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载《儒林》第九辑，齐鲁书社2024年版，第9‒11页。本文是作者2024年5月19日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儒林论坛·先秦儒学与早期中国”学术研讨会的“五人谈”发言。
谢谢主持人！我想先谈的是我们会议的主题，谈谈怎么认识“先秦儒学”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想法。“先秦儒学”的概念，是现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里面的提法，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现在“中国哲学史”的叙事，是按照“先秦儒学”、“两汉儒学”、“魏晋玄学”、“宋明儒学”这样的时间顺序排下来的，是按照朝代排的，它掩盖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而且，“中国哲学史”的话语，把整个儒学史处理成了书斋里面的概念游戏，这存在很大的问题。
这和我所讲的“生活儒学”有关，就是现在“中国哲学史”的叙事，脱离了生活，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前些年，我主办过一个会议，专门谈“重写儒学史”的问题。[1]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其中比较关键的问题是：儒学的秉性是“入世”的，是回应时代问题的，因此，要认识儒学，就要认识儒学的时代背景。孟子讲“知人论世”，这是一个基本原则。[2]但我们看“中国哲学史”包括“宋明理学”那样的研究，会发现：它好像跟时代、跟生活完全没关系。这样的研究意味着没法理解历史上某一位儒者的宗旨：他的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谈某某问题？比如，程朱为什么要谈“天理”？阳明为什么要讲“良知”？“心中贼”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此等等。
所以我想说：要认识所谓“先秦儒学”，首先应该把它放在更大的背景当中去，那就是所谓的“时代背景”及其“转换”。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哲学”的观念，或者“中国历史哲学”的观念。简单来讲，先建立一个历史的大框架，建立一个坐标系，再回过头来，在这个坐标系中去描述某一个点。
从目前比较靠谱的传世文献来看，大致来讲，中国的历史，我把它分成三大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两次社会大转型；相应地就有三大儒学形态。首先抓住中间的两次社会大转型：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时期，是春秋战国时代，在思想观念上属于中国的“轴心时代”，即是第一次社会转型及其观念转型；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就是我们大家现在还身处其中的社会转型及其观念转型，有人把它叫做“新轴心时代”，这当然可以再讨论。
在这几个时代，儒学的面貌甚至性质是很不同的。这里可以跟西方做一个比较。欧洲在“轴心时代”转型之后，进入了帝国时代；但其实中国也转入了帝国时代。在欧洲来讲，是罗马帝国；在中国，就是从秦汉帝国一直到大清帝国。我又把中国的帝国时代分成前后两期。西方的罗马帝国后来解体了，进入了所谓的“封建”状态，这其实非常像大唐帝国解体之后的状况，也进入了极其分裂的状态，即五代十国。但跟西方不同的是，后来的宋、元、明、清仍然是帝国时代。而欧洲呢，后来没有出现帝国“大一统”。后来有一种所谓“帝国”， 包括拿破仑帝国等，其实是现代性的“帝国”，这完全是一个现代性概念。
至于儒学，是跟中国历史的时代转换相应的。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会议的标题“重写儒学史”，后面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儒学的近代转型，已经经历了1.0版、2.0版，等等。这个1.0版一直可以追溯到宋代，这是我结合时代背景对儒学史的一个全新的认知，跟过去“宋明理学”的研究截然不同。[3]“生活儒学”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有不同的儒学形态。所以在我看来，整个中国哲学或者儒家哲学，大致来讲，可以分为三个大形态，中间有两次大的转型，这样就可以把儒学史描绘得非常清楚。所谓“先秦儒学”，一般叫做“原典儒学”，我们可以有两种概括，一种叫做“周孔之道”，一种叫做“孔孟之道”。后来从秦汉直到明清的儒学，我称之为“帝国儒学”。接下来是“现代儒学”，不断出现新的版本，一直到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的版本，再到今天中国大陆儒学的版本。
我想强调的是：我为什么要画一个三大儒学形态及两次大转型的框架呢？
第一，必须在一个坐标系里面才能够准确地描绘一个点，那么，在这个大框架或者“历史哲学”的框架下，我们回过头去看“原典儒学”，就会发现，它和“帝国儒学”包括“宋明理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点。具体怎么不同呢？这里没时间展开，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这几年讨论比较多的所谓“外在超越”、“内在超越”的问题。宋明儒学或者帝制时代的儒学，基本上是“内在超越”的；而“原典儒学”，特别是“周孔之道”，却是承认“外在超越”的，承认有一个上帝。除此之外，两者之间还有很多的不同，乃是本质的不同。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套用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我想，我们面向现代性的儒学，就是第二次社会大转型所伴随的儒学观念的转型，应当考虑“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吾从周”，回到西周、回到周公。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所谓“新轴心期”可能会有很多类似西周或者“原典儒学”的观念需要重建。这是今天值得我们着力去加以阐发的。我自己最近几年花了很大的功夫，来讲儒学超越性层面的问题。这样的工作，可能只有“原典儒学”才能给我们提供最值得参考的资源。
参考文献
[1]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参见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5年第18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15年第8期转载）。
[2]参见黄玉顺：《注生我经：论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生活渊源——孟子“论世知人”思想阐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3期。
[3]参见崔罡、黄玉顺主编：《儒学现代化史纲要》，齐鲁书社202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