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原载《当代儒学》第1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收录于《“生活儒学”名家谈》第161—164页。原文是在“黄玉顺生活儒学全国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会议由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等6家单位联合主办，于2016年8月20日至21日在济南举行。罗传芳，《哲学研究》编审。
大家好！很高兴参加黄玉顺教授的“生活儒学”研讨会。几天前，他问我对这个会议有没有兴趣，我说有兴趣；他问我讲什么题目，我想了想，就报了一个“儒学的当代形态与现实生活”，紧扣会议的主题。
我为什么对“生活儒学”这个主题有兴趣呢？第一个原因是对黄教授那句经典表述很认同，他说他做生活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好，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个理性自觉且有效的途径。再一个原因是他把儒学放到生活这个层面来做，这也是我赞同的。我记得2012年参加黄教授主持的“中国正义论”项目的启动仪式，在讨论的时候，我作了一个发言，好像是在批评他，其实前提是支持他的。今天在这里也是这样：前提是我是认同的，但也有自己的看法。昨天我一边听会，一边记录自己的思路，当然这个思路是挂一漏万的。
关于儒学的形态，我们先要了解它的历史形态。只有知道了历史形态，才能在有所损益的前提下谈当代形态。多的不说，儒学的形态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学术的层面。从学术的层面来说，儒学是在轴心时代确立的一套从现实人伦角度思考人以及人与外界关系的伦理学说，它是对上古学术文明的一个传承，一个总结，这是儒学的基本面相。学术化的儒学建立以后，在历代都有它的表现形态，这是儒学史的问题，不展开。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儒学。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之一，与政治的联系不紧密。到汉代“独尊儒术”以后，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大家注意，这个“术”已经不是“学”了，“术”更偏向实用化、技术化和政治化。汉以后的儒学，实际是以儒之名吸纳了其他各家的一个杂汇，如阴阳家的“五德终始”、法家的“刑名威权”、黄老道家的怀柔之类。
第三个就是生活层面。生活层面和政治层面是有紧密联系的，因为儒学成为官学以后，对现实生活发生了直接影响。例如开科取士，士人都要走这条路，去读经典，去求功名，以获得利禄和进身之阶。这样的话，就主导了大众的取向。用现代的话说，年轻人的人生设计都以这个为中心为目标来安排。当然，对生活方面最大的影响，是在伦理和教化上。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除了思想主张之外，还拥有一整套以礼的规范和德目出现的纲常名教，它们通过学校教育和伦理教化，深深地影响并渗透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之中。
这就是儒学形态大致的三个层面。今天我们讲儒学，也可以循着这三个层次来看一看，哪个层次是可以继续延续、落实的，哪个层次已经发生了变化、是今天要扬弃和规避的。
当代儒学形态的学术层面，这不用多说，因为儒学一直是在发展的，没有间断，只不过方法从以前的经学变为学院化了，走上了一条正规的学术研究的路径，包括招生、做课题、发表论著等等，这是跟随时代的变化。
儒学形态的政治层面，在近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根本性的冲击，简单说即结束了作为官学的命运。有人把儒学命运的这个改变归因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实际上，儒学发展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已经遭遇到了严重危机，当时的危机主要不是学术层面，也不是生活层面，而是制度层面。这可以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一批思想家对儒学所依附的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上看出来，尽管这只是来自儒学内部的批判。后来西学进来，在西学的参照下，才有了直接否定儒学（包括经学）的新文化运动。所以，儒学政治层面（政治儒学）在近代以来遇到的挑战，是一个历史性课题，是时代对传统的扬弃。1949年以后，新政权对儒学的态度在形式上延续了政治批判的脉络（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但由于内容和实质上的不同，可另做分析。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伴随西学的引进，儒学才重回公众视野，出现了所谓的“儒学热”。不过这时的儒学热是在文化反思的背景下出现的，除儒学外其他的传统文化也在讨论之列。90年代以后，儒学热摇身一变为“国学热”，这个时候，方向开始有了变化，即由文化热逐渐蜕变成具有某种政治诉求的文化保守主义运动，儒学重新受到追捧，并上升为国学的主流。
为什么儒学自汉代以来一直受到重视，直到今天仍徘徊在庙堂门口衰而不退呢？这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稳定功能密不可分。儒学一旦与权力结合，便可以提供维护既有秩序、调节各种社会和伦理关系的一套世俗理论，这是政治极为看重并且需要的，也是儒生借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所以儒学与政治总是易于结合。今天的儒学复兴在多大程度上与这种双向欲求有关而与时代方向疏离，是值得深思和审视的。
与此不同，我认为，生活层面才是当代儒学拥有广阔生长点的一个层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一个民族来讲，生活层面所指的内涵就是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文化”有很多种定义，而最基本最核心的定义是：它是一个地区的人们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正是代表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文化形态。在这个层面上，它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讲是具有相当稳定性的。
如此看，在学术的层面，儒学是在自然地进行着，发展着；在政治层面，它遇到了新旧矛盾的撕扯，前途如何不容乐观；但是在生活层面，毫无疑问，不管有没有新文化运动，有没有“批林批孔”，儒学都是存在着的，并且穿越到今天。很多老百姓或许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儒学，但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是儒学的方式。这种“日用而不知”，就是文化在生活和心理层面的力量。这样的现象和特点，我们从东亚地区也可以看得出来。尽管东亚的现代化已经很深入了，但是东亚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气质特点、生活样态，是和西方人有区别的。这即是一种隐性的、隐藏着的文化基因。
所以，作为儒学的当代形态，黄教授把他研究和关注的重点放在生活这个层面，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也是有广阔、深厚基础和前景的。
儒学的上述两种形态，即历史形态和当代形态，为什么会有不同，如何解释这种不同？我认为，这两种形态的不同，其实是根源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儒学的历史形态，是一个前现代的、宗法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而儒学的当代形态，应该是现代性、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形态。这是一个古今之变的问题。很多做思想史哲学史的人，往往都忽略了这一点。而黄教授却很注意这一点。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儒学形态的转化不是好不好、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个能不能和必须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放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历史条件，在这样一个普遍的前提确定以后，再来谈我们的民族性和特色。
最后讲一点，算是批评。对黄教授的研究和观点，我前面都是肯定性的意见，现在稍微谈点不足。当我进入他的生活儒学的论说框架之后，发现他有一个形上和形下的结构性预设。那么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如何放置更合理？到底谁是主、谁是次？本来形上理论的引入和铺设是为了给形下生活层面提供理论根据，但是如果它太强了，甚至为做而做，就会喧宾夺主地掩盖生活层面要表达的东西，这些东西被掩盖了之后，就使“生活儒学”这个主题变得空洞了。生活本来是很实的，结果却空了，失去了初衷和目的。其实，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看看《论语》就知道，孔子就是置身于生活之中，根据弟子的提问，一个一个地回答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活首先离不开人，其次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如何行事，这在儒学就是五伦和五常，把这些安顿好了，安身立命的问题就解决了，生活就有了着落。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