面，西方大国之间为了提升自身权势、传递决心声誉(reputation for resolve)以及管控地区局势，往往会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塑造与其他竞争性大国的关系。(29)从安全机制的视角看，以牺牲周边小国领土完整为代价形成的势力范围，仅仅是为了满足西方大国狭隘的地缘政治利益。其次，在经济层面，西方大国为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长期依赖半边缘和边缘地带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并将高排放、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至此。这种外生型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地缘工具性，决定了其具有不可持续性。最后，在竞争层面，西方大国正在将经济全球化早期部署于部分“全球南方”大国的产业，逐步转移到本国周边的近岸国家，从而巩固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并遏制和“规锁”(30)新兴大国的发展。由此可见，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塑造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的周边关系话语体系，重塑国际社会对周边的认知，以服务于自身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目标。

(三)西方国家周边关系话语的时代局限性

从历史来看，西方国家的周边关系话语虽有不同的外在表现，但其地缘政治逻辑并未发生实质改变，也正因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遵从“丛林法则”的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完全背离了时代要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仅从本国获益的角度设计的国际规则，已不再适用于整个国际社会，更无法承担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职能。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周边关系的理念与实践，不仅无法推动历史进步，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周边关系话语在政治上所体现出的不平等性，背离了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时代要求。周边关系既是世界格局的组成要素，也深受世界格局发展演进的影响。当前，世界多极化已成为基本趋势，而平等有序正是世界多极化的基本要求。所谓平等有序，就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进程必须保持总体稳定并具有建设性，世界各国需要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坚持普遍认可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平等有序的多极化进程要求遵循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31)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凭借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创建了国际制度、构建了西方内部的集体安全机制和开放市场，形成了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32)西方话语中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本质上是西方霸权的产物，具有内生的强权政治逻辑。(33)同时，该秩序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种有选择的多边主义。(34)在西方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主要表现为权威的危机，并推动国际体系中的主权、规则、制度、等级结构与权威以新的方式进行排列重组。(35)由于存在路径依赖以及西方国家对既有秩序的护持，现行的国际规则体系日益脱离国家实力对比变化的客观现实，也愈发不适应世界多极化的要求。正因固守上述逻辑，部分西方国家仍将周边视为自家“后院”，并通过一系列军事与外交行动将其划定为自身势力范围。“边缘”等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概念，则反映出西方大国视角下周边小国处于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依附地位。因此，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打破西方话语体系中这一不平等的周边关系话语叙事。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周边关系话语在经济上表现出来的排他性，背离了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经济全球化是周边关系发展的时代背景，周边关系则是地区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纽带。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世界不可能再退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表现为普惠包容性的缺失。真正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应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诉求，解决好资源全球配置所加剧的国家间及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鉴于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转性及其正负面效应的叠加，未来更需注重普惠包容性，在全球化转型路径中坚持包容性理念、普惠性方向、正确价值导向以及制度开放。(36)但在实践中，很少有西方国家愿意主动同周边发展中国家共享经济全球化收益，而后者往往只能向其提供廉价原材料与劳动力。不仅如此，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要面临西方国家所制造的逆全球化挑战，并承受其技术封锁与绿色壁垒等遏制手段。总之，在西方国家的认知里，普遍缺乏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周边关系观念，难以同周边国家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也难以做到真心支持周边国家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二、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新型周边关系话语建构

周边关系既是国家间的双边关系，也是一种地区关系。(37)从基本内涵来看，周边关系是一种自我视角下的近邻关系，是国家之间在各领域长期互动的结果，兼具地理、文化乃至制度等方面的多重属性。但是，无论是“后院”“边缘”还是“近岸”等说法，都存在以本国为中心、周边国家居从属地位的共同认知框架。要回归周边关系的近邻本质，就需要打破这种基于地缘政治逻辑的认知，建构顺应时代要求的新型周边关系话语体系。

(一)周边关系的地理基础与互动导向

从学理上讲，周边关系是周边的地理属性与关系的互动属性的有机结合。从概念的外延来看，周边关系并不局限于地理上的相邻关系。(38)作为一个分析性层次，周边概念的内涵逐步扩大。(39)一方面，周边关系的对象往往超越了严格的地理接壤国家的范畴；另一方面，随着交往互动的深入，周边关系的对象有时也会超越地理范畴，延伸至语言、宗教、文化等领域相近的国家。这表明，周边范围的限度直接关系到对周边关系的认知。一般而言，周边关系概念具有两个基本属性。

一方面，周边关系是以交往可及性与互动频繁性为尺度的一种地理概念。地理上邻近的国家互相构成彼此的周边并由此发展出周边关系。因此，互为周边首先要满足地理距离上的邻近，此谓交往可及性。交通技术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对周边范围的认知进而重塑对周边关系的认知。具体来说，以交往可及性为尺度的地理邻近性是构成周边关系的地理基础，陆地联通或隔海相望的国家通常视彼此为周边。周边国家的使节与民众可以互访交流，商品和物资得以流通。因此，如果交往不可及，也就无所谓近邻，更不可能存在周边关系。随着科学技术、交通设施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之间交往的地理障碍已大为减少，可及性已经不再是难以克服的挑战。此时，单纯以交往可及性衡量周边已无法全面反映周边关系的关系性。因此，周边关系还要具备国家与民众交往的频繁性这一条件。这是周边关系互动属性的要求与外在反映。国家之间若无法进行频繁交往，也就难以形成正常的周边关系。

另一方面，周边关系是基于地理分布的互动关系。周边关系的互动性反映了一国自身与地理上邻近国家之间关系的形成是一种双向塑造的过程。在长期互动中，周边关系主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对抗关系。这既包括某一地区内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尤其是南北国家间)的不对称对抗，也包括某一地区内势均力敌的国家之间(常见于地区冲突的当事国之间)的直接敌对关系。二是竞争关系。这既可能是相互促进的良性竞争，也可能是防范或遏制对方的恶性竞争。三是合作关系。这种周边关系为区域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当然，在实践中，这三种类型的互动关系往往相互交织，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从历史上看，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周边关系往往是以中心国为主导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中心国家与其周边国家的交往互动因此具有高度的不对称性。(40)西方国家在自身势力范围扶植代理政权并排斥外部介入，剥夺了周边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国际事务的自主决策权。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将周边国家锁定在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中低端，并将自身的经济问题、矛盾甚至危机最先传导至周边国家。这既不符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不利于构建可持续的周边关系。事实上，在当今时代，基于地理邻近的优势，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理应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先行者与推动者。

(二)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新型周边关系内涵

从历史进程来看，周边关系和周边外交决定了一个国家崛起的模式。(41)当前，以兼具地理邻近性与互动可及性的周边概念重构了周边关系话语体系，摒弃了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与地缘工具性的地缘政治内涵，实现了周边关系对地缘政治关系的全面超越，从而回归周边关系的近邻本质。

一方面，超越传统地缘政治逻辑的新型周边关系是迈向全方位合作的国际关系。全方位合作具体体现为新型周边关系的“器物—文化—制度”三个维度，既包括周边国家之间的物理联通与物质交往，也包括共同建立的规则机制等制度安排，还包括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通，呈现多层次、跨领域与制度化的特征。全方位合作领域涵盖政治、安全、经贸、科技、人文等多个方面，合作层次也逐步实现从民间社会交往到高层战略互动的全覆盖，合作形式也从松散化、临时性的短期合作转变为常态化的制度性合作，体现为在周边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系列巩固与深化合作的制度机制。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为例，中国与东盟发布《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2030)》，致力于加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42)中越联合声明强调打造更加务实的安全合作支柱，加强两国执法高层交往，发挥好合作打击犯罪部长级会议、战略安全对话、政治安全联合工作组等机制的作用。(43)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启动，中哈第三条铁路规划稳步推进，中塔公路二期修复进展顺利，中土能源合作稳步开展；中国—中亚机制建立起13个部级合作平台，秘书处全面运行。(44)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将世代友好的原则固定下来，全面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根据本国法律和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在防务、国防工业和安全领域加强互信，并在该领域其他问题上拓展双、多边合作。(45)

另一方面，超越狭隘政治考量的新型周边关系是开放包容与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国家之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际合作关系。(46)它超越了地缘政治话语体系中狭隘的政治考量，强调彼此之间的发展、合作与治理是开放包容与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强调的是国家间的平等、尊重和互利共赢，是对传统地缘政治中权力斗争与政治不平等的根本超越。在伙伴关系框架下，周边国家不再是大国的附庸或棋子，而是拥有自主决策权与发展空间的独立行为体。这种关系的建立，有助于促进地区内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在伙伴关系的推动下，周边国家间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到民心相通，促进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同时，伙伴关系还促进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规则制定与机制建设，为新型周边关系提供了更加稳定与可持续的制度保障。新型周边关系话语中，周边关系内涵从狭隘的政治考量到伙伴关系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周边国家对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摒弃与超越，也彰显了新的历史时代周边关系的新理念和新实践。

(三)新型周边关系话语的多维建构

话语生产者通过建构特定领域的话语体系可以塑造常识并改变认知，形成话语权力。(47)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建构的周边关系话语体系，塑造了一些地区的周边关系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对称与不平衡。为此，必须打破西方话语的扭曲与垄断，重新建构契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周边关系话语体系。总体来看，周边关系的话语重构主要立足器物、文化和制度三个维度，并着力促进三者之间的有机互动与协调。需要强调的是，三者之间并非彼此割裂或排斥，而是彼此共通，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和融通性，共同构成了认识和塑造新型周边关系的话语框架。

一是器物层面互联互通与平等交往的周边关系。器物层面的周边关系主要表现为本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物理联通与物质交往，二者共同构成了周边关系形成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物理联通主要指为方便双方往来而建设的一系列交通与数字基础设施。公路、铁路、航道等传统的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周边国家的商品与人员流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智化基础设施，则为人员交流、信息交换与要素流动开辟了新的渠道与平台。物理联通提升了周边关系的可及性与便利性，有效降低了交往与交易成本，是周边关系长期发展的必备条件。物质交往主要包括周边国家之间在经济贸易与货币金融等领域的往来，由此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在周边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然而，物质交往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禀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经济的互补性发展。总之，器物层面的周边关系仍是当今时代周边关系中最为基础与核心的部分，只有高水平的互联互通与真正的平等交往，才能为周边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是文化层面互学互鉴与包容共存的周边关系。文化层面的周边关系主要立足于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而逐步形成的共同理念与观念，从而为周边关系提供强大的理念支撑，其本质上是主体间认知建构的产物。不同国家通过持续的文化交流形成互动网络，这种关系性的网络超越了物理空间的客观限制，在认知层面重构周边的边界，推动周边关系从单纯的地理空间迈向更高维度的认知空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即使在地理上不接壤的国家也有可能将彼此视为周边并保持友好关系。文化层面周边关系的形成逻辑如下——通过文化交流与融合，促进彼此形成对历史记忆和价值符号的共同理解和诠释模式，从而发展出互惠性质的规范体系并生成文化交往中默认的规则，最终，这种文化互动将沉淀为一种以情感认同为纽带的社会互动结构。只有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与互鉴，了解彼此国家与民众的观念和价值追求，形成超越器物层面利益的文化认同，周边国家之间才能形成民心相通、包容共存的关系。

三是制度层面互商互谅与公正合理的周边关系。制度层面的周边关系主要立足于一系列制度安排，形成反映彼此利益诉求、规范相关行为的国际制度网络，从而使周边关系更具规范性、确定性与稳定性。国际制度是一个持续且相互关联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体系，它能够塑造国家身份、约束国家行为并形成对别国的预期。(48)国际制度能够提供信息与沟通渠道、降低交易成本，且在议题密度(issue density)较大时通过自身的规模效应，建立解决特定议题的联系与补偿机制。(49)因此，提升大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化水平，有助于以更低的成本维系双方关系的稳定、巩固双方的合作成果。(50)然而，并非所有的制度都能为周边关系的向好发展提供保障。历史制度主义深刻地揭示出制度在建立和演进过程中受到非对称的权力结构的影响，其结果是制度会赋予某些行为体更多参与决策的机会。(51)这表明，制度的内容与形式会受到大国偏好的影响，并反映权力分配的情况。历史上，西方大国就是通过主导制定不平等的条约和协定，从周边国家那里获取特权和霸权利益的。(52)因此，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周边关系的属性和质量。有鉴于此，新型周边关系在制度形成与实施过程中，各方应以互商互谅为基础广泛参与，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制度所反映的各方权力和利益的平衡，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周边关系的公正合理性。全球范围内，周边关系稳定发展的地区以及任一地区在周边关系稳定发展的时期，公正合理的制度都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它们通过制度化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使得相关方在交往过程中获得了参与地区合作的收益，最终实现彼此之间的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

三、新时代中国周边格局与周边地区的历史方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并践行了一系列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的新理念与新举措，既超越了西方国家周边关系话语体系的旧框架，也对历史上东亚地区的周边关系理念与模式进行了扬弃，推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迈入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国家政局相对平稳，地区大国间总体呈现合作态势，主要地区争端与热点问题总体处于可控状态，地区整体形势稳定，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一来之不易的周边环境，正是中国不断主动探索与周边国家的相处之道，以及主动塑造周边关系话语的结果。但也要看到，周边地区依然存在不确定、不稳定与难预料的风险，周边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周边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一)新时代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的联动

当前，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正呈现深度联动的态势。一方面，周边格局的结构性变动所引发的地区性影响正逐步外溢到世界其他地区，从而对全球秩序变革产生重构效应；另一方面，世界百年变局的体系性影响逐渐传导至周边地区，塑造周边格局的演进。这一联动态势深刻影响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一新动态，应主要立足如下三点。

一是世界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一方面，“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不断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提升政治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及规则制定。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相对衰落势头不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社会矛盾不断累积，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盛行，国际影响力和全球事务主导能力持续下降。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为了维护自身霸权不惜牺牲他国利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遭到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进程遭到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周边地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53)中美博弈成为牵动地区格局演变的主线。(54)周边环境异常复杂多变，大国竞争对周边形势的影响日益增大，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凸显。(55)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国家之间生产效率和竞争优势的分化与重组，全球发展动力与模式加速转型，在为各国创造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二是周边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周边地区经济格局发生前所未有变化。二战后，东亚地区形成了日本为领头雁、“亚洲四小龙”居中、其他东盟国家与中国大陆随后跟进的“雁行模式”产业分工体系。这种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发展路径曾有效驱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东亚奇迹”。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改变了周边地区经济力量对比，周边经济格局进入以中国为主要增长引擎并发挥塑造者作用的新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按市场汇率换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4年，中国的GDP为日本的4.66倍。(56)同时，由于高度依赖美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周边地区正受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调整的冲击，促使其逐步转向内生增长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周边地区安全格局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近年来，域外大国强势介入周边事务，频繁利用地区热点问题制造争端。其中，以美国为代表，其通过战略遏制、军事试探、经济围堵和价值观对抗等手段加快在周边地区的布局。(57)美国不断利用领土领海争端制造对立，通过“印太战略”保持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地区影响力。(58)在此背景下，部分周边国家长久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激化，安全困境和信任危机加剧，成为影响周边安全格局的重要变量。

三是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周边格局的演变日益成为影响世界变局的关键变量，而世界变局又反过来影响周边格局的演进。一方面，周边格局的新变化塑造了世界变局的新方向。(59)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代表，中国和印度不仅人口规模巨大，而且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作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组织之一，东盟推动的地区一体化实践提供了不同于欧洲的新模式，为东南亚国家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济发展和深化人文交流注入了重要动力。这些变化构成了世界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世界重心持续向亚洲东移。另一方面，世界变局既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增加了潜在风险。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使周边国家得以借助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赋能国家发展，提升国家的数字竞争力，重塑经济增长动力。(60)然而，大国博弈加剧、全球性问题凸显、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也显著增加了周边国家发展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二)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关系战略定位

在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新形势下，周边在新时代中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周边是首要”的外交布局原则更加凸显。具体来说，周边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战略定位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的支柱。

一是发展支柱，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中国拥有约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以及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61)中国的陆上与海上邻国众多，自古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密切。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促进周边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也是作为地区大国的责任担当。(62)历史上，周边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相互斗争，不仅给周边地区带来动荡不安，也严重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频繁，互利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既助力周边国家共享发展机遇，也为自身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安全支柱，周边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作为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海陆邻国众多，地缘环境独特，决定了周边地区既是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也是各类安全风险传导的重要渠道。在传统安全领域，周边地区领土争端与军事侵略等问题时有发生。西南方向地形复杂、民族多元，既构成天然的地理屏障，也是安全态势较为脆弱与敏感的重点区域。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或政治动荡，极易外溢波及中国边境安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周边已成为安全治理的关键枢纽。三股势力渗透、跨国毒品走私、生态危机蔓延等新型安全威胁，往往依托漫长的边境线向中国渗透。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区域治理、东北亚无核化进程、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等，都体现出各方对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迫切需求。数字时代，网络安全、跨境数据流通等新议题不断涌现，进一步拓展了周边安全的外延，也给应对新型安全挑战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是外交支柱，周边是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新形势下，中国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63)新时代以来，周边外交的地位不断提升，逐步与大国外交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逐步形成“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双重心的格局。(64)经过长期交往，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战略协同。周边既是中国深化国际合作的优先方向，也是中国拓展海外利益的首要区域，构成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外交宗旨的基准坐标。

四是命运共同体支柱，周边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是保持良好的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重要外部条件。(65)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了务实路径、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已同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蒙古国、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等国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同湄公河五国确定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同中亚五国宣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66)由此可见，周边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四、新时代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总体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全方位推进构建新型周边关系，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共同愿景、理念方针、基本遵循、主要平台和战略支撑五位一体的战略新思路，推动了新型周边关系话语体系的创新。其中，共同愿景是新型周边关系的目标指向，理念方针是新型周边关系的互动准则，基本遵循是新型周边关系的价值根基，主要平台是新型周边关系的实现手段，战略支撑是新型周边关系的重要保障。它们共同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全方位推进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战略体系，是器物、文化与制度三维周边关系的全面反映。

(一)共同愿景：新型周边关系的目标指向

2021年，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67)为中国—东盟合作擘画崭新蓝图、指明前进方向。“五大家园”既是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区域方案，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周边实践。(68)在这一共同愿景的引领下，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达成了多项务实成果，为新形势下区域合作树立了典范。双方围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智慧农业发展以及共建可持续和包容性的数字生态等多个领域发表联合声明。(69)2025年10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升级议定书，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新形势下坚持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的共同愿景，对推进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和平家园愿景体现了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历史诉求，也反映出中国希望周边国家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富强的殷切希望。历史上，西方国家实现崛起遵循的是“国强必霸”的强权逻辑，而中国则始终致力于与周边国家一道走和平发展的繁荣之路。安宁家园愿景展现了中国积极主动应对地区危机的坚定意愿。从团结协作抗击新冠疫情、持续推进扫雷援助与合作、深化打击跨国犯罪和反恐合作，到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中国通过一系列具体实践，展现出积极应对地区危机的能力与意愿，为维护地区安宁做出了重要贡献。繁荣家园愿景是指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地区均衡包容发展。(70)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同各方携手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并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周边国家联动发展、通过自身繁荣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美丽家园愿景彰显了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坚定决心。中国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并愿同周边国家共同担负守护地球家园的使命与责任。友好家园愿景意味着中国寻求与周边国家妥善处理双边关系，相互尊重彼此的国家利益与核心关切。

总之，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共同诉求，是新时代中国全方位推进周边外交的路径和目标。建设“五大家园”将进一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动实现长治久安、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拉紧民心相通纽带。(71)同时，“五大家园”超越了零和博弈的权力观，超越了单一安全或经济维度的狭窄视角，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标注了理论坐标。(72)

(二)理念方针：新型周边关系的互动准则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73)这意味着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由“睦邻”向“睦邻、安邻、富邻”转变，反映出中国周边外交的着眼点从确立与周边国家的平等关系向着实现同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演变。(74)

“睦邻”就是同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安邻”就是维护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富邻”就是同周边国家实现共同繁荣。三者相辅相成，旨在通过和平共处与互利合作，共同营造可持续的良好周边环境，展现了中国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不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的大国责任。“亲诚惠容”中的“亲”是指坚持亲仁善邻、讲信修睦；“诚”是指以诚相待、守望相助；“惠”是指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容”是指坚持包容互鉴、求同存异。(75)这一理念有着鲜明的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创新性，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76)其内涵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的“仁”字加以统摄，反映出中国的大国胸怀，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共存、和平发展的梦想。(77)“命运与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周边地区的具体实践，反映了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基本内涵与属性。

总之，新时代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的理念，是扎实推进周边外交工作的根本原则，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更为构建新型周边关系话语提供了中国智慧。

(三)基本遵循：新型周边关系的价值根基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万隆精神的继承与发展。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首次完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5年，万隆会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标志着发展中国家追求政治独立、促进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阶段已然到来。(78)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跨越时空、超越隔阂，经久愈韧、历久弥新，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79)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传承亚洲悠久文明传统，凝聚地区各方共同价值理念，汇聚亚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为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念遵循。(80)和平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不以武力解决争端、不通过胁迫改变别国政策；合作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注重释放积极善意的外交信号，着眼于长期利益与共同利益；开放意味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坚定支持并努力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在开放中谋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扩大开放；包容意味着中国同周边国家虽然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等方面不尽相同，但追求经济发展、提升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国际地位、赢得国际尊重的目标一致，中国将与周边国家一道共同维护世界的公平与正义。

总之，作为亚洲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与践行者，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周边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与周边国家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路径，以真诚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和问题，共同维护和弘扬亚洲价值观。

(四)主要平台：新型周边关系的实现手段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共建国家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扩大合作范围、提升合作层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共建“一带一路”始于周边、优先惠及周边，周边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丝绸之路经济带”穿越中亚、联通欧亚。“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81)“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横跨中国南海与印度洋的大片区域，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纽带。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2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为22.1万亿元，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50.3％，首次占比过半；中国有近54％的进口商品来自共建国家。(82)2024年，东盟连续第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第16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83)这表明，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更形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

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中国将同周边国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指导原则，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互联互通强调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加强基础设施联通、政策协调与人员往来，形成平等通达的关系网络，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对接国家战略，发挥互联互通的外溢效应、拉动效应与创造效应。(84)同时，数字时代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再受限于国家传统的地理边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也因此被赋予新的内涵，并日益成为构建新型周边关系的主要平台。

(五)战略支撑：新型周边关系的重要保障

2014年5月，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85)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不断丰富和完善关于亚洲安全观、亚洲安全模式与亚洲现代化的论述，为推动亚洲合作、促进亚洲发展、维护亚洲安全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2025年4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为维护亚洲地区安全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为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提供了安全保障。

安危与共强调周边国家安全彼此关联，反对片面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习近平主席曾明确指出：“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86)理论上，绝对安全是不可达到也无法实现的，为追求绝对安全而增加安全投入最终会将国家拖入安全困境。(87)求同存异是中国长期以来坚守的最重要的对外交往理念之一，主张国家之间的交往合作要在保留各自意见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共同点和最大公约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处要尊重彼此的主权独立，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支持彼此实现符合国情的现代化。对话协商是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矛盾与争端的基本准则之一。若缺乏对话协商与可信承诺，国家间可能会出现因信息不对称或信息扭曲而导致的战略误判，这往往会引发冲突乃至战争。(88)只有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双边与多边对话协商，不断汇聚国家间共识并增进互信，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因误解或误判所引发的对抗与冲突，从而保障亚洲安全。

总之，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既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凝聚了爱好和平的亚洲国家的共识，亚洲安全模式本身就是通过长期对话协商、不断求同存异的结果。新时代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关系，以该模式为战略支撑，从根本上体现了周边关系的平等性、合作性与公正性。

五、周边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周边关系的未来发展

如前所述，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区域方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倡者，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从亚洲做起”。(89)新时代中国将周边定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突破了西方国家传统上将周边视为“后院”“边缘”或“近岸”的“势力范围”思维与意识形态禁锢，更是对周边关系中以自身为中心的话语重塑。与美国采取“分而治之”策略构建排他性同盟体系不同，中国是在“和而治之”的基础上构建包容性的周边命运共同体。(90)新时代中国秉持与周边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为新型周边关系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一)新时代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务实行动

中国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国始终将周边外交置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重要位置，努力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主要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务实工作，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一是巩固战略互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部分周边国家在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抱有疑虑。这种“近而不亲”关系的形成，主要源于对西方殖民历史的记忆、对古代华夷秩序的担忧和对未来亚洲地区秩序不确定性的考量。(91)特朗普再次执政后，通过滥施关税对周边国家加以经济胁迫，试图迫使周边国家降低与中国的相互依赖，转而跟随美国遏制中国。这既给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带来了重大考验，也凸显了双方巩固战略互信的紧迫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坚定不移支持周边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助力其实现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突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政治叙事，意味着世界各国都有权利也有能力探索符合时代特征、适应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92)中国将与努力探索自身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周边国家成为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携手推进现代化。同时，中国始终秉持审慎理性的原则，保持战略克制，妥善管控同周边国家的矛盾分歧，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不断寻求共识，在增进互信的基础上不断弥合分歧。

二是深化发展融合。中国同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相互融合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动力和前进方向。一方面，中国将同周边国家一道推动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加快从公路、铁路、航道、航线等传统基础设施物理联通，向信息、网络、数据等新型要素联通的转型与升级。数字技术的赋能有助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为互联互通注入了新的数字内涵。(93)在数字领域，中国注重与周边国家加强数字联通，推动信息流动便利化与国家的数字化发展进程。同时，中国不断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制度对接。中国将继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愿同更多周边国家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打造制度化的共同大市场。另一方面，中国将同周边国家一道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实现发展优势互补。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资源禀赋与优势领域不同——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政策支持与技术优势，周边国家则具备资源、人力资本与地理区位等优势。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注重发挥比较优势，加强分工协作，深化发展融合，最大限度实现发展与繁荣。

三是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周边地区面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多重威胁，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为回应周边国家的安全诉求、破解部分周边国家“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失衡现象，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例如，在地区内强化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内的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积极推动周边安全合作，提升中国对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力。(94)具体来说，中国将同周边国家开展安全与执法合作，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例如，持续深化同东盟国家的跨国、跨境联合执法，打击东南亚地区网络诈骗、人口贩卖等违法犯罪活动；在朝鲜半岛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与印度等南亚国家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秉持对话协商的友好态度，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与中亚国家携手应对地区恐怖主义威胁，与各国一道共同推动经济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应对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

四是扩大交往交流。习近平主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95)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民心相通”的保障和支持，需要实施好“增进民心相通”这项基础性工程。与西方国家重利轻义的价值观不同，中国倡导义利兼顾、以心相交的外交政策。以物易物是单纯的物质性利益交换，而以心相交则意味着尊重、关爱、理解与支持的情感交流，能够产生更广泛、更持久的互惠效应。中国历来与周边国家交往密切，民间往来频繁，传统友谊深厚。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首先要培育牢固的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而这源于身份、价值与文化层面的认同。(96)为此，新形势下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要进一步扩大同周边国家的交往交流，便利人员往来。中国将同周边国家深化交流合作，为人员流动创造条件，增进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支持，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搭建民心相通的桥梁。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视角下新型周边关系发展进路

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赋予周边关系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倡导周边命运共同体，体现的是一种共生理念和一种共利的关系。(97)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周边关系并非局限于特定地理范围内部分国家之间的封闭关系，更不是为了构筑排他性的地缘政治集团，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互动关系，并在内向和外向两个维度得到体现。

从内向维度来看，周边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周边关系是一种更加包容共生的关系。一方面，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周边国家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的共同目标与诉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周边实践，体现出周边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98)理念内涵上，周边命运共同体聚焦周边地区，关注周边国家的整体发展前景与国家间关系，契合了周边国家对建设“共同体”的普遍期待，其强调整体性、平等性发展的理念与地区主义发展的理想方向高度契合。(99)实践层面上，相比其他类型的命运共同体，周边具备更好的实施基础和条件支撑，能够较快取得实践成效，因而成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起点。(100)另一方面，当今时代的周边国家早已超越地理邻近的局限，一国往往拥有多个周边国家，并且各国的文明形态多样，文化、制度与发展道路多元。这意味着周边关系的发展必须秉承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的原则，充分认识到不同文明在促进自身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高度重视和借鉴其他文明的发展成果，以相互包容和互学互鉴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繁荣。因此，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周边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包容共生、命运与共。这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指引和内化的结果，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要求，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支撑和依托。

从外向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周边关系是更加开放共荣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旨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周边关系不仅仅是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互动，更是全球治理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各主权国家及其周边形成的众多周边关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框架下呈现互动互构的关系形态。以国家的周边为纽带，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是一个个由周边命运共同体构成的大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周边关系不可能是排他性的“小集团”“小圈子”，而是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并以此塑造多个相互联系、向外延伸的周边合作模式，从而在周边关系相互协同的基础上，构建相互依存的周边关系聚合体。开放的区域主义，就是以自由贸易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平等协商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开放心态建构朋友圈和伙伴网。(101)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周边关系，是一种基于地区内互动并不断向世界范围扩散演进的开放共荣关系。这一演进与实现过程，需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协商全球事务，共同建设全球治理体系、分享全球治理成果，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与受益者。

六、结语

作为政策话语，周边关系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作为理论话语，周边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各国都有自己的周边国家，周边关系因此是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和共同性的话语。但是，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政策和理论话语中普遍存在对周边概念的扭曲，赋予其浓重的地缘政治色彩，并呈现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地缘工具性。这种传统思维日益背离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呈现出日益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周边关系是一种基于自我视角的近邻关系，但并非主从关系，其基本内涵是周边的地理属性与关系的互动属性的有机结合，是以交往可及性和便利性为尺度的地理概念，是基于地理分布而形成的互动关系。当今时代，超越西方地缘政治话语的新型周边关系是立足器物、文化和制度三个维度的有机整体，在器物层面表现为互联互通与平等交往，在文化层面表现为互学互鉴与包容共存，在制度层面表现为互商互谅与公正合理。这一新型周边关系超越了纯粹的地缘关系与狭隘的政治考量，是迈向全方位合作的国际关系，也是开放包容与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

在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背景下，周边在新时代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周边是首要”的布局进一步强化。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102)这一定位对拓展与深化认识周边关系、重塑周边关系话语体系、构建新型周边关系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当前，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关系已形成了共同愿景、理念方针、基本遵循、主要平台和战略支撑五位一体的战略新思路，进一步丰富了周边关系话语体系。中国同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发展融合、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扩大交往交流，扎实推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区域方案。中国与周边国家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将赋予周边关系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互动关系。

感谢周方银、许利平、卢光盛、王俊生、钟飞腾等学者及《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与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页。

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第1版。

③孙吉胜：《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44～45页。

④杨鲜兰：《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难点与对策》，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第59页。

⑤贺双荣、思特格奇：《“门罗主义”的演进与美国对拉美战略》，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1期，第52页。

⑥Grace Livingstone,America's Backyard: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from the Monroe Doctrine to the War on Terror,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09,p.9；付文广：《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3期，第127页。

⑦Jeremy Shapiro,"Defending the Defensible:The Value of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U.S.Foreign Policy",Brookings Institution,March 11,2015,http://gfffyd4ba6c03c0f749a8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articles/defending-the-defensible-the-value-of-spheres-of-influence-in-u-s-foreign-policy/.

⑧"Leaders:Nobody's Backy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The Economist,Vol.396,No.8699,2010,p.13.

⑨在国际关系的语境中，被保护国是指受另一国保护以防侵略和其他违法侵害的国家。参见Gerhard Hoffmann,"Protectorates",in Rudolf Bindschedler,Thomas Buergenthal and Karl Doehring et al.eds.,Encyclopedia of Disputes Installment 10,Amsterdam:Elsevier,1988,pp.336-339。

⑩Brian Blankenship,"Promises under Pressure:Statements of Reassurance in US Allianc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64,No.4,2020,pp.1017-1030.

(11)Julia Mueller,"Trump's Talk of Expansion Puts World Leaders on Alert",The Hil,January 12,2025,http://gfffy82b3102a72fd4dd7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homenews/5080121-trump-expansion-greenland-canada-panama-leaders/.

(12)See Jack Nicas,"The 'Donroe Doctrine':Trump's Bid to Control the Western Hemisphere",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7,2025,http://gfffy7bc9ba9661654f09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2025/11/17/world/americas/trump-latin-america-monroe-doctrine.html#; Ishaan Tharoor,"The Year of the 'Donroe Doctrine'",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31,2025,http://gfffyd3b3790d2ecd4777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world/2025/12/31/year-donroe-doctrine/; Robin Wright,"The Aggressive Ambitions of Trump's 'Donroe Doctrine'",The New Yorker,January 8,2026,http://gfffy1b993ddbdc2c46ce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news/the-lede/the-aggressive-ambitions-of-trumps-donroe-doctrine.

(13)"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U.S.,November 2025,pp.15-18,http://gfffya47d25ce362f4416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14)"Agency Strategic Plan Fiscal Years 2026-2030",U.S.Department of State,January 16,2026,pp.7-8,http://gfffy9a630f39dd7a4320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wp-content/uploads/2026/01/Agency-Strategic-Plan-for-Fiscal-Years-2026-2030.pdf.

(15)哈尔德福·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2～63页。

(16)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俞海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17)Sindre Gade Viksand,"Contentious Colonies:The Positional Power of Imperial Peripheri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6,No.5,2020,pp.632-651.

(18)夏亚峰：《西方英语学界对美国扩张主义的研究》，载《历史研究》2025年第5期，第164～187页。

(19)See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Newman,"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4,No.1,pp.42-79.

(20)泛安全化的特征及其政治经济影响，参见钟飞腾：《“泛安全化”世界的生成与“全球南方”的战略选择》，载《外交评论》2025年第2期，第99～107页。

(21)Benedetta Piatanesi and Josep-Maria Arauzo-Carod,"Backshoring and Nearshoring:An Overview",Growth and Change,Vol.50,No.3,2019,p.807.

(22)章婕妤、步少华：《美墨制造业产业链“近岸外包”的进展、动因和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4期，第96～114页；章婕妤：《美拉供应链“近岸外包”合作：现状、动因和前景》，载《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2期，第56～67页；Luz María de la Mora and Martin Cassinelli,From Rhetoric to Reality:Nearshoring in the Americas,Washington,DC:Atlantic Council,2024,p.14。

(23)凌胜利、吴玥瑾：《“北约亚太化”：联盟转型还是联盟扩员》，载《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2期，第47～62页。

(24)西方学者经常用“periphery diplomacy”指代中国的周边外交，但是根据韦氏大词典(Merriam Webster's Dictionary)的定义，“periphery”一是指圆或其他封闭曲线的周长，二是指物体的外部边界或表面，三是指某物的外部边界，区别于其内部区域或中心。这一概念暗含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严格区别，也无法体现周边关系的近邻性。也有学者指出，“周边”在学理上区别于依附性“边缘”(periphery)概念，其本质是主权国家间平等互动的空间载体，并非简单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参见李远：《全球秩序转型下中国周边合作的历史性变革》，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16期，第72页。

(25)柴彬、陈谦悦：《近代欧洲殖民扩张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载《学术研究》2023年第12期，第135页。

(26)George G.Joseph,Vasu Reddy,and Mary Searle-Chatterjee,"Eurocentr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Race&Class,Vol.31,No.4,1990,p.1.

(27)王立胜：《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逻辑、现实表达及其内在问题》，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2期，第15页。

(28)Salvatore Caserta,"Western Centrism,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w,and International Courts",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4,No.2,2021,p.323.

(29)王梓元：《大国应对第三国危机的策略选择——基于1946～1963年美苏冷战的案例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3期，第74～79页。

(30)“规锁”政策的核心是规范目标国行为，锁定目标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目标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或挑战主导国霸权的范围以内。关于“规锁”政策，参见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载《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第24～25页。

(31)刘卿：《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2期，第10页。

(32)G.John Ikenberry,"Liberal Statecraft and the Problems of World Order",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40,No.2,2024,pp.234-236.

(33)徐崇利：《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争：规则还是国际法》，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1期，第29～30页。

(34)廖凡：《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第60～79页。

(35)G.John Ikenberry,"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7,No.1,2009,pp.83-84; G.John Ikenberry,"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Foreign Affairs,Vol.96,No.3,2017,pp.2-9.

(36)刘飞涛：《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内涵、逻辑及时代意义》，载《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2期，第26～32页。

(37)张蕴岭：《周边关系、周边区域与中国的周边环境》，载《当代世界》2024年第3期，第10页。

(38)为此，一些学者还提出“大周边”概念，以突破传统周边概念在地理范围上的局限。参见陆忠伟、张蕴岭、傅梦孜、陈向阳：《解读中国大周边》，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24期，第20～28页；祁怀高、石源华：《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25～46页；袁鹏：《关于新时期中国大周边战略的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0期，第30～32页。

(39)钟飞腾：《“周边”概念与中国的对外战略》，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129页。

(40)作为西方国家密集的西欧地区有其特殊性，从主权国家视角看，该地区国家彼此互为周边，并且在一定形式上表现出彼此的平等性，例如，欧盟赋予各成员平等的投票权。但是，无论从历史还是文化来看，该地区国家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欧盟成立以后，这些国家往往作为一个国家群体活跃在国际社会。

(41)杨鲁慧：《百年变局与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载《东岳论丛》2021年第6期，第101页。

(42)《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2030)》，中国外交部网站，2025年8月29日，http://gfffy64b4e65dcd2d47dc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wjbzhd/202508/P020250829826265881620.pdf。

(4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6日，第2版。

(44)习近平：《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推动地区合作高质量发展一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发言》，载《人民日报》2025年6月18日，第2版。

(45)《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载《人民日报》2025年6月18日，第3版。

(46)门洪华、刘笑阳：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68页。

(47)孙吉胜：《从话语危机到安全危机：机理与应对》，载《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第40页。

(48)Robert O.Keohane,"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A Perspective on World Politics",in 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3.

(49)议题密度是指特定政策空间里的议题数量及其重要性。议题越密集，不同问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因此达成的协议也越多。议题密度高的地方，一个实质性目标可能与其他目标相互影响，一国在某一议题上相对收益受损，其他国家可以许诺并实际在另一议题的合作中给予该国其他补偿。参见Robert O.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39-340;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89-92。

(50)周方银：《大国周边战略比较：苏联、美国与中国周边战略的比较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1期，第27页。

(51)Peter A.Hall and Rosemary C.R.Taylor,"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Political Studies,Vol.44,No.5,1996,pp.937-942；田野：《国际制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第55页。

(52)陈谦平：《条约体系与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国际化视域下的民国对外关系史》，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第9～11页。

(53)王健：《中国周边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载《国际展望》2022年第1期，第24～29页。

(54)石源华、肖阳：《中国周边形势新特点与周边外交新思考》，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8期，第13页。

(55)周方银：《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周边外交》，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9期，第11～16页；周方银：《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载《当代世界》2024年第3期，第16～21页；周方银：《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新变化与周边外交策略选择》，载《当代世界》2025年第2期，第22～27页。

(56)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IMF,April 2025 Edition,http://gfffycfa7a9dc51964042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5/april.

(57)叶海林、李铭恩：《美国“印太战略”的调整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因应》，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1期，第36页。

(58)张洁：《中美博弈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演进动力、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年第2期，第5～8页。

(59)有研究认为，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内在逻辑在于：周边格局的变化激发体系大国持续的战略关注，并投入大量战略资源，与周边国家形成“合力”，推动周边地区演变为世界新的权力重心。参见韩爱勇：《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内在逻辑、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16期，第13页。

(60)徐秀军、靳奇轩：《“全球南方”数字竞争力的双重约束与提升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25年第3期，第38～56页。

(61)数据来源：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gfffy777fee75cfbc410bs6fxf5w66fnb06x9w.fffy.dali.zssgdsb-85176920tsgjnz.com/guoqing/index.htm。

(62)刘卿：《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载《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第6～7页。

(63)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371页。

(64)王俊生：《重塑战略重心：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第170页。

(65)邢广程：《习近平外交思想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载《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2022年第1期，第4页。

(66)《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载《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5日，第6版。

(67)习近平：《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3日，第2版。

(68)江时学：《以“五大家园”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16期，第33页。

(69)陈晓阳：《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出新步伐》，载《光明日报》2024年10月14日，第12版。

(70)魏玲：《新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定位、创新理念与重大实践》，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10期，第20页。

(71)和音：《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23日，第3版。

(72)王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亚洲新未来》，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21日，第9版。

(73)《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74)王光厚：《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试析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3期，第38～43页。

(75)刘卿：《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理念、特色品格和实践创新》，载《当代世界》2025年第2期，第8页。

(76)邢丽菊：《从传统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亲、诚、惠、容”为中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9～20页；卢光盛、许利平：《周边外交“亲诚惠容”新理念及其实践》，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4期，第49～54页。

(77)邢丽菊：《从传统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亲、诚、惠、容”为中心》，第9～20页。

(78)吴志成、杨慧：《弘扬万隆精神，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光明日报》2025年4月23日，第12版。

(79)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4年6月29日，第2版。

(80)和音：《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28日，第3版。

(81)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第3版。

(82)董蓓：《2024年商务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载《光明日报》2025年1月16日，第4版。

(83)王俊岭：《中国连续16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9月13日，第3版。

(84)吴泽林：《亚洲区域合作的互联互通：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6期，第79～86页。

(85)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第2版。

(86)同上。

(87)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50～151页。

(88)James D.Fearon,"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3,1995,pp.379-401.

(89)习近平：《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载《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2日，第1版。

(90)赵可金：《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对周边外交的思考》，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3期，第19页。

(91)韩爱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周边外交的策略选择》，载《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2期，第87页。

(92)赵可金、佟德志、高程等：《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的创新与超越》，载《国际论坛》2023年第5期，第3～35页。

(93)臧冀原、季桓永、黄庆学：《数智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年第7期，第1183～1190页。

(94)卢光盛、别梦婕：《“成长的代价”：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3期，第18页。

(95)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第3版。

(96)许利平：《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论、现实与人文交流的路径探索》，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9～26页。

(97)张蕴岭：《中国与周边关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6期，第36～38页。

(98)方长平、周方银、卢光盛等：《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就》，载《国际论坛》2023年第6期，第7页。

(99)孔金磊：《从周边地区主义到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周边地区合作的新范式与新路径》，载《国际论坛》2024年第3期，第17～18页。

(100)卢光盛、别梦婕：《“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周边外交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以澜湄合作为例》，载《国际展望》2018年第1期，第15～16页。

(101)《巩固同周边国家关系 弘扬开放的区域主义》，载《人民日报》2022年7月15日，第3版。

(102)《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载《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