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力的实质是文化主体所生成的实践动能。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文化最初以新教伦理为引擎高扬人的理性与个体价值，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强大动能。随着资本逻辑占据统治地位，资本力量超越文化力，西方现代文化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西方现代化最终陷入人的异化与意义消解困境。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持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深度嵌入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党始终坚持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两个结合”，使文化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引擎与精神动力，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批判性超越。新时代新征程上，需进一步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与国际影响力，以铸牢文化主体性根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力；西方现代化；“两个结合”
李文珍，(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基地研究员。
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也走出了一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文明再造之路。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重视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联性，强调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再强调文化是支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与时俱进，呈现出从强调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和助力作用，到强调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自主性与引领性作用的重大转变。[3]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其深层逻辑在于对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深刻把握与自觉运用，进而使这一力量由自在状态迈向自觉状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根基，并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力量。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背景下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力，既有利于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与价值意蕴，也有助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一、文化力的内涵与实质
文化力即文化力量，作为指称文化与辩证关系的动力学概念，表现为一种内生且持续的文化动能。习近平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4]这一重要论述精准概括了文化力在各个领域的作用机制。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文化力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优化资源配置、塑造创新环境，为经济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作为政治文明的“导航灯”，文化力通过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促进政治认同，为国家治理提供价值指引。作为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文化力通过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和规范社会伦理秩序，维护社会的团结稳定。从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形态来看，文化力主要表现为激发力、导向力和感通力三个维度。[5]激发力指特定的文化价值能够激发人的潜能、热情与创造力，为经济社会活动注入活力；导向力指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赋予价值意义，引导其服务于符合社会价值的根本目的，规制其运行方式；感通力也即凝聚力指文化通过塑造认同感、同情心与共同价值观，以提升社会组织的内部效能与社会整合度，凝聚共识。三者形成的合力即为文化力。
从力的作用大小、方向和作用点的视角来看，文化力对经济社会发挥作用的功效取决于文化自信的厚度（决定力量大小）、价值导向的向度（决定力量方向）与精准赋能的效能（决定力的作用点）。首先，文化力的大小取决于文化自信的厚度。习近平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6]一个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越深刻、信念越坚定，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抵御风险、克服困难的意志力就越顽强，文化力的作用就越强劲。其次，文化力的方向取决于价值导向的向度。文化力具有鲜明的价值属性，正确的价值观能够确保一定的文化朝着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向发挥作用，反之则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能够为文化力注入新动能，使其发展方向更加契合时代要求。最后，文化力的作用点取决于文化精准赋能的效能。文化力的作用点是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接口。只有提升文化精准赋能的有效性，将文化资源有效转化为贴合时代需求的产品、服务和治理智慧，使其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文化力才能从“软实力”转变为“硬支撑”。在这三个因素中，如果把文化传统看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条件，那么影响文化力现实效能的关键变量就是文化力的作用方向与作用点。传统文化中前现代性的要素越突出，对现代化的阻碍也就越大，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就越小。一旦文化与现代化实践相脱离，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就会丧失。
文化力的实质是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性实践动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文化是人改造客观对象的过程与结果，是人类在长期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生产实践中创造的产物。文化具有“属人”和“为人”的性质，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与发展者，又无时无刻不被自己所创造的文化所改造。文化之所以能够彰显其主体性，是因为人与文化“共在”。而人又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7]，文化主体性因而成为一个实践性和关系性范畴。“文化主体性是一种集体主体性，是国家或民族的集体主体性的文化表征。”[8]文化力就是这种主体性得以确立和巩固的实践动能，是“现实的人”在解决生存矛盾、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不断生成的精神能量。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9]可见，文化主体性是文化力得以激活的根本前提，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情感和价值状态，文化力是文化主体性改造世界的实践动能。只有确立了文化主体性，文化力才能更好地引领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需要具备主体意识，即文化自觉、文化自主和文化自为。文化自觉，即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对自身文化的优劣有着清晰认识和理性反思，能够主动谋划文化的发展。文化自主，即一个民族或国家在文化交往中保持独立的判断权和选择权，不依附、不屈从于外来文化的强制和规训。“一种文化形态只有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才可能生成文化主体性。”[10]文化自为，即文化主体主动地回应时代需要，推进文化创新，有目的地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实践动力。文化自觉、文化自主和文化自为三者有机统一，构成文化力的主体性基础，并由此凝结为深层的文化自信。其中，自觉是自主的前提，自主是自为的保障，自为则是自觉与自主的实践归宿。也正基于此，文化不再是静态的“成果”或“遗产”，而是动态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文化主体性在实践中的彰显与释放。
文化力与现代化之间呈现着内在的“双向互构”关系：一方面，现代化为文化力的生发提供历史场域与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文化力则赋予现代化以独特的精神力量，塑造着现代化的道路形态与本质特征。文化力不仅为现代化实践提供动力，而且在根本上规定了现代化的“灵魂”与“方向”。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否发挥其主体性力量，直接关系到该国能否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缺乏文化主体性力量的引导，现代化极易沦为对别国现代化模式的盲目模仿，从而陷入“传统-现代”“本土-外来”的二元对立与精神迷茫之中。
二、西方现代化文化力的式微与当代困境
“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孕育出具有现代性的文化。”[11]审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文化力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发挥了引领与推动作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通过张扬人的理性与个体价值，把人从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为科技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与政治民主化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实践动能。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深刻揭示了这一文化动力机制。在新教伦理体系中，获利行为被阐释为上帝的“恩宠”，从而使得人们的逐利活动得以挣脱传统教义的束缚，获得宗教伦理层面的正当性。“天职”观念又将谋利视为信徒对上帝应尽的义务，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蒙恩实践。与此同时，新教还提倡“节俭”，严格抑制消费，尤其排斥奢侈品的耗费。[12]新教伦理通过重塑“天职”观念，将世俗职业劳动提升至侍奉上帝的神圣高度，并倡导理性禁欲主义，从而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推动西方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由此，资本主义现代化获得了文化上的三大动力系统：“‘蒙恩’的观念与谋利的合法性，‘天职’的观念与谋利的必要性，‘节俭’的观念与积累的必然性。”[13]这种文化力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发动机”，通过重塑西方社会的心理与行为方式，转化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动能，并最终塑造出西方资本主义特有的理性化精神气质。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文化的传统制约力比较小（相较于文明古国），文化力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更加直接而迅捷。当西方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时，便形成了强大的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这种文化动力能够使西方社会的各类资源迅速服务于社会变革，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爆发式增长。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16-18世纪的英国经济水平的提高都伴随教会内部强大的新教运动，而经济的下降与当时英国新教不是很活跃有关。”[14]这一时期，西方的文化力与经济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形成了强大的经济推动效应。
然而，由于西方国家缺乏文明古国所具有的文化稳定性，文化力也容易出现用力过大但方向不稳的问题，导致其作用点发生偏移。文化力最初以新教伦理为引擎，却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偏离原初的伦理约束，滑向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方向，经济自由主义演变为极端的物质主义。更为严重的是，西方现代化进程往往与殖民扩张和文化霸权主义相互勾联，进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冲突与不平等问题。西方理性主义的普世化，从来不是纯粹的启蒙，而是始终伴随着暴力与支配的逻辑。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逐渐演化出新的社会问题。
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深入，资本逻辑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资本的力量超越文化力，文化力的运行机制发生根本性逆转，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与附庸。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工具理性获得空前扩张，而以伦理、信仰或审美价值为导向的价值理性则遭到系统性的压抑。这使得西方现代化虽带来技术飞跃和社会组织的进步，但同时也导致了人的异化以及意义的消解。[15]马克斯·韦伯敏锐地指出，在理性化和理智化的资本主义时代，“那些最崇高的终极价值，已经退出了公共生活”[16]。当经济理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合理性标准时，人这一主体就被简化为“经济人假设”，劳动也异化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单纯工具。马克思批判道：“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7]在现代化语境中，文化原本应当是涵养人性、安放人心的精神家园，但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却成为资本逐利的利器，文化力日渐式微，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势必陷入意义消解的困境。
最终，西方现代化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呈现出深重的文明困境，即其在推动人类社会快速进步的同时又因“人文主义”的失守衍生出自我否定的对立状态。文化原先具有的凝聚力与创造力消失殆尽，资本主义在产生之初所坚守的禁欲主义被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所取代，精神上的深刻危机成为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盛行下的必然产物。“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最深刻矛盾，是‘文化矛盾’，其根源就是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的分离与背离。”[18]这一矛盾的核心和本质就是文化力和资本力量的背离。同时，西方现代化在“祛魅”过程中割裂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将进步等同于对历史的否定，进而确立西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的霸权。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社会现代化把自己同看来已陈旧不堪的文化现代性区别开来，而仅仅履行已组成一个独立系统的经济和国家、技术和科学的法律职能。因此，社会进程的不断加速似乎变成了一种枯竭的、进入凝固状态的文化对立面。”[19]文化力与社会发展的断裂，引发西方社会物质富足与精神空虚并存的现代性危机。
这些问题和弊端不仅影响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也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提供深刻警示，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以及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正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弥合现代社会“经济冲动力与文化冲动力”的裂痕，将“人”的发展重新界定为文明的尺度与归宿，向世人展现一种伦理实践型的文明新形态。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展开的过程，任何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文化特色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正是不断激活中华文化并赋予其时代内涵与持久动力的历史过程。
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力的彰显与超越
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发展史中孕育生成的中华文化，凭借其内在的精神定力与旺盛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上下求索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根基与持续的智力支持。然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自身的积淀与延续，更在于其能否在历史的巨变中创造性地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在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来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历史性地激活和转化，并深度嵌入我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进程中。可以说，文化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深层引擎，在各个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机，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20]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科学理论指导，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1]在这一背景下，党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这标志着中华文化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对这一纲领作出精辟阐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2]其中，民族性赋予文化以凝聚民族力量、抵御文化殖民的强大功能，在民族危亡之际唤醒了中国民众的文化认同和爱国热情；科学性为传统文化发展提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大众性则使文化突破知识精英的狭小圈子，成为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投身革命的现实力量。新民主主义文化既是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武器，也是弘扬革命精神、取得革命胜利的引领性力量。它形成于长期的革命实践，反过来又成为推动革命实践取得胜利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面貌和斗争精神，丰富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宝库。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不仅为革命最终胜利奠定思想文化基础，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提供最初的文化条件与精神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深化对文化凝聚、引领与驱动力量的自觉把握，开始系统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在一穷二白的东方大国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开拓性成就，中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毛泽东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工业化和消灭阶级以外，还有精神条件，即实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提高文化水平。”[23]这表明，党在经济秩序重建与制度体系构建的同时，已自觉将精神力量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框架。党运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动员全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不仅推动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变革，也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刻转变。[24]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积淀的家国情怀、集体主义、自强精神得到极大发扬。同时，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等时代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一系列的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昂扬斗志，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这期间，毛泽东首次将文化上升到“现代化”的高度加以审视，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将“现代科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25]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从现代化的整体性视域把握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深刻认识到文化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始终将文化建设置于总体布局的重要位置，使其成为现代化事业有力的价值引领与精神支撑。这一时期，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文化在现代化全局中发挥深层作用筑牢了理论根基。在全面展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明确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强调“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26]，深刻揭示文化在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塑造现代人格中的基础性功能。世纪之交，江泽民从执政党建设的根本要求出发，提出党“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7]这一重要论断，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性质、导向作用和价值目标的系统性认识。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将文化的重要性提升到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层面，明确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28]。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发挥文化的引领力、支撑力、凝聚力和竞争力作用，对文化建设的内涵与战略地位的认识不断拓展，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深层驱动功能得以持续释放。这一时期，党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武器，旗帜鲜明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同时，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时代精神，生动反映中华民族昂扬向上、开放自信的精神风貌，向世人呈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既展现了巨大的文化力量，也彰显出独特的文化魅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价值根基与精神引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交织激荡，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科学指南，对内起着凝心铸魂的根本作用，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对外则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国际辐射力和影响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也意味着党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跃升至新境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文化自信成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层动力[29]。文化自信的增强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共同构成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精神性和制度性基础，进而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提供了坚实文化支撑。正如习近平所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30]中华文化既是内生于中华民族血脉、融贯于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精神根基，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新时代，文化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呈现出系统性、融合性和引领性的崭新特征：系统性体现为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形成统筹推进的整体格局；融合性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深度贯通，以“第二个结合”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31]；引领性则体现为文化自信从精神层面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最深层的心理认同基础，推动文化力从支撑性精神力量跃升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性精神动能。
纵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精神支撑、价值引领与深层驱动的独特功能，根本原因在于党始终坚持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并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基于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不仅为不同时期的现代化探索注入强大的内生动力，更在文明形态的维度上实现了对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模式的批判性超越。
文化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充分彰显与持续提升，首先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自觉。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力长期从属于资本增殖逻辑不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将文化的革新与建设视为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两个文明”协同推进的战略安排，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强调，直至新时代“四个自信”“两个结合”的提出，都体现出党在回应不同时期的“历史之问”时，对文化理解的不断深化。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工作实践中，文化力不仅是实现社会整合的资源性力量，更是构成规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抵御精神虚无与价值异化的主体性力量。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并非外在地赋予文化以某种政治功能，而是通过持续的制度化实践，使文化本身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力量，从而在根本上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文化沦为商品拜物教的附庸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通，从而内在地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伦理取向。作为“两个结合”的产物，新的文化生命体以中华传统智慧滋养并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伦理[32]。从现代化与人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导向与中华文化中“民惟邦本”的思想智慧相贯通，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伦理，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见物不见人的资本逻辑；从现代化与自然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相融合，催生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取向，扬弃了西方工业文明主客二分、征服自然的片面发展观；从现代化的精神动力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华文化中“天下为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相联结，构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凝聚力、进取精神与治理智慧协同发力的深层动力结构。相较于西方新教伦理催生的“勤勉-节俭”二元驱动机制[33]，这一动力结构具有更强的价值引领力与实践整合力。它在激发个体创造活力的同时，以家国一体的伦理认同，有效规避了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原子化与价值虚无主义的风险。
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力的系统培育
在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中，文化力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战略意义。当前，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高质量发展要保障方向不偏、战略不失误、总体进程不遭遇大挫折，就需要人文要素的强力引领和支撑”[34]。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力正是将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共同理想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内在动力的主体性力量。习近平指出，要“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35]。这既明确了我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力的系统培育指明了实践路径。
第一，铸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思想引领力是文化动力系统中的最高维度，所要解决的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决定着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与道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生成于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深度结合，并由此获得一种贯通传统与现代、连接理论与实践的独特品质。
铸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是一项系统性、战略性的工程。这一工程的核心要求在于铸牢全党全社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首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确保思想引领力方向正确、意志坚定的政治前提。做好文化工作，首先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这一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根本性工作，要将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确保任何时候都不旁落。唯有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在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立场坚定，思想引领力方能获得最坚实的政治保障。其次，深化“第二个结合”是铸牢思想引领力的理论根基与创新源泉。“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彼此契合下的创造性融合。[36]要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着力推进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思想引领力在贯通古今中获得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强大的理论底气。最后，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有效拓展思想引领力作用空间的实践路径。文化产业不仅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能，更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富有思想内涵、艺术魅力的文化精品，并借助现代数字技术赋能传播体系，创新叙事方式，从而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过程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二，涵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凝聚力。精神凝聚力是“把分散的、不同的精神力量，通过凝结聚合而形成集中的、共同的、统一的精神力量”[37]，它是文化力在社会心理层面的体现，所要解决的是“我们是谁、如何成为一体”的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调动主体力量。
涵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关键在于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承从理论层面转化为具体、日常的实践，使其真正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首先，以融入高质量发展为实践依托，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凝聚力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实践。马克思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8]。文化要成为指引人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自觉，必须依靠“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为此，应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让这些精神力量直接作用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主体，推动精神力量向发展动能转化。其次，以共同富裕为物质目标，激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其中，“共同”是指人民对财富的占有方式，“富裕”是指人民对财富的占有程度。[39]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此，应当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三牛”精神等，激励党员干部和广大劳动者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实践中主动作为，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凝聚起以团结奋斗为核心的精神力量。最后，以促进人的现代化为精神旨归，夯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凝聚力的深厚根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经济目标，人的现代化则是其根本旨归。“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40] 在社会主义中国，一切发展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命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正逐渐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砥砺品格、完善自我的内在滋养。从大历史视野看，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如在传播方式上，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播十分小众，而在现代社会，“借助社交平台、自媒体平台，人人都可以成为文化的传播者与受众，地域性的藩篱也被互联网打破”[41]，这为以文化人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在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践进程中，要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凝聚力体现于国民教育全过程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全领域，以文化人、强基固本，使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
第三，激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感召力。价值感召力是文化力的认知维度，所要解决的是“何为真、何为善、何为美”的问题，是塑造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认同的关键力量。价值感召是“价值主体用先进的价值观说服、引导和感化价值客体，摒弃落后的价值观并接受先进的价值观的过程”[42]。文化的价值感召力就是指一种文化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通过自身魅力，吸引人们自觉认同、主动追随的力量。这种力量既不同于强制性的规训，也不同于功利性的诱导，而是一种基于意义共鸣的“感化”与基于价值引领的“召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层内核，起到凝聚社会意识和整合社会力量的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激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感召力的重要路径[43]，也是增进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认同的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锚定现代化目标，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规约现代化秩序，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塑造人的现代化品格，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机统一的价值坐标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融入日常生活、制度规范、文化产品等，才能从“观念”转化为“力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文化建设，将进一步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感召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广泛的社会共识与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是文化力的外部呈现维度，所要解决的是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以及中国形象的全球认知问题，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国际认可度的重要力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与有效的话语支撑。但需清醒认识到，尽管当前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但在国际舞台上依然面临着“失语”和“挨骂”的窘境。
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关键在于建构能够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在多重维度的有机统一中实现逻辑贯通与实践运用。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厚底蕴，构建兼具真理力量与文化底色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44]其次，坚持实践与理论相贯通，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经验，从具体实践中提炼原创性概念、范畴与命题，将“中国经验”系统升华为“中国理论”。最后，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不断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吸收借鉴中形成兼容并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数字媒体、人工智能等各种方式打造多渠道、立体式的国际传播体系，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相互统一，协同发力，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不竭的文化力、铺就了深厚的人文底色。正是这种合力强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文化特征：从内部来看，它“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45]；从外部来看，它不是西方现代化那样的充满对立与异化的“征服型”现代化，而是一种厚德载物、协和万邦的“文明型”现代化。
五、结 语
文化力既是认知范式，也是动力体系，更是实践机制。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差异，既不在于“物”和“人”的现代化程度之分，亦不在于社会制度、市场机制或科技水平的不同，而在于两者赖以展开的“文化力”的深层分野。发端于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的西方现代化，在新教伦理、个人主义与科技理性主义共筑的资本主义文化力量主导下，形成以资本为中心、追求效率至上的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中国式现代化则凭借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力运行机制，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型”现代化模式。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充分释放文化的主体性力量。既在思想层面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又在实践层面将文化力转化为富有活力的实践动能，使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彰显其内在的文明价值，唯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进一步书写出贯通古今、融通中外的文明新篇章。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与经验研究”(23&ZD031)的阶段性成果。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2]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页。
[3] 杨凤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地位与作用的百年认知》，《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4期。
[4]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5] 樊浩：《经济与人文力》，《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3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8] 桑明旭：《论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化基础》，《湖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9]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9页。
[10] 杨建锋、潘玉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与原创性贡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11]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12]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42-181页。
[13] 樊浩：《人文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学”？》，《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14] David C. McClelland, The Achiving Society,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Inc, 1961, p. 176.
[15]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8-41页。
[16] [德]马克斯·韦伯等著、李猛编：《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44-4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
[18] 樊浩：《人文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学”？》，《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19]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709页。
[23]《毛泽东年谱》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547页。
[24] 赵剑英：《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发展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1期。
[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
[26]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8页。
[27]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28]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39页。
[29] 项久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叙事》，《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3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536页。
[3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6页。
[32] 韩升、吕叶青：《“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展衍路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6年第1期。
[33] 王宁：《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经济转型——一个制度—文化耦合性的分析视角》，《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3期。
[34] 任平：《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35] 习近平：《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求是》2025年第8期。
[36] 任娟：《“第二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逻辑与进路》，《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37] 欧阳辉：《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前进方向》，《人民日报》2025年2月7日。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0页。
[39] 李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伦理向度》，《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94页。
[41] 郭广银：《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学理思考》，《文化与传播》2025年第1期。
[42] 赵付科、尚英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力”的三维审思》，《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3期。
[43] 吴艳东、何军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感召力的内在结构、形成机制和提升路径》，《思想教育研究》2026年第3期。
[44] 田鹏颖：《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15期。
[45]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第7页。
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26年第3期
