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方位是历史发展的坐标与方向，揭示了一定时期的内在性质、特征和定位。以辩证思维把握“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是做好“十五五”时期各领域工作的认识论前提。从时机上看，“十五五”时期体现“时”与“势”的互通，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从环境上看，“十五五”时期隐含“危”与“机”的互化，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复杂时期；从内容上看，“十五五”时期蕴蓄“质”与“量”的互进，是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跃升时期；从过程上看，“十五五”时期注重“稳”与“进”的互促，是确保经济社会向上向好的发力时期；从方法上看，“十五五”时期要求“立”与“破”的互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充分理解和把握“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才能真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出坚实步伐。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历史方位；辩证思维；中国式现代化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1]398历史方位即某一事件、时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处的方向和位置，内蕴其在特定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阶段和状态，是对这一事件、时期在性质、特征、定位等方面的客观描述与深层次反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作出了概括性厘定与宏观性判断，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2]。这一重大论断揭示，“十五五”时期是新征程上继往开来、接续奋斗的重要发力期，具有显著的开创性、突破性、承继性。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并进一步把握“十五五”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对于全面贯彻落实《建议》精神，深刻领悟“十五五”时期的时代使命，从而在未来五年以明确的目标导向、清晰的思维逻辑、科学的方法遵循，有效指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学界从《建议》出发，对“十五五”时期做了大量时代性解读与系统性阐释。其中，如何理解“十五五”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关涉“十五五”时期的认识论问题与定位性问题，是学界重点关注与思考的基本议题。总的来看，学界已围绕“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进行了一些探索，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形成了初步的理论突破和思想共识。一是宏观维度的研究。宏观维度是对“十五五”时期历史方位的整体性认识与全局性理解，是具有统领性的认识论研究。从宏观维度看，“十五五”时期既要继承“十四五”时期的发展基础，也要为2035年远景目标的如期实现提供坚实支撑，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时期[3]，折射出“十五五”时期历史任务的更新[4]，也彰显了“十五五”时期在“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历程中的特殊意义[5]，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6]。二是中观维度的研究。中观维度是“十五五”时期在特定时代课题中的历史方位，即在某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的结构位置。从中观维度看，“十五五”时期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化期[7]，也是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推进期[8]，更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转型的攻坚期[9]。三是微观维度的研究。微观维度是“十五五”时期在某一具体情境中的历史方位，是当前学界的研究重心与关注重点。从微观维度看，“十五五”时期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10]、数字产业集群创新发展[11]、体育发展与全民健身[12]、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13]、文化产业动能培育[14]、人口高质量发展[15]等多领域均有特殊定位和重要意义，由此实现对“十五五”时期历史方位的具象化呈现与多视角解读。
基于上述梳理，学界已围绕“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基础性研究，但尚存在一定的零散性、单一性、表层性，对于这一历史方位的理解也大多停留于《建议》文本层面的解读和阐发，尚未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深入“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本身进行系统性剖析和整体性解构，针对性、深层次研究尚付阙如。事实上，“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具有鲜明的辩证特征与辩证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能够充分认识和把握“十五五”时期历史方位的深刻内涵，实现对“十五五”时期基本形态的客观摹画与科学框定。本文在深入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建议》精髓要义的基础上，从“十五五”时期历史方位的宏观维度和中观维度出发，立足时机、环境、内容、过程、方法五个基本方面，以“时”与“势”、“危”与“机”、“质”与“量”、“稳”与“进”、“立”与“破”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分析视角，对“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问题进行科学思考、深入理解和全面阐释，从而在认识论维度完成一项关于“十五五”时期历史方位的研究，并以此为前提作出前瞻性的策略展望和路径分析，以期为“十五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方法论层面的行动遵循和政策建议。
二、“时”与“势”的互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6]“十五五”时期首先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时期，深受特定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时”与“势”便是这一社会历史环境的集中呈现。其中，“时”是时间、时机、时局，内蕴“十五五”时期所处的具体时间节点与阶段坐标；“势”是形势、趋势、态势，决定“十五五”时期所处的宏观背景环境与总体走向。“时”能够积蓄“势”，“势”可以把控“时”，二者在深度互通、紧密联系中又相互转化。从时机上看，在“时”与“势”的辩证统一中，“十五五”时期具有鲜明的目标导向和任务要求，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承前启后”是“十五五”时期的发展之“时”。《建议》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2]一方面，“十五五”时期以“十四五”时期为起点和基础。“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关口，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绿水青山成为亮丽底色，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17]。在这一背景下，“十五五”时期在“十四五”时期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之上，接续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主题，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深化改革、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等重大战略方向持续发力，是立足“十四五”时期的重大发展成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深化拓展期。另一方面，“十五五”时期以2035年远景目标为方向和旨归。2035年远景目标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出了明确的指标要求，这决定了“十五五”时期必须巩固发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足短板弱项，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从而实现适当高一些的经济增长速度，为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争取到更多的主动权，谋求更大的确定性[18]。在此意义上，“十五五”时期要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是将蓝图设想转化为具体实践的关键推进期。
“两个大局”是“十五五”时期的发展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19]综观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国际力量对比正朝多极化方向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回潮交替转化，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的重大成就和伟大变革，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利发展条件。但是，如何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高度，坚决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两个大局”中牢牢掌握民族复兴的历史主动，仍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复杂难题[20]。“十五五”时期具有国际国内大势双重叠加的鲜明特征，这种“势”的叠加，意味着“十五五”时期既要面临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带来的不确定、不可测风险，也要承担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在“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历史背景下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是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持续发力期。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这是《建议》对“十五五”时期历史方位的精确定性，更是“时”与“势”的共同决定与深刻形塑。长期以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始终是五年规划的重点议题和中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366而在“承前启后”之“时”与“两个大局”之“势”的交互作用和深度互嵌中，“十五五”时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更趋凸显。一方面，“时”的紧迫性，要求“十五五”时期必须在五年时间内向2035年远景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势”的趋向性，要求“十五五”时期必须精准辨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和重点目标，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了任务要求。总的来看，“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未来五年发展的“时”与“势”，基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个历史进程所作出的重大判断[21]。在“时”与“势”的融汇互通中，“十五五”时期要在有限窗口期内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对于2035年远景目标的如期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与奠基意义。
在方法论维度，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审“时”度“势”是基础。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22]“十五五”时期，我们要以“时”为基、以“势”为导谋划发展，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与全局性趋势，确保具体的规划、方针与政策既同“十四五”时期时序衔接、连续贯通，又能紧紧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主动顺应国际格局演化形势和科技革命发展浪潮，敏锐洞察时代走势与变革方向，将战略部署与时代特征密切结合，在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的基础上牢牢把握历史主动，以因应时代之变的前瞻性统筹和系统性布局在全球发展格局中赢得主动、抢占先机。
三、“危”与“机”的互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复杂时期
“危”与“机”是同一事物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方面，共同建构起一个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矛盾统一体。“危”与“机”相伴相生、相互转化，不存在绝对的危机，也不存在纯粹的机遇，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23]“十五五”时期，“危”蕴蓄着考验、挑战与不确定性，构成了“十五五”时期面临的各类风险隐忧的总和；“机”则昭示着机遇、机会与可能性，隐含着“十五五”时期所具备的各类有利条件和发展空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4]这从根本上指明了“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态势，即从环境上看，在“危”与“机”的辩证统一中，“十五五”时期的多元机遇与多重挑战共生共在、高度交织，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复杂时期。
一方面，“十五五”时期面临多重风险挑战，这是“十五五”时期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的。从国际层面来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之“势”中，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各类全球性问题日趋显著，国际环境中的诸多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给“十五五”时期带来了严峻的外部压力，阻滞了“十五五”时期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使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受复杂挑战和重大挫折，致使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以抑制中国崛起、维护单边利益为战略意图[25]，对我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从国内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和立足于中国国情，在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如何形成推动现代化成熟的政治领导力量、如何实现效率与共同富裕的有机统一、如何解决现代化发展的生态制约和如何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和平发展道路等难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26]，当前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却也存在经济增速下降、创新能力不强、收入差距扩大、产业转型过快等现实困境[27]，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突出难题。此外，在这一复杂变幻的发展环境中，“十五五”时期还可能遭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等突发性、系统性风险，对党和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应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风险挑战相互叠加、联动传导，进一步增加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艰巨性与困难性。
另一方面，“十五五”时期也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正处于关键的战略窗口期。其中，“数字化赋能新时代美好生活建构是历史变局中的必然抉择”[28]，以数字技术为中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十五五”时期最为重大的战略机遇，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显著的赋能增效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新技术突破加速带动产业变革，对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29]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科学技术取得新的突破，“以‘低空+物流’‘低空+旅游’等为代表的典型场景为我国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场域、新赛道”[30]，由此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建设。其中，“未来产业的发展以数据要素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技术群体性突破成为核心特征，以交叉融合产业为新型业态，以产业政策生态为竞争优势”[31]，为我国开辟产业新赛道、塑造经济新动能创造了重要契机。同时，在长期的发展建设历程中，我国已建立起体系完备、配套齐全、协同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并能够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广阔空间。整体来看，在当前复杂的发展背景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仍然具备独特的制度优势、坚实的物质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源、稳定的国内环境。这些积极因素的累积与新的机遇的出现，为“十五五”时期应对风险挑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危”与“机”的长期并存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特征，决定了“十五五”时期具有突出的复杂性、曲折性、变动性。这一复杂性，不仅体现为风险挑战同战略机遇的相互交织和多重叠加，更体现为二者并非处于孤立、静止的对立状态，而是构成了一个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有机整体，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路径面临严峻困境，但也倒逼出产业转型、创新驱动的重大机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对华遏制引发了复杂的经济发展挑战，但也促进了市场布局的调整优化与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32]。这种“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的复杂现象及其蕴含的内在机理，正是“十五五”时期必须把握的重点内容，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不是简单的线性流程，而是在应对多重风险挑战中开拓新局和创造机遇、在把握重大战略机遇中防范风险和化解危机的辩证实践过程。因此，“十五五”时期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复杂时期，既是对“十五五”时期宏观发展形势的总体描述和客观总结，也蕴含着“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思维方法和科学认知模式。
在方法论维度，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化“危”为“机”是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33]“十五五”时期，正确把握“危”与“机”的相互关系和互动条件，真正把风险挑战转化为战略机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实践思路。一方面，要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聚焦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前瞻性、预见性评估分析和对策研判，在发展中固安全，为发展营造稳定环境；另一方面，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从眼前的危机和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在安全中谋发展，将外部压力不断转化为深化改革、优化布局、聚力创新、提升效能的强大动力。
四、“质”与“量”的互进：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跃升时期
马克思指出，“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34]358，揭示了“质”与“量”之间的辩证关系。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也是准确把握经济发展质态的重要思维方法。“十五五”时期，“质”指称经济发展内在的属性、结构、效益等本质规定，内蕴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量”指称经济发展外在的规模、程度、速度等显性表征，构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建议》明确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的根本转变，也对统筹好“质”与“量”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全新要求。从内容上看，在“质”与“量”的辩证统一中，“十五五”时期同时承担着扩大经济体量、壮大经济根基和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双重任务，是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跃升时期。
“质”的有效提升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和基本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1]68，对经济发展的“质”提出了要求。“质”的有效提升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入的必要条件，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深度转型。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实践，集中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与发展要求”[35]，其“新质”就是指“在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对当代‘关键领域的颠覆性技术’所具有的巨大生产力的高度重视，是以独特的‘乘数效应’放大前两次工业革命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的独特之质”[36]。具体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要提升科技创新质效，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推动科技创新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转型；二是要提升产业发展质效，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构建附加值高、韧性强的产业体系，推动产业发展向智能化、融合化转型；三是要提升民生发展质效，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高教育、医疗等服务质量，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推动社会民生保障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型；四是要提升生态发展质效，加快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生态环境从污染治理到生态保护转型。这一过程中，还要特别注重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提升，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7]，实现发展成果共建共享。
“量”的合理增长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有力支撑。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是贯彻落实2035年远景目标的客观要求。“十五五”时期必须始终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确保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持续增长，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伴随经济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的转型，“量”的增长已不再盲目追求规模的扩张，而是要求一种符合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合理量”，是以“质”为目标和方向的“量”，具有科学性与适度性。这首先要求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即在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确保经济总量有序扩大，向中等发达国家稳步迈进的前提下，反对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盲目发展，从而为就业市场、财政收入等提供稳定而长期的支持。同时，要从供需关系着手，不断扩大有效需求规模和高质量供给规模，既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激发居民消费潜能，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38]，让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也要立足消费升级需求，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规模，推动供给与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这些“量”的扩大能够助推全过程的经济增长、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和全领域的消费升级，从根本上服务于国民经济“质”的提升。
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的主题，在这一范畴下，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是一个渐进性与飞跃性相统一的过程，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客观上描述和规定了“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与形态。一方面，“量”的合理增长是“质”的有效提升的重要支撑，没有必要的“量”的积累，“质”的提升就缺乏前提和条件。“十五五”时期，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传统的‘以城促乡’单向要素流动模式已无法满足当前的发展需求，城乡融合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39]，决定了这一时期必须继续做大体量、夯实基础，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以此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应对潜在风险挑战，确保2035年远景目标的如期实现。另一方面，“质”的有效提升是“量”的合理增长的目标指向，“量”的积累最终以“质”的提升为归宿，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由“量”到“质”的飞跃。“十五五”时期，“传统资源禀赋与新兴数字技术范式的摩擦逐渐显现，经济发展的禀赋条件随之发生深刻变化”[40]，依赖资源消耗和数量扩张的传统发展路径已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国际竞争日益体现为质量和效益层面的竞争，只有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才能在全球经济新版图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而厚植发展优势、筑牢发展根基。总的来看，“十五五”时期内蕴深刻的转型逻辑，是经济增长由“量”转“质”、以“质”取胜的关键阶段，也是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跃升时期。
在方法论维度，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量”“质”齐升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和大国博弈的物质基础。”[41]“十五五”时期必须合理统筹国民经济发展的“质”与“量”，既要将发展重心和发展方向转向“质”的提升，把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加快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全方位提高教育、人才、创新、生产等环节的发展质量，以“质”的提升引领“量”的增长；也要保持经济增长持续稳定，一体推进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扩大经济增量、创造发展条件，以“量”的增长服务“质”的提升，实现“质”与“量”的科学耦合与协同共进。
五、“稳”与“进”的互促：确保经济社会向上向好的发力时期
《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2]，对“十五五”时期的工作思路作出了明确规定。“稳”与“进”作为同一整体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密切联系，能够在动态平衡中形塑发展动能和发展优势，且共同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展开，具有同等的目标和指向。其中，“稳”强调发展的连续性、稳固性和可预期性，代表“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进”则指向发展的变革性、突破性和前瞻性，代表“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与动力。从过程上看，在“稳”与“进”的辩证统一中，“十五五”时期既要保证“大方向要稳，方针政策要稳，战略部署要稳”，也要“在守住根基、稳住阵脚的基础上积极进取，不停步、能快则快，争取最好结果”[42]，是确保经济社会向上向好的发力时期。
“稳”即筑牢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和底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高度重视“稳”的重要意义，强调：“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43]284“十五五”时期“稳”的核心是守住民生底线、稳住经济运行、巩固发展基础，即要求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本盘保持稳定。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要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坚决防止经济市场大起大落，为解决“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44]提供坚实支撑。同时，要着力把控物价水平，保障粮食、能源等重要商品供应，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营造安定和谐的经济社会环境。其中，保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是关键。政策连续性能够为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提供清晰、可靠的政策预期，从而有效提振市场信心、稳定社会秩序，对于增进民众接受度、增强民众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45]。总的来看，这些“稳”的目标构成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线要求和刚性准则，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各核心领域和基础内容，要以此为发展导向，稳住社会大局，提升治理效能，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打造稳固物质基础和战略回旋空间。
“进”即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和引擎。“十五五”时期，“进”要在“稳”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实现突破、取得实效，同时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与发展速率。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势必需要新的发展动能和经济增长点。这要求“十五五”时期必须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向科技创新要生产力，不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让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同时，要充分把握和利用好科技创新这一优势条件，持续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互促，有力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46]，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此外，还要以经济结构、经济布局的合理调整激活发展动能。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调区域发展、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47]，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质量和水平。
“稳”与“进”本质上是描述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两种不同模式。事实上，经济社会向上向好本身便蕴蓄着“稳”与“进”的双重规定性和内在耦合性，即只有保持经济社会稳定，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进步，才能始终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韧性、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48]，二者的统一是确保经济社会向上向好的基本前提。但是，从“稳”与“进”的辩证关系来看，“稳”以“进”为目标，“进”以“稳”为条件，过度强调“稳”将阻滞“进”的实现，过度强调“进”则会破坏“稳”的状态。二者必须达成一种动态积极的平衡态势，才能在守住发展底线、夯实发展基础的同时，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质量、效益、动力等多方面实现跃升和突破。因此，“十五五”时期要真正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2]这一发展目标，必须实现“稳”与“进”的有机结合与科学同构，在科学把握“稳”与“进”辩证关系的过程中，既防范化解风险、巩固现有成果，又激发创新活力、助力持续发展，确保“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向上向好、持续发力。
在方法论维度，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稳”中求“进”是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恰到好处，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49]“十五五”时期，我们要把握好“稳”与“进”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统筹谋划，既要防止急于求成导致“风险叠加”，又要避免因循守旧陷入“故步自封”。要以“稳”保“进”，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创造稳定环境；也要以“进”固“稳”，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发展韧性，以社会治理、改善民生凝聚社会发展共识，从而以“进”的成果夯实“稳”的基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向上向好。
六、“立”与“破”的互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
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34]22，这是唯物辩证法否定观的基本论断。客观来看，“立”与“破”正是这一辩证否定观的现实呈现。“破立并举”既是社会科学领域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辩证逻辑[50]，也是“十五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十五五”时期，“立”指新体制、新动能、新优势的构建与确立，即构建符合“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框架规则、体制机制；“破”指对体系桎梏、僵化模式和不良机制的突破与扬弃，即打破“十五五”时期陈旧体制机制、政策壁垒的制约和束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破立并举、先立后破”[51]的改革规律和改革原则，揭示了“立”与“破”之间的逻辑关联，也为分析“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方位提供了科学思维。从方法上看，在“立”与“破”的辩证统一中，“十五五”时期内蕴鲜明的改革意涵，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
“立”的要点是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52]180，指明了“立”的基本任务，即以时代变化为导向，以适应和推动实践发展为目标，结合客观实际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十五五”时期，“立”的范畴与内涵始终围绕高质量发展展开，其现实指向是以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创造新机遇。具体来看，“立”的内容至少涵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理念层面确立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地位，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要求贯穿制度设计全过程；二是在科技层面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三是在产业层面确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公平竞争制度，健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四是在外贸层面建立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构建同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这一过程中，要注重“立”的科学性、长效性、延续性，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构建不仅要“立得稳、立得住”，更要“行得通、真管用”，要让制度能够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发挥预期作用[53]。
“破”的目标是逐步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障碍。“破”的过程是批判、否定和扬弃的过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52]66，从根本上确立“破”的原则与决心。立足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十五五”时期，“破”的焦点集中于破除同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相适应、阻滞高质量发展进程的制度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这对打破传统发展模式下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始终以问题为导向，即“以中国本土实践中涌现的真问题、难问题、‘卡脖子’问题为根本导向”[54]，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具体的体制机制。“十五五”时期，既要破解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的制度性壁垒，打破市场准入中的隐性门槛、区域分割与行业垄断；也要突破科技创新领域的制度束缚，改变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科技成果转化不畅的现实境遇；还要消解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二元结构，“将城市与乡村看作一个整体，科学谋划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目标”[55]，调整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限制；更要整治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错位现象，纠正政府干预过多或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要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破”来“推动制度改革在政策目标上相互契合，在实施路径上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从而形成制度的整体合力”[56]。
“立”与“破”一体两面、协同并进，共同作用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向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跃升的重要动力。在本体意义上，“立”与“破”是辩证统一的改革方法论。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43]142因此，“立”与“破”的辩证统一强调在不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的前提下，对旧有的、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具体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予以系统性变革和整体性重塑，从而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而在具体的改革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改革的措施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与完善”[57]。现实地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并不是对既有事物的简单否定，而是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发展逻辑，通过确立并发展新颖事物，逐步代替原有事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上升”[58]，这对正确把握“立”与“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五五”时期，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立”与“破”都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如何在科学“立”制中厘定“破”的范畴与边界，在有效“破”障中确保“立”的稳定与效能，成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主线，也决定了“十五五”时期必然是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期。
在方法论维度，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破”“立”并举是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负作用”[59]，要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改革方法，有序推进改革实施。“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先“立”后“破”，以“立”为基础，以“破”为手段，在关涉发展范式转型、基本政策调整的重大问题上，注重先建立健全新的体制机制、法律规范，再在制度运行中逐步更替旧有制度，确保不发生制度断档和制度空转，保障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此外，还要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坚持“立”“破”一体，以“破”促“立”，锚定“十五五”时期面临的深层次矛盾集中发力，确保改革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最终在“立”与“破”的协同中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纵深发展。
七、结 语
历史方位是客观的、具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十五五”时期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出发，“十五五”时期是历史与未来相交汇、机遇与挑战相交织、量变与质变相转化、稳定与变迁相统一、改革与发展相贯通的关键时期、复杂时期、跃升时期、发力时期、攻坚时期，这是我们做好“十五五”时期各个领域各项工作的认识论前提。《建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2]只有在充分理解“十五五”时期历史方位的基础上，以系统思维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60]，把握好“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窗口和发展条件，才能在“十五五”时期这一关键历史节点上，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开拓发展新局面，凝聚共识、精准发力，从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出更为坚实、更为稳健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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