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学界围绕其概念界定、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已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立足建设文化强国的现实语境，如何在既有基础上厘清其深层机理与演进图谱，仍有待深入研究。作为对该命题的“再论”,本研究尝试突破静态的内涵阐释，将研究置于百年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大背景下，构建“理论—历史一现实—世界”四维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从危机到重建、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结合”推动文化主体性实现了从初步觉醒、制度性奠基、巩固拓展到自觉引领的阶梯式跃升，这一过程蕴含着“历史主体的文化自觉”与“执政党的理论自觉”双重自觉机制的辩证统一。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要以“两个结合”厚植理论根基，以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政治保证，以人民主体地位汇聚力量源泉，以自主知识体系实现学术表达。在世界维度，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以“和而不同”抵制文化霸权，以“天下为公”超越“普世价值”,以“美美与共”化解文明冲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
【本文引用格式】郑丽平.再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34(10):1-14.
引 言
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尤为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文化主体性的重大意义与时代价值，深化了对文化强国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学术界围绕文化主体性展开了广泛探讨，取得了许多积极的研究成果。纵观近三年学界成果，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在概念界定上，有学者将其提炼为客观独立性、主体自觉性、实践自强性、改造创新性和开放包容性的凝结与体现，深化了对文化主体性本质特征的认识；在历史逻辑上，有学者从“实践一理论一根底”三维框架出发，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对文化主体性确立与巩固的创新逻辑；在时代价值上，有学者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巩固的“理路与进路”,还有学者对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进路”进行了深入辨析，形成了从内涵特征到现实路径的多元分析格局。
然而，对照增强文化自信、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等宏大时代命题，对文化主体性的深层蕴含、历史生成、现实价值等仍有较大研究空间，而这构成了本文“再论”的问题意识所在。马克思曾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理论创新，正是新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它既阐释了中华文化何以凭借独特禀赋屹立于世，也从文化维度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突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历史必然。与侧重静态特质描述或单一维度叙事的既有进路不同，本研究尝试在贯通性与纵深感上作出拓展。本研究锚定百年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构建“理论一历史一现实一世界”的四维分析框架，系统挖掘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生成逻辑。这一视角转换，旨在揭示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两个结合”推动文化主体性实现从初步觉醒到自觉引领的阶梯式跃升，并阐明“历史主体的文化自觉”与“执政党的理论自觉”双重机制的内在耦合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现实路径及世界意义。
一、基本论域：文化主体性“三问”
唯物史观认为，文化的存在是文化主体性形成的基础，但有了文化并不必然产生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抽象且复杂的概念，是理解民族文化或文明何以绵延赓续的关键要素。科学理解和把握文化主体性，需明确其基本论域：何谓、何为、何以构建。
(一)何谓“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cultural subjectivity)是指一种民族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相遇时，能够基于独立性、自主性、批判性、创造性的有机统一，推动传统与现代、本来与外来、自我与他我的有机衔接，实现文脉赓续和文明更新。质言之，文化主体性强调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和“辨识度”,避免在全球化中被外来文化同化或边缘化。
文化主体性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次：其一是主体与主体性。主体相对于客体而存在，主体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性就是主体性。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将“主体性”视为“绝对概念”,马克思则通过实践概念将其从抽象思辨中解放出来，认为主体性不是抽象地存在于意识或精神之中，而是体现在人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性不是先验的自我确证，而是在对象化活动中生成的历史性规定——人通过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身，主体性因而成为一种在实践中敞开、在历史中生成的动态结构。这是我们理解主体性的基本出发点。其二是历史主体与文化主体。唯物史观认为，文化是人的实践的产物，文化主体离不开历史主体。后者从“谁创造了文化”这一根本角度，决定了文化主体的归属与性质。历史主体是指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人或群体，其阶级属性、社会地位与实践方式，从根本上塑造了文化的面貌与方向。文化主体则是历史主体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即历史主体在精神生产中所呈现的能动性、自主性与创造性的统一。进入文明社会后，由于阶级的出现，文化及文化主体性也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烙印。如资产阶级创造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则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这一历史主体在文化领域主体性的彰显，而非别的什么文化。其三是执政党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执政党主体性往往决定着文化主体性的存续或消亡。如果说历史主体回答了“谁创造文化”这一根本问题，那么执政党主体性则进一步回答了“谁来引领文化方向”的时代课题。执政党主体性的核心在于其“文化领导权”,它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行使者，更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价值坐标的界定者。一个政党能否在多元思潮激荡中保持对文化方向的统摄力，直接关系到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或瓦解。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乃是近代“救中国”的领导力量，其主体性指导中国找到了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同时决定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与巩固。
文化主体性的基本特性是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一个文化群体对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精神信仰、思维方式拥有自主判断与建构能力，不依附于外部文化的主导，也不被外来价值体系所同化。其反面是文化上的自我否定或文化上的附庸。具体表征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其对立面是“文化迷茫”“文化焦虑”。费孝通先生晚年呼吁“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在唤醒中华民族文化上的集体觉醒。二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人的主体性在文化领域的深层确证，是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辩证统一。文化自信意味着，在与他者文化交往中，不盲目崇拜或排斥外来文化，能以平等姿态参与文化交流对话。三是文化自强。文化自强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意指持续的文化创造过程。纵观人类文化史，文化自强既是“破解文化自卑与文化自大两极对立心态的钥匙”,又是“建立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充分的中国民族风格与做派的新型文化”。文化自强是在自我认同基础上的开放生长，既不困于故纸堆，也不盲从他者，最终让文化在创新中获得更持久的生命力。
需要强调的是，谈论文化主体性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等社会历史条件，以免陷入“文化决定论”。在当前的讨论中存在一种倾向，就文化主体性抽象地谈论文化主体性。这在事实上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即将文化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认为人类行为、社会结构、历史进程等皆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或思维模式单向塑造，忽视经济、政治、自然环境等其他变量的作用。马克思曾非常尖锐地批评把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对立起来的观点，特别是强调要从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来考察特定时期的文化。他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一论断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属性，即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既受制于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可见，文化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精神文化现象，必须与特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相联系。我们对文化主体性的讨论，也不能违背这一客观规律。
(二)“文化主体性”何为?
文化主体性对社会发展有何功用?一个事实是，虽然文化主体性伴随中华文明发展而巩固，然而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个概念。新时代党中央站在建设文化强国的高度提出文化主体性，有着鲜明的时代性质和文化导向，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有力支撑。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现代化转型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必然遇到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关系的困扰。处理好上述关系，根本在于文化主体性的发挥。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几次文化论争中，不论派别、观点如何，在本质上牵涉的都是文化的“体用”问题。鲁迅的“拿来主义”颇为典型，他以“大宅子”为喻，指出关键是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一主张体现了民族自觉能动性。而“拿来主义”的前提，恰恰是要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发扬光大。毛泽东撰写《新民主主义论》,论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建设适应革命形势的新文化，他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意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主张，为此后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指明了方向。在探求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明确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转化创新意识，较好地处理了文化转型中的种种问题，在中华大地上重建文化主体性，并发展形成欣欣向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回望历史，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仍然生生不息，虽然屡遭困境却始终屹立不倒，这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奇迹，更是我们自信的源泉。一方面，中国人站在了前所未有的世界高度，显示出强烈的文化自信。缺乏文化主体性，今日的文化自信就无法实现。另一方面，面对多元化的世界，特别是文化帝国主义仍然主导世界，在某些观念、秩序、标准层面我们还受到种种压制，中华文化能否长久屹立，仍有赖于文化主体性的持续巩固。因此，中华文明需要有忧患意识，为巩固文化主体性而进行新的伟大斗争。
文化主体性是塑造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引擎。由文化走向文明，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使命。但不是任何文化都能走向文明。其关键在于，文化主体性决定文化文明演进的基本方向和表现形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形态。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在无数个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坚持走自己的路，造就了从未断裂的中华文明。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文明不断由传统走向现代，进而凝结成具有强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文明形态。之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在于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这些体现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本观念从根本上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三)何以建构或巩固“文化主体性”?
坚守和巩固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必修课”。每一个民族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遭受对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挑战。如果文化主体性遭遇危机或泯灭，文化就会断裂甚至走向衰亡。文化主体性不断被塑造和巩固的过程就是文脉赓续的过程。
那么,如何建构或巩固文化主体性?毫无疑问，文化或文化主体性不会自我发展，必须依靠一定的历史主体。文化是人的创造。没有人的主观创造，文化就不会被推进和创造，文化主体性就不能得到巩固，必须依赖历史主体依照时代特点对文化进行进一步创新创造。从广义上讲，泱泱中华，其传承或创造的主体是以民族为单位的人的集合体，与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相同，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因此，发挥群己力量是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是一场持续的“传统的发明”,需要在守护本民族核心价值、精神信仰、道德遵循的同时，努力推动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其最终目标不是构建封闭的文化堡垒，而是培养一种“从容面对他者”的文化自信。具体来说，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领导力量和参与力量。文化归根到底是历史主体围绕文化转型发展进行实践创造的事情。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和巩固重任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肩上，党领导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二是明确的文化发展目标。明确的目标可以指引文化主体性的发展方向。新时代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自立于世的中华文明新形态。三是切实的实践路径。旧的文化生命体消亡了，必然代之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既是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更是全球化语境下对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持文化自我的时代回应。其要义在于守正创新，以中华文化厚重的思想体系为根基，凝聚民族精神，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主体性重建的阶梯式历程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肩负起重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实现从初步觉醒、制度性奠基、巩固拓展向自觉引领的阶梯式跃升。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初步觉醒
近代以来，中华文化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更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华文化数千年的主体地位。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到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从胡适的“全盘西化”论到梁漱溟的“东方文化”复兴论，各种主张都折射出中华文化在西方冲击下的身份迷茫与主体性危机。
不同于其他各派的主张和努力，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开辟了一条超越“全盘西化”与“尊孔复古”的文化新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第一次历史性结合。在理论上，早期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辩证对待中西文化的理论视野。李大钊既批判封建礼教，又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二者应互相提携，“互相发明”。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所谓“民族的”,即确立文化自主权，反对“全盘西化”;所谓“科学的”,即批判封建糟粕，吸收外国进步文化“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所谓“大众的”,强调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这就从理论上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在实践上，党自觉将文化主体性重建融入革命斗争，使文化主体性第一次拥有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942年，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进一步明确文艺“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方向。由此，从改造旧秧歌到创作《白毛女》,工农兵群众第一次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
这一时期的历史性贡献在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实现了文化主体性从断裂到重建的历史性突破。更为深刻的是，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初步形成了“第一个结合”的自觉意识，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双向互动、相互成就的新路径，为后来“两个结合”的完整提出奠定了思想根基。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制度性奠基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文化落后状况，巩固文化主体性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课题。当时全国人口中文盲较多，农村文盲率高，旧知识分子中多数“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1949年《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文化教育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成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首要任务。
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将文化主体性从革命话语转化为制度框架，在坚持“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国道路。在理论上，党逐步形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并阐释道：“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在实践上，党通过扫除文盲、建立农村图书室、改造旧文化事业等举措，使人民群众获得了参与现代文化建设的能力与身份。
从制度建设的维度审视，1949年至1978年构成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重建文化主体性的奠基阶段。其深层贡献在于，党将“第一个结合”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框架，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获得了制度性保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体现了党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辩证态度，为后来“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时期的探索虽有曲折，但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制度框架，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转型与拓展提供了历史前提。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拓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为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强调只有思想解放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新问题。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
在深化“第一个结合”的同时，党开始自觉触及“第二个结合”的深层问题。在理论上，党逐步形成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相统一的指导思想。1980年，文艺工作的总口号明确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1997年，党的十五大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实践上，党通过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等举措，不断拓展文化主体性的现实根基。1984年，大批文学期刊开始转型改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2005年决定设立、2006年起施行“文化遗产日”。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使文化主体性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这一时期，党成功处理了文化发展中“古与今”“中与西”“一与多”的辩证关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又尊重文化发展内在规律；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党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深化“第一个结合”,同时开始触及“第二个结合”的深层问题——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文化主体性。这些探索为新时代“两个结合”的完整提出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
(四)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在多元文化激荡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时代重大课题。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在新时代的中国，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影响力，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实现了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自觉与战略引领，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融通。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文化自信”,将其纳入“四个自信”之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党在文化主体性建设上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根本转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文化领域呈现蓬勃生机。如文艺创作涌现出《觉醒年代》《山海情》等一批优秀作品，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时代活力。
从思想史的演进视角审视，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主体性建设的自觉引领阶段。以文化自信为标志，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自觉跃升；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创造性提出为关键，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达成深层融通，从根本上破解了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困局。中国式现代化由此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三、时代使命：以巩固文化主体性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文化主体性建设也进入了自觉巩固与主动引领的历史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突破中，将文化主体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文化自信的提出、“两个结合”的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承接这一历史性飞跃，新时代文化建设需要在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中，将文化主体性从理论自觉转化为现实力量。
(一)以“两个结合”厚植文化主体性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创造性提出，是新时代文化主体性建设的理论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论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深层融通机制，从根本上破解了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困局。
“第二个结合”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使文化主体性从抽象的文化论争中解放出来，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与中华文明的深厚滋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生命力，使传统文化在科学理论的观照下焕发新生；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使科学理论扎根于中国土壤、浸润了中国智慧。这种双向互动、相互成就的关系，造就了文化主体性的全新形态——它既不是“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也不是“尊孔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达成了内在统一，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文化自觉。
(二)以党的文化领导权强化文化主体性的制度保障
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质上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文化建设，党的领导从根本上确保文化的人民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断，这为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当今时代，多元文化、多种价值观交流碰撞成为常态，一些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思想认识、信念信仰方面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负面表现都是对文化主体性的侵蚀和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就是要确保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具体而言，一是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三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在多元价值并存的背景下构建起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准则。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文化主体性的正确方向，避免在多元文化激荡中迷失自我；另一方面，只有巩固文化主体性，党的领导才能获得深厚的文化根基，使党的执政地位获得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这种双向赋能的逻辑，正是“第二个结合”在政治层面的具体展开——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有机统一，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品格。
(三)以巩固人民主体地位夯实文化主体性的群众根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化创造核心在人”,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民主体地位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联系。
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必须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一方面，文化创造依靠人民。人民的创造性、主动性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离开人民的创造、人民的智慧和人民力量的凝聚，巩固文化主体性难以成为现实。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必须与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从井冈山时期的识字运动，到延安时期的群众文艺活动，再到新时代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党始终将文化主体性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另一方面，文化创造为了人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这一论述揭示了文化主体性的本质规定——它不是抽象的文化自我，而是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主体。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要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构和运用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表达体系，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两个结合”在群众层面的具体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华文化“民为邦本”的传统智慧相融合，使文化主体性获得了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四)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强化文化主体性的学术呈现
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最终要在学术话语层面得到体现和确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学术根基，是破解“西方中心论”话语霸权的关键。
当前，一些学科仍存在“言必称希腊”的现象，以西方知识体系、西方概念、西方范式为学术依据，导致“有理说不出”的学术困境尚未得到根本消除。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的知识生产缺乏主体性自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核心在于摆脱对西方理论框架的路径依赖，以中国实践为源、中华文化为脉，建立一套能解释中国问题、回应人类关切的概念、范式与逻辑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最深厚的源泉。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伟大实践本身就是自主知识体系最坚实的根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是要注重自主性，立足中国实际，立足中国经验，打造理论中国；二是要突出学理化体系化表达，以具有中国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支撑，在知识要素的学理化梳理中明晰其内在逻辑；三是要彰显主体性，让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仅是解释中国的工具，更成为回应人类共同问题的智慧资源。这种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转向，正是“第二个结合”在学术层面的体现，它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华文化“格物致知”的传统相互融合，为文化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学术根基。
四、世界意义：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本质是文化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绝非与世隔绝的封闭孤立。恰恰相反，它以中华文化独特的禀赋与自觉为根基，既在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开放交流中完成自身重建，更以中华文明特有的包容性，为破解全球文明交往难题、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方向与路径。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正是要以“和而不同”的智慧破除“文化霸权”的桎梏，以“天下为公”的胸怀驳斥“普世价值”的伪说，以“美美与共”的追求超越“文明冲突”的陷阱，在坚守自身文化立场的同时，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与国际社会一道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破“文化霸权”桎梏，以“和而不同”立文明相处之基
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是国强必霸、丛林法则，这种处事思维反映在文化上就是赤裸裸的“文化帝国主义”——其本质是通过“软权力”实现霸权统治。人工智能时代，文化帝国主义不但没有消退，反而通过技术手段渗透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传播中。它通过算法推荐塑造价值观偏好，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垄断话语渠道，通过数字资本支配全球文化产业布局，更通过对知识生产与国际规则体系的重构，实现对非西方世界历史解释权与文化资源获取权的结构性控制。这种深层次的文化霸权桎梏，不仅侵蚀着广大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主权，更在根本上威胁着人类文明赖以存续与创新的多样性根基。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处理文明关系时的核心理念与智慧结晶。它强调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同时，以和谐包容的姿态寻求与不同文明的共存共荣，从根本上区别于“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逻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倡导相互尊重与交流互鉴，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一方面，中国从维护全球共同利益出发，通过“一带一路”等公共产品，与世界分享发展红利，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多极化世界新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管国际格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文明多样性，做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另一方面，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绝不意味着退守文化孤立主义，而是要以“和而不同”为原则，打破不平等的对话格局。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多边文化合作机制、完善文化贸易公平规则、加快本土文化产业发展，旨在构建一种能够容纳多样性、保障各方主体性的新型国际文化秩序。这既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对西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超越，也为人类社会探索超越霸权、走向共存的文明新路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斥“普世价值”伪说，以“天下为公”彰全人类共同价值
在当代全球价值秩序的论争中，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正当性正面临深刻质疑。这一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表面上宣称具有超越文化差异的普遍适用性，实则暗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和文明优越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往往伴随着文化霸权的实施，不仅未能实现普世和谐，反而在许多地区引发了文化冲突、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普世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将特殊价值伪装成普遍真理的话语建构，其单一线性的文明演进观与人类文明多元共存的实际格局形成了尖锐矛盾。
“天下为公”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独特的智慧传承，为破解价值困境、构建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重要思想根基。《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经典表述，不仅描绘了理想社会的蓝图，更确立了一种以共同体利益为依归的价值立场。这一古老智慧强调超越个体、民族和国家本位，以整体性思维思考人类共同福祉。“天下为公”在当代展现出三重核心意涵：强调共同利益的优先性、秉持关系性的文明观、倡导责任型价值实践。这些特质使其成为支撑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实理念基础。在这一理念指引下，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了对“普世价值”的根本超越：在哲学范式上，完成了从“一元普遍”到“多元统一”的转换；在价值取向上，实现了从“个体本位”到“关系本位”的转变；在实践路径上，推动了从“强制推行”到“交流互鉴”的转型。
中国在国际价值话语领域的实践，正是“天下为公”理念的具体展开。一是加强跨文化交流，争取价值观“最大公约数”,鼓励留学生互派、智库合作、媒体互动，增进民心相通；二是聚焦全球议题，在反对恐怖主义、环境保护、减少贫困、数字治理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共同利益凝聚价值共识；三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针对不同国家的民风民俗、认知水平，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和表达方式进行宣介。“天下为公”的当代意义，在于它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价值秩序提供了深刻启示：人类文明的未来不在于文明优越，而在于命运与共。
(三)超“文明冲突”陷阱，以“美美与共”推文明多元共生
在全球化进程遭遇结构性挑战的当代语境下，文明间关系的理论范式需要突破传统认知局限。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将文明间的自然差异视为诱发国际冲突的根源性变量，断言不同文明的差异必然成为未来全球冲突的核心诱因。这一基于西方现代性二元对立思维的理论预设，既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实践相悖，更在当今文明交往中不断制造认知对立、加剧文明隔阂，成为诱发文明误解与冲突的理论陷阱。
面对这一困境，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突出表征的“美美与共”理念，以中华文明独特禀赋从根本上破除了“文明差异即冲突”的迷思。它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文明交往领域的具象化。其对“文明冲突论”的超越体现在三个层面：从本体论看，确认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天然属性，否定“文明天然对立”预设；从认识论看，主张通过平等对话构建文明“主体间性”,打破单一视角的认知闭环；从价值论看，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目标，为应对文明差异提供“非对抗性”方案。
近年来，中国秉持“美美与共”理念积极搭建各类文明交流互鉴平台，取得多重实效。中国持续推动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多层次文明对话平台，为各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制度保障。同时，中国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联合考古、艺术共创等跨国文化合作项目，培育文明互鉴新生力量。这些实践不仅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提供了切实路径，而且显著增强了各国民众的文化认同和相互理解。基于这一理念的“全球文明倡议”也逐渐获得广泛国际认同，促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非西方文明价值，推动文明关系研究从传统范式向多元共生范式转型。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世界意义，归根结底在于：它证明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文明进步不等于文明同质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带来了新选择；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高扬，为人类文明走向多元共生贡献了新智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正以其独特的包容性与创造性，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