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现代化、开放政治经济学、全球治理，主要著作（合著）有《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中国角色研究》《一带一路：迈向治理现代化的大战略》《金砖国家研究：理论与议题》等。
摘要：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现代化话语固有的“强权即公理”的地缘政治逻辑、助长阵营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遵循资本逻辑的传统工业化叙事的历史局限性愈发凸显，重塑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日益紧迫。顺应历史发展大势，重塑世界现代化话语需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全球挑战，积极回应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现实关切；坚持合作导向，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坚持目标导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世界现代化的全新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从不照搬西方模式，坚持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推进包容共享的共同现代化，并致力于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桎梏、重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现代化知识体系提供重要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准备。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愿景，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明是多样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现代化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长期垄断现代化的话语权，并将非西方文明贴上“传统”与“落后”的标签。在西方社会，存在其他国家无论取得怎样的发展成就，只要不是按照西方模式推进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认知。
当今时代，“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已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这表明，国家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化路径并非只有一条，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现代化是多元现代化路径的构成部分，其曾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巨大发展，同时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深重苦难。因此，并非只有西方国家才有资格定义现代化，也并非只有西方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本文旨在跳出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桎梏，重塑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让现代化话语从西方的“专属品”真正回归到全球的“公共品”。
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历史局限性
自14世纪起，在欧洲先后兴起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推动人文主义、世俗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成为西方现代化话语形成的思想先导。自19世纪末起，齐美尔、涂尔干、韦伯、福柯、吉登斯等社会学家将“现代性”引入经济社会分析，奠定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概念基础。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才开始有意识地主动构建基于自身视角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并在此后大约20年间形成较为清晰的现代化认知。在西方学者看来，现代化主要用来指经济层面的工业化、政治层面的民主化、社会层面的城市化及文化层面的世俗化。吉登斯明确提出，作为现代文明基本性质的现代性，包括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以及军事力量四个制度性维度，分别对应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以及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这些关于现代化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构筑的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都是时代的产物，既带有西方现代化模式形成初期的时代烙印，也带有冷战时期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各国利益休戚与共、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西方主流现代化话语暴露出日益明显的解释力不足和包容性缺失等问题，并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特征。
奉行“强权即公理”的地缘政治话语。在当代国际关系语境中，“强权即公理”常用于描述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及其国际后果，其主要内涵是国家的实力越强大，就越拥有话语权和支配权；强者是规则的制定者，弱者只能是规则的接受者。在现代化话语方面，这一逻辑具体表现为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及发展路径只能由西方国家的学者依据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去定义。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全球南方国家迈向现代化之路。但是，无论这些国家取得怎样的发展成就，只要不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就会受到西方现代化“标准”的审判，被认为是现有国际规则的“挑战者”，并可能由此成为西方国家的遏制和打压对象。
事实上，依靠殖民扩张和侵略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攫取经济霸权的西方国家，没有资格定义体现现代文明的现代化进程。西方主流现代化话语割裂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性，刻意回避各国人民为西方现代化“成就”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极力为建立在殖民和侵略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模式辩护，并深刻暴露出“强权即公理”的地缘政治逻辑。美国人类学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研究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话语指出，“发展”并非一个解决全球问题的价值中立手段，而是一套由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造出来的、具有强大控制力的话语体系，是新型的文化殖民；发展话语创造并固化“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使广大的亚非拉地区成为被西方知识、资本和权力干预的对象。但是，实力强权与话语霸权并不代表客观的社会现实，西方现代化模式引发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等一系列问题，正在让西方国家精心构筑的现代化话语不攻自破，并反映出西方现代化话语依然无法规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助长阵营对抗的意识形态话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日益兴盛的社会主义运动，西方国家亟须一套话语体系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并开始有意识地按照西方模式的特征塑造“现代化”概念和构筑现代化理论。1960年，美国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认为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并将“非共产主义宣言”作为该书的副标题。此后，越来越多西方学者用“传统—现代”的二分法将世界划分为落后的“传统国家”和先进的“现代国家”，那些不遵循西方道路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均被归属为所谓落后的“传统国家”。例如，丹尼尔·勒纳研究中东地区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将当地人划分为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型三类并将“现代型”的中东人描述为有自己的观点、有同理心且比“传统”的人更幸福的人。冷战结束后，弗朗西斯·福山基于黑格尔—科耶夫的历史哲学传统，认为冷战格局的剧变不仅标志着一段特定国际冲突的终结，更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福山主张，西方自由民主制已成为人类政体组织的最终和最普遍的形式，尽管这一理念在物质世界的完全实现尚需时日，但其理论上的绝对真理性已无可超越，历史的辩证发展就此终结。按照这套话语体系，世界被分割成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传统落后国家与现代发达国家两大阵营，甚至在国家内部还要划分出传统与现代等不同类型的群体。在西方现代化话语中，新兴民族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将永远面临经济落后、政治不平等以及治理失败等发展困境。这表明，西方现代化话语自一开始就带有意识形态对抗的深刻烙印，并逐渐沦为自由国际秩序下少数西方国家维护和输出自身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
遵循资本扩张逻辑的传统工业化话语。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加速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工场手工业向机械大工业转变的过程，推动“大工业”的广泛兴起，并由此掀起西方现代化浪潮。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世界市场得以建立，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无法继续存在，全球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西方国家“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市场大大拓展资本流动的国际空间，并沿着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演化路径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这一扩张过程深刻重塑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与互动规则，推动世界从殖民帝国的零和争霸逐步演变为以国际规则与金融霸权为支撑的等级体系，资本流动由此成为贯穿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这决定西方国家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始终摆脱不了资本天生具有的剥削、“吃人”、扩张与掠夺的本性，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必然经由野蛮的殖民掠夺来完成。尽管西方现代化话语刻意回避殖民历史，但仍将资本驱动的传统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从而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埋下祸根。21世纪10年代初的全球财富不公平程度，在规模上与1900～1910年的欧洲相似；最富的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总财富的20%，最富的1%拥有约50%，最富的10%则拥有总财富的80%至90%；全球财富分布中最底层的一半人群，只拥有不到5%的全球总财富。美联储数据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全国31.7%的净资产，创历史新高，比1990年同期上升9.2个百分点。
重塑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路径
西方国家较早讨论现代化问题，并且打造一套为其现代化道路辩护的话语体系，甚至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画等号，长期垄断现代化的话语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众多后发国家无法分享现代化话语权并重塑现代化话语体系。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公正性和解释力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是打破少数西方国家现代化话语垄断、凝聚世界现代化共识、重塑全球发展正义的必然要求。着眼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人民的现代化诉求，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提出一套能够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的现代化新叙事，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和行动指南。
坚持问题导向，打造直面全球重大挑战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积极回应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现实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现代化话语的生命力在于其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全球治理赤字加重、安全问题凸显。各种全球挑战相互交织，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独善其身。西方现代化话语长期以抽象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将复杂的发展问题简化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忽视不同国家在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这种“一刀切”的叙事模式，不仅难以解释为何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后陷入停滞或危机，更无法为解决全球发展难题提供可行方案。重塑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要从人类社会的实际困境出发，聚焦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具体议题，提炼超越特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一般经验与教训，形成可操作、可评估、可推广的知识体系，以供发展中国家参考借鉴，而非将所谓的“普世模式”强加在别国既有的发展路径上。唯有如此，现代化话语才能真正成为面向全人类共同未来的思想资源，才能更好地帮助各国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发展风险时找到切实可行的行动方向，并为共创人类美好未来奠定坚实的认知基础。
坚持合作导向，打造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全面探索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的行动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现代化不仅是一国内部的发展进程，也是世界各国在全球互动中共同参与、持续推进的事业。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早已将各国命运紧密相连，通过殖民掠夺、发动战争等手段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既不可持续，也不得人心。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现代化话语体系，用以指导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现代化话语应摒弃“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深入解构西方话语中对“模式竞争”的过度渲染，转而强调共同发展、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在行动上，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着力探索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的具体行动方案，推动多边合作平台的高质量发展。一套以合作共赢为导向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不仅能为各国提供超越传统同盟政治和阵营对抗的新选择，更能在实践中培育出真正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这将改变国际关系中“话语即权力”的不对称格局，使现代化成为开放、包容、共享的全球进程。
坚持目标导向，打造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深入思考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途径。为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不是物质财富的无限积累，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的整体进步。西方现代化话语逐渐呈现出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价值取向，引发精神空虚、社会撕裂和生态危机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在资本扩张逻辑的主导下，西方现代化对内剥削压迫弱势群体，对外掠夺发展中国家，本质上是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的不平等现代化。这表明，单纯依赖经济增长、照搬西方国家的制度无法回答“应该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这样的现代化”这一根本性问题。因此，重塑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必须探索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现代化应当服务于大多数人的福祉，缩小而非扩大社会不平等，尊重自然、涵养文化、丰富精神生活，使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相得益彰。在话语构建上，需促进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从各种文明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智慧，尤其要将非西方价值资源转化为具有普遍感召力的现代化叙事。唯有坚持每一种文明都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人类才能跳出“现代化=西方化”的思想陷阱，真正开启多样文明共生共荣的时代。这不仅是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超越，也是对人类文明整体未来的责任担当。
重塑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全新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与理论层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标志着世界现代化进程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话语革命。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追赶或模仿，而是一种基于自身文明传统、现实国情和时代条件进行的创造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多元文明完全有可能走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自觉地将自身实践置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时代背景之中。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探索相互呼应，正在共同驱动一场以全人类共享发展成果为归宿的新型世界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霸权更迭的文明复兴路径。中国通过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丰富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选择，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现代化路径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特质和世界意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独特的理论内涵和话语体系。中国式现代化为重塑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提供生动的实践基础，是中国贡献给国际社会以及全人类的智慧方案。
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脱离其具体的历史条件与文化土壤，都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历史文化特性，扎实做好自身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建设与能力建设。西方现代化话语长期隐含着一种“普世主义”的假设，即只有遵循其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的标准配方，才能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在西方现有经济发展理念的影响下，拉美地区许多国家长期陷入依附性发展与经济停滞，俄罗斯及其部分独联体国家曾推行“休克疗法”等激进经济政策推动经济转型，最终引发经济滑坡、社会矛盾激化，这些发展困境都证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具有“普世价值”。并且，西方国家自身也陷入严重的经济增长乏力、政治衰退和社会分裂等困境。与之相对，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所揭示的经验，恰恰在于拒绝照搬任何既有的现代化模式，而是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资源禀赋有限、发展基础薄弱、外部形势复杂严峻的约束条件下，通过渐进式改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等制度创新，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就挑战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中“政府退出”“休克疗法”等教条，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工具。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凡是简单移植外部制度的国家，往往无法取得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成果；能够将一般规律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的国家，反而更有可能走通现代化之路。因此，世界现代化话语要更加注重不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给世界现代化的启示意义在于，每一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身历史传统、现实条件和人民意愿，探索属于自己的现代化方案，从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这种多样共生的方法论，正是重塑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
携手推进包容共享的共同现代化。传统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深层逻辑缺陷之一是其内在的排他性。这一排他性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将自身发展路径塑造成唯一的“普世标准”，否定非西方文明的独特选择，并使用“民主—专制”“开放—封闭”等二元对立的话语叙事将不符合其现代化模式的国家视为“异类”“他者”，从而在现代化的理论设定中将殖民扩张、资本剥削、霸权战争视为必经阶段，消解其他现代化道路的正当性、渲染其他现代化道路的威胁性。当今时代，全球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依然十分显著，发展机会在不同国家群体与不同人群之间分布依然失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报告显示，全球可持续发展依然偏离实现2030年议程的道路，在139项可评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指标中，过去10年间17%的目标停滞不前，18%的目标已倒退至2015年基线水平以下。
在此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包容共享，致力于打造一种不让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掉队的共同现代化路径。在国内层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精准扶贫、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工具，不断向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实现共享式增长。具体来看，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得以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十四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4%，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6242万人，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岁以上。在国际层面，中国致力于推动将现代化从少数国家的特权转变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具体来看，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出并推动落实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中非携手推进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与和平安全的现代化；携手中亚国家探索形成“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这些理念与行动，都是对少数西方国家推行的“赢者通吃”逻辑的系统性否定，体现让现代化话语回归为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本质要求。
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现代化应当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诉求，体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当前，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秩序的走向面临重大转折，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受到地区冲突、极端气候、恐怖主义等多重危机的挑战。一方面，部分大国冷战思维回潮、集团阵营对抗加剧、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更加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全球问题更需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加以应对。对此，中国的选择是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中国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愿同各国一道，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中国正将“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从理念转化为务实行动，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持续为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确定性。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完全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机遇而非威胁。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更是人类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必然选择，是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必然属性。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1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