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鲜王朝曾出现儒学与孙子兵学对冲、共融现象，这一现象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孙子兵学“惟吾独尊”，第二阶段表现为孙子兵学渐趋儒学之下，第三阶段表现为孙子兵学与儒学共融。这一兵学文化传播现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孙子兵学“惟吾独尊”的影响是，儒学之士热衷于学习孙子兵学，取得了显赫地位。孙子兵学渐趋儒学之下的影响是，儒士不学孙子兵学，不知如何处理军政事务，不知如何应对外敌，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儒学与孙子兵学共融的影响是，在理论上出现“兵儒共融”的思想主张，在实践上重视培养“儒将”，在对外战争中成功反击了外来敌人。
关键词：朝鲜王朝；儒学；孙子兵学；传播；对冲；共融
发源于华夏大地的儒学和孙子兵学，很早以前就已传播到朝鲜半岛，并对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学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有四种说法，最早的是“箕子引进说”。《孙子兵法》至少在新罗初期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在不同历史时期，儒学和孙子兵学在朝鲜半岛发挥了不同效用。中外学界对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研究成果丰硕，但缺少儒学与孙子兵学在传播过程中互动情况的研究。朝鲜王朝曾出现儒学与孙子兵学对冲、共融。就发展变化情况而言，这一现象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是朝鲜王朝兵学文化传播中的一个独特现象，本文以域外汉籍为核心资料，从三个发展阶段探讨这一现象，希冀进一步促进对朝鲜王朝孙子兵学传播的认知。
一、孙子兵学“惟吾独尊”
儒学与兵学对冲和共融的第一阶段是孙子兵学“惟吾独尊”。从朝鲜王朝建立（1392）至16世纪中期，孙子兵学备受推崇，不仅武人热衷学习孙子兵学，而且一些儒学之士亦潜心研习。
（一）孙子兵学“惟吾独尊”的原因
孙子兵学“惟吾独尊”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尚武之风的影响。开国之主李成桂本是一位将军，通过一系列内外战争的胜利，取得显赫地位。他率军平定高丽万户朴仪的叛乱，击退反元势力的进攻，击退侵扰多年的倭寇，声望与日俱增，并凭借高超军事才能和强大武力，最终夺取了政权。李成桂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君王，给朝鲜王朝带来浓厚的尚武之风。他曾颁布教书，指令大臣和军民定时讲读、研习《孙子兵法》，《朝鲜王朝实录》记载：“讲武之法，主掌训炼观，以时讲习《武经七书》及射御之艺。”这是培养尚武之风的真实写照。
其二，时人认为儒术对自身发展无益。郑道传（1342—1398），字宗之，号三峰，奉化人，任三司右使。他的诗歌《自咏》：“自知儒术拙身谋，兵略方师孙与吴。岁月如流功未立，素尘床上废阴符。”诗歌反映出诗人对儒术和孙子兵学的不同态度，他认为儒术对谋划自身不利，用兵方略在于学习孙武和吴起的兵书，显然诗人更为推崇兵学。
其三，儒士以熟知孙子兵学感到荣光。成伣（1439—1504）《金良镜诗集序》记述，自己少年读书，看到金良镜的《新凉赋》，喜爱其风格豪迈。金良镜是高丽人，是一位儒学之士，因诗赋而闻名于天下，熟知《孙吴兵法》，被选为判官，征讨契丹，军容整齐：“公（金良镜）筮仕明宗。熟知孙吴书，以选辟为赵冲判官，讨契丹于江东城，领兵入元帅镇。元帅邀公上座，叹军容整肃，宴慰而送之。”成伣赞扬金良镜的文武之才：“以一介儒生，出入两寇之间，能使天骄，敛其倔强而不敢动。……公文武之才，数百年以来所罕有。”由此可见，成伣以前朝儒士金良镜熟知孙子兵学而感到荣耀。
（二）孙子兵学“惟吾独尊”的表现
孙子兵学“惟吾独尊”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其一，轻视儒学之士。大提学徐居正（1420—1488）的诗歌表达了一位儒士学习孙子兵学的心声。他的诗歌《再用前韵》：“莫道腐儒无奇术，少年孙吴粗已读。圯下早授黄石书，胸中六韬自可乐。噫嘻胡尘暗朔漠，黄屋北狩归不得。中原多事方抢攘，豺虎噬吞掀地轴。新皇龙飞布天威，大将鹰扬袭高爵。手挽银潢洗妖氛，四海已免填丘壑。呜呼丈夫志有在，岂但雌伏诗书阈。我欲一献平戎策，凯还燕山喧鼓角。”诗歌中的“孙吴”，是指《孙吴兵法》，诗人叹息世人批评儒生迂腐。他在少年时就已粗略读过《孙吴兵法》。黄石公授予张良的《三略》也曾见识过，胸中还藏有姜太公《六韬》，自己心中感到无比快乐。其中的诗句“莫道腐儒无奇术，少年孙吴粗已读”，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瞧不上儒学之士，称之为“腐儒”；另一方面，反映出诗人早在少年时就学习了兵学书籍，超出儒士。
其二，孙子兵学深受欢迎。李允俭（1451—1520）字子文，中武科，为宁海府使。朝鲜武科考试考查《孙子兵法》，由此推断其熟知孙子兵学。金安国（1478—1543）《嘉善大夫忠清道兵马节度使李公墓碣铭》记载，李允俭端正耿直，以学武得志，却不喜欢弓马之技。他更喜爱读书，议论古人成败得失，自认为“宿儒”比不上：“自诸子史书，无不淹该。至论古人行事成败得失，虽自谓宿儒莫能加。”他结交的都是儒雅之士：“交游皆儒雅士，每清谈相对。”商议军国大事时，他从不说无益混乱之语，常常招致武人的嫉恨：“或商榷筹边利国之事，未尝为驳杂无益语，以此武流多忌之。”由此可见，李允俭出身武官，表现出儒士风范。他熟知孙子兵学，学识广博，当时许多人愿意追随他学习兵书方略，以此闻名于世，受国家重用：“武士受兵书，学方略以名世，国家赖其用者，多出其门。”可见，当时孙子兵学很受朝鲜士人的欢迎。
其三，通晓孙子兵学的儒学之士可立功勋。曹夏望（1682—1747）《六代祖户曹判书昌阳君忠景公遗事》记载，曹光远（1492—1573）早年继承家学，以文儒之才获取功名，通晓孙子兵学，守护边疆，立下显赫功勋：“以文儒进。而天畀异材，兼通孙吴，宣力三边，克著勋庸。”曹夏望赞扬祖上对兵家奇正之法不学就会，射技精湛，寻常武将无法达到他的水平：“有神智神解，兵流奇正之法，不学而能。射艺天得，左右俱发。百不失一，而中或迭双。一代武将之素号善射者，皆莫敢企及焉。”因此，屡当重任，使用兵威，使胡番之族服从领导：“遂以文武全才，屡当钲钺之任，初拜北路节度使，镇服番胡。”
其四，推崇文武并用之道。徐居正同僚郑兰宗（1433—1489）是一位儒学之士，曾学过孙子兵学。徐居正《送咸吉道节度使郑东莱诗序》记述，成化十三年（1477）二月，朝鲜成宗任命郑兰宗为永安道节度使。永安道作为国家“后门管钥，控驭胡虏”，此道节度使任务繁重，职责重大。由于永安道民风强悍，喜好兵乱，若非文武全才，很难治理。郑兰宗有文武之才：“雄武之略，本之以诗书，侈之以孙吴，折冲樽俎，卧护北门，可立俟也。”从中可知，郑兰宗学识是以儒家诗书为根基，又通晓《孙吴兵法》。徐居正赠言郑兰宗：“文者，非章句训诰之谓。武者，非斩将搴旗之谓。文以立其体，武以达其用。”由此可见，当时推崇文武并用之道。
（三）孙子兵学“惟吾独尊”的影响
孙子兵学“惟吾独尊”，致使许多儒学之士热衷学习孙子兵学，取得了显赫的地位。这种影响可从沈彦光（1487—1540）诗歌中管窥，他的《题兵曹郎官契轴》：“清儁风猷总绝伦，煌煌列宿最精神。兵家奇正归儒术，军国安危仗搢绅。身为卫君擐甲胄，志因忧世展经纶。岂徒千乘堪洽赋，直使三陲已静尘。了事几回成大酌，开樽时复管良辰。他年青眼凭图画，十载肝肠更八人。”诗歌赞扬兵曹郎官契轴是英才，风采品性无与伦比，在众多才俊中间，显得光彩夺目。诗人激励他努力报效国家，留名青史。诗人指出，当时社会出现一种奇特现象，“兵家奇正归儒术，军国安危仗搢绅”。诗句中的“兵家奇正”，是指兵家孙武的奇正之术。诗句点明孙武奇正之术已归属于儒学之士，统军治国大事都要依靠缙绅之士。
孙子兵学“惟吾独尊”，致使许多儒学之士热衷于学习孙子兵学，以学习孙子兵学感到自豪和荣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学和儒士受到冷落。诚如，徐居正口中所讲的“腐儒”，李允俭所言的“宿儒莫能加”。这种社会现象折射出孙子兵学“惟吾独尊”的地位。同时，通晓孙子兵学的儒学之士，纷纷跻身于国家高级文武官员的行列，垄断了军国大事的处理，也为孙子兵学地位的变化开启了方向。
二、孙子兵学渐趋儒学之下
儒学与孙子兵学对冲和共融的第二阶段，大约是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期，主要表现是孙子兵学受到冷落，儒学受到高度重视，孙子兵学渐趋儒学之下。
（一）孙子兵学趋于儒学之下的原因
孙子兵学趋于儒学之下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反对穷兵黩武的思想出现。以崔演（1500—1549）《三代之兵若时雨》为代表，赞扬三代用兵讲究仁德：“验天道而推人事，嘉三代之用兵。将耀德而绥远，匪徒事乎战争。初遵养而时晦，蕴生成之至德。答民望而除残，四海蒙其膏渥。”崔演批评后世“乐战好兵”，招致灾害降临：“纷纷乐战而贪兵，争构怨而结祸。乱杀气之模糊，但盲怪之发作。伤太和而致沴，喟三精之雾塞。更百代乾坤之大旱，无沛然之一雨。”主张摒弃《孙吴兵法》，向往儒家推崇的唐虞之时：“噫不戢而自焚，抚千古而长吁。吁嗟乎兵凶战危，几万骨之暴枯。虽天吏未免夫今灾兮，矧穷黩而毒痛。彼大武尚末尽善，又焉用夫孙吴？若然则吾将安取，仰揖让于唐虞。”
其二，朝廷从儒士中选拔将帅，使士人学习孙子兵学失去动力。李縡（1680—1746）诗歌《闻是日行习操，寄都护儿》：“何须学兵法，颇牧出词林。一洗儒酸尽，方征圣惧深。鼓行不愆步，醪饮贵同心。报国都输汝，素餐惭至今。”诗人观看军队的操练，写给身为都护的儿子。其中诗句“何须学兵法，颇牧出词林”，正如诗人宣称，不必学习古代兵法，将帅如今都出自文坛。这一举洗尽儒士的辛酸，但是出兵征伐时，武事匮乏，令人担忧。
（二）孙子兵学趋于儒学之下的表现
孙子兵学趋于儒学之下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纷纷赞扬宋人张载放弃学习孙子兵学的行为。李珥（1536—1584）《圣贤道统》记载，朱熹的《横渠先生画像赞》：“早说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精思力践，妙契疾书。订顽之训，示我广居。”此画像赞中的“横渠先生”，是指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赞语点明张载早年喜爱《孙吴兵法》，晚年钻研佛老，后全身心地从事理学研究。作者强调张载这一行为可教导愚顽之人，示众人以仁义之道。
宋时烈（1607—1689）赞扬张载勇于改正错误的精神。他的《经筵讲义》记载，张载气质与“二程”相比，显得驳杂，但勇猛工夫却要优于“二程”。他提到朱熹创作的《横渠先生画像赞》，并对所说的“皋比”做出解释：“朱子作赞曰：‘早悦孙吴，晩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皋比即虎皮也。”又说：“人非尧舜，岂无过乎？知过而改过，则日月之明也。”朴泰淳（1653—1704）赞扬张载晚年勇于放弃学习孙子兵学。朴泰淳《咏史·右横渠》：“当时问难易经横，一撤皋比勇莫京。佛老可知弥近理，孙吴堪笑谩佳兵。沿洄濂洛源方正，证砭顽愚教已成。试看晩来深造处，几人能得自明诚。”这首咏史诗描述张载先尊佛老，后批兵学，一心儒学。
其二，武人开始推崇儒学。张弼武（1510—1574）虽治《孙吴兵法》，却喜好儒学。宋焕箕（1728—1807）《兵使赠判书张公墓碣铭》记载，先祖文正公曾给张弼武撰写祭文，有言曰：“仡仡其勇，百夫之特。虽事孙吴，实耽经籍。家行既著，边功亦植。”祭文之语“虽事孙吴，实耽经籍”，点明兵使张弼武表面研习《孙吴兵法》，真正的嗜好却是儒学经典。朝鲜英祖对武将后代习文不习武的风气感到忧心忡忡。《承政院日记》记载，上曰：“武将家子孙，不为业武而业文。近来弊风，虽已业武者，必欲得劝武之名。”
武人金俊民念念不忘儒家之学。曹友仁（1561—1625）《交翠堂匾额记》记载，武人金俊民，父亲是通儒，以“交翠堂”为堂匾，后来在战火中被焚毁。金俊民请曹友仁书写“交翠堂”，曹友仁询问“交翠堂”的涵义。他以周敦颐“庭草不除”来回答。曹友仁颇为吃惊地说：“噫！弓马，子之技也。孙吴，子之业也。凡子之习熟见闻，动与吾儒不相类。”由此可知，金俊民本是一介武人，研习兵学是他的本业，却对儒学情有独钟。
武夫不学孙子兵学，却学儒士风度。姜浚钦（1768—1833）《汉京杂咏·泉雨阁》：“炮声喷怒崖谷裂，南营将士练秋日。快马强弓困驰逐，偃旗鸣金就休歇。未到洞中闻笙竽，才入松间见霜雪。忽然身着泉雨阁，石上飞泉如脱筈。乍高乍低声更激，人在喧中静如佛。那知细柳飞营里，却对玉渊三峡水。若使兵家得此势，铁骑长驱随所指。武夫如今面如玉，不读孙吴学儒士。”诗歌描写炮声隆隆，崖谷快要震裂，正是南营将士秋操演练之时。值得关注的是诗句“武夫如今面如玉，不读孙吴学儒士”。诗人笔锋一转，慨叹如今武夫面色如美玉一般，不去阅读孙子兵学书籍，却去学习儒士风度，作者对此忧心忡忡。
郑基安（1695—1767）以老儒自居，不学习孙子兵学。他的诗歌《仁风楼试射》有言：“江头画阁雨新晴，古塞顽云郁未平。设鹄令严三擂鼓，登坛风掣五牙旌。谩詑武夫身手健，谁教骄虏胆魂惊。老儒不学孙吴法，要筑民心作一城。”诗歌描写诗人站在江边仁风楼上，雨过天晴，古塞依然是乌云不散，设立箭靶，纪律严明，击鼓比试射箭。武夫身手矫健，令敌人心惊胆战。诗人心中倾诉，自嘲不学孙子兵学，发誓团结民心，众志成城。
将门世家出现研习儒学经典的现象。宋时烈《具氏三大将说》评论，本朝立国近三百年，常以文经武纬而治。近有文忠公李月沙的后人白洲公、青湖公，接连三代主掌文科。武科则有忠穆具公，后人则有绫丰府院公、绫平君，接连三代为大将。其中，绫平君的后人具志祯曾研习《大学》，也研习孙子兵学：“而绫平之胤志祯，尝为《大学》，兼习孙吴书，可谓储将于儒冠矣。”具志祯出身将门世家，既钻研儒学经典，又习兵家之书。
其三，排斥学习孙子兵学。白惺轩（1543—1622）不学孙子兵学，只学孔孟之学。黄汝一（1556—1622）《挽白惺轩叔》记载，白惺轩“少时豪气滥凡流，不入孙吴学轲丘。破浪长风宗悫志，吹箫明月牧之游。屠龙未试余霜刃，司马才成已白头。晩卜胜区游赏处，可堪松竹久含愁”。这一挽诗中“孙吴”，是指孙吴兵法。“轲丘”是孟子与孔子合称。诗人追念白惺轩少年时代有英豪之气，不学孙吴兵法，而学孔孟儒家之学。
黄景源《通训大夫宗簿寺主簿赠通政大夫兵曹参议梁公墓碣铭》记载，梁大朴（1543—1592），字士真，南原人。隆庆年间，天朝使者前来，远接使郑惟吉征召为从事。梁大朴与使者登上统军亭，讲解《射仪》。梁大朴连发三箭，皆中靶心，使者惊叹：“此真百步穿杨手。”梁大朴夜间读孙吴兵法不休息，有人问他为何盛世要读古兵书：“尝夜读《孙吴兵法》，不少辍。或曰：‘盛世读古兵法者，何也？’”梁大朴回答，通儒无书不读：“古之通儒，无一书不诵读之，我岂不为通儒邪？”从询问者的角度看，“盛世读兵法者”受质疑，分明是兵学趋于儒学之下的真实写照。
其四，学习孙子兵学成为无奈的选择。科场失败后，张润（1552—1593）开始学习孙子兵学。宋时烈《赠兵曹参判张润传》记载，张润，字明甫，木川人。性格刚直，身长八尺，勇力超众。少年立志学儒学，总是科场失意。后投笔从戎，开始学兵学：“少有志于儒学，经史子集，无不通达。屡入科场，辄不利，遂投笔从事孙吴术。”
郑重器（1685—1757）《咸安郡守金公家传》记载，金浣（1546—1607），字彦粹，骨格奇伟，有勇士之风。屡次参加科举不中，开始学孙子兵学：“稍长力学书，词翰渐就，而屡举不成名。既而读孙吴书，习骑射谈韬略，慨然有万里破浪之志。”中武科之选，除宣传官，勤于职事，护卫谨慎。壬辰倭乱，倭船聚集于海，无人敢抵御。金浣亲自驾驶战舰，拒敌前锋。自玉浦转斗闲山岛，大破敌人。
朴齐家（1750—1805）《弹琴台申将军词》揭示了一种现实：在重儒轻兵时期，儒仕之路不通的情况下，士人才会选择兵学。《弹琴台申将军词》如下：
宁饮琴台酒，不食月川鱼。琴台饮酒可消愁，月川鬼泣沈江余。当年误学背水阵，毕竟殉国堪欷歔。秀吉雄吞六十州，甘心假途凌三都。倭奴短兵天下畏，炮丸况复东来初。儒者之邦尚礼义，读书不解读孙吴。争办一死竟何补，坐令漆齿成长驱。申公勇略常冠军，野战数能惊北胡。桓桓受钺下青冥，眼中直欲无南虞。那知汉卒挤睢水，忍见陈涛摧战车。至今战血不成磷，水面洗尽红模糊。万家同日招魂葬，天摧地裂声呜呜。剑锋赤尽织田平，马首高悬清正颅。琴台此恨未足雪，但见愁云百年萦寒潴。舟人渔子话龙蛇，我来草树迷空墟。寒鸦飞下祭坛夕，斜阳澹澹荒祠隅。君不见鸟岭苍黄元帅走，始知将军此日非区区。
“儒者之邦尚礼义，读书不解读孙吴”，道出了一种现实：儒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格外崇尚礼义。往往在儒家经典读不懂时，才去学孙子兵学，读《孙吴兵法》。儒士抢着一死，究竟有何补益，坐使敌人长驱直入。综观全诗，诗人意识到儒学排斥孙子兵学，这种现实带来严重后果。
其五，从热衷学习孙子兵学纷纷转向学习儒学。宋时烈《黄涧松溪书院奉安四先生文》记载，朴英，字子实，号松堂，密阳人。“偶悦孙吴，反求性理。脱然寐醒，晩悟何害。沈潜探赜，日征月迈。学成道尊，左右俱宜。真儒当路。”朴英偶然喜爱上《孙吴兵法》，后改求性理之学，成为道学之尊。
又如林芸（1517—1572），字彦成，号瞻慕堂、芦洞散人，恩津人。他去世后，世人所立《碣铭》记载：“少豪迈，好大略，学《孙吴兵法》。”“反而读孟氏书，通大义。从伯氏葛川先生，讲大易。居家事亲，乡里化之。”由此观之，林芸年少时学习《孙吴兵法》，后研习《孟子》，讲《周易》，以儒学之风浸染乡里。
又如朴仁老（1561—1642）早年学《孙吴兵法》，晚年仰慕周公、孔子儒家之道。郑夏源（1762—1809）《竖碣慰安文》：“仰惟德义，圣世仪凤。早学孙吴，晩慕周孔。朝如闻道，夕死犹可。盖此格言，惕我牖我。折节回头，儒者气像。独抱遗经，一念向上。维敬维诚，体我心学。维忠维孝，慎我庸德。”碑文追悼朴仁老的德行和功绩，其中，“早学孙吴，晩慕周孔”，表明了朴仁老的学习转向。
（三）孙子兵学趋于儒学之下的影响
孙子兵学趋于儒学之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儒士不学孙子兵学，不知如何处理军政事务。柳景深只学儒家治国之术，从未学兵学，未料到他后来要处理军政事务。柳景深（1516—1571）的《昌道驿次沈希安韵》诗中写道：“巡尽天南又北之，客思何况又秋思。匆匆计日闻鸡早，步步怀家策马迟。事业秖怜欺老病，功名还愧泣途歧。平生只解经纶学，余外孙吴本不期。”这是一首抒情诗，描写诗人到边疆各地巡视。诗人叹息自己年老多病，功名无所成就，一生之中只学习了解儒家的治国之术。除此之外，从未想到学《孙吴兵法》，等巡视边疆和管理军政之时，诗人才开始后悔先前未学兵法。
其二，儒士不知孙子兵学，不知如何应对外敌。迂腐儒生因不了解兵法，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无抵御良策。这反映在郑蕴（1569—1641）《登侍中台》一诗：
道傍有高台，台名称侍中。闻说尹文肃，拓地平山戎。想应奏凯还，过此开天悭。英雄得胜地，千古留人观。碧海波万里，青天混一色。汪洋宇宙宽，吐纳乾坤窄。日月浴台前，烟云生砌下。壮观天下无，岳阳此其亚。危径通一线，青松森万章。奇胜十分添，化工雕成良。远客暂投鞭，暇日聊徘徊。适值天气清，海道无纤埃。白鸥浮泛泛，孤帆去茫茫。余生畎浍间，未曾观沧溟。幸承恩谴命，获此天游成。快阔最平生，浩荡开心胸。君恩到处深，直与兹海通。翻思古人烈，飒飒来雄风。迂儒昧兵法，御戎无策奇。惟思尽心膂，不伤明主知。白日向西流，无端起远思。信美非吾土，王程且有期。哀猿叫束槛，夜鹊惊栖枝。飘飘无住着，天地空搔头。仆夫又催行，秦关冰雪稠。
诗歌中“尹文肃”是指高丽名将尹瓘（？—1111），梁诚之称赞他的功绩：“尹瓘之逐女真，拓地千里，创筑九城。载之于史，昭然可考。”诗歌赞扬尹瓘开拓疆土，平定女真，“侍中台”成为英雄胜利的象征，供人瞻仰。诗人感叹“迂儒昧兵法，御戎无策奇”。
孙子兵学趋于儒学之下，也是儒学风气日渐上升之时，不单单反映在文人身上，尤其表现在武人身上。孙子兵学日渐受冷落和忽视，使朝鲜王朝在治军和应对外敌方面显得虚弱无力。《涧松先生年谱》记载，赵任道（1585—1664）对孙子兵学受冷落痛心疾首。“闻南汉受围，胡人大举入寇。上幸南汉山城，胡人围逼。先生慨然吟一绝云：‘腐儒平昔不谈兵，临乱如今但骨惊。月晕孤城消息断，北辰回首涕空横。’”其中，诗句“腐儒平昔不谈兵，临乱如今但骨惊”，正是对这种社会现状的批评。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朝鲜王朝经历了万历朝鲜之役（朝鲜史籍称“壬辰倭乱”，1592—1598）、丁卯之役（朝鲜史籍称“丁卯胡乱”，1627）、丙子之役（朝鲜史籍称“丙子胡乱”，1636—1637），这些给朝鲜王朝造成了沉重打击。
三、儒学与孙子兵学共融
儒学与兵学对冲共融的第三阶段表现为共融，这一阶段大约从18世纪末期至1910年朝鲜王朝灭亡。整合儒学和孙子兵学的理论开始出现，儒学与孙子兵学共融的实践活动也不断涌现。
（一）儒学与孙子兵学共融的原因
儒学与孙子兵学共融的原因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儒学出现严重危机。这种情形可从科举策问中考察。金宗燮（1743—1791）《策问》指出：孔子和孟子在护卫仁义方面立下很大功劳，孙武、吴起兵家之说，使人追求功利，杨朱与墨翟学说使人心术不端，孔子主张仁义之术近于熄灭，不是孟子挺身而出，担起护卫圣人之学责任，中国就会变为夷狄，人类就会变成禽兽。千年之后，周敦颐、程颢继往开来，朱熹成为集大成者。儒学后来传到朝鲜半岛，发端于新罗、高丽，发展至朝鲜王朝，盛极一时。甚至，李滉（1501—1570）可谓“东方之朱子”。存心学，黜霸道，千载合乎一运，一代儒学之风蔚然兴起，不逊于当年的邹鲁之风。金宗燮强调，近年来儒学之风日益败坏，“奈何近年以来，儒风日坏，学术渐晦”。假使孟子再生，用何种方法拯救儒家之学，“若使孟子复生，将何术以援其溺乎？诸生于七篇中，必有讲求而实得者，其悉著于篇”。由此观之，儒学面临严重危机，朝鲜统治者对此深感焦虑。
其二，外患日益严重。19世纪以来，西方势力开始向朝鲜加紧渗透，朝鲜王朝统治者与之发生冲突，集中表现为一系列外来战争，诸如“丙寅洋扰”“辛未洋扰”“日本入侵”。“丙寅洋扰”是指1866年法国军队入侵朝鲜王朝而爆发的战争。“辛未洋扰”，是指1871年美国军队入侵朝鲜王朝而爆发的战争。1875年，日本“云扬”号军舰击毁了朝鲜江华炮台，不久派海军陆战队逼近汉城。外患加深给儒学人士以极大的刺激。
（二）儒学与孙子兵学共融的表现
儒学与孙子兵学共融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推崇儒士学习孙子兵学。睦万中（1727—1810）赞扬高丽儒士金石坚喜爱孙子兵学。睦万中的《汶翁祠上梁文》记载，高丽化平府院君金石坚，字子固。西山庐墓显示孝心，床上只有《丧礼》一编。他在东亭讲武游学，胸中有兵书万卷。跟随师友数人游历，学有渊源，继承冈老立雪教导，才兼文武。当时外敌入侵，有抵御外患之功。金石坚最初并非从事武学：“初非从事于靺韦。盖尝著工于简编，少习邹鲁，已识季路勇强之姿。早悦孙吴，自负横渠超迈之气。”由此可知，金石坚先是学儒学，随后钻研兵学。
成海应（1760—1839）赞扬儒士刘仁愿学孙子兵学。他的《小华古迹》平济塔条记载，唐显庆五年（660）八月，苏定方击破百济将归国，特意树立碑铭以记其事，命令贺遂亮制碑文，使怀素书写碑文。现今此碑在县南田野中，碑文赞扬唐朝宣威将军刘仁愿忠孝品德和个人才干：“资孝为忠，自家刑国。早闻《周礼》之教，晩习孙吴之书。既负策虏之才，复总文史之道。”值得注意的是，成海应提到刘仁愿早年学习《周礼》，“晚习孙吴之书”。这一碑文的背后，是对儒学之士晚年学孙子兵学的赞誉，与张载晚年脱离孙子兵学形成鲜明对比。
柳麟锡（1842—1915）赞扬儒士谈论孙子兵学。他的《答洪汝千》书信中谈到，现今常说儒士不能论兵和做事，其实并非如此。昔日姜太公是万古用兵之祖，是儒中之圣。张良、孔明是从容正大之儒。此外，郄縠喜诗书，杜预爱《春秋》，孙武、吴起读书而能创作兵书。古今的智帅名将未有不读书，不读书何以通达古今事理？孔子曾说：“暴虎冯河，吾不与，必也惧而好谋。”圣人难道无智慧才这样说，不知汝千有何主意，草率轻进，不是对你的期望。汝千虽英勇，一定比不上古代名将，怎能做到古名将不能做到的事情。“知彼知己，兵书要义。人皆茶饭诵说。”柳麟锡言语中“知彼知己”，显然来自《孙子·谋攻篇》“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人皆茶饭诵说”之语表明《孙子兵法》此一思想流传很广，被世人普遍重视。柳麟锡提醒洪汝千，若只是草率轻进，就要做到知彼知己。希望汝千对之深思，史书中向来有“斗智不斗力”之说，深有用意。
其二，注重“儒将”培养。金构（1649—1704）提出培养“儒将”的建议。他的《论时政疏》指出，社会不能达到治理，变故就没有定数，面临危险要格外注意将帅之臣。现今之事不切实际，每每半夜思虑，为之寒心。建议选择通晓兵书的文臣且有才能气度之人作为教官，勤加教导，相互切磋。不但可培养武士，而且可培养“儒将”：“今若别择文臣之晓解兵书，颇有才局者，差出师儒之任。立为程课，勤加教督。讲究相资，彼此俱益。则不但有教成武士之效，亦可以寓养儒将于其中。”每每都试之际选拔人才，聚集教官及训练武士，广设方略，反复问难，不拘泥于训诂和音韵末技，务取不悖大义、才识可用之人。
其三，从儒学回归孙子兵学。李得云早年学习儒学，晚年喜爱孙子兵学。任宪晦（1811—1876）《华山李公墓碣铭》记载，李得云，字龙瑞，华山是其号。1636年丙子之役中，李得云举义旗讨贼。他早年有儒士气质，晚年喜爱孙子兵学：“资质刚毅，勇力绝伦。早受庭训，行谊著闻。晩悦孙吴，捷宣庙朝武科。”李得云生卒年虽然不详，但从举义旗与“丁巳（1677），谒圣试，中丙科”，可推断他于1636至1677年前后在世。
权相一（1679—1759）先学儒学，后转向孙子兵学。他的诗歌《迭次仰呈两令词案》：“窃廪非缘生理疏，古来中隐抱关居。儒臣宿趼瀛洲馆，老将新功孙子书。华月明时巡五夜，霱云多处曳双裾。人生随遇聊安命，外物升沉任自如。”诗中“功”与“攻”是通假字，“新功”应为“新攻”，古有“攻书”之说。诗歌描写诗人的内心世界，获取俸禄不是因不了解生计，古代隐士有抱关而居者。自己身为儒臣，长久置身瀛洲馆，脚长出茧子。如今作为将军，已经年老，最近学了《孙子兵法》。常常在月华明亮的五更进行巡视，天空多处出现祥云，自己衣襟禁不住摆动。诗人感慨命运沉浮不定，应随遇而安。世界万事万物不断变迁，要顺其自然。从中可见，诗人最初为儒臣，后来作为将军，早先未读孙武兵书。后来当上将军，才开始学习孙子兵学。
吕光德（1760—1797）早年学孙子兵学，后长期学儒学，晚年又回归孙子兵学。朴胤源（1734—1799）《吕光德墓志铭》记载，吕光德，字汝明，丰川人。早年“从事于儒者之学，耽经籍如嗜欲。不以天下万物易其好”。二十五岁时，获中武科。耻于取媚高官，立志读书学儒，放弃孙子兵学，开始学儒学：“吾虽以武科出身，欲仕宦则将媚于宰相，吾所羞也。吾欲反诸儒，终身读书足矣。遂投弓矢，悉弃兵书，取《中庸》书，伏而读之。”他长久思考，未通其意，欲求师友问疑。三次登门拜访，朴胤源才接见他。据其观察，吕光德根本不像一介武人，活脱脱是儒士的神态：“视下言徐，步趋有仪度，不类武夫。”值得注意的是，吕光德出身武学世家：“父天时，武科及第。光德与其弟光一，俱中武科。”弟兄二人晚年成为骑士：“光一为骑士，君亦晩始为骑士。”由此可知，吕光德早年以孙子兵学获取功名，长期钻研儒学，直至晚年又回归武士本色。
（三）儒学与孙子兵学共融的影响
儒学与孙子兵学共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在理论上出现了“兵儒融合”的思想主张。这种主张见诸金学性的言论。金学性（1807—1875），字景道，号松石，清风人。任弘文馆副提学、侍讲院右宾客。他倡议儒学之士必须了解兵学：“兵者，士不可以不知也。”他列举史实加以佐证，儒学之士不知兵，则不是“通儒”：“太公著略，吴子谈兵，必称道德仁义。仲尼之文事武备，孟氏之地利人和，皆千古不刊之韬钤。汉宋之诸儒言兵事，策战略也。莫不尊俎而折冲之，则儒而不知兵非通儒也。”甚至认为，《孙子兵法》之说出自儒家“正论”：“昔孙武著书十三篇，凡攻守战备之要，在于‘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之理。所谓‘致人不致于人’，‘形兵之极，至于无形’等语，皆出自吾儒正论，非特‘四利’‘七计’‘九变’‘五间’之秘妙而已。”金学性特别强调儒学中呈现孙子兵学气象，学兵学应知晓：“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夫甲胄干橹之尚忠信礼义，是为用兵之本。读兵者又不可不知此也。”综观金学性之言，不难发现，他的指向是孙子兵学与儒学共融，理由是孙子兵学一些思想来自正宗儒学，尽管他的说法有些牵强附会。
郭钟锡（1846—1919）大力倡导文武不可分离之说。《河殷巨字序》阐明，文武不是二途，将相不是异术。三代以后，人各分途。文武各专一业造成的过失，不是“左瘫”，就是“右痪”。文武之道，将相之术，不可不知。武备是文事的张扬，将帅是国相的正确决断。武备不本于文事，不是武备。将帅不知国相之事，不是好的将帅。文武分途，学问之道，由此灭绝。忠信作为甲胄，礼义作为干橹。未雨绸缪，不可轻举妄动。自治要严，预备方能成事。诛之并教之，优秀将帅理应如此。郭钟锡指出，早年脱离孙子兵学，只是体现了张载的勇敢。武人之中出现儒宗，恰恰体现朴松堂的不凡：“呜乎！蚤脱孙吴，子张子之勇也。武籍儒宗，松堂氏之懿也。”总之，郭钟锡文武不可分离之说，最终指向是孙子兵学和儒学共融。
其二，对朝鲜王朝加强武备产生影响。不因讲究文德而废除武备，这一看法来自尹愭（1741—1826）的对策。策问《武艺》提出：先王之治，安不忘危，阅武试艺，合乎时宜，为何不可废除？尹愭回答：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阅武之所以一日不能忘，是因可达“兵可百年不用”之效。他举例说，晋文公解除宋围，一战而定霸，离不开文教。有虞氏战有苗，未尝不鼓琴而咏风。周王朝正四国，未尝不马放南山。统一人心和道德是阅武的根本。民众知晓亲上死长之理，才可以无敌于天下。后世守国和治国之人最终都不能脱离阅武和习武之制。倘若只认为阅武是多余之事，搁置一边。只认为讲求国家治理，先讲求文德，文德不外乎谈论文词之事：“而徒曰治莫先于文德云尔，则其所谓文德者，不越乎文词谈论之间。”一旦外敌入侵，应对敌人只会如白面书生刘秩一样，就会惊慌失措，土崩瓦解，不免出现赋诗退敌的可笑之事：“而一有曳落河铁骑长驱，则所以应之者，亦不过乎白面刘秩而已。其弊必至于苍黄失措土崩鱼骇，终不免赋诗退虏之讥矣。”尹愭指出，反倒不如按照兵书，强化军事训练，但须切合实际，不可奢谈龙肉，忘却平常的饮食：“至此而反不如粗依兵书，略试阵法之犹有教戒课习底意也。又安可坐谈龙肉而欲废目前之常味耶？”由此而言：“去兵乃所以召兵，忘战乃所以速战。”古代善于治理国家者不因兵凶战危而忘战。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海波不扬，武艺不用，最终文武兼备。
结语
综而观之，儒学与孙子兵学这一对冲共融现象，在朝鲜王朝历经了三个重要阶段：孙子兵学“惟吾独尊”；孙子兵学渐趋儒学之下；儒学与孙子兵学共融。有以下两方面的鲜明特征。第一，汉文化影响深刻。朝鲜王朝接受孙子兵学，既受儒学发展的影响，也受中华人文因素的影响。比如，朝鲜王朝许多文人分外推崇宋代理学家张载早年喜爱《孙吴兵法》，晚年放弃孙子兵学而精研儒学的行为。张载这一举动成为他们学习儒学并抛弃孙子兵学的借口和标杆。第二，“兵儒共融”成果显著。儒学与孙子兵学共融这一阶段，在理论上出现了“兵儒共融”思想主张，在实践上“儒将”的培养受到重视。“兵儒共融”为朝鲜王朝后期的整军经武之举，带来了积极影响，在军备方面有所加强，具体表现在“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中，成功反击了外来敌人。总之，孙子兵学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儒学的影响，朝鲜王朝最终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本文原载《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