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运动是人类作为生物体的具身性体验，也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运动感知与技术几乎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但关于身体运动与社会联结的知识生产却往往被社会学领域所忽略。以本土作为方法、世界作为目的，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标识性概念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阐释，也是对中国运动社会学面向自身文明与世界接轨过程中所展现思想图景的激发。一方面，在出场形态上，本土思想体系中对身体运动社会性价值的探寻要远大于对生物性潜能的激发，身体运动的多元意涵被现代性语境所遮蔽；在曾经的效法西方现代化路径中，“赶超”作为一种社会心态而存在，体育被赋予无限的“意义感”，身体运动的经验性解释以及日常感知被忽略，运动行为的本土化建构在知识生产中沦为被言说的客体。另一方面，本土的身体以及身体运动思想在实现中西社会理论会通，建构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上具有独特的想象力。中国运动社会学应致力于实践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和文明主体性建设。从本土经验中提炼原创性问题，在中西互鉴下回应时代症结，以本土作为方法、世界作为目的，用中国之原理解决世界之问题。

关键词：儒学思想/ 身体运动/ 体育文化/ 自主知识体系/ 标识性概念/

作者简介：王智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26年第3期 第27-41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智能时代健身方式变革与运动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建构”(项目号：23ASH011)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人们依托于自然身体展开的日常运动，是健康生活、生命形态与生命质量的重要表征形式。沿着这样的论域界定，在文章开篇之际我们顺势对核心概念——“运动”——在本文中的意义指涉做必要的明确。首先，本文对于“运动”的把握，关键在于革除惯常负载于“运动”之前的多种价值体系与范畴限定，如“体育的”、“休闲的”等目的性意涵，或是“政治的”“宗教的”等象征性意涵，而是聚焦于“运动者”以身体为载体展开特定行动的环节，以“身之动”本身来理解“运动”的意涵，以此认识不同身体运动何以被赋予特定的价值意涵，偕此关照过往一系列符号价值体系先行的惯常思路下人类的身体运动被忽视的社会意涵，由此反思甚至重塑既有关于身体行动的解释范式。其次，“运动”一词在当前的中文语境中被多种意义范畴共用，如上所述，在“体育运动”“休闲运动”和“健身运动”等强调运动之直接目的性的表达中，“运动”一词对应于英文中的“sport”，而在“宗教运动”“政治运动”等强调运动之象征性的表达中，则对应于“movement”。不过，从本文的主张来看，这或许并不意味着“运动”概念的解释局限，而是提醒我们看到不同意义范畴中人类行动所具有的共性，即前文提到的“身之动”。换言之，无论是以目的性或象征性为旨，不同运动都需要以行动者之身体行动作为意义之舟。再次，从中文语境下“运动”与“体育”的范畴之分与意义之别中，看“运动”的意义范畴。“体育”对我国而言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在学科本土化实践中，经历了从引介、移植到本土化探索发展的过程。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体育”一词进入中国并在传教士学校作为教育内容推广时，恰逢“列强环伺”“世事动荡”。国人对其的思考，散见于以张之洞、严复、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所表达的通过身体教育来救国图强的教育新主张中。这些带有启蒙意蕴的主张，不仅重塑了传统儒家思想主导下的身体运动认知，为后继体育学科中国化埋下了以西方“体育”概念理论为统摄，以竞技运动和身体教育为先导的认知基础，引导了我国“体育”和“体育学科”发展的原初形态，并暗埋了由外来知识体系建构之“身”和本土化时空语境之“土”的“身土张力”。②当然，基于近代历史背景的体育价值并不全然主导今日体育发展，对身体教育的强调也好，践行竞技夺冠的奥运争光战略也罢，都是阶段性而非整全历史情境下的应然之举。今天，我们需明确认识到体育(身体教育)运动和竞技运动仅仅是人类身体运动的形式之一，本文意义上的“运动”是指涉及体力、惯习、实践与知识要素的身体活动，③涵盖了“体育”的能指和所指。

因此，如何跳出既有西方概念与意义体系主导造成的桎梏，释放“运动”在把握与解释社会上的潜力，是运动社会学在当前阶段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对此，倘若从文明互鉴的动态性视角出发，将近代以来身体运动的“体育化”过程视为一个历史节点，从体育和竞技作为人类身体运动行为的共性出发，将本土化的身体运动经验作为自主标识与知识体系建构的土壤，由此探寻运动在人性与社会秩序中的主体性意义，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

一、出场形态：运动作为一个被遮蔽的经验性事实

社会学时空纵横交错的学科发展脉络，为我们提供了探寻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标识与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启示。如果按照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的“中国早在战国末期已有荀子创立了(社会学)这个学科”的这种说法，④以及我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所得，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学的发源皆可上溯千年。⑤如萨基所言，社会学发展史本质就是这门学科的思想史，⑥因而对运动社会学学科的历史追溯，不能以学科名称创立时间为节点，而应关注其思想源流与人类身体运动经验事实的深层关联，同时，由于运动社会学是建构在身体运动社会性事实的基础上对时空中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动态、有效的解释和回应，因此，梳理运动社会学的思想源流，并厘清现代性赋予其的出场方式，对构建中国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意义深远。

(一)身体运动的本土源流被西方现代性遮蔽

基于人类的社会性与人类身体的鲜活性，作为运动行为载体的身体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这种双重性赋予身体行动丰富的价值，承载着人性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联，以此成为我们洞察、理解社会的视角与线索。鉴于运动社会学在人类运动行为与身体、文化和社会的高度关联性下形成与发展，而文化、社会具有历史性特征，因此，虽然西方社会学以及诸如身体、体育和文化社会学分支学科为理解和阐释运动行为提供了思路，但关于身体运动的经验性诠释和理解在西方社会学体系和解释范式建立之前，早已存在于其他国家和领域。以此为切入点，在追溯中国运动社会学本土化源流的过程中，探索其在研究对象与视域上与西方社会学在“节目枝条”⑦上的暗合之处，为我们提供了证明本土存在运动社会学思想的思路。

首先，先秦儒家礼乐教育中就存在关乎身体运动与社会秩序的论述。尽管先秦时期尚未出现今天的“体育”“竞技”等概念，但从原本嵌入古代劳作、采集狩猎、游戏与战争中的身体运动行为，逐渐从生活中脱嵌而成为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演进事实中我们能够发现，我国古代就已出现与诸多现代体育同源异流的身体运动样态。例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论语·述而》)就刻画了一种人才培养的理想类型。其中“艺”关涉孔子所提授的“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司徒·保氏》)，内含的身体运动不仅直观体现在“射”和“御”中，还存在于“乐”中。具体而言，“乐”除了涵盖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获、大武等乐曲，还包含文舞和武舞等身体运动。此外，荀子“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府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荀子·乐论》)，同样表明古人已意识到身体运动与行为秩序之间的关系。其中，结构和能动关系的社会情境化表征，也隐喻了先秦儒学尤其是荀子思想中关于“人伦”和“群性”(社会性)关系的讨论，如“乐者所以德清也；礼者所以缀淫也”(《礼记·乐记》)。可以说，先秦儒学思想是我们溯源古代体育思想以及仪式性身体活动原初价值的一条重要线索，进而为探寻运动社会学的本土化源流提供了依据。尽管先秦时期的“乐舞”不属于现代“体育”范畴，但其以生物性身体和社会性身体在运动场域中的行动作为意义表征的本质使其可被纳入运动社会学的解释范畴。

其次，身体的全整性在早在先秦儒学思想中彰显。我们之所以尝试突破重在强调身体教育的“体育”概念的束缚而建构一种新解释机制，旨在探寻身体以及身体运动全整性。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身体及其社会化过程，不仅将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也表明以身体为载体的运动不应被局限于“体育”或“竞技”等现代叙事范畴。结合古人对身体运动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⑧身体不单是世界中的物质，更是文明得以被具象化展现的载体，即如“动作有文”。⑨质言之，儒学思想中的身体以及身体运动是统摄“形上”“形下”，倡导身心一体“形中”存在的“生命学问”，⑩纵使历经千年，仍具有理论解释活力。遗憾的是，我国本土语境下身体以及身体运动的理论出场，虽然极其富有生命活力，但在现代性进程中，仍被表征工业文明并先入为主的“体育”概念所定论，(11)以及被以生物性身体竞技为主流的体育竞技思想所遮蔽。

总言之，先秦儒家礼乐教育中关乎身体运动与社会秩序的论述将生物性身体与社会性身体在运动场域中的行动意义进行关联，并倡导身体一体、内外兼修的身体全整性的理论出场，已成为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本土资源。这有助于摆脱因以“体育”为核心、强调身体规训的话语与实践体系被引入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所造成的认识局限，即源自某一特定历史文化时期的横截面概念定义并窄化了中国本土更具内涵与社会整合性的身体思想。

(二)身体生物性潜能激发被社会性思想悬置

人类身体的生物性潜能既是生存与发展的资本，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生产力。在资源稀缺、弱肉强食的古代社会，因生存、战争需要，人们通常很重视身体力量、速度、耐力以及勇武之精神等潜能激发。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12)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可追溯至上古时期，从“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列子·黄帝》)到“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史记·商君列传)，都说明先民在战争中崇尚武力，并通过图腾崇拜的方式表达对勇力的向往。(13)早期国家建立过程中，尚武精神对于国家存亡至关重要，所以尚武文化以及尚武群体也被视为维护政权的内在力量。例如先秦时期的文本中以“勇”“武”“壮”形容强者和武士群体，“壮”曰：“大也。从士爿声”(14)“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诗经·免置》)。在“尚武”的精神导向下，“勇武”之精神也在当时社会与阶层和官爵密切相连，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呈现，就是商鞅倡导“军功爵”制度、推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15)该选官原则改变了过去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方式：一方面，“军功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卿世禄的固化阶层制度；另一方面，奴隶和庶人可通过在战场上表现勇武、获得战功，进而打破固有阶层限制、实现阶层跃迁。在“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营之吏”(16)的量化奖赏政策，以及凡“有军功者，各以率授上爵”(17)的制度激励下，“勇武”气质和“尚武”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员与激发。可以说，以“军功爵”为代表所体现的尚武思想，不仅对秦统一六国意义重大，而且为当时秦朝的施政纲领注入了“尚武轻文”的思想底色，例如“焚书坑儒”就是文武意识偏颇、以武抑文的体现。

当历史的车轮行至汉代，自汉高祖刘邦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始，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秦代的“重武轻文”思想也在汉代统治政权的日趋稳定中发生反转。首先，伴随“察举”选官制度的兴起和完备，儒学水平的高低成为选官的重要标准。(18)特别是汉代后期，随着“勇士”或“壮士”与皇权统治间呈现出尚武思想和稳定皇权之间的张力，儒学对培养人类身体社会性的强调得到重视，社会文化心态也逐渐朝着“重文轻武”转变。其次，不同于西方早期哲学体系中灵魂与肉体的分野，孔子主张的“身心一体”为儒家身体观奠定了理论基调。孔子从“仁”的角度出发，强调了身体存在的人格化意义，阐释了“仁”与“身”之间调适互补的关系，如“仁者寿”“杀身成仁”“克己复礼为人”等观点都强调着“修心”和身体社会化的重要性。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孟子和荀子，进一步提出“以气养身”的价值论域，孟子认为人之身由形(体)、气、志(心)组成，倡导通过意志力的内化践行养身之道；而荀子则强调以“礼义”为主线的外在力量获取生命活力。(19)质言之，儒学思想中所蕴含的身体政治思维和社会化思维，强调了以“人性”“群己”关系为表征的秩序。诸如“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孔子谈论“射”时，着重的是“揖让而升”的君子之争，而非纯粹的力量比拼。虽然表明儒家思想中不乏“尚力”与“崇武”的要素，但以激发生物性身体潜能为目标的身体竞技并非主要内容，其中的身体生物性潜能竞技运动形式更多被社会性身体思想所悬置。尽管汉代以后的各个朝代仍在“尚武”与“崇文”之间摇摆不定，但从长远来看，直到近代以前，整体表现为重文轻武。这也回答了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社会未能诞生以追求“更快、更高、更强”和挑战人类身体运动极限为主旨的竞技运动。至此，儒学思想中所蕴含的身体生物性与社会性的联结，也为我们发展运动社会学提供了基本的价值支撑。

总言之，身体生物性潜能激发被社会性思想悬置。从“军功爵”对“勇武”的制度化利用而体现出的“尚武轻文”的思想底色，到儒家对培养人类身体社会性的重视而体现出的“重文轻武”的思想转变，已然体现出表征礼、义、仁的社会性对表征力、勇、技的生物性的吸纳和转化。其结果便是，以社会性思想悬着身体生物性潜能的文化身体观，与西方近代以来以解放与彰显生物性潜能为主旨的运动身体观形成鲜明对比。

(三)身体运动的多元意涵被体育与竞技挤占

如上所述，儒学并不推崇激发生物性潜能的身体竞技，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缺乏对身体运动意涵的探讨。例如：“子钓而不钢、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以及“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亦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这些都反映了儒家思想对身体活动价值和理论的解释，并且这种解释不单是理论推测，而是源于生活和生存感知的生命体验。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下，国人的身体观也有了思脉线索。例如儒家追求的礼仪化(社会化)、心“气”化与自然“气”化身体观，以及道家等以“身道合一”“心性修养”为一体的身体观，(20)其中“气”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是一种特殊能量，为人类提供了身体与天地万物感通的路径。当人们通过“气”和身体的修养与宇宙万物同感相连时，人的主体性也得到彰显。今天看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身体理解中的“泛化”，奠定了身体运动意涵的传统文化基础。但这也带来了疑问，既然我国在传统时期具有广义的身体以及身体运动文化基因，为何未能发展出现代占主导地位的身体运动文化形式?换言之，为什么如今现代体育和竞技成为主流，而传统的身体运动却被边缘化，局限在民俗活动和仪式中?对此，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寻找答案的路径。

首先，西方国家现代化崛起与我国近世衰落的滞差，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尚武精神和文化自信。“我中国民数四万万，比欧洲十六国人数倍之，诚大地莫强之国也，然民庶愚弱，故国不能强”(21)。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里，面对萧条景观，诸多思想家认为中国被西方列强称为“东亚病夫”，源于国人身体的羸弱，以及落后的制度和吸食鸦片、缠足等陋习。面对“民庶愚弱”“国不能强”的现实，梁启超曾直言：“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瘫痪，已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22)“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23)成为描述当时中国衰落的客观叙事。面对颓势，以严复“鼓民力”的思想为代表的“尚力”思潮开始涌现，认同者们尝试通过民力、民智和民德的有机结合推动国家和民族崛起。需要说明的是，严复所提的“力”不仅是生物性身体的“力量”，其所指是对民众体质、活力和进取精神的统称。(24)随着当时《国民报》刊登的《历史上有名之尚武国》(1901)，以及梁启超、蔡锷等对体育与国民主义教育思想(25)影响力的扩大，体育成为“尚武精神”的一种表征，加之1908年发出的“奥运三问”，(26)现代体育和竞技运动开始逐渐成为我国一项文化形式和体系化学科。

其次，在从“醒国梦”到“强国梦”的工具理性思维中，体育与竞技运动成为结构性约束。如果说“鼓民力”对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唤醒，是以“尚武精神”的历史在场为前提和内部动因，那么这种唤醒的外部动因则是我国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面临的压迫和殖民。为了改变颓势，许多近代思想家把国民体力和民族健康作为国家强盛的依据，体育实践者把竞技领域的争优作为对“病夫记忆”耻辱称号的洗刷，以体育和竞技成绩追逐为表征的工具理性价值观逐渐形成。概言之，清末民初时期现代体育和竞技运动的兴起，是国民在国家存亡之际的探索，促进了我国引入现代体育和竞技运动。值此背景所形成的结构制度意义上的体育发展主体战略思维意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我国身体运动发展。及至现在，从结构层面追求体育教育和竞技成绩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也不可忽视体育与竞技的局部经验对身体运动整体意涵的遮蔽。(27)

总言之，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语境中广义的身体观，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距和工具理性的结构性约束，逐渐被以体育与竞技为核心的身体观挤压和替代。一方面，强调竞赛、锦标、胜负、体能等特征的体育与竞技，逐渐取代了本土更具多元意涵的身体运动文化思想；另一方面，体育与竞技被赋予“强国强种”的工具理性价值，其发展被纳入国家战略而获得了远超其他身体运动的资源支持。其结果则是，传统身体运动中强调非竞技性、非功利性、内在体验与社会文化的部分，要么被改造以适应现代体育与竞技逻辑，要么被边缘化为民俗活动和仪式。因此，站在历史情境审视身体运动的出场形态，通过身体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嬗变来理解身体运动的全面性、完整性，为探寻本土化身体运动的逻辑思脉和拓展想象力奠定了基础。

二、效法束缚：以“赶超”为实践导向的精神叙事

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28)思想嬗变的脉络往往隐含于历史。清末民初，凭借工业文明优势的西方列强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与创伤，并在这种教训中效仿西方现代化模式，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现实经验也告诉我们，一味地套用西方经验、模式和理论概念难免会“南橘北枳”。要想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就要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审视和反思结构与制度化下的身体运动思想和实践。在厘清身体运动的传统出场形态之后，还需要反思性地审视新中国成立后以体育为主导的身体运动形式的发展实践。对此，我们需要从社会心态、学科主体性和认知意义三个相互关联且层层递进的维度进行理解。在社会心态层面，“赶超”作为与“中国的现代化”伴生的心态秩序，构成“效法束缚”的精神根源，驱动竞技体育无限加速；在学科主体性层面，当“赶超”心态渗透进知识生产领域，便导致学科建设中对西方理论的盲目效仿，以及本土身体运动经验沦为被言说客体的困境；在认知意义层面，由于“赶超”心态与学科主体性缺失的共同作用，体育被赋予超越其本身的无限“意义感”，而这种意义感的膨胀恰恰构成对日常身体经验的遮蔽。

(一)“赶超”：一种与“中国的现代化”伴生的心态秩序

基于我国国情和特色而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决定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不应停留于当前。沿着历史脉络，“中国式现代化”可追溯至“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晚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29)背景下出现，是我国近代时期面对民族与文化危机时的探索。思想与社会事实之间的相互建构为我们观察和审视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30)“中国的现代化”出现的危机性背景使其难免嵌入“模仿”和“赶超”的思维，在此背景下出现的现代身体运动，也未能避免这样的社会心态。

首先，以“竞技”为表征的身体运动陷入无限加速的自我循环。从我国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获取第一枚奥运金牌，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位居金牌榜首位，再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后中国代表团已在夏季奥运会累计获得303枚金牌，这反映了综合国力提升下我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然而，在肯定竞技体育发展成效的同时，不容忽视青少年体质下降、群众体育发展滞后、假球黑哨、权力寻租等消极现象。(31)当将竞技体育成绩与青少年体育参与不足现状(32)进行对比时，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发展失衡不言而喻。究其根本，源于社会文化内部长期层垒形成的“赶超”思维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种文化资本。身体竞技是竞争和对抗的直观呈现，当人们通过获取身体竞技优势以治愈我国近代的“病夫记忆”后，这不但成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内在思维，也成为一种实践与代际传递的文化资本，由此出现的“唯金牌论”“唯竞技论”“唯成绩论”，不仅限制了对身体运动多元价值的追求，也使身体运动陷入以竞技为表征的无限加速循环。

其次，“速度”作为功绩社会的文化引擎主导着集体“快感”走向。回顾社会学的发展史，以伏尔泰、卢梭、孔德、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家，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性所引发问题的关注成就了这门学科的诞生。(33)速度之于社会发展与变革，过慢或过快都会带来“现代性”的后果，前者如我国近代时期付出的沉重代价；后者则体现在因追求“竞速革命”而使社会陷入“时空压缩现代化”的隐忧，进而导致社会失范和文化堕距。当以“成绩”“业绩”和“政绩”为体育事业发展水平的主要评价标准时，不仅体育的“争”之本由个体行为演化为群体价值观意识，“赶超”思维也被过度放大并生成由文化引擎主导的社会心态。近年来，我国竞技体育中发生的“权力寻租”“假球黑哨”等问题就反映了“竞速革命”主导下的异化弊端。需要明确的是，“赶超”是特殊历史情境的产物，其中蕴含着围绕悲情和恐惧的内省式归因和决绝的行动逻辑。对“赶超”思维的反思和批判，并非要完全将其摒弃，而是要正视这种异化和危机，转变体育运动发展因加速升级而对“快感”的盲目倾向。

概言之，“赶超”具有两个方面的价值指向。一是，“赶超”思维作为一项文化资本，其西方竞技体育来源形成了现代体育概念的内省动力；二是，“赶超”也是蕴含着本土体育发展经验的中国式现代化缩影，这种源于本土的经验事实也构成了拓展运动社会学想象力的根本。然而，“赶超”的社会心态渗透进知识生产领域，也影响着学科的自我定位与发展方向。学科能否从本土经验出发构建自身的研究议题?能否摆脱对外来理论的套用?这些问题直接指向学科主体性的确立。

(二)“运动=体育”的纠缠与知识生产中被言说的客体

“体育”概念的引入同社会情境相关，其原初概念指向决定了其教育属性。从表层看，我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体育”概念时，西方现代性正兴，而我国传统的身体运动思想和理念被质疑，仁人志士对“体育”与“尚武”的选择性亲和，实则是对国力孱弱、民族屈辱的被动回应，其中，“强种”“保国”的现实主义激情也暗含着通过教育改善国家的现代性思想。从深层看，梁启超、蔡锷、严复和毛泽东等人的体育思想，构成了标志身体教育的“体育”价值底色。随后，愈加丰富多元的身体运动行为，并未使人们在近乎共识的学科概念中拓展“体育”的能指与所指，以此解释多元身体运动行为。但是，忽视多元身体运动所依托的文明类型和历史逻辑差异，概以“体育”一词统领，不仅会导致学科区隔，还会限制研究议题的生成与想象力的拓展。

体育运动只是人类身体运动的一种形式，并不能涵盖所有身体运动，即“运动包含体育运动和竞技运动，以及除二者之外其他涉及体力、惯习、实践与知识要素的身体活动”。(34)作为一种以身体为载体的活动形式，运动也具有更为宽广的内涵，将运动从“运动=体育”的思维惯习中释放，并非要使“运动社会学”研究陷入碎片化，或盲目扩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而是从纵向的历史视角突破将运动行为局限于特定社会或某一历史时期的截面化认识，通过关照自身整全的文明史来理解人类运动行为的现代性转变。

具体来说，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ies)是人类以身体为载体，涉及体力、惯习、实践与知识权力的行为活动，依靠个体的生活情境、社会身份与阶层要素等整体存在于社会互动之中，并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贯穿整个生命历程。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即“体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在整合传授者、受教者和教育要素的前提下，主要通过技能传授和价值观传递，对个体身心发展进行积极干预和影响的阶段性教育活动。而竞技运动(competitive sports)则是以少数精英为主体，以追求身体生物性潜能、无限接近和超越人类极限为目的的对抗性社会文化活动，根本在于通过理性化测度，直观而具体地呈现“更快、更高、更强”。(35)尽管既有研究对“运动”“体育”“竞技”的概念做了界定和区分，但并未获得普遍认同。因为“体育”概念是西学东渐背景下被引入我国，当时旨在通过发挥身体教育的工具理性以复兴“尚武精神”并提升国民体质，虽然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经苏联、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现代性理论引入和移植而建构起以“体育”为名的学科体系，(36)但“赶超”“唯竞技论”等思想长期存在。由于“赶超”等思想与中国近代提出的“奥运三问”都是在西方主导的体育话语下的反映，中国的体育或身体运动行为常被置于西方理论言说和验证的客体地位。尽管有学者批判性地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身体教育观中寻找中西方在“体育”领域的融通之路，(37)但这些零散的观点和声音往往被科层化与精英化体育的滚滚洪流所淹没。在西学之“身”和本土之“土”间，本土的身体运动和经验难以超越“欧美作为方法，中国作为目的”(38)的知识生产窠臼。

综上，不管是英文概念“physical activities”“physical education”和“competitive sports”，还是中文语境中的“运动”“竞技”和“体育”，其本质都是对人类身体运动行为在经历文明化进程后的具象化概括和解释，但这些概念也许会随历史情境、世界知识生产格局的变化以及国家力量的演进而扩展甚至重塑，对于中国而言，自身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完全以欧美方法为尺不仅会削足适履，更会加剧“身土张力”，这就要求我们要辩证且动态地看待和理解相关概念内涵，客观把握这些词与义的历史逻辑。

(三)体育：无限拓展的“意义感”与被忽略的日常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特殊历史情境下奠定的体育“争之本”思维底色与现代性背景下“竞速革命”，存在“枝节条目”上的暗合。这种暗合也反映了体育是“时空压缩现代化”(39)的一个缩影。社会变迁下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感”也被重塑。一方面，以竞技争光为主线的存在意义，被融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有多元内涵的文明叙事所重塑。例如在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早期，虽然受到物资匮乏和伤病的困扰，但促生女排精神的队员凭借对意义感的追求而激发了生物性潜能。换言之，“为国争光”的意义感不仅纾解了女排队员面对困境的压力，还在调动其能动性的基础上推动了竞技成绩。此外，如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一定成绩后，北京夏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多元化意涵不仅体现在表征新兴大国的力量，也体现在提供无与伦比的文明体验。基于这种意义感所实现的全民性社会动员，意味着“意义感”不仅能够影响人的行动，也会随着现代性演进而被再造。另一方面，与现代性“加速”导致人们对世俗世界的“祛魅”和马克思所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不同，身体运动的“意义感”在世俗世界被无限开发。个体通过运动实现对身体存在的确认与具身反馈，纾解因现代性而产生的焦虑，对抗迷茫和虚无，改善因缺乏运动而产生的病症困扰。这种真实而深切的生命体验又进一步拓展了体育(运动)的意义感。

然而，对意义感无限拓展与强调的建构和追寻过程，恰恰造成了对日常的遮蔽与忽略。要摆脱将日常理解为琐碎的经验现象或表层生活片段的认识论窠臼，就要厘清日常作为前反思、非主题化的存在性实在，如何与生活世界相互依存、相互建构。“意义感”虽能促进个体能动，但未能摆脱功利取向与物欲对人性的裹挟。这使得通过身体运动获得的“生命快感”体验无法完全规避因模仿现代性而产生的经验性谜题和理论困扰。面对现代性后果，社会学告诫我们，“意义感”赋予的现实社会与历史空间中始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关乎人性与秩序的命题也许就在于日常，从中发现问题并进行检视和反思，或许是运动社会学在中国存在的最大“意义感”。那么，如何不忽略日常呢?首先，运动行为作为一项具身性生命实践，与其强调规训，不如倡导唤醒生命的自觉。运动实践要被锚定在作为“生活世界”组成部分的日常身体经验之中。尽管人类的运动基因和能力存在差异，但是运动作为生物性身体的本能和莫斯意义上的“身体技术”，在社会化中以“自我技术”的方式存在于社会中。实践表明，源于结构、被动的身体教育，极易在强制与自由之间造成张力，(40)由此而生成的“意义感”往往苍白无力。虽然运动作为一项身体技术存在于日常，但从表层看，我们往往更关注传统意义上结构、内容和形式，而忽视现象学、社会学意义上嵌套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无意识，以及根源于社会形态与过程。作为一种与思维、知识结构和行动框架存在的身体化经验。其次，对那些隐藏在“不寻常”中却被我们忽略的日常进行深描。我们不仅要将研究焦点从宏大、非凡的竞技“事件”，转向普通人日复一日的行走、劳作中的身体活动，以及街头巷尾的自发性锻炼等未被主题化、未被过度“意义化”的日常实践，同时还要认识到，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已将人类社会的互动形式推向了以“泛在连接”和“虚拟表象”为表征的全新身体感知形态。(41)由此，数智时代已将我们带入一个“不寻常”的世界。当身体感知界域从“具身实存”转向“虚拟实存”，并以“流动身体”样态在二者之间切换之时，身体与自我、物质与空间、人与类人(技术与人类)、人性与秩序等关系也显得繁多驳杂。值此背景，伴随身体运动经验事实使我们重置概念认知，如何定义那些超越传统“体育”与“竞技”之外的身体运动行为呢?对此，我们可一方面从历史视角审视人们日常的数字智能生活，从社会话语体系上形成与时俱进的身体运动体验描述，进而解释互动的机制与过程；另一方面从学术话语体系上，将日常和社会话语体系之中的身体运动样态抽象概括为理论知识；除此之外，在政策话语体系上，将社会话语和学术话语转化为可供数智时代社会建设的操作方案。

三、主体吁求：本土作为方法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从社会学本身出发，运动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一方面，“体育”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由外生性现代化植入，但以外生性概念和理论解释文明又易扭曲历史经验，所以在思考中国情境中的身体运动时，还需从中国文明出发，融通中西思想学说以溯源张本。另一方面，基于曼海姆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学和“连字符社会学”，运动社会学正是从对中国经验的理解与阐释中发展而来，并试图通过结合自身文明史来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下的种种改变。如果说“效法束缚”揭示了主体性丧失的困境，那么探寻“主体吁求”便成为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如何从主体性层面来理解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呢?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我们之外的物的定在(Dasein)”，近代哲学形成了“意识的内在性”这一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42)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囿于意识内部的主体性无法真正触及现实世界，应从“现实的生活与实践来考察主体”，(43)主体的历史生成性与开放性体现了现实的人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现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而文化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最鲜明、最集中的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意味着该民族对其文化具有自觉意识、自主选择能力和自为创造活力，是其文化生命得以维系和发展的根本。(44)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使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45)为参与人类文明对话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说文化主体性回答的是“我们是谁”的问题，那么文明主体性回答的是“我们能为人类文明贡献什么”的问题。基于此，实践主体性强调从中国体育和身体运动的鲜活的本土经验中提炼原创性问题，文化主体性强调以文化自觉为纲，在古今中西的会通中确立自身的理论品格，文明主体性强调以本土为方法，在世界视野中贡献中国智慧，用中国原理回答世界之问，三者共同构成以本土作为方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和标识性概念的根基。

(一)实践主体性：从本土经验中提炼原创问题

在以实践主体性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需要回到中国发展的历史情境和具体问题中，从中国主体性视角和本土化经验出发来总结身体运动及相关文化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不同于欧美国家身体运动的发展脉络，中国的身体运动开展方式自有独特之处，同样是构建运动社会学自主标识的关键，换言之，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依托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效连接。其中，“自主”意味着相关理论标识的知识原创性，作为诞生于西方现代化情境中的社会学，其知识范畴与理论体系对社会的解释能力并不能涵盖人类文明的所有形态，即便如韦伯，也曾因其理论解释的局限遭到诟病，而韦伯提出的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理性资本主义的中国之问，也本身是来自西方视角的疑惑，而“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46)因此，对于今天的运动社会学而言，也不存在某种全面和终极的概念与理论体系。一方面，自主标识性概念在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发挥着知识节点和文明指示线的作用；另一方面，人类在不同阶段所累积的实践经验，也作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和标识性概念的给养。“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47)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事业的丰富本土经验，也成为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泉之一。

首先，以总结与回答中国体育发展的原创性经验和问题为基点。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搞概念游戏，更不是脱离实践的凭空创造，而是要基于中国体育和身体运动发展中的问题和经验进行概括和抽象，进而形成中国知识。一方面，从经验出发来识别真正困扰自身发展的核心问题。回顾中国体育发展历程，政策实践层面上的“全民健身”“体教融合”“体育强国”“中华体育精神”“举国体制”和“奥运争光”等策略目标，是结合国家实际的原创性思考，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标识性概念，总结了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经验，同时在实践中直面本土问题，而问题的本土性决定了所构建的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兼顾理论视野，辩证地处理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不能盲目地去对待此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与新概念，而要基于实情来理性思考的真问题和原创性问题，并以实践检验从中抽象化的理论。

其次，以国民身体运动实践为素材。中国传统语境中如“修身”等实践所蕴含的内在修养与道德意涵，以及近代以来如“猛士”等精神所承载的身体强健与国族认同，在激活与转化的过程中而得以成为构建主体性话语的基础。例如，“修身”在诸多实践场域中被赋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价值，而“猛士”精神则演化为主体勇于拼搏、为国争光的行动伦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论域在中国，因而必须着眼于本土民众身体运动经验，同时，不能局限于体育和竞技，还需关注多元的仪式性身体活动(比如祭礼、宗教仪式)、现代性意涵的身体活动(比如city walk)以及游戏娱乐性身体活动(广场舞)等。借本土化视角挣脱体育与竞技的结构化束缚，将其回归至“运动的身体，隐喻着社会”的社会学视角，以激发新的社会学想象力。

最后，秉持中国立场、世界视野建构自主标识。在统合本土原创性问题和运用本土身体运动实践为素材的基础上，构建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还要明确价值立场，即遵循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解决中国问题。虽然西方社会学以西方工业文明成功变革为基础，在近代以来展现出对现代性问题的强大解释力，并以“实践—理论—实践”到“理论—实践—理论”的双循环实现知识的全球化扩布，(48)然而，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以及西方社会的动荡和对理论本身的“审美疲劳”，(49)也使得相关理论解释力受到后继社会学家的质疑。以此为背景，我们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还要立足于中国立场和世界视野，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进行理论叙事。

概言之，构建中国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不在于花样繁多的概念翻新，也不止步于政策征询中的对策建议，而是要立足于本土体育和身体运动的发展实践，遵循实践主体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逻辑，聚焦那些具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现实问题，不仅要审视理论对问题的解释力，还要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孕育新理论。

(二)文化主体性：以文化自觉为纲实现理论会通

承继上文，遵循实践主体性并不是片面地强调“当下主义”，也不是把实践从历史和文化的整体性中切割开来，而是要在人类文明视野与自身文化历史观照下，从本土经验出发，寻求对过往经验的理论阐释，从而实现对身体运动思想的自上传承和向外借鉴。同时，我们还需意识到，实践主体性真正关切的是当前我们面临问题的理解、解释和解决，特别是对西方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学术研究这一事实的有力论证。面对为何会如此，以及我们未来还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需要将实践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进行整合，进而去回应“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纵观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转变，一方面，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时代命题的紧迫性紧密相关。在世界文化视野下，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变革主要在两个重要的节点，其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期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哲学和文化思维的原点，以及身体和身体运动思想的基础；其二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社会变革。这一时期，以严复翻译《天演论》(赫胥黎《进化论和伦理学》)、《群学肄言》(斯宾塞《社会学研究》)、《法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等八部著作为标志，展现当时开启“中国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两次文化变革的重要节点都与时代问题紧密相关，第一次是面对诸侯纷争、思想迭起的天下分裂局面，亟需一种“大一统”并兼具现实指向和济世情怀的学说来引导时代走向；第二次则是面对列强压迫，以及传统儒学思想对西方现代性解释的局限，需要一种思想体系的融通和革新。今天，我们同样处于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须对基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来有效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思想构成了西方社会理论的有效补充和批判依据。从本质上看，中国历史上前两次重要节点的知识体系建构，虽然都深入现实、把握了社会和时代发展中最为迫切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其是在自上传承和向外借鉴的基础上完成的。然而，在今天看来，理论的自上传承也好，引介也罢，都不能代表社会学以及运动社会学的全部。经历传统文化千年的积淀和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强劲变革之后，理论上的“完全复古”和“全盘西化”都是行不通的，以西方为镜鉴，寻求理论会通，反而是实现超越的可行之路。

当代中国运动社会学的概念提出和想象力拓展，是以人类身体以及身体运动为表征，在洞察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元问题上，通过统合西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和本土传统身体运动议题，建构的自主知识体系。既不是完全站在西方现代体育的立场，也不是完全复旧，一味恪守传统哲学思想对身体运动的解释，而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背景和人类文明的普遍观照，植根中华文脉、以文化自觉为纲、聚焦中国之治，进行具有自主知识体系意义上的理论会通和创新实践。与此同时，对运动社会学研究议题的扩展和文化主体性的强调，也与费孝通先生在扩充社会学理论边界议题中所强调的“精神世界、‘天人之际’‘文化与不朽’‘只能意会’‘讲不清楚的我’、将‘心’比‘心’‘方法论与古代文明’”(50)相一致。以该内容为指导，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两个方面开展了运动社会学领域的文化主体性研究。一方面，从文化自觉出发，对体育与现代性议题进行批判，(51)结合时代背景提出“同频型经纪”“物—人动态并置方法论”。(52)另一方面，从运动行为主体出发，以“个体运动行为志”为抓手，在运动场景中揭示了“只能意会”“讲不清楚的我”(53)的奥秘。不过，这些研究还不足以支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也无法实现费孝通晚年所主张的社会学研究边界的拓展。或许这些研究在浩瀚无垠的知识疆域中仅是一粒尘埃，但不可忽视其可被探索的潜质。在本土文化主体性语境下，那些隐藏在身体运动行为与秩序背后不被人发现和关注的部分，或将成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之下可供言说的命题与概念术语。质言之，在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传统文化基因与思想不可或缺，只有站在动态的历史视角下，身体运动在时间轴线的全整性方能体现，我们才能更好地回应古今中西的身体运动命题和时代症结，发出思想之先声。

(三)文明主体性：以本土为方法建构理论叙事

如果说实践主体性突出的是对身体运动经验的洞察，那么，文化主体性则进一步明确了“我们从哪里来”以及为何要走这样一条道路。整体来看，实践主体论虽然强调实践的核心作用，但是并不排斥理论的作用，或实践和理论之间的耦合关系。而文化主体性虽然对文化自觉加以明确，但也易忽略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语境之间的融合问题。若从单一视角构建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可能会导致片面化和截面化的后果，因此，需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统合实践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以本土作为方法、人类和世界作为目的，并将目光投向现代化的多重样态和人类文明演进的更高视域，以此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换言之，除了从主体性高度言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脉络和理论叙事，还需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来深入思考“我们各民族的文化从哪里来，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54)历史的经验表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55)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时刻，国家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民众运动参与热情空前高涨，身体运动行为在社会文化中的“嵌入”与“脱嵌”表现多元，这些都为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标识性概念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人文田野”；同时，运动社会学不能将自身封闭在标准套用、概念移植和方法照搬的窠臼中，还需从具体问题与实践经验出发，从文明主体性视角建构理论叙事，以本土作为方法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一方面，以本土作为方法，用中国原理回答世界之问。人类身体运动行为的普遍性决定了运动行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有着不同样态，但在诸多方面存在共通之处。例如，中国开展的游戏与仪式性身体活动，在非洲、欧洲及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形式；再如奥运会这样的全球性盛会，极大地整合了人类运动行为领域的共识，而“兴奋剂”“政治干预”等也是不同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构建中国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一域之事，更是关乎现代文明背景下身体运动作用、价值和未来走向之思，在研究对象、经验以及理论应用时不能局限于中国。试想当前AI主导下的虚拟身体运动形态、身体运动与健康促进、运动与共同体认知等一系列议题，不仅是中国运动社会学有待开辟的新议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就像马克思的思想不属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时代，而是属于全人类，我们在建构标识性概念和自主知识体系时，还需从文明主体性视角，将古今中外有益的文明要素纳入自身文明视野，将对人类身体运动行为的学理性探索上升至人类发展的重要需求层面。总之，将本土作为方法是在整合实践主体性与文化主体，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整合经验要素、发现文明底蕴、洞察古今中外之变，用中国原理回答世界之问。藉此，不仅为产生有体察、有辨识、宏阔而深邃的思想和标识性概念，而且为中国构建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可能。

另一方面，以本土的分析单位作为方法，用经验、历史和理论的融通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土”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分析单位，并不是只追求分析单位的宏大，更是强调具有统摄历史与现实的批判气质和兼顾微观个案与总体事实的敏感性。(56)从本土的分析单位构建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可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中华文明的本源以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梳理“修身”“气”“猛士”“民力”等标识性概念，从文明主体性视角动态审视身体运动过程中体现出的天人关系、家国关系、人神关系、群己关系，从中外文明的对接处寻找知识创新的切入点。例如，无论是“天人合一”整体和谐思想所展现的人与自然共生关系，还是人神关系在“赋魅”与“祛魅”的动态转换中不断被建构与调整的过程，抑或是“家国同构”所体现的从个人到天下及从社会到政治的连续性，(57)乃至群己关系中所呈现的“个体之善”与“公共之善”的边界意识，(58)都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元面向。另一方面，从地域、事件、关系、空间、走廊、秩序、治理、仪式、游戏等多元分析单位入手，深入细微之处，展现历史与现实的复杂面向，并从中获取知识原创的启发和动力。概言之，将本土作为方法的真正品格，是在通古今中西思想之变的前提下识别原创性问题及其根源，由此激活原初的生命律动，进而梳理并建立标识性概念。藉此，方能建构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在以中国原理解决世界问题时，以经验、历史和理论的融通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结语

中国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身体运动作为经验事实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理论化呈现。从人类文明演进的整体视角看，运动是人类作为生物体的具身性体验，也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虽然运动感知与技术几乎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但关于身体运动与社会联结意义上的知识生产却往往被社会学领域所忽略。以本土作为方法、世界作为目的，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标识性概念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阐释，也是对中国运动社会学对自身文明与世界接轨的思想图景展现。一方面，在出场形态上，本土思想体系对身体运动社会性价值的探寻要远大于对生物性潜能的激发，身体运动的多元意涵被现代性语境所遮蔽；在以往效仿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赶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体育被赋予无限的“意义感”，而身体运动的经验性解释以及日常感知则被忽略，运动行为的本土化建构在知识生产中沦为被言说的客体。另一方面，本土的身体以及身体运动思想在促进中西社会理论会通、建构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展现出独特的想象力。中国运动社会学应致力于实践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和文明主体性建设。从本土经验中提炼原创性问题，在中西互鉴下回应时代症结，以本土作为方法、世界作为目的，用中国之原理解决世界之问题。

历史表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与思想争鸣和回应时代重大问题的知识体系建构相伴。“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成果”，(59)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成为构建中国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思维新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中国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标识性概念必须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原创性问题，用本土道理总结中国经验，转化为具有主体性的知识体系，并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60)和实践上的问题原创性回应现代化命题。如今，在现代体育和竞技被作为主流身体运动的情况下，我们需清晰地意识到体育和竞技不是身体运动的全部，近代以来的概念与思维的“植入”并不能限制我们对运动行为与议题的拓展。在构建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标识性概念时，重返人类文明的整体视野与根本问题，既有助于降低“外生型现代化”的消极影响，纾解“全盘西化”和“全盘他化”的思维难题，而且能够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真实的世界和未来。

注释：

①鲁长芬、韩贝宁、罗小兵：《标识性概念与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体育科学》2024年第8期。

②陈云松：《“社会学想象力”的重思与拓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自觉》，《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③王智慧：《运动社会学：身体生物性与社会性联结的谱系及范式》，《体育与科学》2024年第1期。

④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

⑤景天魁、魏厚宾：《群学的创立及其对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意义》，《人文杂志》2022年第9期。

⑥Szacki,J.History of Sociological Thought,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9,p.ⅩⅣ.

⑦黄克武：《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1-354页。

⑧杨儒宾：《儒家身体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6-23页。

⑨邹蕴：《庄子的“宇宙身体”观及其美学意涵——以〈庄子·德充符〉为中心》，《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⑩陈立胜：《宋明儒学中的“身体”与“诠释”之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0-31页。

(11)在体育概念引入之初，将英文“sports”译为中文语境中的“体育”，导致原本侧重身体运动的“sports”被理解为以身体教育和竞技为核心的体育运动形式，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从业者和民众的实践思维，并据此形成了对身体运动行为的广义和狭义“体育”概念识别与界定。

(12)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13)李小白：《汉代尚武精神的嬗变与“英雄”文化的生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0页。

(15)司马迁：《史记·卷68·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页。

(16)蒋礼鸿：《商君书锥指·赏刑·境内》，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9页。

(17)司马迁：《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30页。

(18)王凯旋：《“崇文”抑或“尚武”——秦汉选官思想探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9)康宁：《论儒家身体政治思维由孟子到荀子的转向》，《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20)黎晓丹、叶浩生：《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心理学报》2015年第5期。

(21)康有为：《万寿大庆乞复祖宗行恩惠宽妇女裹足折》，《康有为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9页。

(22)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7页。

(23)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24)凌红、李超：《严复思想的伦理向度：“尚力”与“尚德”》，《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25)奋翮生：《军国民篇》，《新民丛报》1902年3月10日，第3号。

(26)韩丹：《谈“奥运三问”的历史真相》，《体育与科学》2015年第6期。

(27)王智慧：《运动社会学：身体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对称及转译》，《江海学刊》2024年第1期。

(2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2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30)[波兰]兹纳涅茨基·弗洛里著：《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31)王智慧：《速度：身体的内向殖民与社会性重构——加速社会下体育与现代性反思及择向》，《体育与科学》2024年第6期。

(32)杨守建：《“想说爱你不容易”：青少年体育运动参与的状况与问题——基于全国10省(市)的调查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7期。

(33)周晓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现代化与转型叙事——辅以40位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为线索》，《社会学评论》2024年第4期。

(34)王智慧：《运动社会学：身体生物性与社会性联结的谱系及范式》，《体育与科学》2024年第1期。

(35)王智慧：《运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边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4页。

(36)迄今为止，国内学术和实践操作中对“体育”的能指和所指尚未达成统一共识，存在“体育与运动”并置使用的状况，这说明在国人的思维体系中体育与运动的所指有所区分，只不过这种区分被所谓“主流”实践操作所遮蔽，但整体上来看体育从属于教育已经形成广泛共识。

(37)孙庆彬：《论儒家思想对中国体育的负面影响》，《体育学刊》2004年第6期。

(38)[日]沟口雄三著：《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30页。

(39)王智慧：《作为身体内向异化变体的速度——“竞速革命”下的体育与现代性》，《社会发展研究》2024年第3期。

(40)张晓林：《论学校体育中的强制与自由——由学校“强制体育”引发的思考》，《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年第12期。

(41)王智慧：《虚拟表象：不确定的身体与自我——生成式AI浪潮下身体运动感知形态的嬗变》，《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

(42)吴晓明：《论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43)于永成、贺来：《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44)邹广文、仝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哲学意涵与实践诉求》，《世界哲学》2025年第2期。

(4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4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3页。

(4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48)贺雪峰：《“大循环”：经验的本体性与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

(49)闻翔：《“预言”的终结与社会理论的危机》，《学术月刊》2025年第4期。

(50)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51)孙睿诒、陶双宾：《身体的征用—— 一项关于体育与现代性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52)王智慧：《公共性重塑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基于“村超”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社会建设》2025年第3期。

(53)王智慧：《体育学的想象力：个体运动行为研究范式的生成与书写》，《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54)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73页。

(55)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2页。

(56)张亮、黄志辉：《“作为方法”的兴起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1月5日。

(57)翟学伟：《家国同构：事实、认同与研究预设》，《学术前沿》2026年第1期。

(58)贺来：《“群”与“己”：边界及其规则》，《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

(5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60)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